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更多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新药纳入基本医保目录，调整进度显著落后的基本药物目录已难以满足这些患者的日常用药需求。

长期以来，一些临床效果好、患者需长期使用的常见病、多发病用药在基层医院配备不足，制约和阻碍了基层医疗服务的开展和分级诊疗的落地。为此，国家卫健委近日透露，该委正起草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联动管理机制的政策文件。

9月中旬，针对全国两会期间民进界别“关于加强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答复称，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基层用药保障机制。“我委正起草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联动管理机制的政策文件，扩大基层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目录，畅通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用药衔接，更好提升人民群众用药可及性和药学服务获得感”。

“近年来，新药上市和进入国家基本医保目录的节奏都很快。但基层医疗机构的药物配备始终以基本药物目录为主导，后者自2018年起就没有再调整。新药进不了基层，基层首诊就难以落实；对于上级医院开具的长期处方，患者无法在基层配药，还会导致基层分流的设想进一步落空。”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对第一财经表示。

下一步，为“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联动管理”，金春林认为，一方面，需要通过紧密医疗联合体建设，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的药物供给衔接；另一方面，要尽快调整基本药物目录，增进其与基本医保目录的匹配程度。

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滞后

2009年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全面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顾名思义，“基本药物”是指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为临床用药的首选。

自设立以来，基本药物目录曾在2012年、2018年做过两次调整。我国现行的基本药物目录为2018年版。该版目录优化了药品结构，可满足常见病、慢性病以及负担重、危害大疾病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基本用药需求，并注重儿童等特殊人群用药。

但至此之后，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有逾六年未做调整。按照国家卫健委2021年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坚持定期评估、动态管理，调整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

基本药物制度并无筹资体系和支付机制，临床使用时需要靠目录内品种纳入医保目录后用医保基金支付。今年1月，国家医保局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表示，除特别品种外，最新修订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已实现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但由于国家卫健委主导的基本药物目录与国家医保局主导的基本医保目录调整节奏不同，在不同时期总有部分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并未纳入当时的医保目录，有业界观点认为，“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政策效应并不显著。

此外，随着更多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新药纳入基本医保目录，调整进度显著落后的基本药物目录已难以满足这些患者的日常用药需求。

基层受此冲击更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促进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使用占比，逐步实现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级公立医院、三级公立医院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量占比原则上不低于90%、80%、60%。

九成的配比要求，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层诊疗服务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谭秋成及团队曾在2020年8~11月期间，对湖南、江苏、广东、江西、广西5个省份6个地市12个县市区共计7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展开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一些效果很好、居民长期习惯服用的常用药进不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三九感冒灵、麝香壮骨膏、维生素B1和B12、治脑梗的药等；妇科和儿科方面的药品种很少；农村痛风的人多，但没有药。

除此之外，该调研还发现：在基层，同一种基本药物可供选择的产品太少，以头孢曲松为例，要么是1元的，要么是40元的。“价格便宜的药治疗效果不明显，浪费资源，影响卫生院的声誉”；质量好的基本药物卫生院采购不上；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三级医院用的基本药物不同，特别是中成药、中药及其注射剂只限定二级医院使用等。

“受制于当前的基本药物、医保和集采政策，常见病多发病用药在县乡两级医疗机构，还无法实现一致化。”河南某县卫健委副主任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举例说，一方面，如常见脑血管疾病（脑梗塞）治疗中需要的血塞通或舒血宁注射液等，医保上限制二级以上医院使用，乡镇医院不能报销；另一方面，按当地卫健部门要求，乡镇医院配备基本药物品种要在75%以上，医保则要求集采药品“应采尽采”。由于集采药品和基本药物不能够完全统一，医院采购药品时存在矛盾。

他进一步解释说，基本药物并非均纳入集采。同时，集采药品中也不乏基本药物目录之外的药品，如头孢克肟颗粒、甲钴胺片等。这些药品均可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挂网后，由医疗机构按需采购。目前，公立医院面临基本药物和集采药品政策的双重考核，故而，如果不是具备“基本药物”和“集采药”双属性的药品，医院就难免存在选择困扰。

但兼具临床必需及价格优势的“双属性”药物占比还相对有限。今年7月，一篇发表在《医药导报》期刊上，题为“国家集中采购药品与基本药物目录收录药品比较”的研究文章指出，基本药物目录中尚有40种药理学分类药物未纳入集采，包括中成药、一些处方量呈上升趋势的肝病辅助治疗药以及甲状腺疾病常见用药左甲状腺素钠片、甲巯咪唑。目前，甲状腺疾病老年人总体患病率已超过50％，用药需求迫切。

