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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9月14日,成都市民康先生向封面新闻反映,此前他交付了7万元装修款,但房子只做了水电部分,该装修公司门店就已被查封,老板也“人间蒸发”,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维权。对此,记者走访了康先生反映的成都大中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地,了解相关情况。天眼查显示,成都大中发装饰公司有多条“自身风险”现场走访:有保险公司在现场登记9月14日,记者来到大中发装饰公司楼下,看见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遮阳篷,有几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登记消费者信息。康先生说,他今年7月与大中发装饰签订了合同,交付了定金和材料费共计7万元。9月13日,装修工人告知康先生,大中发装修公司老板“跑路”了,因此要全面停工,工人让康先生走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事情。“才进场开始安装水电,可能也就花了1万元左右,剩下的怎么办?”康先生说,“介绍我来的销售就有很大问题,公司都欠了他2个月的薪水了,他还要向我推销。”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帮消费者进行登记康先生说:“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大中发附赠了我一个保险,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过来登记,后续看看保险公司怎么赔付。”另外一位消费者吴先生也花了7万元在大中发装饰公司装修,从开工到现在,5个月过去了,装修只进行了一半,目前也面临停工。“之前销售说会给我买保险,今天我来看根本就没给我买。”吴先生说。涉事公司电话无人接听消费者维权困难天眼查显示,成都大中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200万,法人为程建辉。当天记者多次拨打公司及门店电话,均无人接听。随后,记者来到春熙路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称有同事在现场处理此事,随后拒绝了记者采访。春熙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有同事正在现场处理“街道办工作人员让我去找派出所,等会我准备去派出所报案。”康先生说。律师:建议消费者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额款项面对装修公司出现经营异常,消费者要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如何降低自身风险呢?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代鹏说,对于目前遇到问题的消费者来说,尽快报警、收集证据、向相关部门投诉以及民事起诉等都是有效的维权方式。“通过向法院起诉获得法院胜诉判决书并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申请追加未实缴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代鹏说。同时,他也提醒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时要谨慎,签订合同要细致,施工过程要监督,付款方式要合理,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额款项,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编辑丨李岩9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其中,百色市副市长方志高,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副厅级领导职务。公开资料显示,方志高出生于1968年1月,壮族,籍贯广西百色,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方志高拟任新职方志高曾任田阳县坡洪镇镇长、县政府办主任,乐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百色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办公室副主任,百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等职,2016年5月任乐业县委书记。据新华社报道,乐业县因境内著名的大石围天坑,被称为“世界天坑之都”。2020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乐业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6月29日,方志高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据《农民日报》报道,回顾摘帽过程,方志高感慨: “全是石旮旯,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 ”乐业县为了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收入达标等脱贫标准,逐户逐项研判,逐户研究解决短板问题、逐户紧盯跟踪落实,做到硬仗硬打、硬账硬结。2021年10月,方志高当选百色市副市长,负责民政、农业农村、退役军人事务、深圳百色对口帮扶协作等方面工作。至此番拟任新职。据官网介绍,百色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南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359.5公里。全市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辖12个县(市、区)13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23万。百色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中国芒果之乡,更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邢晓婧】18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称,日本防卫省今天表示,中国航母辽宁舰进入日本冲绳地区,能否证实这个信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资料图林剑对此表示,关于你提到的有关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予以询问了解。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中方的有关活动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延伸阅读中外航母编队首次大规模高强度对抗细节披露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日前开始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9月15日,专题片第五集《中流击水勇担当》披露了一段辽宁号航母编队的“往事”。政知君梳理出几个关键词,更加直观呈现这场中外航母编队海上对抗的细节。首 次9月15日,专题片第五集播出之前,央视网推出预告片并且介绍,该片将展示中外航母编队首次大规模高强度对抗中,歼-15舰载战斗机在远海雨中起降,驱离外机情况。西太平洋某海域介绍这场对抗时,专题片画面配发字幕:“西太平洋某海域”。同时,当时我方舰船驶入降水区域,将面临强对流天气。专题片画面配发字幕:“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号专题片配发字幕显示,执行此次任务的系海军辽宁舰。同时画面显示,我方航母舷号“16”。资料显示,辽宁号航母系我国首艘航空母舰,采用常规动力、滑跃起飞甲板,可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舷号“16”。2012年9月,辽宁舰入列。服役后,辽宁舰航母编队2016年底首次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而后,辽宁舰多次前出西太。4架 VS 4架专题片画面显示,辽宁舰指挥所内传来空情:“外方战斗机一批4架,持续向舰队抵近,研判可能对编队实施模拟打击。”歼15战机从辽宁舰起飞面对步步逼近的外方战斗机,指挥所发出指令指挥歼-15舰载战斗机起飞:“空空构型,歼-15战机4架,二等转一等……”飞行员驾驶战机出动实 弹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侯海鹏在专题片中介绍:“我们升空是带实弹的,对方升空肯定也是带实弹的。”辽宁舰甲板上停放着多架歼15专题片还引述执行此次任务的官兵回忆称:“我们到达指定空域后,外机不断向我们逼近”“我也会做出相应动作,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对方没想到我们能做出如此动作,外机看到阵仗不太对的时候,采取了脱离”。亮 剑专题片中,多位海军航空兵官兵总结称——“几十年来只有他们在这片海域(西太平洋)上空活动,今天我们也能和他们同场较量。”“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多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敢于亮剑。”“这只是海天英雄们的一段往事,我们为远海大洋的天空而生,远洋上空留下过我们战斗的姿态。为了这一切,十几年的时间,我们走了别人上百年的路,我们的飞行不曾停下,我们的战斗不敢停下,我们的事业更不能停下。”

