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这几年发展得比其他地方都要快。”在南京创业数年后，安徽人李建今年选择回到合肥，在当地创办的无人驾驶技术与车辆供应商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裁。他们的技术团队主要来自中科院，在合肥鼓励创新的政策氛围下，这群年轻人于2018年开启了创业生涯。

　　不只是创新创业者的回流，以政府股权投资为牵引、产业链招商、创新驱动为特点的“合肥模式”押对了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链主，强势带动了当地乃至周边产业链的快速集聚，也让昔日的劳务输出地变身为了人口净流入地。第一财经在连日的实地采访中发现，就连出租车司机、酒店的服务人员都不乏从上海等地回流至家乡省会的样本。

　　2023年，安徽省新增各类人才95.5万、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130人，人才总量突破1270万；合肥市人口增加21.9万人，位居长三角城市第一。

　　今年1~7月份，安徽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高于全国2.6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1.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5位，长三角、中部地区和工业大省第1位；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技改投资分别增长17%、14.8%、28.3%，分别高于全国4.5个、5.5个、16.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分别居全国第8、第4位。

　　近年来，安徽这个以“煤粮钢”出名的中部省份，走出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制造大省、从能源原材料基地到新兴产业集聚地的发展路径，也试图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通过传统制造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寻找新的增量。

　　“押对”产业

　　“安徽制造从传统家电开始，到引入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形成的新兴产业集聚，催生出了对于控制器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卡奥斯创智合肥互联工厂总经理汤志强告诉第一财经，他们作为一家做家电行业智能控制器产品起步的供应商，新兴产业相当于是企业的第二曲线，也弥补了近年来传统制造业的下降缺口；同时，还让他们在去年实现了9亿元的产值，预计今年有望突破12亿元。受益于近年来当地产业的快速集聚，他们在安徽省的客户贡献了过半产值。

　　这类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厂的跃升，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安徽制造的变迁。对当地而言，电子信息、光伏、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集聚，是有目共睹的“押对”了当下的新兴产业，也得以在经济下行的挑战中实现了逆势而上的成绩。

　　安徽目前累计创建了玻璃新材料、智能语音、通用机械基础件等3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过去十年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从20.7%一路提高到42.9%。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7.2%。

　　蔚来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与合肥政府共建的工业园区里，目前已集聚了1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这些合作伙伴在园区内搭建了工厂，零部件通过空中连廊的方式进行运输，以座椅为例，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运输，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第二工厂采用了“天工”智能制造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可满足300多万种个性化配置组合，从收到订单到整车下线只需要14天。

　　安徽省工信厅副厅长罗文杉提出，2023年安徽汽车产量249.1万辆，跃居全国第二，全产业链营业收入达1.15万亿元，与装备制造业一起成为该省两个营业收入过万亿元的产业。这一年，安徽规上工业营业收入提升至5.1万亿元，首次跃居中西部第一。“新三样”产品中，全国1/5的光伏组件、1/7的锂电池、1/8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造”。

　　如果说“新三样”是现在的新兴产业，那么无人车、低空经济和量子信息更多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产业。这些还处于研发或商业化初期阶段的产业，也成为了安徽制造握在手中的“筹码”。

　　零重力飞行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下称“零重力合肥公司”）联合创始人贾思源对第一财经表示，他们是第一家被合肥招引的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于2021年3月成立。之所以落户于此，首先因为安徽是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的省份之一——2021年，安徽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全域试点省份。其次，当地政府始终以生态链的全局思维在招引企业。目前，他们的供应链伙伴过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也在合肥和浙江嘉兴建立了新的制造基地。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低空经济列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让贾思源他们明显感受到了地方政府及社会资本对于低空经济的更大关注。就在8月，零重力合肥公司完成了近亿元A轮融资，由合肥高新区国有创投机构合肥高投领投，科大硅谷引导基金、国华投资、蕴盛资本、紫峰资本跟投。

　　在继续投入技术研发和适航取证的同时，贾思源也表示，今年他们与锐翔等企业合作的一款电动飞机已经获得了30多台的订单，将在今年10月集中交付，预计能首次实现5000万以上的营收。

