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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汽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人力成本优化和产能缩减最为激进的汽车企业。在5月广汽本田裁员2000余人后,本田在华另一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同样启动了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东风本田将裁员2000人一位在东风本田工作了两年的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证实,此次东风本田提供了近2000个离职通道,赔偿能够给到“N+3”。被裁退的员工主要为生产线工人。这是该员工进入东风本田后,首次经历较大范围的裁员。9月10日,东风本田对外回应表示,此次优化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加快战略转型。优化将主要针对生产领域,并采用员工自愿离职的形式,给予员工妥善合理的补偿方案。界面新闻从东风本田贴吧注意到,从7月开始陆续有相关帖子称,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离职的统计。在8月底,员工开始批量离职,且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东风本田离职员工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由于此次赔偿方案不菲,一些东风本田的员工积极争取被裁名额。东风本田采用的是“N+2+1”的补偿方案,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2”指代2个月工资,“1”表示额外再发放1个月的奖金。东风本田方面表示,从实施反馈来看,很多离职员工对补偿方案表示满意。东风本田此次大规模裁员早有预兆。由于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本田计划通过关闭工厂等举措,在华削减三成的燃油车产能,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此次减产在日本汽车公司中创下最大规模。其中,东风本田在今年7月26日发文称,东风本田在湖北武汉的第二工厂生产线将于2024年11月暂停生产。这座工厂的年产能为24万辆。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第二工厂并未关厂,还保留了研发及实验室。目前暂未传出将在生产领域外的进行裁员。界面新闻从多家合资品牌人士处了解到,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和短期内难见好转,不少合资品牌人士选择跳槽去新势力或国内自主品牌。自然流失人数不在少数。本田计划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内通过广汽本田的裁员和自然减员,对中国业务共削减3000人左右。但东风本田的人员削减并不包括在内,削减幅度可能会扩大。去年12月广汽本田已经开始裁员。据日媒报道,彼时广本裁员约900人,这是广汽本田25年来首次裁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流选择,缺少新能源车型的合资汽车厂商很难止住持续下滑的销量趋势。本田汽车8月中国新车销量同比下降44%,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东风集团产销报告显示,东风本田1至8月累计销量同比下跌19%;广汽本田前8月累计销量只有27万辆,同比下滑26.81%。尽管在华销量出现大跌,但本田汽车4至6月合并营业利润却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在美国市场,受益于混动车型的销量猛增,本田汽车4至6月财季销量增长3%,实现连续16个月增长。合资汽车品牌曾经是汽车人士争抢进入的好公司,能够提供行业内领先于自主品牌更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年终奖金,但随着业绩的持续萎靡,其过往的光环已经不再。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8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48万辆,同比下降27%;前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超过1000万辆,市占率达到63.2%。合资汽车品牌的燃油车产能已经普遍出现过剩,且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让它们对生产更为谨慎。不仅是本田汽车,今年5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同样出现人员优化,对部分第一次劳动合同到期员工不续约,并提供“N+1”或“N”个月的补偿。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菁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合资品牌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期。它们拥有资金和技术储备,但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过程的周期较长,车型推出速度难以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品牌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这将格外考验合资品牌中外双方的步调能否一致。延伸阅读IBM中国裁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 员工冒雨到办公室讨说法步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计算机巨头IBM以一个极为“魔幻”的方式,宣布结束IBM在中国的研发业务,1000多名中国员工被波及。据港媒《南华早报》、美媒《华尔街日报》等27日报道,本周一,IBM高层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在仅持续3分钟宣布裁员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空间,让特地冒着大雨赶到IBM北京办公室参会寻求说法和解决方案的中国员工大为失望,更有不少人感到愤怒乃至羞辱感。与此同时,又有不和谐声音借机鼓噪所谓“外资撤出中国”。不过,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此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壁垒优势,是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最主要原因。“裁撤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他表示。IBM确认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资料图有关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传得沸沸扬扬。据《南华早报》等报道,早在上周五,就已经有一些员工发现了“苗头”:当晚,IBM中国毫无预兆地关闭了内网访问权限,有些正在加班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公司的内网系统。