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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3名村干部被查 资料图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8日消息，北京市两区三名村干部被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启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保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花木村党支部委员陈来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怀柔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延伸阅读北京一村委会主任贪腐 商人：他100句话99句是暗语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

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撰文 | 董鑫9月20日，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日方接受对福岛核污染水开展国际监测和中方独立取样监测，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距离日本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已经过去了一年，有超过6万吨的核污染水被排放到海洋中。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即便共识发表，中方反对日本单方面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立场也并没有变化，日本依然有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三个关键信息需要了解。第一中方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有发生改变‍‍‍共识发表当日，也就是9月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明确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2023年8月，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日本民众抗议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在中日各层级双边交往，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世界卫生大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大会、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等各种专业和多边场合都多次发声。2023年11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见。会见中，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这份共识，是根据两国领导人有关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精神，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十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毛宁说。后续，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继续本着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同日方开展对话，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涉及排海的关切。第二‍中方可以独立取样监测，这是重大突破‍日本排海行为史无前例。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已进行了8次核污染水排放，一年来总排放量达到约6.3万吨。有数据显示，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存量高达130万吨，要全部处理完毕，至少需要30年，但30年还只是一个最理想的时间。日方有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基于当前的监测水平和科学认知，即便一些数据结果现在显示“安全”，也无法确保未来能绝对安全。2023年8月，在日本福岛县相马郡新地町钓师浜海水浴场拍摄的“禁止游泳”的告示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骆志平告诉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本着对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生命健康安全负责的原则，我们要确保所有测量数据可靠可信，实现从取样到测量的全过程独立操作至关重要。在他看来，现在日本在排海过程中的监测存在不少问题。在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推动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福岛设置常驻办公室，并在福岛核电站内和周边海域对排海开展监测，这在机构历史上尚属首次。但现阶段，第三方独立监督不足。同时，一直有声音质疑日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不全面，缺乏科学性，除了人工放射性核素氚，还有数十种备受关注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仍有待全面掌握。“我们现在更多地是通过查阅报告，了解过程等来进行评估。此次双方达成共识，中方可进行独立取样监测，这就是非常有效地参与到整个监督过程中，是取得了重大突破。”骆志平说，在中方等所有利益攸关国长期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可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信性和有效性，也是对日方排海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确保排海风险可控。毛宁在记者会上透露，中日双方下一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需符合诸多前提条件‍‍海关总署决定，自2023年8月24日（含）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这是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定采取的紧急预防性临时措施，目的是全面防范风险、保护民众健康。“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毛宁在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骆志平分析认为，首先日方要切实履行共识中所做出的承诺，尤其是要保证中方独立取样和监测的顺利实施。在此前提下，如果相关产品能够同时符合日方和中方相关标准，才有可能视情况逐步放开。