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控制器,拔萝卜

《黑土地之恋》

（原标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撤离发表谈话）

《农门女婿不好当》

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人鱼媳妇超厉害》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星际拯救计划》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春草暖阳皆为你》

9月13日晚，女演员李纯在微博发文怒斥小区物业，称电梯长时间停电无人管理，自己的母亲被困电梯，打电话求助才有维修人员将其母亲救出。

《重生年代：真千金是满级大佬》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