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施行半年初见成效

　　清朗网络空间 助力健康成长(大数据观察·关注未成年人上网)

　　核心阅读

　　互联网全面融入学习和生活，未成年人在获取知识和信息更便利的同时，也面临不良信息传播等风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为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如今《条例》施行已半年。半年来，涉未成年人的网络乱象有什么新表现，如何有针对性地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各方如何落实相关要求，为孩子上网保驾护航？记者进行了采访。

　　未成年人上网亟须各方守护

　　北京市民孙杰(化名)发现，自己读小学的儿子总是半夜偷偷拿手机“刷”短视频。“我明明设置了青少年模式，晚上10点之后需要家长输密码才能登录，怎么还能玩呢？”

　　通过暗中观察，孙杰发现了原委。“即便使用青少年模式，孩子只要退出当前账号，用另一个手机号重新注册一个新账号，就能避开青少年模式。”孙杰表示，“我认为这样的青少年模式存在漏洞，很难严格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不良信息传播，短视频、游戏沉迷，网络诈骗、盗骗个人信息……长久以来，涉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乱象一直备受关注。其中，平台防护措施不够严密合理，是未成年人网络风险的重要来源。

　　此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曾就《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就要求，进入未成年人模式后，移动智能终端应在家长验证并确认后才能执行退出未成年人模式或恢复出厂设置等操作。“平台应设置更合理、更严密的未成年人模式，防止举措流于形式。”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说。《条例》也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修改可能造成未成年人沉迷的内容、功能和规则，并每年向社会公布防沉迷工作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监护人的网络素养也至关重要。《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有28.7%的家长表示对互联网懂得不多，主要上网行为是看新闻或短视频；此外，还有7.8%的家长表示自己不会上网。

　　“约1/4的家长认为自己对互联网存在依赖心理，有可能对其管理子女上网行为产生影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部分监护人自身网络素养不够高，加剧了未成年人上网相关问题。

　　此外，技术的进步也给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带来了风险。某短视频平台负责内容安全方面的产品经理王晓介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向未成年人传播不良信息的风险，以一些“密聊软件”、AI绘图软件为例，普通的监测手段有时无法奏效。

　　针对性提升监管执法效能

　　2023年，上海某法院的一则判决引发社会关注：某游戏代练APP以“发单返现金”、设立“专区”的形式，鼓励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用户通过其平台进行商业化、规模化代练交易，最终被法院判处不正当竞争。

　　其中，法院特别指出，该代练APP破坏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未成年人玩家可通过承接代练订单，不受时段、时长限制进入游戏系统，增加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风险，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本案中，我们做了诉前禁令，被申请人当时停止了行为。这表明了对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鲜明态度。”该法院知识产权庭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国已构建了包括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在内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对网络空间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予以多层次多维度保护。以该案涉及的“游戏代练”为例，《条例》就明确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

　　然而，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乱象不断以新形式出现，给监管提出了新课题。

　　“对于不良信息的治理在逐步优化完善，但是此类信息内容和传播途径呈现不断迭代、裂变、快速变化的特征，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社区、群组等相对比较隐蔽的社交环境中，形成一些亚文化形态和潮流。”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建议，将治理重点从针对具体信息内容转向治理整体生态氛围上来。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建议，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平台的要求，要从单纯的负面信息消除模式，转向社区正面氛围引导和塑造，通过平台规则、社区公约等方式，对于明显存在不良导向的社区氛围进行控制和引导。

　　网络平台须承担自律责任

　　近期，不少平台正在加紧升级完善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模式：快手形成了包括限制未成年人私信功能、限制陌生人关注未成年人、隐藏未成年人地理位置等八大功能的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模式；西瓜视频从2024年起对14岁以下实 名认证用户强制进入青少年模式。

　　“网络平台是信息内容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贞会说，互联网平台应做好内部自律，落实《条例》关于未成年人模式的有关要求，严格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和行为。

　　“如仅仅依靠未成年人模式，对于网络素养的培育不是长久之计。未成年人需要在成长过程中逐步适应真实网络生态，教育引导需要‘授之以渔’。”林维说。

　　专家建议，互联网平台要承担自律责任，一方面主动净化全平台内容，另一方面提升保护举措，让青少年受到侵害时及时得到帮助，安全安心地触及网络世界。

　　“您的情况我们已经充分了解，现在要核实相关信息，如果情况属实，相应消费会返还至您的账户。”在四川成都的腾讯未成年人守护营地，工作人员正与一名疑似遭到诈骗的未成年人用户进行电话沟通，对可能的违法线索也及时通报了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服务热线和未成年人家长服务平台小程序，营地为用户提供申请未成年人不理性消费的退款渠道，并设置专项小组，受理未成年人的综合网络问题。

　　合力发挥互联网积极作用

　　“除了风险防范思路之外，更要看到网络为未成年人自我发展和教育提供的正向赋能价值。”刘晓春说。

　　不久前，一则物理学科普短视频走红网络：手机屏幕上，一位老师手持废旧材料改造成的“雷电法杖”，指向教室里吊挂的灯管，一条电弧在“法杖”顶端出现，点亮了灯管。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他开始讲解现象背后的“特斯拉线圈”这一知识点。