进一步完善基本药物目录构成与配套政策

7月底，国家医保局发文称，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优化村卫生室基本药物使用政策，鼓励和支持村卫生室优化使用集采中选药品。在此之前，已有山东、湖南等省开展集采药下基层的工作。

“用了集采药后，整体常见病、多发病的用药需求都能满足。”北方某县乡镇卫生院负责人对第一财经称，基层使用基本药物的动力往往在于基本药物补贴，但当前多地基本药物补贴拖欠情况严峻。从某种程度上，基本药物制度对于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影响已逐渐减退。相比之下，伴随集采扩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当地农村基层药物供给能力正因“鼓励使用集采药”而得到强化。

“但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性是无法被取代的。”金春林表示，基本药物制度的功能定位更多是“指导基层临床合理用药”。面对基本药物制度执行中存在的痛点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目录构成与配套政策。接下来，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落实财政资金对基本药物补贴的分配和拨付，将更多慢性病、常见病用药纳入基本药物目录。针对基本药物和集采药不匹配的问题，可以在医疗联合体的框架下，完善基层药物供给。此外，建议针对诊断明确、有长期用药需求的特殊慢病群体，基层医疗机构可为其在基本药物目录之外，建立额外的药品供应保障能力，以此疏解上级医院的诊疗压力，让患者在基层享受医保待遇。

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目前，一些地方如北京、上海等已经出台文件，扩大基层用药目录，加强与二、三级医院用药目录衔接，加强基层用药配送，保障群众基层就医用药需求。