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存量高达130万吨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发布了《2023年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提到，我国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中人工放射性核素氚、碳-14、锶-90和铯-137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其他人工γ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均小于探测下限。海水中锶-90和铯-137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海洋生物中锶-90和铯-137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限制浓度标准》(GB 14882-94)。此前生态环境部已经表示，针对日本排海后的海洋辐射环境监测作出了部署，如果发现异常将及时预警，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资料｜ 新华社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美国《纽约时报》18日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以色列是事件幕后黑手，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该媒体形容称，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图自美媒报道称，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这些官员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要求保持匿名。《纽约时报》称，在黎巴嫩，以色列曾多次通过定点袭击暗杀黎真主党高级成员，这让黎真主党意识到，以色列显然是在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黎真主党高层从而推动使用寻呼机。报道称，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寻呼机虽然功能有限，但可以在不泄露用户的位置或其他危险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通讯。《纽约时报》称，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甚至在黎真主党高层决定扩大传呼机的使用范围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据三位了解此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的公司“BAC”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疑似来自台厂金阿波罗公司，金阿波罗公司18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与BAC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授权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该公司授权BAC公司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产品销售，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称，从表面上看，BAC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公司。但知情情报官员称，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制造的掩护之一。他们说，以色列至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以掩盖制造寻呼机人员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以色列特工。报道称，BAC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为他们生产普通寻呼机。但其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黎真主党。据这三名情报人员说，这些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掺有爆炸物。这种寻呼机2022年夏天开始少量进入黎巴嫩，但在黎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露情报后，这种寻呼机的生产量迅速增加。《纽约时报》称，在以色列，情报人员将寻呼机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按下的“按钮”。据媒体此前报道，当地时间17日，黎巴嫩全境多地几乎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死亡和受伤者多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也包括一些平民，其中遇难者中有两名儿童。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事件中受伤。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分别发表声明，对此强烈谴责。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全部责任”，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前一天在该国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其中约400人伤势危重。延伸阅读牛弹琴：黎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释放危险信号救护车运送爆炸事件伤者摩萨德果然够狠。虽然以色列拒绝公开承认，但全世界都认定，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摩萨德秘密主导生产了这批真主党订购的寻呼机，摩萨德偷偷在每台寻呼机中放置了约3克的炸药，摩萨德又在同一时间突然引爆了这3000台寻呼机。最后的结果，9月17日，黎巴嫩各地3000台寻呼机突然响了，人们纷纷掏出寻呼机查看情况，寻呼机突然爆炸，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眼睛、胳膊被严重炸伤。12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还包括多名可怜的儿童。图为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米尼，也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这还没有完。9月18日，也就是第二天，就在真主党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很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突然又发生爆炸，又造成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批寻呼机和对讲机，都是真主党在约5个月前购买。