　　江西景德镇物理老师夏振东发布的这则“雷电法杖”视频，获得220多万点赞。

　　据了解，去年，抖音联合科普中国等发起青少年科普创作计划，创作一系列适合青少年观看的科普视频。今年，中国科技馆、教育部宣教中心和抖音还联合发起2024“流动科学课”活动，组织“科普达人”为乡镇中小学生提供趣味盎然的科学课程。

　　在网信等部门开展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中，青少年数字素养也被作为重点之一。近年来，各网络平台纷纷开展主题活动，以数字技术助力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

　　对此，山东政法学院教授王伟亮表示，《条例》承接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条款，设专章规定网络素养促进，体现了将素养促进放在首位的预防式保护理念。各方应进一步贯彻相关要求，促进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提升。

　　除了平台和监管部门，家长、学校在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用网方面，同样十分重要。“政府、企业、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都要参与进来，只有各方主体共同努力，才能有效解决问题。”佟丽华说。

蒙孟涵（记者 蔡秀娟）09月21日,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当地时间17日报道，两名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美国防长奥斯汀17日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进行了两次通话。不过，这两名美国官员未透露两次通话的具体时间。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17日在记者会上称，奥斯汀与加兰特当天通了电话，讨论中东局势等话题。奥斯汀在通话中重申停火和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协议的必要性，以及通过外交手段缓解紧张局势以防止地区发生更大范围冲突的重要性。图为美防长奥斯汀 资料图 图源：外媒CNN称，赖德没有具体说明奥斯汀与加兰特17日通话的次数。该媒体还称，奥斯汀与加兰特经常通电话，但他们在一天内通话两次属于“罕见情况”，表明“美方对当前局势的重视程度”。图为以防长加兰特 资料图 图源：外媒此外，法新社也对赖德17日宣布奥斯汀与加兰特通话进行了报道。报道称，美以防长通话当天，黎巴嫩多地发生传呼设备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英国天空新闻网等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17日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多名成员携带的传呼设备当天发生爆炸。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菲拉斯·阿卜亚德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黎巴嫩多地发生的传呼设备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以色列应该对在黎巴嫩发生的传呼设备爆炸事件负责。以色列军方称不会对上述爆炸事件发表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7日称，美国正在收集关于黎巴嫩传呼设备爆炸事件的信息，美方没有参与其中。延伸阅读 大量寻呼机是如何被引爆的？黎巴嫩数千人死伤，誓言要“报复”以色列综合各方消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黎巴嫩全国多地发生大规模的寻呼机（注：也称传呼机、BP机）爆炸事件！爆炸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约2750人受伤，其中数百人伤势危重。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对寻呼机爆炸负有“全部责任”，并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此外，黎巴嫩看守政府当天也对该事件进行谴责。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2种方式可能让黎巴嫩BP机大量爆炸针对此次袭击的方式，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以及12频道等多家媒体，援引相关专业人士的分析认为，爆炸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引发：一种是通过黑客手段，同时对数千台寻呼机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其锂电池短路或过载，从而引发爆炸。另一种则是在寻呼机内提前安置爆炸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援引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发生爆炸的这批寻呼机在5个月前交付给黎巴嫩真主党之前，曾遭到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的拦截，并且在寻呼机内部安置了不到20克的微量爆炸物。但是截至目前，上述消息还难以被完全证实。死伤者中包括黎真主党成员 纳斯鲁拉据称平安有消息称，死伤者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或其家人。据路透社援引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成员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平安。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资料图片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普遍使用传呼机据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近来较为普遍地使用寻呼机，以通过这种技术含量较低的通信设备避免以色列追踪他们的位置。而这次发生寻呼机爆炸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贝鲁特南郊、黎巴嫩南部以及贝卡谷地等地，这些都被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所在地。寻呼机或被远程引爆或操控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这些寻呼机的电池被远程引爆。不过也有安全专家对寻呼机电池爆炸能否造成如此伤亡表示质疑。军事专家杜文龙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有一种可能性是寻呼机被远程操控——给寻呼机植入病毒软件，使软件有硬杀伤能力，通过病毒软件，使设备非正常运转，造成过热、过快、超负荷等，引发硬件损毁。另据路透社援引多名安全消息人士称，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是黎巴嫩真主党近几个月来新购进的。图为被炸成碎片的寻呼机“近一年来最大安全漏洞”有匿名黎巴嫩真主党官员称，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来持续升级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紧急声明，要求所有携带传呼设备的民众立即将其扔掉，并呼吁聚集在道路上的民众给救护车腾出通行空间。同时，声明还要求黎巴嫩各地区所有医院保持高度警惕，以满足紧急医疗服务的需要。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人们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图自新华社

蒙孟涵（记者 伍明辉）09月21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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