陈玉玲（记者 林哲茹）09月18日,黄晓明与叶珂绯闻又有新进展了！有网友根据叶柯分享的中秋美照中发现不少重量级消息，比如叶珂秀了价值过百万的超大颗钻戒，引发结婚猜测。叶柯分享中秋美照还有网友联动黄晓明的中秋节微博动态，向叶珂发起了疑问。在中秋节当天，黄晓明分享了与家人吃饭的合影，照片中有黄晓明、黄爸爸妈妈和孩子，拍摄者隐身了。图为黄晓明中秋节微博动态不少网友看到叶珂的动态，就拿出黄晓明家族合影询问：是不是帮忙拍照？叶珂并没有回复该条评论，只是她的闺蜜好友忍不住怼了网友，表示“已婚，不在一起过节难道跟你过节啊”，证实叶珂与黄晓明结婚传闻。而“一起过中秋节”的说辞也疑似承认合影确实是叶珂拍的。叶珂闺蜜回复网友巧的是叶珂晒的一张手部合影图与黄晓明也有相似之处，黄晓明手腕部位有一颗痣，两者位置差不多。叶珂晒的一张手部合影图与黄晓明也有相似之处小海绵跟随妈妈一直在上海生活，黄晓明爸妈则在山东老家生活。而叶珂和黄晓明的中秋节IP都是上海，很有可能是黄晓明把爸妈一起接到了上海过节。叶珂和黄晓明的中秋节IP都是上海之前，有爆料称叶珂和黄晓明不仅结婚了，还备孕成功有娃了，两人也早早在青岛摆酒，光钻戒就选了四五颗，最终选了叶珂生日的克拉数。有爆料称叶珂和黄晓明结婚了叶珂生日是7月份，如果钻戒定的是生日克拉数，也就是说至少有7克拉，有网友根据同品牌的钻戒估算出价格至少五百万，从这能看看出黄晓明还是挺有诚意。叶珂晒钻石戒指照片在怀孕这块，爆料称叶珂备孕大半年，如今是怀孕状态。根据她社交平台的照片来看，有网友猜测她晒出的胶带图疑似是产检抽血图，孕妇产检要抽血，通常选择是手臂，如果血管较细，会选择手背，叶珂把这张照片放在中秋假期可能就是有想要传达的意义。叶珂晒出胶带图而根据她的近照图来看，虽然腰部纤细，但是腹部确实有微微凸起。叶珂腹部确实有微微凸起提到叶珂与黄晓明这段绯闻，不少网友第一反应是“前妻低配版”，大多是嘲讽态度，女方更是长期陷入小三争议。而在叶珂一遍又一遍否认小三后，相关声音低了不少，但是风评并没有变好。叶珂与黄晓明同框从辟谣恋情到身边人下场证实恋情等等，可以看到两个人对公众的态度还是回避状态。叶珂更是在直播中表示：“大概率以后不会（官宣），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选择，如果自己今年18岁谈个恋爱，自己一定拉横幅”。叶珂直播中回复网友黄晓明与叶珂都有过婚史，两人对于二婚的选择肯定都非常慎重。如今，叶珂闺蜜曝她与黄晓明已经完婚，而黄晓明这边还没有任何表态，也能看到两者影响力的差别。在黄晓明第一段婚姻中，他给予了伴侣高度的曝光率，举办了一场商业气息特别浓的盛大婚礼。如果真的二婚了，低调选择可能确实是双方商讨的策略。图为黄晓明叶珂与黄晓明的绯闻传了几年了，如果真的再婚了，希望黄晓明能好好回应，给女方一份尊重，至少不要让女方自己面对所谓小三争议吧，毕竟他跟baby离婚也很久了，再婚也算是好事。本文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陈玉玲（记者 林瑜宣）09月18日,红星资本局9月18日消息，原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网红”首席分析师蔡钧毅被抓一事有了新进展。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蔡钧毅案。据了解，蔡钧毅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时，为境外诈骗团伙引流，导致40余人被骗3000多万元。最终，蔡钧毅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2年初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两年前，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发表讲话抨击了蔡钧毅事件，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令研究所受辱”。蔡钧毅为原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蔡钧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被公安机关带走前，蔡钧毅曾长期在各电视台的证券投资类节目担任嘉宾，同时担任着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市场分析师，在老一辈股民中颇有名气，被称为网红分析师。2021年9月，市场上突然传出蔡钧毅被抓的消息，当时上海证券对外回复称，这是蔡钧毅的个人行为。如今，随着检察院的通报披露，蔡钧毅被抓的更多细节也浮出水面。据上观新闻报道，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典型案例，其中提到蔡钧毅案称，2021年起，叶某某、韦某某等人，受他人招揽，前往境外电诈园区内，专门从事针对境内居民诈骗活动。期间，通过沈某某等人联系，搭建公众号、直播平台、虚假投资平台，并邀请知名股评师蔡某某在短视频平台以直播方式，先后将被害人引流至其他平台，以推荐投资方式诱骗被害人在虚假投资平台“投资”，并向该诈骗集团控制的账号转账。2021年6月，投资者邱先生观看蔡某某的直播后被引流至其他平台，并扫描二维码下载聊天App，加入群聊后下载群内链接，安装直播软件、虚假投资平台。2021年7月，邱先生陆续向前述虚假投资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至2021年8月，邱先生发现该平台无法登录而报案，共计损失约2180万元。另有40余名被害人因同样方式被骗，共计损失1000余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宝山检察院第一时间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2022年1月至2024年9月，宝山检察院先后对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帮助并实施关联犯罪的沈某某、蔡某某等人以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起诉至法院，被告人分别获刑。其中，蔡某某案于2022年初宣判，他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图为蔡钧毅此前参加电视节目画面曾被内部讲话痛批为“一颗老鼠屎”两年前，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发表讲话抨击了蔡钧毅事件，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令研究所受辱”。据券商中国此前报道，2021年9月，蔡钧毅被抓后，上海证券内部曾就针对蔡钧毅事件召开了一场通报会，当时的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痛批蔡钧毅事件为“恶劣的个人事件，危害到在前进上升中的公司”，他还直言“我不希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随后，蔡钧毅被免去研究所所长助理一职。同年10月，上海证监局发布《关于规范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近期，我局关注到辖区某证券公司分析师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据了解，该分析师被刑事拘留与不当使用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有关。”《通知》要求券商完善对证券从业人员的内部管理，严格规范员工自媒体展业行为，建立健全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的制度体系。也是在当月，证监会机构部发布《机构监管情况通报（第86期）》，对券商、基金、投资咨询公司开展网络直播提出明确要求。一方面，禁止以直播的方式开展投资品种选择、投资组合推介等荐股行为；另一方面，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发表评论时，应当保持客观、专业的态度，主要围绕经济形势分析、市场变化评论、经济数据解读等宏观层面。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今年以来，仍有证券投资机构以及从业人员因网络直播投顾业务违规。7月11日，福建证监局通报，国融证券福州东街证券营业部组织证券投资顾问人员与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展网络直播投顾业务，个别投资顾问与第三方公司按投顾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收益分成。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抨击蔡钧毅，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 图为蔡钧毅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编辑 肖世清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