黎巴嫩救援现场当地时间9月17日,在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南郊达希耶以及贝卡谷地东部(均为真主党据点),数千名真主党成员受伤,他们的新传呼机同时爆炸,在他们的腰带上或是口袋里爆炸。正是因为传呼机所在的位置,据称已经有大量的真主党成员的腹股沟受伤,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当时正在一家杂货店购物,他的口袋突然发生爆炸,碎片从他的裤子里飞出,他摔倒在地,随即流血不止。此外还有不少人的手部也受伤了,甚至还有人被炸掉了手指。不断有伤员被抬进医院根据黎巴嫩官员的说法,目前已有9人遇难,超过2750人受伤,其中200人伤势严重。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马尼也“受了皮外伤”。此外,也有消息称,死者中有一个是黎巴嫩议会真主党议员阿里·阿马尔的儿子。而这起爆炸事件,使真主党在过去一年付出的代价雪上加霜。该组织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损失了400多名成员,其中包括7月份遇难的最高指挥官阿德·舒库尔。爆炸现场捡到的传呼机的残骸对于很多人来说,传呼机已经是“古董”一般的存在了,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使用。而据消息人士称,真主党成员之所以要使用传呼机,是因为这种低技术的通讯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以色列对他们位置的追踪,而在爆炸时他们所使用的机器,是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新型号。为此一些专家猜测,以色列可能已经渗透进传呼机的供应链中。街道上拉起警戒线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称,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据称几个月前截获了真主党运送的一批新传呼机,并在其中安装了高爆炸药。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摩萨德特工据称在传呼机的电池内放置了一种高度爆炸性的物质,即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PETN) 。“然后装置在外部信号的作用下引爆,导致内部电池过热。”虽然以色列军方拒绝回答有关爆炸的问题,但在这一点上,摩萨德还是有先例的,他们此前曾在个人手机中放置炸药来袭击敌人。此外他们还展示过向个人设备注入恶意代码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设备过热甚至爆炸。大量民众聚集在医院门口虽然以色列拒绝对此次袭击发表评论,但真主党和黎巴嫩官员还是将责任归咎于他们,“我们认为以色列敌人应对这次犯罪侵略负全部责任”,并发誓以色列“必将为这次罪恶的侵略行为接受公正的惩罚”。而另一边美国也发声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没有参与其中。”

“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9月14日,成都市民康先生向封面新闻反映,此前他交付了7万元装修款,但房子只做了水电部分,该装修公司门店就已被查封,老板也“人间蒸发”,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维权。对此,记者走访了康先生反映的成都大中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地,了解相关情况。天眼查显示,成都大中发装饰公司有多条“自身风险”现场走访:有保险公司在现场登记9月14日,记者来到大中发装饰公司楼下,看见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遮阳篷,有几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登记消费者信息。康先生说,他今年7月与大中发装饰签订了合同,交付了定金和材料费共计7万元。9月13日,装修工人告知康先生,大中发装修公司老板“跑路”了,因此要全面停工,工人让康先生走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事情。“才进场开始安装水电,可能也就花了1万元左右,剩下的怎么办?”康先生说,“介绍我来的销售就有很大问题,公司都欠了他2个月的薪水了,他还要向我推销。”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帮消费者进行登记康先生说:“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大中发附赠了我一个保险,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过来登记,后续看看保险公司怎么赔付。”另外一位消费者吴先生也花了7万元在大中发装饰公司装修,从开工到现在,5个月过去了,装修只进行了一半,目前也面临停工。“之前销售说会给我买保险,今天我来看根本就没给我买。”吴先生说。涉事公司电话无人接听消费者维权困难天眼查显示,成都大中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200万,法人为程建辉。当天记者多次拨打公司及门店电话,均无人接听。随后,记者来到春熙路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称有同事在现场处理此事,随后拒绝了记者采访。春熙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有同事正在现场处理“街道办工作人员让我去找派出所,等会我准备去派出所报案。”康先生说。律师:建议消费者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额款项面对装修公司出现经营异常,消费者要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如何降低自身风险呢?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代鹏说,对于目前遇到问题的消费者来说,尽快报警、收集证据、向相关部门投诉以及民事起诉等都是有效的维权方式。“通过向法院起诉获得法院胜诉判决书并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申请追加未实缴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代鹏说。同时,他也提醒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时要谨慎,签订合同要细致,施工过程要监督,付款方式要合理,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额款项,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黎巴嫩救援现场当地时间9月17日,在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南郊达希耶以及贝卡谷地东部(均为真主党据点),数千名真主党成员受伤,他们的新传呼机同时爆炸,在他们的腰带上或是口袋里爆炸。正是因为传呼机所在的位置,据称已经有大量的真主党成员的腹股沟受伤,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当时正在一家杂货店购物,他的口袋突然发生爆炸,碎片从他的裤子里飞出,他摔倒在地,随即流血不止。