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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装有机枪的特斯拉Cybertruck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上称，马斯克变得不像他了。“为什么，马斯克？你在搞什么！”他写道。他还在社交平台上称，这辆车曾被派往俄乌冲突前线且表现出色，“但现在马斯克远程禁用了我的Cybertruck。”据环球网此前报道，卡德罗夫上月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的Cybertruck，并向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当时卡德罗夫称这辆车是马斯克送来的“礼物”，引发乌克兰和美国政治家对马斯克的公开批评。当时美国政治评论家兼作家塞思·艾布拉姆森直指马斯克“公开反对美国”，而马斯克随即坚决否认“自己向卡德罗夫赠送了一辆车”的说法。▲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的特斯拉Cybertruck据介绍，Cybertruck是特斯拉推出的一款电动皮卡，单次充电可行驶最高547公里。这款外形奇特的车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都从年轻网红阿丁·罗斯那里收到了这款车作为礼物。目前暂不清楚卡德罗夫口中的“车被马斯克远程锁了”是否属实，但从理论上说，依托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智能电动汽车的确能给黑客提供更多可乘之机，让“远程车被锁”成为可能。据央广网2017年报道，一旦智能汽车被入侵，行驶的汽车也有可能立马熄火，成为“僵尸车”。据悉，智能汽车还可能被入侵者通过远程拦截车钥匙发出的信号，让汽车判定钥匙就在旁边，从而获得汽车访问权限。同时，入侵者还可以通过充电桩在车内植入恶意软件危及车辆的行驶安全和功能。过去若有人想要盗车，就必须通过砸玻璃等手段，但在智能汽车时代，只需要通过网络远程攻击，就可以实现对车辆的远程控制。该报道称，建立在车联网基础上的智能汽车将网络和汽车连接了起来，而此前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安全问题自然也会出现在智能汽车上。拥有强大计算力的智能汽车让汽车行业转向了技术数字化集成方向，但其同时也会存在很多安全漏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更为脆弱。延伸阅读卡德罗夫晒特斯拉赛博皮卡装机枪，邀马斯克访车臣据环球网援引美联社报道，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当地时间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赛博皮卡，并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美企业家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视频中，他短暂地驾驶了一辆车顶加装机枪的赛博皮卡，然后站在机枪后面。卡德罗夫在视频附带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收到了尊敬的埃隆·马斯克赠送的特斯拉赛博皮卡。我非常高兴地测试了这款新设备，并亲自确认了它被称为‘赛博野兽’并非偶然。”卡德罗夫说，他“真的爱上了”这辆车，并称它将很快被送往俄乌冲突地区——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交战的地方。“在那里，它将为我们的士兵带来许多好处。”卡德罗夫随后称赞马斯克是“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天才”和“伟大的人”，并邀请他前往格罗兹尼，承诺将以“最亲爱的客人”的礼遇接待他。特斯拉没有对卡德罗夫的声明发表评论。德国将停止对乌新军援？乌克兰驳斥：不准确据报道，作为德国执政联盟削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德国政府将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据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的消息，由于本年度的援乌预算已经用尽，明年援乌计划已经超额，这意味着德国政府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德国基民盟预算专家英戈·加德申斯证实，德国政府一夜之间冻结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从而也冻结了军事支持。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传达了德国总理朔尔茨的决定，这在德国联邦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报道称，已批准的援助预计不会受到影响，但新的资金投入将受到此次措施的影响。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致信国防部，通知其国家预算将不再用于对乌克兰的援助。然而，可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17日，俄罗斯库尔斯克居民从边境定居点撤离到安全地区德国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军事援助国。1个月前，有报道称，德国2025年预算草案将其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半至40亿欧元，低于2024年的80亿欧元。乌克兰驳斥了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称这些报道具有“操控性”（歪曲事实、选择性呈现信息或刻意误导）。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赫奥尔希·特卡奇于17日表示，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是“不准确且具有操控性的”。他强调，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水平只有在11月德国预算批准后才能确定。特卡奇指出，德国目前正在进行预算编制过程，乌克兰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他解释说，德国政府在预算草案中为乌克兰分配了一定数额的援助，这与去年同阶段计划的金额相当。特卡奇还提到，去年在秋季议会预算批准阶段，这一金额有所增加。