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记者：李秀梅

　　9月19日，上海金融监管局表示，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9月16日7时30分在上海浦东临港新城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4级（42米/秒，强台风级），气象部门称是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对此，上海金融监管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指导上海财险业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初步核查，截至9月17日17时，上海财险业接到台风“贝碧嘉”相关报案数2.94万件，预估赔款5亿元。

　　上海金融监管局表示，在台风“贝碧嘉”登陆前，督导上海财险业研究制定车险、非车险和农险的大灾理赔标准和指引，以提升理赔服务和客户服务标准化水平。同时，要求辖内机构及时提升调度层级，明确职责分工，加强人力配备；强化理赔服务机制，建立绿色理赔通道，机构“一把手”和班子成员上一线开展指挥工作。

　　在一系列举措指引下，上海各保险机构迅速进入临灾应灾状态，认真落实“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相关要求，已完成多笔赔付。

　　9月16日7时11分，国寿财险上海市分公司接到首笔非车险报案后，立即与汛期大灾工作组联动，理赔专员通过线上通道简化单证资料，快速定损及理赔，于7时58分完成核赔。

　　9月16日7时47分，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司接到客户报案，反映自家车辆被断落的树枝砸损。查勘定损员随即赶赴现场，确认损失后直接赔付2100元，赔款于10时52分到账。

　　上海首款城市定制型普 惠家庭综合保险“沪家保”于9月19日完成“贝碧嘉”登陆后的首单理赔。市民石先生家中出现严重漏水，窗纱受损，地板被泡。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查勘员远程指引石先生进行补救，并简化单证要求，在4小时内完成理赔审核，支付2800元赔款。

　　上海金融监管局指出，“贝碧嘉”过境，“普拉桑”即将来临，在沪保险机构将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充分运用风险减量服务手段为防台防灾加筑防线，有序推进查勘、理赔等各项服务，力争将台风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责任编辑：秦艺

