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5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尽管招聘放缓，但就业市场仍然健康。

　　美国劳工部周四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当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2，000人，降至219，000人。该数字低于接受调查的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该周也与为9月就业报告进行调查的所谓参考周相对应。

　　在截至9月7 日的一周，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下降至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的四周移动均值下降至227，500人，为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经济研究的观点：

　　“在9月份就业报告的调查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下降幅度超过预期，部分原因是在劳工节等重大节日前后调整数据有困难。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通常在因假期而缩短的周受到抑制，但在之后一周反弹，所以当前这个数据对于9月份非农就业报告的指引价值有限。”

　　— Eliza Winger

　　尽管劳动力需求降温，但近几个月来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仍然保持低位。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的决定反映了决策者们维持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所描述的“稳固”劳动力市场的意图。

　　鲍威尔周三在宣布降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恢复价格稳定的同时，不会出现有时伴随通胀下降的失业率上升这个痛苦局面。”

　　未经季节因素调整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6，436人，至184，845人。德克萨斯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增幅最大。马萨诸塞州申请量创4月底以来最大降幅。

责任编辑：王许宁

郭星元（记者 卢姿水）09月20日,9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一名女子通过制作一份长达58页的PPT文档，公开举报其男友——招商银行管理培训生史某某存在多次嫖娼、出轨行为。招商银行工作人员称：会将情况逐级反映核实调查。那么，史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呢？根据中国刑法规定，嫖娼属于违法行为，但通常情况下并不构成犯罪。不过，如果涉及到组织卖淫或者情节严重的情况，则可能触犯刑法，例如“组织卖淫罪”、“介绍卖淫罪”等。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如果史某某仅是作为消费者参与嫖娼，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处罚，除非有更严重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被查实。大象新闻综合百姓关注、木子学法律等延伸阅读上海一警察被前妻举报多次猥亵继女 还在外面"养女人"“我在婚姻存续期间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无数次性关系，最不可饶恕的是2015年8月16日早上跑到李XX女儿房间对继女猥亵。”8月12日，李女士向纵览新闻（报料微信：ZLXWBL2023）反映，她的前夫刘某涛是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的一名民警，两人是一对再婚夫妇。上述话语是前夫刘某涛在猥亵继女，也就是她的亲生女儿梅子（化名）被发现后为她写的一个承诺书中的内容，当时梅子差一个多月才满15周岁。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刘某涛并未就此罢手，此后又多次猥亵梅子。2021年10月，李女士与刘某涛经法院判决离婚。2024年1月19日，梅子在李女士陪同下向上海市凉城新村派出所报警，举报刘某涛多次猥亵自己。2024年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对梅子报被猥亵一案决定立案。目前，该案已经移交到检方。8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一名负责人称，该单位已对刘某涛宣布停止其一切职务，公安相关证件全部上缴，等待法院判决后将会进行处理。李女士是浙江人，1996年左右来到上海打拼，2008年和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与同样离婚的刘某涛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在2009年同居，2011年5月两人登记结婚。李女士称，刘某涛是1975年出生，湖北人。刚认识刘某涛时，李女士对他印象非常不错，称刘某涛文质彬彬，是一个非常有礼貌、非常绅士的人，约会时会主动帮她拎包、主动替她开车门，让人感觉非常有礼貌，“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几乎挑不出他一点毛病。”当时，刘某涛已经是一名民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涛十分满意，于是决定和刘某涛重组家庭。李女士和刘某涛再婚时各自有自己的女儿，刘某涛的女儿判给了前妻，李女士和第一任丈夫的女儿则跟着她一起生活。