特卡奇表示，乌克兰预计德国政府今年也会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支持乌军的需求。俄乌秘密推动的谈判因乌军库尔斯克行动被搁置据熟悉谈判的外交官称，乌克兰和俄罗斯原定本月在卡塔尔举行秘密谈判，双方将停止对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的袭击，“相当于达成部分停火”。然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突然袭击导致这次谈判被搁置。据了解，这次谈判不会是直接的，卡塔尔的外交官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会面。一些与会官员希望借这次谈判，促成下一步更广泛的停战协议。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发动袭击后，俄方官员推迟了谈判。该外交官称，莫斯科的代表团将此举描述为“一次升级”，并补充说，卡塔尔并未提前获知此次袭击，“基辅并未提前告知多哈其跨境攻势”。乌克兰则表示依然准备派遣代表团前往多哈，但卡塔尔拒绝了，表示不认为“单方面的会面有用”。谈判仍有可能通过视频会议形式进行，日期可能定在8月22日。随后，基辅将与盟国就所讨论的议题进行磋商。据报道，一些乌克兰高级官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只有20%或更低，即使没有发生对库尔斯克州的袭击，谈判成功的机会也不大。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罗娃则表示，乌克兰最初表现出愿意谈判的姿态，但这可能只是麻痹俄罗斯的手段。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表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将使得和平谈判进程推迟很长时间。

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后半夜杀夫被判无期。近日广西柳州市公布了一起故意杀人案，案件中丈夫出轨被发现后，妻子黄某某要求丈夫和小三断绝往来，为此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并伴有肢体冲突。最终见丈夫无心悔改，黄某某购置刀具待其丈夫符某某熟睡之际将其杀害，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黄某某还曾伪造案发现场，但她的如此小伎俩又怎么逃得过办案民警的火眼金睛。近日，广西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该案一审刑事判决书，被告人黄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黄某某一审被判无期据了解黄某某在案发时60岁、其丈夫65岁，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两个结婚近40年的夫妻最终换来了如此结局。据了解2023年3月份黄某某无意间发现丈夫符某某出轨谢某某，期间黄某某通过调查后发现丈夫符某某疑似拿家里的钱给谢某某消费，为此两人经常发生争吵，争执激烈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大打出手，而黄某某的要求也很简单:希望丈夫符某某与谢某某断绝一切往来。法院公开的判决书记录了案发过程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丈夫符某某并未兑现当初与谢某某断绝往来的诺言，随后黄某某产生了将符某某杀害的想法，为此黄某某特意购置刀具藏于枕头下面。2023年9月22日黄某某的最后通牒也未得到丈夫符某某的重视，次日凌晨黄某某将丈夫符某某杀害，事后经法医鉴定，符某某系被单刃刺器刺伤右颈部造成右颈外静脉离断、右颈内静脉破裂致大出血死亡。确认丈夫符某某已经死亡后，黄某某将作案刀具带离现场并扔到了附近的河中，随后黄某某再次返回家中伪造现场并报警称“丈夫被害”。警方在调查后很快就确定了黄某某系嫌疑人，案发次日在警方压力下，黄某某交代了自己杀害亲夫的作案过程，随后黄某某被批捕并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最终广西柳州中院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图为法院公开的判决书（来源：新闻晨报）延伸阅读教科局原书记多次和下属妻子发生关系被杀 下属获无期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死者时年38岁，是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罗某某。案发4个多小时后，30岁的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陈某某被抓获。陈某某怀疑妻子出轨罗某某，对此怀恨在心。陈某某受审的画面近日，一份贵州高院的生命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判决书显示，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罗某某家属起诉索赔124万余元，法院判决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10万元。据2021年8月18日丹寨县公安局官方通报，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在案发4个多小时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30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抓获。经侦查，陈某某因怀疑其妻与死者罗某某（男，38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存在不正当关系，遂怀恨在心，产生报复心理，在罗某某办公室将其刺伤，导致罗某某大出血死亡。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从庭审现场及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陈某某妻子是丹寨县某局职工，2020年7月因下村帮扶检查工作与时任丹寨县雅灰乡党委书记罗某某认识。两人后来确定为情人关系。截至案发，罗某某多次与陈某某妻子发生性关系。案发前夜，罗某某深夜驾车送陈某某妻子回家，被陈某某发现。回家后，陈某某殴打妻子使其承认了婚外情。今年7月2日早晨，陈某某携3把刀到丹寨县教科局，持刀将38岁的罗某某杀害。