张家宁（记者 韩俊宏）09月19日,又是一年中秋节，又到了本应该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想起小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妈妈都会准备柚子，月饼等一些东西在晚上放在门口，那个时候的月亮又是无比的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好是9月15日中秋节，但因为下雨，月亮已经被云层覆盖根本看不见，家里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准备这些东西。时间在变，人也在变，但团圆的心还是没有变。而本起案件却发生在本应该团圆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在中秋节外出约会网友，结果从这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湖南常德警方却接到了一起报警，一位名叫周萍的女子疑似被绑架了 。报案人是周萍的女儿和女婿，根据女婿透露，因为过节了，所以他和妻子准备了很多礼物来看望丈母娘，结果丈母娘的手机竟然打不通了，这种情况在之前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于是女婿又给舅舅也就是周萍的弟弟打电话，得知姐姐失踪的消息，弟弟非常的震惊，因为就在前一天，姐姐还来家里给自己送给礼物，之后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离开了。而弟弟在确定姐姐失踪后便认为姐姐一定是遭到了绑架，说不定晚点就会收到绑匪的勒索电话。弟弟之所以会这么认为，则是因为周萍在深圳打拼多年，攒下了不少的积蓄，并且失踪前周萍更是开始给自己造新房子了。按照农村人来说，家里造房子，女主人一定会在家里操持家务，但周萍却不一样，因为有钱，她把家里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别人，自己则是整日在麻将馆打牌。并且因为打牌的时候有个习惯，经常把自己厚厚的钱包就放在桌子上，所以村子里所有人都知道周萍很有钱。难道周萍真的是因为漏富遭到了别人绑架吗，然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周家人却没有接到任何绑架勒索电话。家人报警称周萍失踪就在一家人不知所措的时候，舅舅突然想到，姐姐来看望自己的时候是坐车来的，周萍的家距离弟弟家有一定的距离，平时也会租个什么车过来坐一坐，但绝大多数时候司机都会下车和周萍一起到弟弟家里，可唯独周萍失踪前的这一次，司机却始终没有露面。弟弟怀疑可能是司机发现了姐姐有钱的情况，然后将他绑架了。周萍的这个弟弟也是一个能人，在经过多方打听之后竟然真的找到了这名司机。司机姓粟，应该和周萍是在麻将馆认识的。弟弟认为这个粟某很有可能就是绑架姐姐的人，于是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警方，可是警方调查后却认为周萍因为钱被粟某绑架的可能性很小。这个粟某离过婚，交往的女友还是一个富二代，父亲是常德当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准女婿，粟某则是帮岳父负责工地管理的事情，可以说根本不差钱。但警方认为粟某可能是见到周萍的最后一人，还是决定找粟某见一面，粟某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后承认了自己送周萍的事情，并且也答应和警方见面。然而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天，这个粟某就是没有露面，民警敏锐的觉察到，粟某可能在隐瞒着什么事情。司机姓粟和周萍在麻将馆认识警方立即赶到了粟某家中，粟某的家也在农村，一间不大的平房，屋内根本没有什么装修，连像样的电器也没有。民警一问，这才知道，粟某在外面所说的女友是房地产老板，自己是工地管理都是谎话，实际上女友的父亲也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本人也只是一家工厂的临时工。果不其然，在外面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啊。在与粟某父亲的沟通中警方还了解到，粟某在9月14日这一天曾经回过家，但是接了一个电话后表示工厂有急事就匆匆离开了，至于去了哪里父亲自然不得而知。顺着这个线索警方来到了工厂，结果一问发现在9月14日这一天，粟某确实来过工厂，但只是呆了几分钟便离开了。一直到了9月14日的晚上12点左右，粟某才回到了父亲家里接走了女友和自己的孩子。粟某从父亲家离开后究竟去了哪里？在与粟某父亲闲聊中民警意外了解到，粟某的车子竟然是租的，如果真的是租来的，那么车上一定会有GPS，警方来到了租车公司，结果一查发现，粟某离开父亲家后确实来到了周萍弟弟家，结合粟某的情况，警方怀疑粟某真的很有可能绑架周萍。周萍有钱并且和粟某关系可能非同一般，最关键的就是根据GPS记录，警方确信周萍在离开弟弟家之后一定还是和粟某在一起的。只有找到粟某才能够找到失踪的周萍。结果就在警方调查粟某的时候，出租公司传来了消息，粟某悄悄的就把车子给还了，并且还车的地方还不再租车公司而是在路边，租车公司赶到的时候，车上一个人没有，粟某将车钥匙藏在了轮胎上面。车上很干净，很显然已经被粟某给清理过了，警方对车子进行了勘察，也没有发现血迹等情况，但是却检测出了男性精斑，这个让警方觉得很奇怪。然而粟某在之后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了消息。时间一下子就来到了10月1日国庆假，村民老孙像往常一样来村口的水井打水，结果往里面看去的时候，隐隐约约发现里面还想有一件衣服，老孙咒骂着丢垃圾人不道德，然后回家拿来了竹竿准备将衣服打捞上来，结果这一拨弄，他竟然发现水井里的竟然不是衣服，而是一个人。常德警方接到了老孙的报警，之后就组织人员对水井内的尸体进行打捞，女子的脸已经被泡肿了，但民警还是隐隐约约觉得此人好像就是失踪多日的周萍。于是立即对死者的DNA数据进行了提取比对，最终结果证实，死者就是已经失踪半个月之久的周萍。周萍死了，究竟是谁杀了她，毫无疑问呢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粟某。10月4日 ，警方在深圳将粟某抓获，一同抓获的还有粟某的小女友小伍，到案后粟某承认了掐死周萍然后将他抛尸水井的犯罪事实。根据粟某的交待，案发当天周萍将他约了出来，并且要求开房睡觉，当时粟某因为女友小伍还在家里便不同意，就这样二人在车上发生了关系。事后，周萍还要求粟某陪他出去玩，粟某当时还是挺喜欢年轻的女友的，所以就拒绝了周萍的这个要求，结果周萍竟然威胁说要把二人的关系告诉小伍，最终就是因为这个威胁，粟某对周萍痛下杀手。杀人后，粟某回家接女友，结果小伍在车上发现了周萍的钱包和手机，粟某说是自己抢劫来的，小伍竟然无动于衷，还陪着粟某将金银首饰进行了典当，并且当粟某得知周萍弟弟再找他的时候，他带着女友外逃去了深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粟某和小伍最终为自己的罪行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只有周萍，根据粟某的交待，她为人人性狂妄自大，什么事情都要顺着她的心来，动不动就以死威胁，最终也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粟某讲述与周萍的不正当关系

张家宁（记者 林祯龙）09月19日,#endText .video-list a:hover .play{opacity: 1;filter:alpha(opacity=100);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rc="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