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济南9月18日电 (吕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9月18日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会上，政协委员、智库专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盐碱地缺水难题、水环境质量改善、提升河湖保护建设水平等方面建言献策，为山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山东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围绕持续推动黄河下游水环境质量改善向好提出建议。他表示，要提升工业污染防治水平，推进山东省黄河流域水环境安全体系建设。针对化工园区集中带来的黄河下游水环境安全压力加剧，需加强监管和治理，推动工业企业技术升级和设施改造，有效收集处理园区产生的工业废水。要树立黄河下游“一盘棋”意识，通过深化法规保障引领与建立山东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协调统一，有序推进黄河下游水环境安全体系建设。

　　山东省政协委员、烟台市民政局局长卢国栋聚焦盐碱地缺水问题建议说，该省应适当增加盐碱地农业用水指标、有效提升盐碱地农业用水效率、科学安全开发利用微咸水资源。“建议通过大数据分析已有技术和应用效果，提出针对性的微咸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及配套解决方案，构建盐碱地智慧化综合利用体系，推动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政协委员，东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美华则聚焦黄河三角洲湿地建设提出建议，她认为要加强湿地保护修复，从省级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制定黄河三角洲整体湿地保护修复方案，推进一体保护、协同治理、研究实施主河槽与黄河三角洲其他入海河、湖、湿地横向连通机制，实施水系连通工程，增强水文连通性，用湿地连接“河陆滩海”，促进三角洲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山东省黄河流域美丽河湖建设成效显著，但‘水生态’调查评价仍有短板。”山东省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院长谢刚建议，要夯实水生态基础调查，推动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加强水生态系统修复，提升流域生态系统多样性；减少多方面活动干扰，推进缓冲带划定修复工作；强化全方位能力建设，助力水生态系统向好发展。

　　山东省政协主席葛慧君表示，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专项民主监督工作，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着力在完善机制和模式上加大探索力度，既要加强实践创新，也要向纵深推进理论研究；既要推出精品成果，也要结出制度化建设硕果。下一步，要把握监督总体要求，聚焦“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开展协商式监督，深入调查研究，深刻分析问题，广泛凝聚共识，科学务实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黄河重大 国家战略在山东落细落地。(完)