经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公诉方表示，建议判处陈某某死刑，但不要求立即执行，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近日公开的生命权纠纷二审判决书显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陈某某与申某某结婚于2018年结婚。2020年下半年后，陈某某因申某某经常晚归，遂怀疑其有外遇。2021年7月2日凌晨，陈某某回家时发现申某某仍未回家，遂带上一把折叠刀在楼下等候申某某。当日凌晨1时许，陈某某看见申某某乘坐罗某某的白色丰田越野车回家，遂怀疑申某某出轨对象是罗某某。陈某某回到家中殴打、逼问申某某与罗某某的关系。在陈某某的逼问下，申某某承认其与罗某某是情人关系的事实。被告陈某某将其妻子申某某打伤后叫亲属来到家中帮忙处理，陈某某亲属将申某某送往医院治疗后并对陈某某进行劝解。2021年7月2日7时许，陈某某趁其亲属外出后换上迷彩服，戴上帽子、口罩进行伪装，后携带两把屠宰刀和一把折叠刀前往罗某某工作的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查看，发现罗某某还未到办公室，随即到罗某某居住的小区楼下躲藏，伺机报复，后因怕人发现而重待时机。8时30分许，陈某某折返回到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现罗某某在其201办公室，遂手持两把屠宰刀冲入办公室对罗某某进行捅刺，罗某某被捅伤后跑出办公室，摔倒在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上死亡。经丹寨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2022年1月12日，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本院判处无期徒刑。罗某某家属向陈某某索赔124万余元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由被告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经济损失人十万元。罗某某家属上诉后，贵州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记者9月23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祖林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曾立誓“不当贪官”卸任副省长6年后被查曾立誓“不当贪官”公开资料显示，1959年6月出生的张祖林是云南昭通人，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从云南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在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由云南电视台普通记者做到总编室副主任。1991年8月，张祖林步入政坛，从永仁县副县长起步，不到4年升任楚雄州副州长。2000年，张祖林调任省质监局，历任副局长、局长。2005年6月，张祖林再度回到地方任职，担任过丽江市市长、昆明市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当选为云南省副省长，直至2018年3月卸任。2024年3月，张祖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记者注意到，据媒体报道，在2011年昆明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张祖林立誓，“我必须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市长”，“不正之风不染，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事不为。以勤补拙、以和聚力、以廉生威，不当庸官、不当贪官，不当太平官。”张祖林曾在媒体工作了近十年（资料图）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9月12日消息，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延伸阅读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直辖市官员被查处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图为程志毅资料图，他被批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

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原创 雁默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黎巴嫩遭“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甫一发生，震波就已传递至东亚。从两岸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两个层面：论供应链安全，以前主要怕“断链”，现在还怕被“武器化”，此次事件是否将深刻影响本区科技制造业发展，此其一。如果台湾成了恐怖袭击的帮凶，或已是帮凶而未来还会常态化，并遭到报复，大陆当局该如何处理变局。此其二。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对于信息及通信电子制造业而言，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情景，这可是两岸贸易主力，如果此一联系随着两边敌对情绪不断升高而被武器化，哪怕只是一例恐怖袭击个案，后果都不可收拾。是的，可能性很低，但摩萨德开启了我们的想象。是的，以色列并未承认犯行，但也未否认。谁在供应链中埋“地雷”？就当前的案例看问题，台厂金阿波罗一推六二五，称只是授权商标（俗称贴牌），设计制造都不是在台湾，而是由匈牙利的BAC公司包办一切。如果这是真相，那么问题比想象中更大——贴牌现象是不是巨大的安全漏洞？贴牌制造，是业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一般而言，会由原厂提供关键材料或零件，于买方端组装成品，此举是为了节省运费，或是避税。不提供材料零件的纯授权现象较少，因为毕竟事涉品牌名誉以及法律问题。原厂纯授权，得对买方有十足的信任与了解，或原厂仅能靠卖商标存活才会出现。金阿波罗公司虽小（员工仅40人），但远不至于得靠卖商标续命。况且，此案中一台寻呼机授权金只有15美元，真主党也才订购5000台，生意小到不值一提。那么，金阿波罗对BAC公司现况很了解吗？显然也不是。事发后，BAC被查出是空壳公司，匈牙利政府也否认BAC在本土有设厂。