　　“我们从接触到落地，只用了4个月。”同样从事eVTOL研制的创业企业合肥览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党铁红告诉第一财经，他们的公司于2023年成立，今年被合肥政府招引入驻，将总部设在合肥。当地政府为低空经济的探索提供了政策、资金和场地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当地的自然和人口环境也适合低空场景的发展。

　　党铁红透露，团队研制的一款产品预计下个月可以交付1：1的样机，计划在3年左右完成市场交付，另一款则正在适航取证过程中。

　　目前，行业龙头亿航智能已在合肥的骆岗公园常态化运营，并在合肥设立了华东区域总部，推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华东地区的生产、销售、运营，2023年累计飞行1000多架次。

　　业界预计，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将从目前的5000多亿元，发展到2030年的2万亿元。在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现场，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级无人机成为了高端装备展区的板块之一，展示了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等十多个团队的技术及产品。根据官方数据，安徽省工业级无人机产业处于全国第一方阵、长三角靠前、中部领先位次；现有工业级无人机规上企业67家，年产工业级无人机约150架、发动机120台，2023年整机产值约20亿元。

　　在距离合肥150公里的芜湖市，刚刚举办了2024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如今也已形成了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主体、无人机产 业为支撑的低空产业集群，集聚了中电科钻石飞机、联合飞机等近200家产业链企业，年产值达400亿元。

　　合肥“底子薄”仍是短板

　　与上海、江苏等地相比，合肥融资轮次分布更偏向于早期。根据张通社Link数据库统计，2024年前7个月，合肥共发生融资事件163起。在融资轮次分布上，除战略融资外，早期融资（A轮及之前）是主流，约占比88.3%。其中天使轮融资有56起，A轮融资有42起。

　　然而，“押对”了现在的他们，能否继续赌赢未来？

　　既然是未来的新兴产业，就必然存在研发、市场化等诸多不确定性。不管无人机还是无人车，当下仍然都属于培育早期的未来产业。

　　一名航空界的业内人士提出，低空经济eVTOL领域存在资本炒作和估值虚高的情况。目前eVTOL的商业化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大多数企业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技术挑战也尚未完全突破，比如电池续航能力仍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实际应用场景也受到限制。公众对于这种新型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存在一定的疑虑。

　　“如今行业里大大小小的10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还在烧钱亏损的阶段。”李建也对第一财经表示，无人化交通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正在走从1到100的路，这样的市场培育期仍然需要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技术出身的李建和团队对于融资偏谨慎。过去几年里，他们一边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来养活团队，一边研制标品以逐渐拓展业务，每年保持着微盈利。他认为，投资能够催生行业尤其是硬件应用的发展，更容易产业化。但作为企业个体需要跟随市场发展来控制节奏。行业当前仍然面临几个难点，包括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安全性等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以及成本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兴起等。根据他的估计，2027年，无人化在物流和清扫领域有望形成规模化效应，2030年载客无人车才可能大规模普及。

　　除了新兴赛道本身的发展风险，对于合肥乃至安徽而言，产业基础仍然是这片土壤的短板。

　　对于党铁红而言，和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比，合肥的航空基础相对薄弱，“还没有成熟的主机厂”，这是他们将总部、试飞和运营放在合肥，仍将研发中心留在上海的原因。接下来，他们也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服务，提高取证的进度和生产运营的效率。

　　李建也用“很努力，但底子薄”来形容合肥。横向对比，当地的制造产业链仍然在全国处于第二梯队，要弥补基础需要较长的时间。

　　作为中部地区，在产业和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期，当地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开放意识的提升也仍在路上。

　　面对市场的逐步发展，李建他们到了加快融资的阶段，“目的是要建厂，具备生产能力才能更快地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从去年开始关注海外市场的他们，已经接到了中东的订单。但李建坦言，参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无人车的发展也最好是先在国内通过充分竞争，获得足够强的技术制造能力，再选择出海。

　　同样土生土长在安徽的玄离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6年的时间，在去年突破了技术瓶颈，其自研的井下巡检机器人、水上清扫船、地面清扫机等产品陆续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此时的他们，正在计划从合肥走向更大的市场。“去年累计销售2000万元左右，今年估计能够过亿。”该公司董事长张梅告诉第一财经，他们正在与上海、北京等地接洽，考虑设立销售公司，打开中国沿海乃至全球的市场。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这些“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实现了大比例的国产化，“有些车型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本土化供应”。如今，全自动无人驾驶的“中国制造”列车不只在安徽当地落地，还实现了200亿元以上的出口总额，主要面向泰国、埃及、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市场。

