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证明，比尔·盖茨是迄今为止我们整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

　　这种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他和保罗·艾伦在1975年创立的微软公司开创了软件时代，深刻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科技发展，这家公司至今仍屹立在时代潮头；

　　2000年创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不仅发展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而且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具有开创性、创新性的贡献。

　　在某种意义上，比尔·盖茨的人生实现了一个伟大的闭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而无论是取与用，都是直面人类亟待解决又很难推动的难题，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整合资源，探索新模式，在非常巨大的规模上创造出独特价值，以此推动商业、社会和人的进步与发展。

　　以2000年盖茨基金会提供了7.5亿美元、推动创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为例。它采用公私合作机制，汇聚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国政府、疫苗行业、私营部门和社会多方力量，并开创了“预先市场承诺机制”（AMC）这一创新模式来筹集资金，为发展中国家采购疫苗，激励新疫苗的研发并扩大生产规模。

　　2007年，一款新型肺炎疫苗研发成功，但一剂的价格高达70美元，让承受了大多数肺炎死亡病例的贫困国家无力负担。同年，AMC首次投入运作，盖茨基金会为相关疫苗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帮助他们扩大生产，将肺炎疫苗的价格从70美元降至3.5美元，让低收入国家的儿童也能用上。从2000年创立起来，Gavi已帮助超过10亿儿童获得了疫苗接种，挽救了超过1700万生命。

　　人类存在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全世界约有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有10多亿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有超过4亿儿童（占全球儿童的2/3）没有获得茁壮成长所需的营养。对这些问题，企业很难有动力参与，部分原因是不确定能否实现盈利。市场机制在这里失灵了。

　　而盖茨基金会相信——“我们能够帮助创造市场激励机制，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我们与合作伙伴携手寻找创新方法，支持他们为最有需要的人群开发和交付疫苗、治疗方法和其他工具，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是盖茨基金会的信念，疫苗平等就是对这一信念的具体践行。2000年前后，全球每年有1000多万儿童死亡，现在这一数字降至500万以下。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的发病率也下降了一半。盖茨基金会对此功不可没。

　　为推动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盖茨基金会还发起了“目标守卫者”行动，通过发布年度报告来分享这些目标背后的数据和故事，并借此激励世界各地的目标守卫者，并促使更多人采取行动，实现目标。

　　今年9月17日，盖茨基金会第8次发布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题为《面对全球变暖，加强营养刻不容缓》。报告呼吁全球领袖，有针对性地增加全球健康投资，保护上亿名儿童免受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侵害。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数据，估计全球有1.48亿儿童发育迟缓，导致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身心潜能；此外还有4500万儿童消瘦，意味着他们变得虚弱瘦小，面临更大的发育迟缓和死亡风险。这些都是急性和慢性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表现，而且不可逆转。

　　比尔·盖茨说，营养不良是“世界上最严峻的儿童健康危机”，气候变化让它愈发严重。《目标守卫者报告》预计，从2024年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额外的4000万儿童发育迟缓，以及2800万儿童消瘦。

　　|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历史水平与进展预测。来源：盖茨基金会2024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为应对这场危机，盖茨基金会支持成立了“儿童营养基金”平台，2022年以来已向该基金累计资助7000万美元。2021年9月，盖茨基金会承诺，到2026年提供9.22亿美元，用于解决全球营养问题。

　　比尔·盖茨在报告中写道：“抵御气候变化的最佳方案就是投资于营养……如果解决了营养不良，我们就更容易解决其他问题。极端贫困将得到缓解、疫苗也会更有效，而像疟疾和肺炎这样的致命疾病也会变得不那么致命。”

　　报告重点介绍了多种有助于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包括：

　　新的农业技术可使牛奶产量增加两到三倍，而且更安全，到2050年可以防止上亿儿童发育迟缓；

　　努力推广营养强化食盐和调味包等日常食品摄入的新方法，可以减少数百万贫血病例，并避免因神经管缺陷导致的死亡；

　　为孕妇提供优质产前维生素，到2040年将挽救近50万生命，改善2500万新生儿的出生状况。

　　从疫苗平等到投资于营养，盖茨基金会是如何考虑呢？基金会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的？基金会如何与中国合作？如何看待未来？围绕这些问题，9月13日，我在上海通过视频方式采访了在西雅图的比尔·盖茨先生。

　　虽然时间只有20多分种，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事业的沉浸感，高度的专业修养，以及对中国在改善人民营养方面的充分肯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不够健康，那么经济也将难以发展”

　　秦朔：这是盖茨基金会发布的第八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今年报告强调了营养不良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儿童健康危机。我曾以为基金会重点关注的是疫苗公平性问题，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您现在是否认为营养不良危机比疫苗公平更为紧迫？为什么？

　　比尔·盖茨：我们的目标是在减少儿童死亡的同时，还能让活着的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充分发挥潜能。儿童——尤其是非洲儿童——会在5岁之前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例如疟疾、腹泻、肺炎等疾病，或者是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有时候这些不幸的因素叠加起来，就可能导致儿童死亡。

　　我们发现，如果能大幅减少疟疾的发病率，那么由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儿童死亡也会下降。营养不良是近一半儿童死亡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数千例儿童死亡进行了尸检，让医生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他们生前的营养状况，以找到造成死亡的真正原因。这项研究对指导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当我得知近一半的儿童是由于营养不良而死亡时，我非常震惊。同时让我震惊的还有整个非洲有超过30%的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减少儿童营养不良。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非常低成本的干预措施，包括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MMS），它可以为孕期母亲补充更多维生素；还有利用多种方式强化食物的营养，例如调味包、小麦、大米和盐；以及提高蛋白质来源的产量，例如我们改良鸡的品种以增加鸡蛋的产量，或者改良奶牛的品种以提升牛奶产量。

　　|在布基纳法索的一家医疗站里，卫生工作人员将一盒产前维生素递给一位孕妇

　　我们希望可以扩大这些措施，从而真正地减少营养不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减少儿童死亡率，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发展潜力。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辅以良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发展所遵循的神奇公式：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营养水平、提供教育机会——现在中国已经达到较高的中等收入水平，我们希望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能学习中国的经验，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