这意味着金阿波罗对商标授权处理非常随便，买方要在产品中放炸药简直轻而易举，而此一现象是不是两岸信息及通信产品贸易的普遍现象，值得深入调查。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许清光向媒体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爆炸寻呼机不是在台湾生产 视频截图再者，从法律面来看，金阿波罗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授权需要符合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以及CMMC标准（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Certification，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认证）。依法规，授权厂与买方之间必须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和风险评估，授权厂有权利与义务监控买方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以免买方违反国际制裁，或用于军事用途等规范。而金阿波罗显然对法规毫无所悉，或基本无视，事发后，也拿不出可供其卸责的相关合约条款，以证明其符合安全程序。换言之，黎巴嫩政府完全有权控告金阿波罗，也应该这么做，让国际司法机构介入调查。讽刺的是，“低科技公布袭击”事件立即让美国“清洁网络”倡议者借机强调了其合理性，而加入此一倡议的台湾，却引发了“不清洁”的疑虑。这是另一种可能，即台“经济部”所声称，金阿波罗的寻呼机是在台湾生产制造，只是并未出口至黎巴嫩，“台湾制造”也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台“经济部”的说法与金阿波罗相矛盾，后者想完全撇清，前者则承认是台湾制造，但“出口后遭改装”。此一矛盾，显示台湾当局不希望国际社会怀疑台湾制品“不干净”，而金阿波罗的“贴牌”撇清之说，却凸显了台湾制品的重大安全漏洞。个人深切怀疑“凶器”是在海外遭改装的说法，倾向认为爆炸物是在生产过程里就被置入，因为改装5000台呼叫器，工程也不算小。因此，重点在于生产地到底在哪里，目前仍是谜团。不太明白为何黎巴嫩政府尚未公布进口资料，在此资料上顺藤摸瓜，作案地点应该不难查。台湾到底是不是恐怖主义共犯，必须有一个答案，因为顺着“清洁网络”的思维，舆论很快就将“低科技恐怖袭击”事件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尽管大陆与黎巴嫩遭遇的恐袭事件一点关系也没有。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到底是谁“不干净”？台湾是肇事嫌疑人，却有人想借机对大陆泼粪。此举虽然卑鄙，但却值得大陆当局重新审视两岸信息及通信贸易上的安全漏洞。大陆需要警惕的是，台湾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愈来愈重视科技合作。以色列国会议员于今年4月窜访台湾，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利用彼此的工业优势深化伙伴关系。此一事实，也被考虑在这次恐怖袭击的来源列表里，有人质疑，按时间序列，这不能排除是台以合作的恐怖袭击，即便台湾并不知道以色列的工业合作目的，但也属不知情之共犯。既然嫌犯以色列开了先例，就无法排除美国会与台湾合作，借由供应链通道，对大陆进行各种“袭击”。即便不循此途，按“清洁网络”思维，台方也可以此事件为契机，推出新的供应链转移计划，逼台商在大陆撤资，加速“产业去中”，进一步干扰大陆的投资环境。我一直主张，要将统一事业嵌入到中国发展轨道里，以前可能还有人认为这是两回事，或只是顺序问题，而现在摩萨德提供了想象，从两岸供应链安全层面看，台美合作对大陆发展是具有破坏性的，而且可以是立即性的。一定会有坏份子想利用摩萨德引发的全球性供应链恐慌，以台湾产业为杠杆，恶化两岸关系，阻碍大陆发展。供应链安全之外，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台湾遭到报复，大陆该如何反应？如果中国台湾成了恐怖袭击帮凶“台独”当局对此事件反应低调，矢口否认并四两拨千斤，反而启人疑窦，因为这是共犯的特征。已有舆论在第一时间警示，卷入中东乱局十分危险，台当局应严正驳斥自己与恐怖袭击的关系，拿出证据以正视听，否则有遭到报复的可能。尤其要考虑到台湾有许多穆斯林外籍劳工，很难预测以色列当前的作为是否会引发在台穆斯林的义愤，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不过，赖清德并未意识到此一事件潜藏的严重性，或者，美国并不希望共犯因“多言”而出差错，因为台美可能都是共犯。坦白说，我很难想象穆斯林外籍劳工会对台湾社会进行攻击，他们都是辛苦人，来台湾挣钱的，亚洲穆斯林实无必要为中东穆斯林涉险搞恐怖袭击，这里不是中东。不过，金阿波罗公司位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区，该工业区确实有穆斯林外籍劳工，若有人资助他们搞点事，也不能说机率为零。位于新北市汐止远东世界中心园区的金阿波罗公司如果不幸发生了一次“金阿波罗攻击事件”，哪怕事件多么微小，势必都会引起国际瞩目，而大陆当局则会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台独当局必然会栽赃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大陆，借此进一步深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大陆如何破解？二、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台湾若成了恐怖袭击共犯且遭到报复，中方该谴责穆斯林还是美以共犯结构？如果将台湾视为“外人”而切割处理，就会落入“一”的陷阱，如果将台湾视为自己人而概括承受，就要解决“二”的问题。答案呼之欲出，大陆免不了要将“台独”当局标定为“待收拾的叛乱团体”，将台湾定位为“待收复的叛离省份”，并诉求“统一平乱”作为对国际社会的回应，如此方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除此之外，若台湾成了“中国的以色列”，开始借由供应链对大陆进行各种渗透、离间、破坏，以致造成大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哪怕程度仅止于骚扰，中方要如何应对或预防？诚然，“台湾”人相对温和，“台独”远没犹太人本事，两岸仇恨值也远不能与中东相比，上述的极端状况发生机率很低，但摩萨德所开的先例并不只是“低科技恐怖袭击”，它启发了“民生物资武器化”的可能性，真有心搞鬼，食物供应链也可以下手，想象空间奇大无比。须知，结亲难，结仇就容易多了。“台独”或许不需要在两岸制造恐怖氛围，只需要一点一滴孕育仇恨与不信任，时间拉长了它就是赢家，最起码，可以完全抵消大陆的融统政策。