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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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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谈及欧盟一意孤行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加高额关税,当地时间周五(13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参加科苏特电台节目时表示,匈牙利要团结盟友,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合作,以改变布鲁塞尔的错误政策。话及此处,他特别提到前几日访华时表态反对这一政策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综合总理办公室官网发布的节目实录,欧尔班说,汽车制造业是匈牙利经济的关键因素,关乎成千上万的家庭生计。过去几个月,他与欧洲众多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会面,对方都“坚决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我询问他们对此的看法,因为这一政策在话术上据称是为了保护欧洲车企。但他们说,他们是最坚决反对这件事的人,他们不希望受到保护,想要参加竞争。可是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仍在继续考虑加税”,他说。欧尔班进而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欧洲政治和经济领域有许多重要参与者的想法与匈牙利相似。他呼吁,这种共识的力量应该团结合作,形成一股能够影响布鲁塞尔政策的力量,推动其改变错误政策。他补充道:“我们不应该觉得布鲁塞尔比我们更聪明,如果他们是错误的,就需要说服他们去改变。”欧尔班参加节目 总理办公室官网视频截图据报道,欧尔班还在节目中提到,日前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为欧盟委员会撰写的“欧洲未来竞争力”报告。报告称,欧盟如果想在经济上跟上中国和美国的步伐,就必须要有更加协调的产业政策、更快速的决策和更大规模的投资,并指出欧盟每年至少需要投资7500至8000亿欧元(约合5.8万亿至6.2万亿人民币),才能确保与中美竞争。在他看来,这份报告揭示了欧洲正在遭受巨大的竞争力损失,究其原因,是因为欧盟现在更倾向于在世界经济挑战中封闭抱团,而不是勇于地面对竞争,“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关于新的保护性关税、惩罚和制裁的消息。”欧尔班认为,这份报告的关键在于,它指出了西方领先强国自500年来第一次受到了来自西方以外的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亚洲力量的崛起已然是政客们必须考虑,且不容否认的事实。德拉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展示报告封面 欧洲媒体图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挑战,欧尔班说,欧洲有两种方式应对,“你可以提升自己并加入竞争,也可以取消对手的比赛资格,不允许别人带着更便宜的产品、更高效的技术来到这里。但问题是,哪一条路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欧尔班直言,欧盟如今显然就正朝着封锁对手、抱团密闭的方向发展,而这对于匈牙利来说是一场悲剧。他警告道,如果世界经济再出现像冷战时期那样划分成各个阵营,“匈牙利就会被推向边缘,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无足轻重的参与者,困死在死胡同里”。他强调,匈牙利的利益在于保持经济中立,该国不应将自己束缚在世界经济的任何一半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匈牙利必须参与竞争,我们不拒绝、不排斥挑战者,而是了解他们,了解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强,并提升自己与之竞争,这对匈牙利才是有利的。”“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在西方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加入欧盟也好,加入北约也罢,但保持中立一直被排除在匈牙利的公共讨论之外,现在是时候唤醒它了。”在这个话题的结尾,欧尔班重申,“匈牙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逻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做最符合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欧盟27个成员国将于下个月就是否继续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进行最后表决。如果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那么欧盟委员会将被迫搁置这一措施。欧尔班在节目中提到的西班牙,早些时候曾被爆在7月的“咨询性投票”中支持对华征税。不过在刚刚结束访华行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呼吁欧盟重新考虑这一计划,“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这么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在此之前,德国对征税一事的反对态度最为明显;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警告欧盟不要破坏全球贸易;北欧国家挪威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其首相斯特勒近日同样指出此举不可取。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表示,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面对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税大棒”,中国灵活的应对方式引发外媒关注。路透社9月13日文章分析称,中方显然在关税问题上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在做好反击准备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与个别欧盟国家开展一对一协商,这一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比如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关税决定。与此不同的是,中方甚至未事先发出警告便对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直接对加方施以“震慑”。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若27个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报道说,尽管面临着美国方面施加的关税压力,中国并不希望与欧盟爆发贸易冲突,但中方已明确表示,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关税,中方将作出反击。随着投票临近,中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发出反击警告,另一方面也在同欧盟主要国家就商业交易与投资事宜开展一对一协商。今年以来,中国已相继宣布对欧盟乳制品、猪肉、白兰地等农产品进行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报道认为,中国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潜在反击,将主要落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身上,波及他们对华出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而德国、芬兰和瑞典等没有推动关税的欧盟国家所受影响较小,中方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出口品类。据业内人士此前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中国的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路透社注意到,本周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人意料”地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加征关税的立场。“事实上,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不仅是所有欧盟成员国,还有欧盟委员会都应该重新审视。”桑切斯在1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对于西班牙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成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让双方找到一个符合欧盟和中国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据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桑切斯率领的代表团离开中国时感觉“西班牙现在更重要了”,并称西班牙与中国已接近达成猪肉产品关税协议。