她和刘某涛结婚后，也有了一个儿子。结婚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李女士气愤不已的事情。当时，梅子11周岁，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梅子很害怕地告诉李女士，说刘某涛脱去了自己的裤子。“我女儿跟我讲，我都有点不相信，但是我女儿跟我讲没有性器官接触。我也以为是误解，就问他（刘某涛）为什么这样，他告诉我只是好奇。”李女士尽管有些半信半疑，但还是跟刘某涛大吵一架，还闹过离婚，但因为没有确实证据，最后不了了之。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她将女儿送往了第一任丈夫家居住。刘某涛的警官证（来源/受访者提供）2015年，李女士趁梅子放暑假便把孩子接到家中居住，这一个决定也让她追悔不已。李女士回忆，2015年8月16日早上，当时她正在睡觉，刘某涛一个人进到了梅子房间。据梅子后来讲述，刘某涛进去后对梅子又亲又摸，把梅子的裤子脱下……。“我睡眠不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后来等到上午我醒过来以后，女儿才跟我说，我就很生气去找他问为什么这样做，跟他打了起来。”李女士向纵览新闻记者说，她至今都不知道那天早上刘某涛还对女儿做了什么，因为女儿只是告诉她，刘某涛脱了自己的裤子摸自己，继续追问，梅子就是不停地哭泣。在李女士追问下，刘某涛承认对梅子做出了猥亵行为。李女士说，她知道后就要报警，但是刘某涛又是跪又是求，还让梅子一起跪下来求李女士，“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女儿说‘妈妈我是离异家庭长大的，如果你报警，弟弟可能会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当时考虑他是一名警察，是有学识的，肯定会改，再加上孩子求我，我就再次原谅她了。”三天后，刘某涛主动写下承诺书，而且向梅子当面道歉。李女士赶紧再次将梅子送回了第一任丈夫家中。经过此事后，李女士再也不敢让刘某涛和梅子单独相处，但她现在也为当时没有选择报警深深自责，认为是自己的糊涂和软弱害了自己的女儿。梅子报案的立案告知书（图源/受访者供图）2021年10月，李女士和刘某涛经法院判决离婚。李女士说，除了猥亵自己的女儿，刘某涛还在外面有女人，两人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于是两人选择了离婚，但李女士在上海没有房产于是还住在一起。2023年12月的一天，李女士与刘某涛因为在外面“养女人”发生了争吵，梅子也帮着李女士说话，这也惹恼了刘某涛。刘某涛将梅子按在地上说：“我当着你妈的面今天强奸你又怎样？”“正是他的这句话，我和我女儿都觉得他已经无药可救，任何一个母亲都不可能再去忍受下去。”李女士说，2024年1月19日，她陪着梅子来到上海市凉城新村派出所举报了刘某涛，也就是这次报警，梅子才说，其实在2010年她和刘某涛还没有结婚时就猥亵过自己。根据上海市凉城新村派出所向梅子出示的报案回执中报案内容显示，2024年1月19日19时许，报警人梅子称，其被其继父多次在家中猥亵，且报警人称其中一次发生于2010年，此时报警人尚未年满14周岁，现报警人来所举报其继父刘某涛对其的多年来的猥亵行为。2024年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对梅子被报猥亵一案决定立案，并向梅子出具了立案告知书。纵览新闻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官网执法公开查询到，2024年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对梅子报被猥亵案立案；2024年3月8日刘某涛被取保候审；2024年3月11日刘某涛被刑事拘留；2024年3月22日刘某涛被逮捕，2024年6月19日梅子报被猥亵案移送起诉。李女士称，前段时间，她也收到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记者看到，“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称，我院已经收到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涛涉嫌强制猥亵一案的案件材料……图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资料图）8月15日下午，纵览新闻记者以李女士亲人的身份联系了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了解刘某涛的情况。一名负责人称，目前该单位已经对刘某涛宣布停止一切职务，将公安相关证件全部上缴，该案件属于刑事案件，只要刑事案件有结果了，肯定会对刘某涛进行处理，会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说法。李女士称，直到梅子报警之后，第一任丈夫才得知梅子被刘某涛猥亵的事情，一直要去找刘某涛算账，但这个时候刘某涛已经进了看守所。李女士还称，刘某涛猥亵梅子此事，她负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为此后悔不已，就是因为她一再原谅刘某涛，一忍再忍，对自己女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她知道，说出这件事肯定会有很多人来骂她，这都是她应该承受的，她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也会为此内疚一辈子。同时，她也希望法律能严惩刘某涛，还女儿一个公道。

郭星元（记者 叶志远）09月20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9月18日20时08分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北纬31.98度，东经117.60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图为震中位置多地网友称有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