　　为了从制造大省迈向制造强省，更积极地融入全球供应链，安徽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今年8月中旬，安徽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印发《追求卓越品质 打造工业精品矩阵行动方案（2024-2027年）》，推动“安徽制造”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该方案明确，到2027年，每年培育省级新产品1000个以上，对标研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三首”产品300个以上，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00个以上，培育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左右。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联合体，支持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品研发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新产品研发、测试和验证。联合编制长三角创新产品目录，推动建立长三角创新产品互认制度。

　　与此同时，8月，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7单位联合发布的《贯彻落实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通过“调结构、提效率、强供给、树标杆、促循环”等举措，引导全省制造业向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六化”转型。

责任编辑：何俊熹

陈圣凯（记者 张婉瑜）09月23日,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陈圣凯（记者 崔惠瑜）09月23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

近日，《正在新闻》接到乘客刘朝东的爆料称，他两年前搭乘T3出行经营的网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刘朝东与司机均重伤二级。由于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刘朝东向《正在新闻》提供的起诉书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刘朝东乘坐的小型轿车沿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速突然飙升至148.6km/h，并撞上绿化树，导致本次事故。刘朝东回忆，轿车经过某颠簸路段时速度突然加快，慌乱中他要求司机刹车制动，却被告知车辆刹车失灵，无法停下。图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事发后，司机在笔录中称已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定车速失控的原因。T3出行平台方面则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网约车失控的惊魂40秒2022年4月8日下午，刘朝东通过T3出行手机app叫了一辆车，准备从荔山大厦附近前往木屋烧烤南新路店。这是一辆白色东风风神E70新能源车，车牌号为粤BD83057。事故发生后，刘朝东从交警处获得了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及道路监控视频，结合自己的记忆，试图还原出车速失控的这40秒。车子沿北环大道行驶期间一切正常。进入深南立交匝道，经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段时，刘朝东感觉车子的速度突然加快。“因为路面颠簸，速度又快，我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来了，还好有安全带拦着。”刘朝东坐在车子的后排右侧，刚好能够看到车辆的仪表盘，仪表盘显示此时的车速为60km/h。车子急剧加速，刘朝东本能地握住车顶的抓手，又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里，刘朝东大喊：“师傅，刹车！”却被师傅告知：“刹不了啊！”“我感觉在整个上弯道的过程中车子一直在加速，基本上是贴着道路左侧的石墩护栏在行驶。”刘朝东说，车子驶出匝道进入直行路段时，速度更快了，到下坡路段，仪表盘显示的车速已经接近150km/h。他向《正在新闻》回忆，当时这辆车的速度比路上其他车子快得多，轰鸣声也很大，他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命了，“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尽管如此，刘朝东还是朝司机大喊着“淡定”，“我没法留意他是怎么操作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了”。深南大道上车流量比匝道大得多，眼见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车子由中间车道冲上左侧车道，紧接着又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冲去。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刘朝东喊着“别撞！”仍然只听到司机“停不了车啊”的回应。刘朝东还来不及反应，车子就已经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刘朝东记得，冲上绿化带后车子有一瞬间腾空了，而后撞飞了几根支撑绿化树的铁杆，两棵树也跟着倒下，失控的网约车这才停了下来。车子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道路监控视频里，冲上绿化带的车子激起烟尘，被支撑绿化树的铁杆改变了方向，硬生生横过来的车子像醉汉一样失去控制，最终被绿化树拦了下来。“撞上的瞬间我两眼一黑，感觉就像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面全是灰，什么都看不清，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头上好像有血，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也碎了。”刘朝东向《正在新闻》回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事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粤BD83057号小型轿车沿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头与道路左侧的绿化树发生碰撞。此外，碰撞产生的碎片还殃及对向车道，撞击了另外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李明是对向车道被撞击车辆的车主之一。当时，李明正沿深南大道往宝安方向左侧第三条车道行驶，突然听到了很大的撞击声，自己的车子也被飞过来的碎片砸到了。下车查看后李明发现，自己车子的车头、车顶、车身左侧都有受损，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面目全非，横亘在对向离绿化带最近的车道上冒烟。