结语中东纷乱以这种形式传导到东亚地区，实在出人预料，东亚现在是电子消费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也是全球范围内相对和平繁荣的区域，大家努力发展，类似恐怖袭击的事件也在减少，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全力防止恐怖主义入境。东亚没有国家恐怖主义，但台湾可能是被相中的候选者。当前的“台独”势力，早已动念发展民兵组织，只是美国显然不支持所以未能成形，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此一图谋是否化明为暗，等待时机成熟。和平统一与融统政策，从某种角度看是为了避免统一后台湾本土出现恐怖组织。虽然在当前，民兵组织不见容于内外，但我们必然会在赖清德掌权时期，目睹各种扩增敌意的文化商品出现，并积聚成恐怖主义沃土。供应链可能武器化的问题已无法回避，两岸相关产业都要提升安全措施，因为大陆是朝开放路径走，危险因子会随之增加，拉拔经济之余，不能不正视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类似真主党与黎巴嫩无辜平民的遭遇，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地方。

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摘要：上周有三名老虎被处理上周有三名老虎被处理 图为反腐宣传图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9月16日—22日），有3名老虎被处理：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被查，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被公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中秋节后第一天，杜玉波被查中秋小长假后上班第一天（9月18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出生于‍‍‍1955年9月，河北晋州人，1975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等职。中秋节后第一天，杜玉波被查2002年，杜玉波升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明确为副部长级。2010年12月，他转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11年1月卸任北航党委书记。‍‍‍‍‍2016年10月，杜玉波不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2018年3月，他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休后，杜玉波还分别于2017年7月、2022年7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上官汇”注意到，杜玉波曾任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前也有一名“老虎”被查。2023年8月6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被查。公开资料显示，张广，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黑龙江伊春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2002年11月参加工作。张广历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集团总经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飞行学院院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等职务。2019年1月，张广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今年1月19日被“双开”，2月5日被逮捕，5月13日被提起公诉。杨克宁被公诉，系全国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杨克宁系全国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男，藏族，1962年1月生，四川小金人，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去年11月16日，杨克宁被查。今年5月23日，杨克宁“被双开”。通报显示，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杨克宁是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徐文荣一审获刑14年徐文荣站在被告席上 图源央视据央视新闻消息，9月20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资料显示，徐文荣出生于1961年6月，是出自石油系统的中管干部，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工作超过30年。去年6月25日，徐文荣被查。2024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相关通报指，徐文荣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今年1月8日，徐文荣被逮捕，4月9日被公诉，6月21日受审。值得一提的是，据公开报道信息，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时任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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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唐尚珺发视频称下周就要上课了，自己领了课本。“把书扛回宿舍，书很沉。”唐尚珺领到新书回到宿舍后，他翻阅了线性代数，表示“看看线性代数难度如何？看了几页，头很大。”唐尚珺翻开线性代数课本最后，他表示希望学业能够顺利。唐尚珺称线性代数很难9月21日，唐尚珺称，已跟同学们一起完成了军训，目前状态还好。“这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大学体验完整的军训。”20日晚，唐尚珺入学以来首次开启直播，分享近半个月集体生活的感受。