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书店不仅是一家书店，也兼营出版业务。它是日本第一家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店，是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常来常往之所，也是日本华侨华人钟爱和聚集之地。这样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书店，见证着中日出版与文化交流70余年的历史——东方书店用图书搭建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拉开中日出版交流序幕

　　1951年，东方书店前身“极东书店”诞生，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促进中日出版交流。1956年，在极东书店任职的安井正幸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其间与中国国际书店（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总经理邵公文会面，为极东书店涉足并参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创造了机缘，也为安井正幸与中国出版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1966年，安井正幸正式创立东方书店。1967年，东方书店开设京都营业所，3年后便将总店迁到神保町。1971年，东方书店开设大阪营业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极大促进了中日图书贸易的发展；加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增加，使学习汉语在日本风靡一时，东方书店等中国主题书店借机大量推出汉语教材，获得极大成功。资料显示，东方书店自1973年至1988年，从中国进口图书的发行量长期超过10万册，发行量最高的1985年超过86万册，可谓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除了图书发行，东方书店还发行中国期刊。20世纪80年代，安井正幸成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在日本的总发行人，这也使得东方书店成为日本出版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书店还自办刊物，关注中国出版界动态。1975年，东方书店创办《东方》杂志，起初为月刊，有书评和书讯等栏目。由于该杂志登载了大量中国图书书评及随笔等，一度成为日本中国学界极具学术影响力的杂志。2021年，《东方》纸质版停刊，杂志随即转为线上的“WEB《东方》”平台，仍保留书评、随笔等栏目。

　　东方书店与中国出版界联系密切，多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书业盛会。从1986年的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东方书店就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积极组织日本代表团到中国参会。

　　东方书店作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践行者、图书出版交流的中流砥柱，发挥着协调作用，也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行业资源为两国读者搭建起一个跨越国界的阅读交流平台。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东方书店有全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杂志约1.5万种，进口中文出版物约2万种，涵盖书籍、杂志、报纸、DVD、CD、中文电子数据库等多介质信息载体。

　　接力坚守对华友好

　　中国主题图书在日本的传播离不开几代出版人的努力。东方书店作为第一批率先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日本书店之一，从历任社长安井正幸、福岛正和、山田真史，到现任社长间宫伸典，几代出版人持续接力，一直在中日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安井正幸出生于东京，新中国成立后，便投身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等杂志的经销工作四处奔走。安井正幸、福岛正和两任社长还曾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们与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长期保持友好密切关系，当代出版家王仿子曾撰文回忆安井正幸：“他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他坚信中日两国出版业必定会走向友好的未来。”

　　第三任社长山田真史，于1983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同年便进入东方书店工作。2002年，山田升任东方书店社长，同时担任日本销售中文书刊的同业组织“中国书籍恳话会”干事长。2007年，他被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专家。2014年，山田真史因“几十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图书在日本的销售，矢志不渝，积极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为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如今，卸下社长职务的山田真史仍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着。

　　东方书店的发展史是当代中日出版交流事业的缩影，背后离不开几任社长的接续努力。他们的接力不仅是对出版事业的坚守与传承，更内蕴着对中日友好的执着追求。

　　出版图书品类丰富

　　东方书店的两大特色品类最受读者欢迎，一是汉语学习类图书，二是“东方选书”系列图书。这两大拳头产品的形成还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东方书店决定转变原有销售思路和销售模式，主动选书，从单一的政治类读物转变为提供语言学习、文化、历史等品类多样的差异化产品。同时，东方书店兼顾出版业务，力图更加全面地满足读者需求，运营模式和业务模式由此焕然一新。根据中国出版家王益在1987年统计的数据，东方书店“1986年的营业额达到破纪录的17亿日元，为1977年的2.2倍；利润为1977年的7.6倍”，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范例。

　　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种类十分丰富。在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 馆，检索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可以得到1010个结果，仅2019年到2024年7月就已出版图书113种。比如，“东方选书”是以中日问题为焦点，研究中日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其他领域学术问题的丛书。作者中不乏知名汉学家身影，如大庭修、金文京、藤井省三等，该系列至今已推出62期，第63期将在今年9月正式出版。