到了周一,IBM中国关闭下属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CDL)和中国系统中心(CSL)的消息尘埃落定,涉及IBM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中国员工。而这场将改变1000多人命运的会议,却是以一种让受影响员工觉得极其敷衍了事的态度结束的。报道称,当天参加虚拟会议的有IBM的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赫根罗瑟(Jack Hergenrother)、Z大型机总经理毛里(Ross Mauri)和存储软件工程副总裁梅斯(Danny Mace)。赫根罗瑟表示,受到市场动态和激烈竞争的影响,IBM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正在“衰退”,因此决定将开发业务从中国转移到IBM其他海外基地。《华尔街日报》补充称,部分业务可能将转至印度。一份文字记录显示,在赫根罗瑟敦促受影响员工与各自所属管理人员就遣散安排组织私下讨论,另两名高管感谢员工贡献后,这场仅持续了3分钟的会议被直接掐断,根本没有留出任何与中国员工进行问答沟通的时间。综合北京商报、第一财经等报道,大多数员工对突然裁员感到惊愕,更对如此简短的会议大失所望。在IBM工作13年的研发员小李(化名)告诉媒体,一早冒雨来开会,全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受到了侮辱。”和小李的说法一样,另一名北京IBM员工对《南华早报》透露,他已经和自己的一线经理谈过相关安排,后者也被解雇了。IBM方面目前的说辞是不按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日之前签署解聘协议,将得到N+3的补偿。据小李补充,9月20日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是N+1,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后再签字将得不到任何补偿。IBM此番大动作引发科技领域“地震”。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经有中国科技公司的猎头,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职位,与这些受影响的中国员工进行了接洽。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IBM强调,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将是利用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经验,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IBM在亚太地区虽有复苏之势,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始终处于下滑中。IBM年度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而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了1.6%。“就像把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业务卖给联想一样,IBM现在不得不关闭CDL和CSL,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利润并不理想。”一名前员工告诉《金融时报》。IBM中国回应裁员传闻不过IBM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级AI论坛上,IBM亚太区总经理德克斯(Hans Dekkers)表示:“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于企业级AI领域。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IBM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他对封面新闻表示,虽然IBM宣称关闭相关业务是用AI取代人力,提高企业效率,但从今年二季度数据来看,IBM营收仅仅增长2%,固定汇率算仅仅为4%,“在科技企业中,你很少见到如此没有火气的业绩表现。所以,有可能研发机构裁撤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对于有杂音借机唱衰中国外资投资,盘和林在一篇评论文中反驳道,所谓“IBM全面撤离中国”是一种危言耸听,IBM此次裁员只是其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自2020年新CEO上任后,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轮裁员,此次裁员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行动。IBM在中国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分公司和业务,在华员工总数超过1.2万人。《华夏时报》也援引专家说法分析称,近些年,IBM在中国市场的能力和服务优势其实已经被本土IT企业逐步取代,其先发优势到了一定瓶颈期,这是目前这家公司遇到的最大问题。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指出,在中国过去这40多年的发展中,外企先进的IT技术的确占到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近十几年,中国IT领域的发展尤为迅速,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不少外企却固守在过去的逻辑思维和技术水平上缓慢前行,无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企业的需求,只能选择收缩业务或者退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北京商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对于IBM这种习惯于服务政府、银行等大型机构的龙头,“放低身段”挖掘细分群体“赚辛苦钱”,并非易事。产业观察家洪仕宾也提到,在现今各家技术差距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市场整体的打法、逻辑早已改变,所谓“得客户者得天下”,关键在于竞争谁的生态覆盖面更广。一些外媒则猜测,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也给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研究的美国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了阴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国设立大型研究团队可能会使IBM获得美国政府合同变得困难,美国政府是IBM的主要客户。《华尔街日报》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为了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接连发起“去IOE”(在IT架构中去除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棱镜门”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通信和企业网络,更加速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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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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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来源:潮新闻“亲爱的八两,我的女儿,妈妈来看你了,虽然是隔着玻璃。