为免打扰室友，这次直播是在校外进行的。他笑称，连军训时的教官都叫自己“珺哥”，但自己主动表示“不搞特殊，跟同学们一起，该站就站”。他还表示其实军训不算累，不如农活的强度大。唐尚珺，1989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公安村。从2009年开始，连续多年参加高考。2024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工程专业。2009年，唐尚珺首次高考没能达到本科线失败后，选择复读。2013年，考进一本院校，一心想考清华放弃入学。在这期间，相继被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所录取，都予以放弃，决定继续复读。2022年7月，唐尚珺以597分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所录取，由于专业不合适没有就读。2023年6月，唐尚珺短视频平台公布了2023年高考成绩为594分。2023年7月，唐尚珺的四个高考志愿均未录取，因选择了不服从调剂，均被退档；广西本科第一批第二次征集志愿结束，唐尚珺因院校和专业选择较少放弃第二次补录机会。2024年9月，唐尚珺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来源：九派新闻综合当事人账号、封面新闻、公开资料等】

“你是商家吗？”小英的哥哥对记者问出这句话，得到否定回答后，转身走出了房间，屋子里陷入长久的沉默。近段时间，短视频平台拥有超800万粉丝的云南网红“小英一家”深陷舆论漩涡，被指“塌房”“卖惨”“送养女孩”，并多次登上各平台热搜。在当地村民的眼中，“小英一家”的视频内容与她的日常生活基本一致，但“不明白为何赚了很多钱还在过这样的生活”。对于小英家的其他情况，村民们回复得最多的是“不清楚”。9月20日，“小英一家”账号更新视频，配文“想说点但是不知道说点啥，我顺其自然吧”。至此，再无其他回应。“小英一家”发视频疑似回应质疑 社交平台截图9月22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云南省寻甸县小英的家中，试图寻找答案，但小英不知道去了哪里，小英的哥哥嫂嫂也选择沉默。小英的家邻居眼中“普通的村民”9月22日，网络上关于“小英一家”的各种讨论愈发激烈。而在距离云南省城昆明市区100余公里的小村庄，一切平静。小英家所在的村子见有生面孔进入村子，村里人只需大致听到是来找人的，不用多问，甚至不等对方开口说明来意，就会抬手指向了靠山的那排房屋，“小英家在那里”。小英家所在的村子距离县城仅20多分钟车程，经过一个山门，再前行3公里左右，便看到不少白色的二层小楼房，外墙面上画着地方特色的彩绘，村里一块大石头上写着“额秧”两个字。记者拍摄的村子资料显示，这个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数一度占到全村人口比例96.5%。脱贫攻坚期间，村里统一修建了房屋，按户口分配，水泥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小英家以前是很穷的，经历了很多磨难。”村民赵大哥（化姓）家距离小英家不远，在他的印象中，小英是去年粉丝多起来后，生活才好起来，“经常都看到她在地里干活，也经常刷到她的短视频，拍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孙先生也是小英的邻居，还是她的“粉丝”。据他介绍，小英大概是10年前嫁到村里，“基本上天天见，人很好，平时都要去地里干农活，我经常刷到她的视频，跟生活中是一样的。”“小英一家”发布的视频截图“小英一家”的“粉丝”多起来后，经常会有外地人来到村里，找不到具体位置时，会跟孙先生问路，“多的时候一天四五个，基本都是做生意的”。在当地多位村民的眼中，小英是他们真实的邻居，过着他们看得见的普通生活，但被网红身份包裹的小英，在他们印象中确实模糊的，对于网友问“到底小英赚了多少钱？”“有钱为什么不搬到更好的地方？”，以及网上“送养女孩”等问题，他们都只是笑笑说“不清楚了嘛”。月销500万元产品的“网红”周日下午的村子里，多数家里都关着大门，只有农村客运车辆偶尔经过，也只有个别人乘车，车辆开远后，村子重新恢复宁静，只能听到山里的风吹过的声音。村民王大哥（化姓）和邻居坐在家门口聊天晒太阳，看到记者前来主动打起了招呼，“是来找小英的吗？”“村里的大网红嘛，都认得到。”小英真正出圈儿，是今年上半年的事情。即便是不刷短视频，也会听过“么噶”“小英家的牛”这些梗。在“小英一家”的视频中，瘦小的小英似乎有干不完的活，做家务、收玉米、割草喂牛、照顾孩子，但家里依然很乱，牛瘦得皮包骨，被网友戏称“跟我一样，吃又吃不饱，饿又饿不死”。截至9月22日，“小英一家”仅在抖音账号粉丝已超过584万。近期，常出现在直播间的大辣片销量超20万、酸辣粉销量接近70万盒。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近30天内，“小英一家”账号开启了13场直播，销售额为250万元至500万元之间，场均销售额为25万元到50万元。“小英一家”的抖音账号已超过584万粉丝 社交平台截图“她应该是寻甸最大的网红了。”王大哥表示，他也经常看小英的视频和直播，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去学习如何当网红，“我搞不懂，也不是那块料”。一位村民称，他看小英视频的心态，“就和看电视剧一样，知道虚假，但就是喜欢看”。村里大多数人都和王大哥一样，觉得村里有了“大网红”，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其他人尝试走网红的路子，依然是年轻人出去打工，老人孩子在家里，他们都觉得，“小英就该吃（网红）这碗饭”。也有村民认为，村里这个大网红卖的货物都是外地商家的，“如果可以带动村里其他人一起致富就更好了”。对此，2024年7月，小英曾在直播中对于开公司进行了回应。她表示，马上要到核桃、松子丰收的季节，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销售村中的农产品，“把我们村的农产品大量地收回来，但不知道行不行。所以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名下有公司但选择沉默恰逢周末，小英家与哥哥嫂嫂家的4个孩子在门前空地嬉闹，原计划的浙江行被搁置了。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小英曾表示，“没有这次舆论前，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肯定是愿意的。”小英家门口的自行车与杂物舆论主要关注的点多聚焦于“塌房”“是否卖惨博出位”“民政局回应送养孩子”“小英开了4家公司”等，有网友评论：“生怕小英过得苦，又怕小英突然开路虎”。对于“是否卖惨”，多数当地村民表示不认同，认为视频中的内容就是小英日常生活的样子，但也有村民表示，自己一年的收入还没有小英家一个月的收入高，“她家的生活比大多数人都好过得多，就是视频拍出来就感觉过得很艰难。”