　　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数据显示，东方书店出版的钟江宏之、鹤间和幸、孙江、刘建辉、大庭修、吉田怜等作者的作品均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馆收藏。

　　拥抱数字时代新需求

　　进入数字时代，实体书店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显示，2023年日本的实体书店数量为10918家，这一数字与2003年的20880家相比，20年间锐减了近一半。面对行业窘境，东方书店积极拥抱变化，在SNS（社交网络平台）开设账号进行图书推介活动并与网友互动。在一众书店的社交账号中，东方书店表现抢眼，例如在X（前身为推特）的粉丝量即抵得上日本中等出版社的规模。

　　东方书店还通过SNS收集读者需求，对新书、特色书随时随地发帖，这似乎与读者形成了某种默契，有的读者在已知其他书店也有销售某本书之后，仍然专门前往东方书店购书，许多图书的作者、译者也热衷于去书店“打卡”晒图。

　　东方书店在选品上也有所调整，东京店店长田原洋介已入职30余年，他在2024年4月份的采访中说，近年来，到东方书店光顾的普通读者较之以前有所增加，这些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包括科幻小说、网络文学作品兴趣盎然。以前的读者是对中国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人，东方书店充当的是研究者的“资料所”角色，而现在的读者则是由于喜欢某一部中国作品，从而对其他作品和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兴趣。随着中国类型文学的崛起，中国科幻文学、网络文学风靡日本，获得了众多忠实拥趸，有的读者甚至为了读懂某本小说，去购买专业学术书籍钻研。