此外还有不少人的手部也受伤了,甚至还有人被炸掉了手指。不断有伤员被抬进医院根据黎巴嫩官员的说法,目前已有9人遇难,超过2750人受伤,其中200人伤势严重。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马尼也“受了皮外伤”。此外,也有消息称,死者中有一个是黎巴嫩议会真主党议员阿里·阿马尔的儿子。而这起爆炸事件,使真主党在过去一年付出的代价雪上加霜。该组织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损失了400多名成员,其中包括7月份遇难的最高指挥官阿德·舒库尔。爆炸现场捡到的传呼机的残骸对于很多人来说,传呼机已经是“古董”一般的存在了,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使用。而据消息人士称,真主党成员之所以要使用传呼机,是因为这种低技术的通讯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以色列对他们位置的追踪,而在爆炸时他们所使用的机器,是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新型号。为此一些专家猜测,以色列可能已经渗透进传呼机的供应链中。街道上拉起警戒线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称,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据称几个月前截获了真主党运送的一批新传呼机,并在其中安装了高爆炸药。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摩萨德特工据称在传呼机的电池内放置了一种高度爆炸性的物质,即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PETN) 。“然后装置在外部信号的作用下引爆,导致内部电池过热。”虽然以色列军方拒绝回答有关爆炸的问题,但在这一点上,摩萨德还是有先例的,他们此前曾在个人手机中放置炸药来袭击敌人。此外他们还展示过向个人设备注入恶意代码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设备过热甚至爆炸。大量民众聚集在医院门口虽然以色列拒绝对此次袭击发表评论,但真主党和黎巴嫩官员还是将责任归咎于他们,“我们认为以色列敌人应对这次犯罪侵略负全部责任”,并发誓以色列“必将为这次罪恶的侵略行为接受公正的惩罚”。而另一边美国也发声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没有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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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8 17: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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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萌妻》

    “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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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男主,你外挂到了》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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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魔殿下求爱纪》

    “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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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世纪爷超拽哒》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邢晓婧】18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称,日本防卫省今天表示,中国航母辽宁舰进入日本冲绳地区,能否证实这个信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资料图林剑对此表示,关于你提到的有关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予以询问了解。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中方的有关活动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延伸阅读中外航母编队首次大规模高强度对抗细节披露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日前开始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9月15日,专题片第五集《中流击水勇担当》披露了一段辽宁号航母编队的“往事”。政知君梳理出几个关键词,更加直观呈现这场中外航母编队海上对抗的细节。首 次9月15日,专题片第五集播出之前,央视网推出预告片并且介绍,该片将展示中外航母编队首次大规模高强度对抗中,歼-15舰载战斗机在远海雨中起降,驱离外机情况。西太平洋某海域介绍这场对抗时,专题片画面配发字幕:“西太平洋某海域”。同时,当时我方舰船驶入降水区域,将面临强对流天气。专题片画面配发字幕:“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号专题片配发字幕显示,执行此次任务的系海军辽宁舰。同时画面显示,我方航母舷号“16”。资料显示,辽宁号航母系我国首艘航空母舰,采用常规动力、滑跃起飞甲板,可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舷号“16”。2012年9月,辽宁舰入列。服役后,辽宁舰航母编队2016年底首次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而后,辽宁舰多次前出西太。4架 VS 4架专题片画面显示,辽宁舰指挥所内传来空情:“外方战斗机一批4架,持续向舰队抵近,研判可能对编队实施模拟打击。”歼15战机从辽宁舰起飞面对步步逼近的外方战斗机,指挥所发出指令指挥歼-15舰载战斗机起飞:“空空构型,歼-15战机4架,二等转一等……”飞行员驾驶战机出动实 弹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侯海鹏在专题片中介绍:“我们升空是带实弹的,对方升空肯定也是带实弹的。”辽宁舰甲板上停放着多架歼15专题片还引述执行此次任务的官兵回忆称:“我们到达指定空域后,外机不断向我们逼近”“我也会做出相应动作,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对方没想到我们能做出如此动作,外机看到阵仗不太对的时候,采取了脱离”。亮 剑专题片中,多位海军航空兵官兵总结称——“几十年来只有他们在这片海域(西太平洋)上空活动,今天我们也能和他们同场较量。”“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多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敢于亮剑。”“这只是海天英雄们的一段往事,我们为远海大洋的天空而生,远洋上空留下过我们战斗的姿态。为了这一切,十几年的时间,我们走了别人上百年的路,我们的飞行不曾停下,我们的战斗不敢停下,我们的事业更不能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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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王独宠:呆萌小厨娘》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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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帝的金龟小宠》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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