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寻呼机有点陌生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一度非常流行，它不能打电话，但可以查看和回复信息，很多人接到寻呼机信息，然后挤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在中国，手机大规模出现后，寻呼机逐渐退出市场。但在黎巴嫩，情况不一样。因为手机可以被定位，以色列随后发起定点清除，真主党为谨慎起见，不久前还下令真主党成员及家属，尽量少使用手机，而使用寻呼机。这一批寻呼机，正是真主党的定制货。生产商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台湾厂商授权一欧洲工厂生产，哪知道实际是摩萨德在主导。一家欧洲公司贴牌生产台湾的寻呼机！听来很不符合常理。台湾厂商有没有猫腻，我们不知道。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但我们知道的是，毫无疑问，这是真主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你想一想，有问题的数千台寻呼机，还有对讲机，真主党要员天天带在身边，居然不知道已经被摩萨德做了手脚；这批寻呼机、对讲机，里面还都秘密安置了烈性炸药，真主党依然毫无察觉。让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现实。摩萨德的耐心和精细，让人不得不服。真主党的大意和颟顸，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我总觉得，这一超限战的做法，更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才是安全的电子产品？真主党本以为，手机太危险，寻呼机较安全。哪知道，花钱购买的台湾产寻呼机，不仅被摩萨德掉包改装，实际更成了身边的定时炸弹。寻呼机是这样，对讲机是这样，手机呢？手机的锂电池更大，手机里的零部件也更多，手机可远程操控的可能性也自然更大。说实话，只要是电子设备，都存在类似风险。尤其是手机。手机，现在是很多人最亲密的伙伴。你手里最经常拿的，就是手机；即便睡觉，手机也可能就放在枕边。那会不会存在某一天，一个电话响起，你突然接电话，手机突然发生爆炸……别以为这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从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对讲机爆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事件发生后，“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就感叹，这“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他说，试想“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救护车运送伤者，当地街上满是持枪警戒的人员黎巴嫩的离奇爆炸，更传递了几个信息。1，情报工作，要胆大心细，但归根到底，还是靠科技。2，你眼中最安全的工具，往往是最危险的东西。3，不分差别的引爆，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真主党马失前蹄遭受重创，摩萨德高超手段让人拍案，但又带来一个疑问。以色列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引爆，到底意欲何为？可能性一，真主党要发现这个秘密了，摩萨德一不做二不休，在发现之前豪赌一把。可能性二，进一步刺激真主党，小打小闹不过瘾，要来就来一场大的，这样更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内斗，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我看到，事件发生后，伊朗谴责，俄罗斯谴责，欧盟谴责，联合国也谴责。欧盟谴责很简单，这样的攻击，危及黎巴嫩安全与稳定，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而且，“即便这些袭击似乎有针对性，但它们仍对平民造成了严重的附带伤害，在受害者中包括儿童”。联合国人权官员更是警告，这种以数千人为目标的攻击，不顾对方是平民还是武装成员，也不顾周遭环境，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无论谁下令和实施这次攻击，“都必须被追究责任”。以色列怕这些谴责吗？但毫无疑问，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寻呼机也罢，对讲机也罢，手机也罢，电脑也罢，如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被不法机构渗透，那就面临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真主党成员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使用对讲机 资料图软件有风险，硬件也有风险。摩萨德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CIA就真不知道？CIA就真没参与？如果一个隐藏的敌人，根本也不在乎所谓道德，总是喜欢无差别攻击，那后果会怎样？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超限战。超限战，战到了我们都拥有的电子产品。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产品。黎巴嫩寻呼机、对讲机大规模爆炸，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危险，真的无处不在！

“羊毛党仅退款反被平台薅，平台卷款20亿跑路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一则“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的传闻在网络流传。传闻称，有大量“羊毛党”涌入京淘淘购物后再申请仅退款，系统显示30天后到账，但这两天平台突然跑路了，号称卷走20亿元。网上流传“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传言 图源微博9月19日，两位京淘淘用户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则回应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前段时间公司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的购买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的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对于京淘淘推出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仅退款平台“跑路”整治“羊毛党”？购买18888元会员可“仅退款”90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在社交平台上，有部分用户发布京淘淘维权、跑路等信息，还有人组成维权群。也有声音称，“这些用户为‘羊毛党’，冲着平台仅退款模式下单”“跑路是整治羊毛党”。