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寡失能老人：余生可以托付给谁？

　　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情况调查

　　调查动机

　　想找个可靠的监护人，来解决其生活、就医、财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是王淑英的当务之急。而这也是不少孤寡老人的共同心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和王淑英同样的困境。

　　谁来担任他们的监护人？民法典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意定监护制度，并且明确了“组织”可以成为意定监护人。

　　就这项制度的开展情况，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 本报记者 陈磊

　　□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年近80岁的北京市民李女士和今年80多岁的丈夫都是某科研机构的退休科研人员，家中还有一个50多岁、智力及精神多重残障的女儿。李女士丈夫两年前因脑血栓摔了一跤，送医院后经临床诊断有多重疾病需长期住院，已不具备照顾残障女儿的能力。

　　这让李女士面临一个难题：如果夫妻俩失能失智，女儿又属于智力及精神多重残障，谁来监护他们？而一旦夫妻俩离世，谁来照顾女儿呢？

　　经过多方咨询，李女士了解到了意定监护制度。不久前，在进行公证后，李女士终于放下心来，自己的身后事总算有了着落——依据民法典规定的意定监护制度，她与原单位下属的一家国企签订了一系列意定监护协议并进行公证，一旦自己部分或全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由这家国企作为自己的监护人。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像李女士一样，因为家庭特殊情况找不到合适监护人，从而寄希望于意定监护的人不在少数。然而，真正找到合适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作为其部分或全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的，却并不多。不少有相关经历的受访者反映，当前能够作为意定监护的组织凤毛麟角。

　　受访专家认为，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但落实情况仍存在一定不足。其原因既包括人们在观念上还没有普遍接纳这项新制度，又包括意定监护制度配套措施缺失。因此应当加快培育和发展能够担任监护人职责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回应社会需求。同时，从准入资格、履职要求、监护职能等环节建设职业监护人体系，围绕民法典意定监护制度进行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

　　找不到合适监护人

　　意定监护应运而生

　　起初，李女士把自己家庭的监护重任寄托于家族内部。她首先想到了亲属中的后辈，其中一位是女儿的表哥。但当她向其提出此事时，对方不太情愿，其子女也坚决反对。考虑到其他亲属没有合适人选，她只好放弃请亲属当女儿监护人的念头。

　　时间一晃到了2023年10月，机缘巧合，李女士遇到了北京律师杨君，她建议李女士选择意定监护，由组织担任监护人。

　　根据民法典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经过多方沟通和解释，某科研机构下属的一家国有独资企业愿意担任李女士的监护人，一旦李女士失能失智，由这家国企履行监护职责。同时，通过遗嘱指定这家国企作为女儿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2023年11月，李女士向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寻求法律帮助，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国际遗嘱中心、中国法监护中心主任王觉敏接待了她。

　　根据李女士对未来生活安排的想法及诉求，结合她的家庭成员、财产现状，王觉敏从了解背景情况开始，到提供咨询建议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综合性问题解决方案、代为草拟形成落实方案的系列法律文书，到最后进行公证，以最快的速度帮助她完成了意定监护及监督、监护委托、遗嘱指定监护、生前预嘱以及财产安排等一系列公证事项。

　　2023年12月中旬，此宗涉遗嘱、监护公证综合性法律服务案件办理完成，李女士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安排很满意，也总算踏实和安心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告诉记者，我国传统上实行居家监护、亲属监护，这也是目前社会上的主要形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无子女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残障家庭、空巢家庭。在监护人方面，这些家庭难以做到由自己的子女、近亲属来担任监护人。“我国需要多元化的监护方式来保障被监护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意定监护制度因此应运而生。”

　　特殊家庭需求迫切

　　靠谱监护组织难寻

　　杨君坦言，能在较短时间内给李女士找到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监督人并进行公证，超出了她的预料，因为她之前所接触的很多类似家庭根本走不到这一步。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共同难题是：社会上缺乏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组织。

　　杨君就曾因“实在找不到监护服务组织”而头疼。她有一个孤独症儿子亮亮，今年20多岁，已经完成了初中和职高教育。

　　因为家庭的特殊情况，她很早就开始关注意定监护，想为亮亮安排好未来的生活。一开始，她想找亮亮的表哥表姐担任监护人，但想着同辈人一年见不到几次，互相之间也缺乏了解，能否尽到监护职责是一个问题。而在社会上，确实少有专门做社会监护服务的组织。

　　“既然不少家庭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呢？”2017年底，来自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部分孤独症人士的家长在安徽省金寨县发起了“星星小镇”项目，由家长投资，按照成年孤独症托养和家长养老的“双养”模式开展建设，其中包括意定监护模式设计。杨君即是其中一名家长。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仅在一个500人的孤独症家长群里，就有许多家长盼望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尽快搞起来”。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肖扬介绍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约有心智障碍者2580万人，涉及家庭人口8000多万。由于心智不健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知能力受损、语言表达和自控能力差，不能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监护人的监护。

　　肖扬以孤独症障碍者举例说，我国最早诊断孤独症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岁月的流逝，早期诊断的孤独症障碍者已经50岁左右，他们的父母年老体衰，失去了持续监护照料的能力，而且，从父母角度看，他们将遭遇医疗救治和入住养老机构难等困境，比如抢救须有子女签字，但是其子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做到。