图为事发现场的画面一直到被送上救护车，刘朝东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觉得“不太对劲，使不上力气”。网约车停下后，他想到电动车容易着火，下意识想离开车子，尝试拉了两次车门才勉强打开。从下车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蹲在车后十来米的位置，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事发原因成谜2022年4月至今，多个鉴定机构均未能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也仅获得T3出行平台垫付的部分医药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失控情况及失控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也认为，基于送检检材，无法判断事发前车辆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加速踏板等系统和部件是否存在故障，无法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人操作所致。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朝东说，他当时坐在后排，看不见司机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但根据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提供的行车数据及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刘朝东认为，不能排除司机疲劳驾驶、紧急状态下无法辨清刹车和油门的可能。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显示，碰撞发生前，事发车辆的油门踏板持续较长时间被踩至100%，在此期间不存在制动动作。而在2022年4月8日当天，截至事故发生前，事发车辆共计行车8.16小时。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汽车当天第一段行车记录发生在凌晨——4月8日凌晨零点五分至凌晨两点，司机陈伟是在网约车上度过的。在事故发生前的4.5个小时里，除短暂停车外，事发车辆也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司机没能按照法律规定，行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如果司机在下午五点的时候按规定休息，事故就不会发生。”刘朝东说，这可能是由于司机承担着高昂的车辆租金和高比例的平台抽佣，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乘客却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出行风险。司机陈伟则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失去了记忆，对于刹车是否失灵、自己有没有踩刹车等关键信息，更是无法说清。“我昏迷了13天，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听老婆说起才知道出了事故，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陈伟说。至此，事故发生原因成谜，T3平台也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员操作所致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在垫付5.4万余元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朝东的二次手术费用，“至于赔偿（的诉求）更是直接拒绝”。“我找网约车平台、车辆所有方、车辆制造厂、司机、保险公司，他们都觉得自己没责任。这是我作为乘客维权的尴尬点。”刘朝东对《正在新闻》说。司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刘朝东结肠、小肠破裂，多部位受损，先后四次住院，经历了多次手术。2023年3月，刘朝东做完最后一次手术，身体初步恢复，但仍面临着远高于常人的肠梗阻、肠内疝等疾病发生风险。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前，刘朝东在能源行业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任务需要在室外一线完成。刘朝东告诉《正在新闻》，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无法正常生活，始终处于住院、病休状态。偶尔出现在工作场合，他也只能在办公室待着。刘朝东说，这次事故对他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的困难就是资金——医药费花去17万多元，工资也陆续被扣掉十来万元，T3出行平台和车辆所有方深圳欧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共计十万余元医疗费完全无法覆盖。刘朝东原本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上下，病休期间，他的月收入有时只有一两千元。2009年，刘朝东和妻子来到深圳工作，事故发生时他37岁，女儿才九个月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来到深圳生活。出事后，妻子也不得不常常请假，家里还还着房贷，不得不动用存款维持生活。司机陈伟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他是湖北随州人，事发时49岁，听说在深圳开车能挣钱，2016年陈伟经人介绍到深圳开出租车。在此之前，他在湖北老家开了二十多年农用车，拉木头，家里也种着香菇。陈伟告诉《正在新闻》，那时收入不稳定，光景好的时候，他一年到头能收入十来万元，少的时候就只有五六万元收入。2021年底，听说网约车平台有奖励，他从T3出行平台租下这辆东风风神新能源车，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极少的月份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出事后，陈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后来看东西重影，听力、记忆力都有损伤，还会不时头痛，没法继续开车，他就回了湖北老家。现在，陈伟在老家种着十多亩水稻，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从深圳回家后就贷了十七八万元的款。陈伟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害者。和刘朝东的遭遇一样，T3出行平台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也不再谈及赔偿相关的事情。“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他的费用要我自己想办法。”陈伟说。看到刘朝东在社交平台讲述事故发生的始末，陈伟也希望事情能有个了断。“第一要生存，第二孩子要读书，我希望多少能赔一点钱给我。”陈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