小红书APP上的用户维权笔记9月19日，红星资本局通过上述维权群联系到两位京淘淘用户，他们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用户王女士（化名）表示，自己在8月26日下单申请“仅退款”成功了，但是28日后下单的申请“仅退款”都失败了，涉及金额2万多元。用户胡先生（化名）称，自己和朋友也有一定金额的商品申请“仅退款”未成功。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是上海京剁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剁宝公司”）创立的一款购物软件APP，自称以“全民仅退款”的创新模式为核心，其APP的后缀名也标注着“全民仅退款”。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根据京淘淘“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 截图自京淘淘APP王女士称，她购买了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12万元。胡先生则购买了18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90万元。上述用户均告诉红星资本局，“仅退款”不成功是因为被京淘淘判定成了“羊毛党”。9月13日，王女士收到一则京淘淘发来的短信，称其“在APP反复套利下单活动优惠，金额巨大，以占有为目的，通过不正当途径‘薅羊毛’，恶意利用电商平台漏洞获取利益，且金额已达3000元。”但对于平台跑路的说法，上述用户均表示不清楚。平台回应：未跑路，发现“职业羊毛党”“仅退款”商品价格高出6倍9月19日，红星资本局测试发现，京淘淘APP目前可以正常下载使用，平台客服否认了跑路的说法，称公司公关团队已经注意到网络相关传闻。随后，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回复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对于上述用户提到的“仅退款”不成功，该负责人称，京淘淘前段时间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公司内部对不正常交易用户进行筛查，发现部分涉及金额巨大的“职业羊毛党”，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目前各项业务、退款等在陆续进行中。同时，该负责人还透露，对于这部分用户将采取法律程序。对于薅羊毛的说法，用户持不同意见。王女士认为，收到商品再申请仅退款才是“薅羊毛”，但目前连商品都没有收到，退款也不成功。胡先生认为，的确有羊毛党的存在。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京淘淘APP中，商品均显示两个价格，一个是“全民仅退款价格”，另一个是“立即购买价格”。红星资本局发现，两个价格相差数倍，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目前，这款音箱在京淘淘显示仅全民退款模式销售出1台。红星资本局发现，同样的商品在淘宝、京东等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更低。蓝牙音响“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 截图自京淘淘APP天眼查显示，京淘淘母公司京剁宝公司成立于2019年，在2024年3月获得了天使轮融资，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达30亿元，但投资方并未公布。红星资本局查询多个渠道，暂无法证实融资信息真实性。对于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平台能否盈利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消费者交了高额会员费是否能够用足，要看平台上是否有消费者心仪的仅退款商品，以及这些商品在会员期限内可以获得“免费”的总体额度与会员费之间的差额。崔丽丽还提到，这更类似于充值兑换为商品的模式（类似于单用途预付卡），玩法上可能更复杂。这种新型模式在消费者权益、会员费的资金池管理等方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国家对于单用途预付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以及类似于“押金”或“预充值”属性的会员费管理是非常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编辑 邓凌瑶

“羊毛党仅退款反被平台薅，平台卷款20亿跑路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一则“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的传闻在网络流传。传闻称，有大量“羊毛党”涌入京淘淘购物后再申请仅退款，系统显示30天后到账，但这两天平台突然跑路了，号称卷走20亿元。网上流传“购物平台京淘淘卷款跑路”传言 图源微博9月19日，两位京淘淘用户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则回应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前段时间公司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的购买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的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对于京淘淘推出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仅退款平台“跑路”整治“羊毛党”？购买18888元会员可“仅退款”90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在社交平台上，有部分用户发布京淘淘维权、跑路等信息，还有人组成维权群。也有声音称，“这些用户为‘羊毛党’，冲着平台仅退款模式下单”“跑路是整治羊毛党”。小红书APP上的用户维权笔记9月19日，红星资本局通过上述维权群联系到两位京淘淘用户，他们表示自己在平台下单后申请仅退款不成功，平台也没有退费。用户王女士（化名）表示，自己在8月26日下单申请“仅退款”成功了，但是28日后下单的申请“仅退款”都失败了，涉及金额2万多元。用户胡先生（化名）称，自己和朋友也有一定金额的商品申请“仅退款”未成功。公开信息显示，京淘淘是上海京剁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剁宝公司”）创立的一款购物软件APP，自称以“全民仅退款”的创新模式为核心，其APP的后缀名也标注着“全民仅退款”。京淘淘为付费会员开通了“仅退款”模式。根据京淘淘“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不同额度的商品“仅退款”，无需退货。会员等级分为9级，开通费用从188元递增，最高为28888元，相应的“仅退款”额度从一个季度6万元到145万元。全民仅退款会员协议 截图自京淘淘APP王女士称，她购买了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12万元。胡先生则购买了18888元的会员，“仅退款”额度为一个季度90万元。上述用户均告诉红星资本局，“仅退款”不成功是因为被京淘淘判定成了“羊毛党”。9月13日，王女士收到一则京淘淘发来的短信，称其“在APP反复套利下单活动优惠，金额巨大，以占有为目的，通过不正当途径‘薅羊毛’，恶意利用电商平台漏洞获取利益，且金额已达3000元。”但对于平台跑路的说法，上述用户均表示不清楚。