　　“更令这些父母忧虑的是，自己一旦离世，有心智障碍的子女的监护职责由谁来承担？家庭财产是否还能用到孩子身上？确定谁为监护人能保障孩子未来的生存质量？这些都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肖扬说。

　　今年60多岁的梅林与丈夫育有一个孤独症儿子，为了解决夫妻俩老去之后孩子的托付问题，她多年前就关注到了意定监护。“我忙于工作时，很少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和孩子的将来；等我退休时，孩子也成年了，从职高毕业后没有地方去了，我才感觉到这事越来越迫切，焦虑怎么把孩子的后半生安排好。”

　　梅林的丈夫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她有两个妹妹，但都在国外生活，只有一个外甥在北京居住。梅林并不想把照顾孤独症儿子的责任强加给外甥，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外甥也没有义务这么做。

　　一个偶然的机会，梅林接触到意定监护，认为这就是自己最合适的选择。她的想法是，通过意定监护与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签订协议，待夫妻俩老去之后，由后者担任孩子的监护人，像从事一种职业一样安排好孩子的生活。

　　但几年过去了，梅林发现，在北京可供选择的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组织凤毛麟角，“几乎没有机构可选”，同时也没有负责监督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机构。“如果没有监督人，我怎么能够放心地把儿子的一辈子交给社会监护服务组织？”

　　在采访结束时，梅林向记者表达了她的期待：“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供我们这样的家庭去选择。”

　　观念转变需要时间

　　配套制度尚不完善

　　2013年7月1日，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老年人未事先确定监护人的，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开始实施，规定了成年法定监护、遗嘱监护、协议监护、指定监护、公共监护和意定监护。

　　肖扬认为，民法典的规定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我国老龄化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意定监护效力优于法定监护的规定，有利于解决特殊家庭两代人的监护难题。

　　孟强认为，虽然民法典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供了意定监护的基本制度依据，但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目前尚未“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方面可能是人们在观念接受上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是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如意定监护的登记制度、监督制度等。

　　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欣认为，民法典虽然明确了“组织”可以成为意定监护人，这是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的制度依据，但细则仍需完善，比如，意定监护人承担的监护职责与社会工作中的“照护”有显著区别，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培养监护理念需要时间。

　　“监护监督环节缺失。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无论是延续‘代理’或是‘事务辅助’框架，被监护人意思能力的缺失(无法监督监护人是否按本人意愿)往往让原有的监护体系失去平衡，仅依靠当事人间的意定监护协议或不能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重大人身和财产利益，需要事前和事中监督，新监督体系的建立和规则的完善等实践也需要有步骤地展开。”李欣认为，这都导致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缺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完善监督监管制度

　　出台监护实施细则

　　根据公开信息，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建立社会监护服务组织。

　　2020年8月，上海市成立了全国首家专业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尽善监护服务中心。2021年11月，广东省第一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2023年10月，北京市老龄协会结合本地的服务实践经验，组织专家团队制定并发布了《老年人意定监护服务指引》。

　　孟强说，我国的监护制度正在进行改革，改革内容之一即是放开监护人的范围，引入非近亲属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并且强调政府民政部门和居委会、村委会的兜底责任。因此，为了让民法典规定的意定监护制度更好地落地实施，主管部门应当加快促进能够担任监护人职责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例如，在社会层面开展担任监护人职责的法律知识和照料看护代理等技能的知识普及、职业技能培训，对有关社会组织的注册、执业等提供便利，完善监督监管制度，为被监护人提供物质层面的帮助帮扶和法律层面的保障。

　　李欣认为，应该以意定监护制度的地方性实践和案例为蓝本，逐步在地方性立法中对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监护监督做细则性规定，监护监督措施包括监护协议登记、社会监护服务组织主动监护报告、民政等部门的监护审核等。

　　“探索新型的社会监护服务机构运营模式，引导监护关系中各利益主体间良性互动，推进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互补。”李欣建议，还要加强对担任意定监护人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法律指引。明确“监护”与“照护”“陪护”的职责区分；允许依监护类型界分监护职责；围绕“协助决定”的监护理念，规范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监护人的监护权限和义务；明确监护不当的法律责任。

　　在李欣看来，加强对承担意定监护职责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法律治理也很有必要，比如规定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专业资质、监护框架、监护的开始与终止、担任监护人的利益冲突和回避等细则。

　　受访专家还建议，可以在民法典框架下，由立法机关出台有关意定监护制度的单行法规，对包括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在内的意定监护健康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李欣认为，为促进意定监护制度对个人养老需求的回应，未来在积累大量实务经验后，期待在“尊重自主决定权”及“协助决定”理念指导下，立法机关出台有关意定监护制度的单行法规，或由司法机关出台监护实施细则。

　　“意定监护制度在实践中尚未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同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比较简略，相关司法解释只是补充规定了意定监护协议的解除和监护人资格的撤销问题，未来需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意定监护制度，实践上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在立法层级中得到确认，让意定监护制度能够生根发芽。”孟强说。

　　他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乃至部门规章，可以围绕民法典意定监护制度进行相关的配套制度完善工作。例如意定监护的登记制度，意定监护的监督监察制度，从事意定监护相关任务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及个人的组织、培育、管理制度，以及对需要设立意定监护特定弱势群体的精准帮扶制度等。

林子瑶（记者 杨桂清）09月20日,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林子瑶（记者 王亭祥）09月20日,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原标题：2024年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