“小英一家”发文称感谢大家的支持陪伴接受采访的村民中，没有人清楚“小英开了4家公司”的情况。据天眼查信息，小英名下先后有过寻甸六哨早英土杂店、寻甸金所早英百货商店、寻甸县小英一家土特产店、昆明甄宏文化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其中，寻甸县小英一家土特产店、昆明甄宏文化有限公司处于存续状态，二者经营范围均包括食品互联网销售。针对“送养女孩”的问题，小英此前曾在直播间称，“我不想说太详细，只能说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小女生。”据媒体报道，当地政府已安排多部门核实，因涉及到公安落户、民政部门当时是否有领养协议手续、卫健部门需向医院确认当时的出生证明和入院证明等，寻甸县将综合各部门材料公布具体调查情况。小英家里摆放的直播用品9月15日晚，“小英一家”账号开启直播带货直至16日凌晨，此后再未开启直播。9月20日，“小英一家”账号更新视频，配文“想说点但是不知道说点啥，我顺其自然吧”。21日，该账号发了一条库存视频，内容为记录日常生活。9月22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小英家中，但并未见到小英本人，嫂嫂称她出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电话也联系不上。”小英的哥哥得知记者并非商家后，说完“不接受任何采访”，便一直沉默。小英家里摆放的物品

记者9月23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祖林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曾立誓“不当贪官”卸任副省长6年后被查曾立誓“不当贪官”公开资料显示，1959年6月出生的张祖林是云南昭通人，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从云南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在媒体工作了近十年，由云南电视台普通记者做到总编室副主任。1991年8月，张祖林步入政坛，从永仁县副县长起步，不到4年升任楚雄州副州长。2000年，张祖林调任省质监局，历任副局长、局长。2005年6月，张祖林再度回到地方任职，担任过丽江市市长、昆明市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当选为云南省副省长，直至2018年3月卸任。2024年3月，张祖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记者注意到，据媒体报道，在2011年昆明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张祖林立誓，“我必须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市长”，“不正之风不染，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事不为。以勤补拙、以和聚力、以廉生威，不当庸官、不当贪官，不当太平官。”张祖林曾在媒体工作了近十年（资料图）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9月12日消息，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延伸阅读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直辖市官员被查处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图为程志毅资料图，他被批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

针对日前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名中国籍雇员在播报新闻时，脱稿用中文播报“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一事，日本总务省9月11日对NHK进行了“行政指导”处分，NHK内部也公布了针对高层的处理结果。负责NHK国际广播的理事傍田贤治已于当日辞职。同时，包括NHK会长稻叶延雄和副会长井上树彦在内的四名管理层人员，将自主返还一个月薪酬的50%。近日，这名在NHK工作长达22年的中国籍雇员@树语treetalk（笔名胡越）接受了长安街知事专访，首次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经过，并深度剖析了日本媒体中历史修正主义横行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揭示了日本媒体，尤其是NHK，如何在日本政府的影响下成为粉饰历史、掩盖真相的工具。他进一步解释，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媒体宣传正在为当代日本右翼势力服务，并推动日本社会走向极端化，令人担忧日本将借助靖国神社宣扬的战前意识形态，重走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老路。NHK不敢提的4个字知事：根据日本媒体之前的报道，您当时是在报道靖国神社发现涂鸦的新闻时，提及靖国神社入口处的石柱上写有“军国主义去死吧”等字样，NHK承认这些字写在石柱上，但并未写在脚本里。您的完整发言还包括“抗议NHK的历史修正主义宣传和不专业作为”“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慰安妇，不要忘记731部队”等内容。请问当时发生了什么，能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吗？胡越：当天有一条新闻，有人在靖国神社的石柱上写了“军国主义去死”“厕所”等字样，其中，“军国主义去死”几个字写在中央位置。然而，NHK在国内新闻通稿中却选择掩盖这一事实，将石柱涂鸦内容描述为“神社石柱上写着厕所等类似于字母的符号”。NHK国际部（NHK World）中文广播准备照日本国内新闻通稿翻译播出。对此，我当场表示了反对。我认为，NHK之所以保留“厕所”而隐瞒“军国主义”字样，是试图将事件定性为“不雅行为”，而这显然并非涂鸦者的主要诉求。NHK国际部的做法不仅是对民众的欺瞒，违背了新闻媒体客观报道的原则，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操作。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坚决反对播出这样的内容。因此，我在节目开始前明确向责任编辑提出修改要求，在节目稿件中增加石柱上明明写着的“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为了应付我的反对，责任编辑宁愿将“厕所”字样一并删除，也不愿意补上“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靖国神社石柱上的刻字。