9月10日,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 图/西班牙首相府网站目前,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进口猪肉总价值约6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根据西班牙猪业联盟(INTERPORC)的数据,2023年西班牙向中国出口了超56万吨猪肉相关产品,价值12亿欧元。报道说,作为给西班牙的“甜头”,一家中国公司同意在西班牙建造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工厂,用于生产制氢设备,这显然是对西班牙绿色雄心的支持。中国经济学家梅新育表示,在猪肉和乳制品方面,中国最大限度地拉高了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成本”,农业部门经常在欧盟政治中发挥作用,“中国是这些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2023年,欧盟对中国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出口总额达到约100亿美元。欧盟去年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了欧方的相关表态。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欧盟内部就关税问题持续拉扯,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似乎“铁了心”要把关税大棒挥舞到底,而中方的反击也相当干净利落。“中国似乎不想与加拿大进行谈判或作出让步。”路透社提到,与对待欧盟的态度不同,中国甚至没有事先向加拿大发出任何事关反制措施的公开警告。在加拿大8月末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后,中方很快宣布对自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他反制措施还包括——将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依国内产业申请,对加拿大相关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加方有关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作出反制后,加拿大甚至变本加厉,于10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半导体、关键矿物、金属以及太阳能产品等加征关税的潜在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9月10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宣布,或进一步对中国电池、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 视频截图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农业分析师埃文·佩(Even Pay)说,与对待加拿大的态度相反,中国显然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对于加拿大,他们直接采取了‘震慑’(shock and awe)手段。”埃文·佩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9月12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周一起对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有分析人士指出,与中国对欧洲进口产品展开调查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中国相关产业机构通过提出投诉来推动调查。请问能否解释一下中国对待欧洲与加拿大产品的差异?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表示,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反倾销调查可以依据产业申请发起,也可以由调查机关依职权自主发起。相关证据显示,加拿大对华出口油菜籽存在倾销行为,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考虑到中国油菜籽产业集中度低、涉及种植人员广,产业提起申请困难,中方依法自主发起调查,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

(原标题:辛巴3倍赔付三只羊消费者 网友晒收款)

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对美英等乌克兰西方盟友发出“最强硬”警告,称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等同于“与俄罗斯开战”。 当地时间13日,塔斯社援引“俄罗斯24”新闻频道报道称,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透露,在普京发出警告后,有几名美国前官员打电话给他,询问普京表态背后的真正含义。 “普京昨天的声明被细细斟酌。我接到了几名(美国)前官员的电话,他们问我这些话背后的意思。”安东诺夫没有具体提到打电话的美方人士是谁,他补充说,“我只是简单回答道:‘同事们,不要玩火’。”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视觉中国 安东诺夫重申,如果欧洲发生核冲突,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我们已经说了一百次了,核战争不会有赢家,但美国似乎存在着某种幻想,觉得如果发生核冲突,不会影响到美国本土。我一直试图向他们传达一个观点,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每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在说,没必要玩弄这种话术。” 安东诺夫还表示,美国至今还没有做好和俄罗斯进行认真谈判以解决问题的准备,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不会改变俄美关系的消极背景和不利局面。 “美国人想要什么?想要续签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接着说,“但这让我想到这样一个画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伸出手做出握手的姿势,但他背在身后的另一只手却握着把匕首,随时准备攻击他的伙伴。” “我们现在应该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在全球南方的伙伴,虽然速度没那么快,但逐步朝着建立多级国际关系体系的方向前进。”安东诺夫总结道。 对于英美近日持续炒作将批准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普京12日对俄媒表示,西方有人在“偷换概念”,问题的本质并非武器限制是否解禁,而是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俄方将被迫做出“适当回应”。 普京的这番话,被路透社称为其在西方国家升级援乌问题上发表的“最强硬表态”。 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RT报道截图 综合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普京的声明毋庸置疑已经传达给了接收者。他强调,这份声明“非常重要、非常明确、毫不含糊”,不应存在任何双重解读。 同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对此回应称,普京的声明与此前的俄方表态区别不大,但美国仍会严肃对待。 柯比还补充道,拜登政府对是否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远程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他称,美英周五举行的元首会晤不会改变美方在这一方面的政策,会后两国预计也不会对此发布任何声明。 “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国)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他说。 俄方警告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面。早前报道曾称,两名领导人将就是否允许乌克兰向俄境内发射西方远程导弹系统展开讨论。 不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3日报道,会后两国没有对这项议题做出任何决定。被问及是否说服拜登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 “风暴阴影 ”巡航导弹时,斯塔默顾左右而言他,“与拜登的白宫会晤是一次讨论乌克兰战略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步骤或策略。” 在媒体不断追问下,斯塔默透露,双方在乌克兰、中东和印太地区议题上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讨论,预计有关问题会在几天后的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深入讨论。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也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德国对乌克兰供应武器的规模仅次于美国。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赫贝斯特雷特当天也重申,柏林方面对这一立场没有补充说明,美英正在讨论的武器射程已经超过了德国所提供的武器。他还表示,柏林不会评估普京发出的最新警告,但认为有必要考虑他的言论。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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