平台回应：未跑路，发现“职业羊毛党”“仅退款”商品价格高出6倍9月19日，红星资本局测试发现，京淘淘APP目前可以正常下载使用，平台客服否认了跑路的说法，称公司公关团队已经注意到网络相关传闻。随后，京淘淘相关负责人回复红星资本局称，卷款跑路的说法不是事实，公司正常运营中。对于上述用户提到的“仅退款”不成功，该负责人称，京淘淘前段时间被有预谋的一群用户“薅羊毛”了，公司内部对不正常交易用户进行筛查，发现部分涉及金额巨大的“职业羊毛党”，所以加强了风控管理。目前各项业务、退款等在陆续进行中。同时，该负责人还透露，对于这部分用户将采取法律程序。对于薅羊毛的说法，用户持不同意见。王女士认为，收到商品再申请仅退款才是“薅羊毛”，但目前连商品都没有收到，退款也不成功。胡先生认为，的确有羊毛党的存在。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京淘淘APP中，商品均显示两个价格，一个是“全民仅退款价格”，另一个是“立即购买价格”。红星资本局发现，两个价格相差数倍，会员想要享受仅退款权益则需以更贵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在京淘淘出售的一款蓝牙音响为例，“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立即购买价格”为727元，相差7倍。目前，这款音箱在京淘淘显示仅全民退款模式销售出1台。红星资本局发现，同样的商品在淘宝、京东等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更低。蓝牙音响“全民仅退款价格”为4848元 截图自京淘淘APP天眼查显示，京淘淘母公司京剁宝公司成立于2019年，在2024年3月获得了天使轮融资，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达30亿元，但投资方并未公布。红星资本局查询多个渠道，暂无法证实融资信息真实性。对于京淘淘的仅退款模式，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向红星资本局表示，该模式更像是一种引流方式，通过仅退款配合高额会员费用来实现引流和变现。平台能否盈利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消费者交了高额会员费是否能够用足，要看平台上是否有消费者心仪的仅退款商品，以及这些商品在会员期限内可以获得“免费”的总体额度与会员费之间的差额。崔丽丽还提到，这更类似于充值兑换为商品的模式（类似于单用途预付卡），玩法上可能更复杂。这种新型模式在消费者权益、会员费的资金池管理等方面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国家对于单用途预付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以及类似于“押金”或“预充值”属性的会员费管理是非常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编辑 邓凌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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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

（原标题：美国和菲律宾，正在酝酿新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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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上午9时31分，湖南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接警称：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2栋13楼有3人坠楼死亡。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初步查明，受害人刘某杰，女，58岁，湖南涟源人，居住城南西路1号2栋13XX房。犯罪嫌疑人江某辉，男，31岁，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平江县天浩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法人、股东，2019年到2022年在外省从事家具生意，期间多次往返澳门赌博，欠债12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江某，男，35岁，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经调阅监控录像、询问目击证人等，初步查明，9月18日下午14时57分，犯罪嫌疑人江某辉、江某进入城南西路1号小区踩点。19日凌晨0时27分，江某辉、江某离开小区，到小区对面酒店顶楼楼梯间过夜。6时49分、7时07分，江某辉、江某先后进入城南西路1号2栋，在13楼楼梯间蹲守。在刘某杰离家开门时，江某辉、江某2人持刀将其劫持进入房间。周边视频显示，9时12分，刘某杰与江某从阳台上同时坠楼（阳台上有搏斗痕迹)。9时17分，江某辉将两个窗帘打结并绑在阳台中间的窗框处，企图通过窗帘下滑至12楼逃离现场时坠楼身亡。经现场勘查，刘某杰家中家具、衣物被大面积翻动，在13楼楼梯间发现犯罪嫌疑人遗留的2个黑色双肩背包，在背包中发现带挂钩的彩色尼龙绳1条（约3米）、橡胶手套、钳子等作案工具。经调查，未发现刘某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总台记者傅蕾 郭进）图为警情通报早前报道消息称，湖南财政厅长被绑着扔下楼，图为湖南财政厅大楼 资料图9月19日上午，网传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当天下午，奔流新闻记者采访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时，工作人员称不清楚，没有见到刘厅长上班。多个社交平台流传的截图显示，“上午，湖南在任的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两个人绑着，从窗户上面扔下去。当场死亡，这两个人也自杀了。"奔流新闻记者查阅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官网，显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与网传信息一致。19日下午，奔流新闻记者就网传消息采访了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接线人员称不清楚，也没看到、听到相关的信息。记者问刘厅长今天是否上班时，其称“没有看见。”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问及辖区湖南省财政厅负责人意外身亡一事，工作人员称不清楚、不知道。澎湃新闻消息，9月19日，湖南省财政系统一内部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身亡。据多位到过现场的人士介绍，现场共有三人坠楼，均已死亡。刘文杰，女， 1966年10月生，湖南娄底涟源人。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行政政法处副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刘文杰转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她又回到财政厅，任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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