　　在学术资源方面，东方书店不断更新数字化产品。东方书店在原有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代理、“中国基本古籍库”日本总代理基础之上，又新增代理了不少古籍数据库，例如“中华经典古籍库”。该数据库收录内容以中华书局等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为主，集中反映了中国古籍图书出版成果。2024年，东方书店与上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成为其在线数据库的日本经销商，也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成为其全力打造的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平台“尚古汇典”的日本经销商。这些数据库无疑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依托，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如田原洋介所说，“东方书店的支柱是研究类图书。”东方书店丰富的学术资源为日本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可以说是间接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人才。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美安（记者 赖家欣）09月20日,▲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李美安（记者 刘宝瑞）09月20日,“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9月12日“廉洁四川”发布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原四级调研员赵桂香的贪腐案例赵桂香女，汉族，1964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5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社区发展办负责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2023年4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纪委纪律审查。2023年7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监委监察调查。2023年10月，赵桂香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4年4月，赵桂香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征地拆迁，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事关城市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征地拆迁资金密集、资源集中，一个项目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成了少数投机者眼中的“香饽饽”“唐僧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禁而未绝。赵桂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原本再等几个月，我就要正式退休了，可以全身心回归到家庭中，可以给家人准备丰盛的饭菜，可以帮女儿带带孩子，可以和朋友们出去旅游，这些最平常的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我愧对培养和信任我的组织，愧对自己的家人……”今年4月，站在审判席上的赵桂香几度哽咽、泪流不止，令现场旁听庭审的数十名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深感触动。人未退休，心已脱缰“每次走到街上，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区、热闹的商场、整齐的园区，我都感觉特别自豪，这些都有我的努力在里面。”自1995年起，赵桂香就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从事拆迁工作，是该地旧貌换新颜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者。上个世纪，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金花桥街道，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低矮杂乱的民房中，夹杂着众多“小、散、乱、污”的作坊式小工厂，机器轰鸣、汽车喧嚣、人声嘈杂，充满了乡村“重金属”风格。1998年，武侯区政府下定决心让城中村“改头换面”，斥巨资将老厂拆迁、外移或集中管理，修路架桥、改电通水、兴建民居……经过20多年不断努力，曾经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如今已经成为热闹繁华的产业园、美丽宜居的幸福地。征地拆迁是金花桥街道高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居民有故土情结，抵触情绪很大。我都是拿着征迁方案和档案资料‘笑脸上门’，还吃了不少‘闭门羹’。”赵桂香干拆迁不怕苦、不怕累，可谓尽心尽力、干劲十足。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赵桂香也面临过不少考验。“有的拆迁户找到我，提出给我‘好处费’，让我在测量房屋尺寸上‘松一点’，帮他们多填些拆迁面积；有的并不符合拆迁要求，也想将他们自己的房屋纳入拆迁范围。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人廉洁一次、两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到清正廉洁。2019年，时年55岁的赵桂香被提拔为副处级调研员，对其本人来讲，本是一件好事，但她却滋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原本的工作热情逐渐消退，纪律意识随之放松。“再往上升迁机会不大，很快就要退休了，也就没必要那么拼、那么紧。”人未退休，心已脱缰。2020年2月，罗某等人主动拉拢赵桂香，提出共同购买一个废旧厂房（属于赵桂香负责拆迁的区域），谋划着“赚取”拆迁补偿款。赵桂香深知，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别人找到我时，我就想过几年等我退休，这事便无人察觉了，何不趁此机会捞点‘退休金’。”由于该废旧厂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购买下来。赵桂香将东拼西凑的购房款200万元倾囊而出，与罗某等人共同买下了这个废旧厂房。手握百万“资产”却过着“低配”生活“她知道政策，手里又有实权，拉她入伙肯定有好处！”在罗某等人眼中，找赵桂香合伙购买废旧厂房，主要目的就在于赵桂香能提前了解拆迁政策，可以在违规搭建、征地拆迁中帮他们“便宜行事”，以获取丰厚“利润”。为让废旧厂房顺利获得拆迁，赵桂香一不做二不休，将尚未公布的拆迁政策文件提前转发给罗某等人。紧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桂香和罗某等人花费80万元，便新增搭建了7300平米违规建筑。很快，赵桂香等人投资的厂房面临拆迁，她暗自窃喜，又开始密谋下一步计划。拆迁工作中，入户调查是一个重要环节，拆迁房屋面积有多少，性质及附属物是什么，都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予以确认，这也是核定最终补偿资金的关键。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赵桂香。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桂香明目张胆利用手中职权，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测绘人员在认定厂房拆迁面积、结构、补偿标准等方面大开尺度。随后，赵桂香在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顺利将抢建的违规建筑物面积全部纳入拆迁补偿范围。赵桂香自建自拆一笔“赚得”210万 资料图2021年6月，该笔拆迁补偿款发放到位，扣除购买、维护成本后，赵桂香“赚得”210万元。“拿到钱后，心里还是很慌张，每天都感到特别不安，担心自己的问题被发现。”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赵桂香还精心伪装自己，故意立起了低调的人设。“平时不追求大鱼大肉，也不爱奢侈品、不去国外旅游，过着‘低配’生活，但这样子‘伪装’心太累！”贪欲膨胀，难以自拔然而，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并未维持多久。一段时间后，赵桂香察觉此事无人过问，胆子渐渐变大，手越伸越长。她盘算着，“要抓住一切机会，赶在退休前多捞点养老钱。”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2021年7月，黄某找到了赵桂香，希望能帮忙提高自家房屋拆迁赔付标准，并许诺事后给予感谢费。面对送上门的“好事”，赵桂香立刻答应下来。在她的操作下，黄某很快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并将10万元送给了赵桂香。有了这次“成功”经验，赵桂香如法炮制，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加快拆迁进度、审核拆迁资料、提高拆迁赔付标准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事后获得相应“好处费”。野蛮生长的贪念，让赵桂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23年4月，武侯区纪委监委收到关于赵桂香的问题线索，随即成立调查组，对此问题线索展开深入调查。经查，赵桂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816万余元，非法收受“好处费”20万元。“仅仅3年时间，前面30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因为自己的贪心，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如今，苦果只能我自己吃，可我又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面对自己的朋友。”赵桂香大梦初醒，但悔之晚矣。来源丨四川观察、廉洁四川

▲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