NHK不提“军国主义去死”，却强调“厕所”字样，并谎称石柱上有字母“SB”。图源：NHK在直播过程中，我先脱稿补上了“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而在其后，为了防止被掐断信号，我首先播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部分内容是对日本政府及NHK历史修正主义行为的抗议，以及对媒体不专业行为的批评。第三部分是用英语播送的宣示性内容，呼吁全世界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问题以及731部队的罪行。这是唯一的反抗机会知事：那一刻，是什么鼓励您坚持说出历史真相？胡越：脱稿播出的直接导火索是事态已经变得不可调和，迫使我临时做出决定。但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否认侵略历史、借助参拜和供奉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这种掩埋历史真相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在NHK，外籍和日籍员工反抗历史修正主义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我的“22秒事件”只是此类抗争的延续。早在2014年，英国《泰晤士报》曾报道，一位“吹哨人”向《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份NHK的秘密内部文件，显示NHK英语频道的员工被禁止提及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且“随军慰安妇”不能翻译成“sex slaves”，必须用“comfort women”，以弱化其强制性。同样地，强征劳工也不能用“强征”这个词。这赤裸裸地反映了NHK如何在英文频道新闻用词上搞历史修正主义。《泰晤士报》报道截图。此外，还有外籍员工因在NHK英语频道中故意使用不符合其“标准”的词汇被辞退，导致NHK只能使用英语能力欠佳的日籍或日裔主播。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在文中披露了一份名为“橙皮书”的 NHK 内部文件。图源：《泰晤士报》对于NHK如此无视历史真相的荒唐做法，我一直心存反抗之意，直到这一天，NHK严重违背新闻操守和实行赤裸裸历史修正主义宣传的事情真正发生在我身上。NHK后续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当时我言辞激烈，现场编导甚至致电我签约的公司商量临时更换主播。虽然现场编导并未当我的面打电话，但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反抗机会。如果当天不做，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在那一刻，一种要为侵华战争中无数受害和受辱者发声的强烈冲动，一股要为民族正义挺身而出的内心力量，仿佛在推着我，让我必须做出这个决定——脱稿发声。我必须借此机会，抗议NHK历史修正主义宣传和不专业的新闻操作，我必须让日本民众和世界各国的民众了解更多真相，并知晓普通中国人的想法，基于历史共识开展友好交流。NHK已经比日本政府走得更远知事：日本媒体和政府是什么关系？胡越：虽然NHK是公众媒体机构，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往往缺乏基本的事实调查，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喉舌，亦步亦趋地跟着日本政府走上历史修正主义的窄路。从NHK传出的消息和其他日本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来看，全是单方面陈述，罔顾事实真相。在涉及对中方有利的消息时，他们会选择隐瞒，赤裸裸地抛弃新闻道德，坚持掩盖历史。NHK在事发后的多次声明和调查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我现场抗议新闻稿掩盖“军国主义”字样这一核心事实。曾经，NHK是对华友好的媒体，愿意促进中日两国交流，但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上任以来，NHK的重要人事安排以各种形式被政府操控。安倍中意的NHK会长籾井胜人曾声称“每个国家都存在随军慰安妇”，不应单独批评日本，引发众怒。与安倍关系密切的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也曾在街头演讲中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NHK对华叙事的态度近年更是急剧转变。比如这次的靖国神社涂鸦报道，在具体操作上，有时甚至比日本政府立场走得更远，几乎失控。NHK也有许多尊重历史事实的媒体人，他们不愿意制作这样的内容。NHK内部心知肚明其行为有违历史事实和新闻原则，因此他们将这些棘手的事情抛给我们这些外包员工。我们作为外包公司的外籍员工，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更何况这些报道内容完全违背我们个人的立场。在这次围绕是否播送“军国主义去死”字样的事件中，我坚持要报道被掩盖的“军国主义去死”字样。这不仅是新闻事实，连日本政府也没有否认靖国神社宣扬军国主义，NHK却刻意回避“军国主义”几个字。更加荒谬的是，NHK连事后出具的调查报告也不敢提及围绕“军国主义”的这段争执。可见，NHK已惯于“忖度”日本政府立场，有时甚至已经比日本政府走得更远。知事：您如何看待日本社会的历史修正主义现象？胡越：在我与外包机构签订的契约中，虽然写有宣扬日本立场的简略指导方针，但并未明确具体的操作方式。例如，随军慰安妇的报道中禁止使用“随军”一词，而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媒体的官方口径是“南京事件”。这种不透明的口径并未写入契约，而是在新闻编译过程中，通过口头形式传达。“22秒事件”发生后，NHK公布，国际广播由直播改为录播和AI播音，同样暴露NHK搞历史修正主义宣传而没有底气，不敢正视播出的内容，也不信任一线员工。而从事后处理看，NHK完全没有汲取教训，似乎要一路走到黑。NHK还利用日本组织内部惯有的群体性服从心理，抹杀反对声音。这种组织性的压制在日本社会中有时甚至超越法律，被称为“同调压力”。它通过群体的压力侵害个人的权利，使个人不敢发声。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日本正经历“战前回归”，社会已经逐步滑向二战前的状态。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