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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19日电 题: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何具有感召力?
作者 国璇 梁晓辉
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头连着立法机关,一头连着基层民众,为海外人士观察中国式民主提供了一扇窗口。
今年以来,不少外国政要来华访问,选择走进基层立法联系点,从中国立法的“毛细血管”,实地感受中国式民主的运作方式。
8月,来自32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在天津和山西考察。
在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外国议会代表对当地创新开展立法普法工作印象深刻。该区通过“和平夜话”等常态化活动,将“法言法语”译成通俗话语,在此基础上收集民众对立法的意见建议。
例如区人大代表郭鑫,将律师工作与履职实践相结合,以主题讲座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和立法征询。“街道立法联系点的最大优势是离民众最近。”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小白楼街道工委办公室主任郭嘉伟说。
巴巴多斯众议员埃德蒙·辛克森表示:“中国人大代表深入民众,每个群体的声音都能被听见。”
在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外国议会代表们观摩了一场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征询会。
“基层民众的意见如何传递到上级机关?”在交流环节,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就立法程序等话题提问,社区民警、教练和校长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回答了他的问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蔡汾湘说,为确保立法民主化,具体的法律草案文本会发给各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征求意见。各级人大会安排实地调研,向有关专家听取意见。这一过程重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保障人民在立法中的主体性。
“民众的意见建议是原汁原味的民间声音。”蔡汾湘说,基层立法联系点将意见收集上报,供最高立法机关充分考虑,其中一些或被吸收到国家立法中。
“在征询会上,我看到了中国式民主的具体运作方式。”塞卡马内说。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全国各地设立4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带动省、市两级人大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7300多个。全国各地建成20余万个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基本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民众可走进联系点,直接就相关立法表达意见,基层民意可以直接传递到国家立法机关。
以小白楼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例,2021年成立以来,其完成24部法律草案的立法征询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馈了786条意见建议,有57条被采纳、吸收。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人大代表选举也是重要环节。
4月,来自36个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参访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立法联络站。朝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宏志介绍说,人大代表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南磨房乡和朝阳区的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由间接选举产生。
据知,朝阳区450名区人大代表中,女性代表约占40.7%,还有普通工人等基层代表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和青年代表,代表类型具有广泛性。
塞舌尔驻华大使安妮·拉福蒂纳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程序、有架构,各级人大代表都能真正与民意相通。”
萨尔瓦多驻华大使阿尔多·阿尔瓦雷斯 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障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权,民众的需求被反映到国家工作中。这是中国式民主的活力所在。
“民主不是抽象的概念,其价值需要转化为具体成效。”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纯贡与中国结缘三十余年,见证了中国民主的变化和进步。
纯贡认为,中国的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
各国议会联盟主席图利娅·阿克松以“鞋子”比喻民主制度,表示鞋子有不同型号,民主同样具有多样性,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成功的。
她说,中国式民主改善了民生,“是适合本国国情、管用的民主”。(完)
杨俊龙(记者 崔佩伟)09月19日,
杨俊龙(记者 刘雅君)09月19日,#endText .video-info a{text-decoration:none;color: #000;}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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