王政宪（记者 黄佳靖）09月19日,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 记者 李梓瑜】据乌克兰“RBC.UA”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6日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的“胜利计划”90%以上的内容已制定完成，并将于下周呈现给其西方盟友。当地时间16日，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胜利计划”90%以上已制定完成 图源：泽连斯基社交平台X视频截图泽连斯基在帖文中称，“整整一天，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为我们的乌克兰‘胜利计划’做准备。每个要点都充满了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每个领域的关键人物都参与其中”。报道说，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所需采取的步骤现已非常明确。“对于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有一份明确的行动清单——究竟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加强我们的努力”，他还说，“这个计划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其中90%以上的内容已制定完成”。“下周，我们将向我们的盟国呈现我们的‘胜利计划’”，泽连斯基说。“RBC.UA”新闻网补充说，泽连斯基近日宣布，他计划9月向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乌克兰的“胜利计划”。据悉，泽连斯基不仅将向拜登提交该计划，还将向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提交。报道提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重点说明了该“胜利计划”的一些关键点，包括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以及经济和政治问题。据路透社8月28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7日表示，他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总统拜登及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一份“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承认，乌军攻击库尔斯克的战略目的并未实现。据俄新社8月28日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基辅有关“战胜俄罗斯”的计划不会阻止俄方继续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regnum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专家杰尼索夫表示，泽连斯基的立场意味着乌克兰军队要成功地对抗俄军在所有方向的进攻，并在库尔斯克方向继续推进。杰尼索夫称，泽连斯基的言论并不新鲜，他在“特别军事行动”的不同时期都已多次重复了这一点。在当前局势下，这番表态可以被视作“舆论游戏”。延伸阅读牛弹琴：普京做出重大决定 胜利的天平在向俄倾斜普京拿望远镜眺望 资料图关键时刻，普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俄罗斯军队再扩编。9月16日，他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增加18万人。由此，俄军总数将达到2,389,130人，其中战斗人员150万人。总统令将在今年12月1日生效。普京还下令，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预算向俄罗斯国防部拨款。这已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军第三次大规模扩编。去年12月，普京已经下令，将俄军总数扩大到2,209,130人，其中战斗人员132万人。第三次扩编，新增的18万人，都是军事战斗人员。这充分显露了一点，战争消耗之大，战场需要更多生力军，俄罗斯正在努力应对。今年6月，普京曾透露，在俄乌战场上的俄军，总数约在70万人。俄军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所以，在乌东地区，俄军最近攻势猛烈，拿下了多个战略重镇，迫使乌军节节后退。但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之所以能攻入俄本土，并占领大片俄罗斯土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边境地区兵力严重不足。普京检阅军队 资料图战争靠的是武器，靠的是谋略，但再先进的武器、再高明的谋略，最终依靠的，还是人。普京下了大决心，但也很谨慎。俄罗斯可以扩军，但不轻易征召后备役。因为很简单，这关系到稳定，关系到民心，2022年俄首次征召预备役军人参战，就有数十万俄男子为躲避兵役而逃离俄罗斯……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俄军和乌军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缺人！俄罗斯多少还好办，扩军，持续扩军，毕竟，俄占据着人口的优势，总人口超过了1个亿。世界首富的马斯克，在2022年就提出建议，俄乌赶紧谈判。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俄罗斯遭遇危险，肯定就会进行全面战争动员。双方的死亡都将是毁灭性的。考虑到俄罗斯的人口是乌克兰的3倍，乌克兰不可能在全面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如果你关心乌克兰人民，那就寻求和平吧。乌克兰确实更艰难，战争打到现在，青壮年几乎都上了战场，甚至很多乌克兰女性，也被俄军俘虏。社交媒体上，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视频，乌军征兵人员，突然围住一个男子，后者不得不告别家人，被拉壮丁上了战场。所以，你看到，双方交换战俘，被释放的俄罗斯军人，基本都还很年轻；但乌克兰这边，老的少的都有。乌克兰军队食堂里很多士兵两鬓斑白有一个镜头，看了特别心酸。乌克兰军队的一个食堂，里面应该有上百士兵正在吃饭，但镜头扫过去，看不到几个年轻人，很多士兵，已经两鬓斑白。他们是老兵吗？或许，他们还算不上老兵，他们只是年老的士兵。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中年人、老年人，不得不走上战场。他们可能是工人是农民是教授，但现在他们都成了战士。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在战场上的老兵这其实正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悲哀。大量的国家有生力量，不是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让自己家庭变得更加美好，而是成为了一场战争的牺牲品、消耗品。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战争总会结束，而在战争结束前，还会有大批双方士兵，将倒在血泊中，成为这场战争的一个注解，甚至连注解都谈不上。战争就是绞肉机，俄罗斯在消耗着乌克兰，西方又在通过乌克兰消耗着俄罗斯。所以，普京经常指控，西方希望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的战场形势，越来越对俄罗斯有利。虽然乌军占据了库尔斯克大片地区，但俄军不为所动，仍旧在乌东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完全占据着主动。哦，前几天，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哈萨克斯坦，谈到俄乌战场形势，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朔尔茨感慨地说了一句：“事实上，俄罗斯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当然，他还说了一句：“哈萨克斯坦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怀有真诚的同情。”女兵因战争失去一条腿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解读。但一个中亚的领导人，这样当面告诫德国人，显然是意味深长的。1，在军事上打垮俄罗斯，这不切实际，德国人应该更有体会。更别提，俄罗斯有庞大的核武器库。2，同情归同情，但哈萨克斯坦等国，仍旧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西方也看在眼里。3，别再抱有幻想了，也别再拱火浇油了，还是抓紧和谈吧。俄罗斯还在扩军，乌克兰则捉襟见肘。胜利的天平，确实在向俄罗斯倾斜。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最近特别焦虑，反复请求西方援助远程武器，对俄罗斯本土发动进攻。俄罗斯又岂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看到，普京签署总统令，再度大规模扩军，更多俄罗斯有生力量，将投入到俄乌战场。唉，兄弟之国，最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若干年后回看，我们不禁会问：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这场战争真的值得吗？谁又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王政宪（记者 黄雅博）09月19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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