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 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张慈瑄（记者 杨孟儒）09月22日,据湖南省纪委监委9月13日消息：日前，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郴州市委原一级巡视员张扬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扬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权力观扭曲变形，“前门当官，后门开店”，搞“家族式”腐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私欲膨胀，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图为张扬平资料图，他于今年4月被查张扬平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扬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4月1日消息，张扬平被查。公开简历显示，张扬平出生于1962年10月，郴州安仁人，曾长期任职郴州，历任郴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郴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郴州市副市长，郴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等职。2015年12月，他任怀化市委常委，后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2021年卸任，后回到郴州，任市委一级巡视员。此前，怀化市委原书记彭国甫、雷绍业，怀化市原市长易鹏飞，怀化市政协原主席印宇鹰等多人被查。延伸阅读搞数字政绩、家族式腐败，戴道晋被开除党籍，两天前上司落马67岁的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在退休3年后被查，今日被中纪委开除党籍。7月31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两天前，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李微微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是戴道晋的顶头上司，两人在省政协共事4年。图为戴道晋资料图，他被查时已退休曾任郴州市委书记，被查出搞“家族式腐败”据公开履历，戴道晋，1957年2月出生，湖南汉寿人。他长期在湖南任职，早年在家乡汉寿工作，后调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了14年之久，从普通科员一路干到办公室主任。2000年6月，戴道晋调任郴州，历任郴州市委常委、资兴市委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在郴州工作长达11年多。2011年12月，戴道晋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2年3月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2014年11月，他升任湖南省副省长，2017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当年5月卸任副省长。2021年1月，64岁的戴道晋卸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到龄退休。今年1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对戴道晋的处分决定。通报称，经查，戴道晋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恶化地方政治生态，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违背组织原则，任人唯私唯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在生产经营中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对家人失管失教，搞“家族式腐败”；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戴道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戴道晋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两天前，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李微微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7年（2016年1月-2023年1月），是戴道晋的顶头上司，两人在省政协共事4年。此外，曾与戴道晋共事过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易鹏飞、彭国甫也已落马。任内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值得注意的是，戴道晋被批“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恶化地方政治生态”“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在他的仕途上，郴州是其主政地方的重要站点，先后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其前任李大伦，后任向力力、易鹏飞也先后被查。图为戴道晋资料图，他被批在任内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此前，多个曾主政地市的“一把手”落马后被查出搞经济数据造假。如曾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张敬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其“政绩观偏差，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曾任青海省西宁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孔令栋，被查出“不正确履行职责，脱离实际制定并强行要求完成经济指标任务，致使统计数据造假，造成不良影响”；曾任济南市市长的孙述涛，被查出“政绩观扭曲，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统计造假”纳入违反党的工作纪律有关条款。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曾就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统计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此类造假行为严重违反统计法，严重影响统计数据质量，干扰甚至误导宏观决策，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工作作风，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

张慈瑄（记者 郑淑威）09月22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南加州参加竞选活动时，跟记者们谈起了一位名叫劳拉·鲁默（Laura Loomer）的女士。现年78岁的特朗普特意谈到鲁默，也算是一种打破沉默，因为在近一段时间，有关备受争议的鲁默是否会影响到特朗普的竞选，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支持者们热议的话题。特朗普搂着鲁默的腰现年31岁的鲁默，被认为是一个阴谋论者，她发表过很多“古怪”的言论，最出名的就是质疑“9·11事件”的处理结果。她在一篇帖子中暗示美国政府隐瞒了有关造成近3000人殒命的袭击的细节，并且写道“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此外，“哈里斯在辩论时所佩戴的珍珠耳环是隐形耳机”，这个子虚乌有的说法的始作俑者，也被认为是鲁默。据悉，就连包括国会女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内的较为激进的特朗普支持者，都对鲁默很是不满，他们都曾谴责过鲁默那“令人震惊”的说法。特朗普和鲁默贴的很近不过特朗普本人似乎并不介意身旁有鲁默的存在，事实上，两个人经常被看到开心地聊天，而且从肢体语言看，他们很是亲密，显然是彼此欣赏的。特朗普在户外演说当特朗普在南加州被问“对于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公开警告，应该远离鲁默，您有何看法？”，特朗普回答说：“我不知道。劳拉是一名支持者。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我无法控制劳拉，我不能告诉劳拉该做什么。”而当被问及鲁默有关“9·11事件”的言论时，特朗普说：“这是我第一次被告知。”“我对此了解不多。我知道她是竞选活动的忠实粉丝，但我真的不知道……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人都拥有的精神。我们的人很有精神。平心而论，她讨厌看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鲁默走下飞机很容易感觉出，特朗普还是在尽力地维护着鲁默，而至于为何如此，除了他口中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有评论认为，鲁默可能会恰到好处地满足了特朗普的自尊心。自认为高高在上的特朗普，早已经不太愿意听取他人的建议了，而像鲁默这种既能见风使舵，又能信口开河的人，正是他所青睐的。特朗普竖起大拇指鲁默在特朗普与哈里斯辩论的那天，就出现在了特朗普的团队中。而第二天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参加“9·11”纪念活动时，她又跟着去了。但消息人士指出，鲁默并非竞选工作团队成员，“她参加了这次旅行，但绝不是以官方身份参与的。”显然，在距离大选开始近50天的时间里，特朗普的团队是不会让鲁默惹是生非的，尤其是特朗普方面委托的公关公司，更是不愿意看到鲁默砸了他们的招牌。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改变的意愿。

（原标题：孟祥青：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