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整体的人类遗产”何以美美与共？

　　——专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北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铭

　　中新社记者 杜燕

　　中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 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扩展项目，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达59处，居世界前列。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北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展开解析，探讨体现“整体的人类遗产”(Human Heritage as a Whole)的普遍意义，以及遗产保护进程中人与遗产的互动、共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这些年如何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如何在世界遗产保护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王铭：北京中轴线遗产内涵多元、载体多样、空间多点。承载遗产价值的15处构成要素，以及构成要素之间必要的连接区域，即为总面积约5.9平方公里的遗产区；缓冲区覆盖面更广，包含遗产区周边且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联系紧密的区域，总面积约45.4平方公里，涵盖了北京老城约三分之二的面积，对于老城整体性保护意义重大。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从《世界遗产名录》角度而言，真实性、完整性保护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一直强调整体性保护，近年来进一步强调系统性保护。

　　中国提供了可行的“中国方案”，将多种遗产类型置于整体视角考虑，强调文化遗迹和自然生态的景观互动、人的核心作用、预防性保护、民众参与保护的重要路径，以进一步体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整体的人类遗产”的普遍意义，实现遗产保护进程中人与遗产的互动、共生。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抓手。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是重要基石，推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中新社记者：这些年，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方面有哪些突出成就？哪些方面需进一步完善？

　　王铭：中国自2006年起设置了“中国文化遗产日”，2017年起调整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既体现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又融入非遗传承、传播的诸多活动，推动在遗产保护基础上的活态传承。

　　活态传承非常关键。此次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广泛且热烈的公众参与就十分具有代表性，体现了文化遗产和现代生活的连接。

　　近年来，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结合越来越多，“让文物活起来”成为耳熟能详的声音，“博物馆热”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北京等城市大力建设“博物馆之城”成绩亮眼，文化遗产与文创产业、文化旅游等相结合……这些行动都在积极助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中新社记者：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王铭：随着今年7月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锤声落定，全球世界遗产总数已达1223处。这些文化和自然遗产既是各国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此次申遗成功扩展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实际上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中的中国东部沿海段落，特别需要通过国际交流来共同保护全球迁飞候鸟的栖息地、停歇地和越冬地。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运河是连接世界的“文化使者”，通过运河文化国际交流，中国与世界诸多运河历史文化城市以运河为媒，打开了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今年还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申遗成功十周年。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跨国申遗的成功代表，申遗过程体现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并向多国联合申遗的角度努力。

　　这些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典范，将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和文明对话。

　　此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需要建立在同理心、共情力基础上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正是整合“整体的人类遗产”的基础，有助于发挥文化的国际交往功能，推动世界各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新社记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

　　王铭：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之一。无论是类型多样的中国文化遗产，还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文明交流，都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形成了开放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和当代形态，应该也必须坚持文明交流互鉴。

　　大家已熟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大运河、“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世界遗产，以及正在积极推进跨国申报的海上丝绸之路，都体现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印记。

　　这些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典型例证，在其保护、传承、利用的一系列具体过程中，不仅融入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也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刻影响，遗产的普遍价值更加彰显。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将进一步作用于文明对话，以世界各国文化的多元基因相互碰撞、交流，激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更多可能性。(完)

　　受访者简介：

　　王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文化遗产专业负责人、北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通州区大运河文化讲习所特聘专家，中国民间信俗澳门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礼制史、北京文化遗产、大运河、非遗等领域研究。在《中国史研究》《考古》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编出版《青少年文化遗产常识》《燕赵风骨》等系列文化遗产考察报告集，以及《北京运河非遗对话录》《京西论“道”——石景山历史文化纵横谈》《通州历史》等。

赖妙俐（记者 郭勋容）09月21日,#endText .video-list .on{border-bottom: 8px solid #c4282b;}

赖妙俐（记者 吴奕君）09月21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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