明天你又要接受手术了,签字的时候心都在颤抖,太心疼你了,我的宝贝。希望你能理解妈妈的决定,我们一起闯过难关,加油!”陈女士给女儿“八两”的手写信看哭网友 受访者供图前段时间,一个名叫“陈八两我爱你”的账号,在社交平台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账号的主人是一位极低体重早产儿的母亲。她的宝宝“八两”出生时仅410克,出生后患有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多项早产并发症,一度性命垂危。在宝宝抢救、治疗的这段时间,这位坚强又温柔的妈妈一直在社交平台上记录并分享孩子病情进展,给女儿手写的几封信一度看哭网友。陈女士和女儿“八两”的第三次见面 受访者供图9月11日,记者联系上了“八两”的母亲陈女士。“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可以好起来。”陈女士哽咽地告诉记者,无论如何她都会坚持下去。出生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2月11日,“八两”出生。作为37岁的高龄产妇,在经历备孕4年、胎停1次、扎了150针肝素保胎后,陈女士终于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八两’的降生结束了我肚子上扎针龇牙咧嘴的生活,但比起孩子小小年纪要承受的这些,我宁可自己受苦。”陈女士红着眼,孩子是不到27周的情况下被紧急剖出来的,与预产期相比,提早了3个半月。正如名字的由来,“八两”出生时体重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属于超早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胳膊都没她爸的手指头粗”。宝宝从出生后就一直待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待了200多天。“出生后一周我才再看到她,小小的身体插着管子还要打好多针。”说起这些,陈女士几次泪崩,“在NICU期间,还做了两次手术。”新生儿病房有一个本子,里面是给宝宝的话,陈女士写了几次给女儿的手写信,希望她有一天能看到。今年4月,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八两”的故事和手写信,很快引起了关注。网友们的留言鼓励 受访者供图“起初是为了排解低落的心情。”陈女士说,没想到能给同样在焦虑中的早产儿父母带去温暖和希望,“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非常关心我们,他们为宝宝揪心落泪,一直鼓励安慰我,我真的发自内心感谢。”如今长到了八斤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记者了解到,“八两”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出生并治疗50多天后进行了转院,目前在浙大儿院的NICU进一步治疗。好消息是,曾经的“八两”如今长到了八斤。但未来小“八两”的治疗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孩子前期进行了坏死小肠的切除手术并做了造瘘,第二次手术进行了肠造瘘回纳。”浙大儿院NICU副主任马晓路告诉记者,从医院以前救治跟小“八两”类似病情的案例来看,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通过治疗好起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费用可能需要百万元以上。”马主任说,目前小“八两”在他们医院的治疗费用已经累计4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确实有一定压力。”病房内陈女士的母亲轻拍着“八两” 受访者供图陈女士和丈夫是东北来杭的新杭州人,普通工薪阶层,此前家中的积蓄并不多。“不光是浙大儿院NICU的医护工作者们在尽力地救治‘八两’,儿保的早产儿妈妈群里还自发筹了一万多块给我。”陈女士说,这些天她被感动了好多次,“有位经历相似的网友找到我说,当时她选择了放弃,现在想给‘八两’出一份力,希望‘八两’赢。”“虽然‘八两’的治疗还很漫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陈女士说。潮新闻 记者 滕一韬 通讯员 祝姚玲延伸阅读万米高空25周婴儿早产,新生儿科护士出手相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我是新生儿科护士,可以帮忙!”近日,在海南海口飞往北京的CZ3119航班上,一名孕25周的产妇意外分娩。危急时刻,搭乘该航班的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在万米高空进行了紧急救援。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产妇和新生儿情况如何?一起来看。8月3日,张女士带着4岁的大女儿乘坐CZ3119航班从海口飞往北京,准备与丈夫汇合。飞机飞行大约一小时,她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前往卫生间,不料却意外分娩。海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也在这个航班上。陈珊珊回忆,当时广播突然传来紧急呼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听闻需要医护人员支援,作为护士的陈珊珊赶了过去。“快救救我的孩子,拜托了!”陈珊珊说,当她赶到机舱卫生间时,看到一位孕妇已经分娩,正捧着一个手掌大小的胎膜,胎膜里包裹着胎盘和新生儿。经过紧急询问,陈珊珊得知,这位孕妈妈怀孕仅“25周+5天”,陈珊珊顿时精神紧绷。在确认产妇状态稳定后,陈珊珊决定立即对新生儿进行抢救。此时,机舱内另外两名医生也闻讯赶来。由于他们不是新生儿科医生,三人商量后,决定由陈珊珊主要操作,另外两人打配合。陈珊珊日常工作照由于新生儿被胎膜包裹着,不破膜会导致新生儿无法呼吸。万米高空医疗条件不足,陈珊珊和另外两名医生只能戴着手套撕开胎膜。破膜后,他们发现新生儿全身苍白,没有哭声,无呼吸和脉搏,四肢软,给予刺激也无反应。“这个柔弱的小生命危在旦夕,每分每秒对她来说都至关重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陈珊珊对其进行胸外按压、经鼻氧供应等紧急措施。“早产儿要充分保暖,体温每降低1℃,败血症风险增加,死亡率也会增加。”陈珊珊请求机舱工作人员取来暖水袋,并用机舱包包裹着给新生儿进行保暖。经过一系列救援措施,宝宝的心率逐渐恢复了。此时,所有人松了一口气,没来得及留下一张现场照片。由于早产儿各项功能发育不成熟,且在飞机上生产感染风险倍增,为了保障新生儿和孕妇的生命安全,在机长的协调下,飞机准备紧急备降湖南长沙黄花机场。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陈珊珊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一直给新生儿做胸外按压。飞机备降长沙后,陈珊珊提议,自己也跟随救护车送新生儿一同前往医院。早产儿情况目前稳定从万米高空到医院,陈珊珊持续按压约一个半小时。“看到孩子被送到了抢救室,我才发觉自己的手已经麻木了。”幸运的是,经过抢救,宝宝脱离了生命危险,产妇身体也已稳定。看到母女平安,陈珊珊才放心离开,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得知妻子在飞机上分娩,张女士的丈夫孙先生第一时间赶往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孙先生介绍,二女儿出生时体重仅为820克。经过半个月,如今体重增加了50克,目前情况稳定,但还需要继续留院观察,直到符合出院条件。“我们给她取名叫孙奕安,寓意着‘一生平安’。”张女士和丈夫、大女儿合照近日,孙先生也与陈珊珊取得联系,他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表达感谢,“危急时刻,感谢您挺身而出,我们会让孩子永远记得您”。此外,孙先生表示,等到孩子平安出院后,要登门致谢。南方航空也向陈珊珊致以感谢信,感谢她及时、高效、专业的抢救。得知孩子情况稳定,陈珊珊十分欣慰。她说当时情况太危险,自己来不及多想,只能凭借着经验全力救助。她还要特别感谢机组人员和另外两位医务人员,是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这次救援。此外,陈珊珊也特别提醒,孕妇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有人陪同。她也为小奕安送上祝福:“希望奕安健康成长,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陈珊珊日常工作照

据河南省纪委监委9月9日消息,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刚被查公开简历显示,牛刚,男,1968年1月生,偃师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他先后在洛阳市政协、宜阳县、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市委、洛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老城区人民政府工作,2018年11月任老城区委书记,2021年2月任涧西区委书记。2022年5月,牛刚任洛阳市副市长,并继续兼任涧西区委书记至2023年5月卸任。牛刚2022年5月任洛阳市副市长 资料图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4日,牛刚的“老乡”,同为河南偃师人的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明官宣“落马”。1966年12月出生的宗国明曾历任孟津县委副书记、县长,新安县委书记,洛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2023年1月,宗国明任洛阳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任上被查。今年2月26日,中共第十一届河南省委第五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郑州召开。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本轮巡视安排14个巡视组,对洛阳市、平顶山市、南阳市及所辖的37个县(市、区)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本轮巡视将于3月初进驻,4月底撤回,现场巡视时间2个月左右。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洛阳市、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洛阳市洛龙区。在工作要求方面,本轮巡视其中一项就是将聚焦关键少数,紧盯市县党委及其领导班子,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同级法院、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特别要紧盯“一把手”,全面了解其对党忠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依规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6月29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洛阳市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巡视组指出,洛阳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规矩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牛刚被查前,还有一名曾担任过10年洛阳市副市长的官员“落马”。2024年8月9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宋殿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牛刚的“老乡”宋殿宇(资料图)宋殿宇长期在河南工作,历任河南省计经委食品办干部、科员、副主任科员,计经委、计委综合处主任科员,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河南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负责人。2004年3月,宋殿宇担任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5年后任洛阳市委常委、副市长。2014年4月,他担任河南省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正市厅级)、党工委副书记。2016年9月,宋殿宇履新濮阳市代市长,2017年1月任市长。2018年9月,他成为濮阳市委书记。2021年7月担任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23年1月他开始担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至被查。还有在去年7月14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信阳市原市长尚朝阳通报被查。尚朝阳曾于2003年至2016年任洛阳市副市长兼农工委主任,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洛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今年1月尚朝阳被“双开”。通报指出,经查,尚朝阳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党性原则,政治品行恶劣,诬告陷害同事;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多次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道德败坏,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丧失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损公肥私,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金特别重大损失。此外,在牛刚被查当天,洛阳市新副市长“火速”补位。9月9日,洛阳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新任命两名副市长。决定任命:潘开名为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太钢为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来源 | 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河北新闻网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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