　　事实上，我们在亚洲其他国家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已经不再需要国际援助（来解决国内的营养不良问题）。尽管这些国家仍有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但已经可以通过本国财政支持的项目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需要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其中。

　　但目前非洲仍需要大量国际援助，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陷阱。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不够健康，那么经济也将难以发展。

　　|卢旺达卫生部长萨宾·恩桑齐马纳博士亲自将第一份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递给一位孕妇，标志着该健康举措的正式启动

　　通过两种方式投入慈善资金

　　秦朔：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就儿童营养不良提出了多个创新且有价值的具体解决方案。盖茨基金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总是能够用催化式的方法，整合以及撬动政府、商业、研究机构等资源。如果请您把基金会解决问题的核心理念和工作方法进行总结，您会怎么总结？

　　|这些证实有效的新工具可以大规模改善营养不良，挽救儿童生命。来源：盖茨基金会2024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比尔·盖茨：首先，我想说的是，针对部分健康挑战，市场机制非常有效。比如说癌症，很多富人也会得癌症，因此既有政府的基础研发资金——中国和美国都如此，也有大大小小的营利性制药公司参与研究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看到进展。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针对这些疾病，（现有的机制就能让）情况变得更好。

　　但对于像营养不良、疟疾、腹泻这样的“穷人病”，目前并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形成市场激励）。因此，盖茨基金会通过两种方式投入慈善资金：一是资助这些领域的研究，二是寻找合作伙伴，筹集资金资助相关产品的交付。

　　在研究领域，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盖茨基金会自身也资助了多项研究。但对于疫苗、营养和预防疟疾用的蚊帐等产品，即使是基金会也难以管理如此大规模的产品交付。因此，我们建立了很多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双边关系，与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在卫生和农业领域开展合作；也包括多边伙伴关系，汇集多个国家和捐赠方的力量。

　　我想重点提到三个非常有效的组织：一是为贫困国家采购疫苗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二是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最后一个是新成立的，也是和这次报告内容高度相关的儿童营养基金，它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管理。

　　尽管盖茨基金会也会成为儿童营养基金的捐赠方之一，有可能占10%的份额，但只有吸引其他捐赠方加入，我们才能顺利达成筹集2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这些捐赠方大多数是政府。

　　因此，我希望各国政府多加关注，利用这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帮助贫困国家。

　　|一位妈妈抱着她9个月大的孩子坐在尼日利亚索科托的家中，旁边是另外一个大些的孩子

　　解决营养不良与促进经济增长相辅相成

　　秦朔：基金会推动成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开创了“预先市场承诺机制”，其重要成果就是大幅降低了疫苗价格，让超过十亿中低收入国家儿童得到常规疫苗的保护。例如，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价格下降至每剂3.5美元，降幅达到了90%。这样的结果，出乎您的意料吗？基金会在1999年出资支持Gavi成立之初是怎么想的，如何看待Gavi的未来？

　　比尔·盖茨：从 2000 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远超我的预期。我们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摸索如何建立团队、如何与非洲政府合作、如何与制药公司合作等等，我之前没有想到我们能把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一半。总的来说，这可能是盖茨基金会最引以为豪的事，我们也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疫苗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肺炎链球菌（儿童细菌性肺炎的最常见起因）疫苗可能是最大功臣，轮状病毒（引起腹泻的常见病因）疫苗和六联疫苗（可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小儿麻痹、乙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及乙型肝炎）紧跟其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儿童提供这些疫苗，目前已经覆盖了85%的儿童，效果非常显著。

　　既然已经有了针对腹泻和肺炎最主要的病原体的疫苗，我们也在研究其他对全球公共卫生有重大影响的疾病的疫苗，包括结核病疫苗、艾滋病疫苗和疟疾疫苗，这些都在进行当中。同时我们也针对腹泻等疾病继续研发新的疫苗，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的腹泻疫苗的影响会比轮状病毒疫苗要小一些，新的肺炎疫苗的影响也肯定会比肺炎链球菌疫苗小得多。

　　| 比尔·盖茨在北京召开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现场，2018年11月

　　这也是我们希望增强营养的部分原因。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增强营养，这样即使腹泻或肺炎仍然存在，但不至于导致孩子们的死亡。大约10年前，我们开始进行关于微生物组的研究，研究结果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无法很好地应付腹泻和肺炎。

　　说到营养不良，大多数人会想到严重食物短缺。这种悲剧确实存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在尽力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在世界很多地方，因为严重食物短缺所导致的营养不良连10%都不到，更多的情况是，当身处一个贫困国家，你的饮食非常有限，一旦你的肠道出现问题，处于糟糕的发炎状态，你就无法吸收所有的营养，就变得越来越虚弱。

　　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饮食结构里缺少哪些维生素，那我们如何通过加强食物的营养来补充维生素；或者是缺少蛋白质，那我们又该如何补充蛋白质？大部分蛋白质通过鸡蛋、牛奶，或者大豆摄入，但有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更高。我们会以低成本供应这些食物，并进行健康饮食科普。

　　|目标守卫者苏沙马·达斯在印度奥迪沙邦阿斯塔兰加的自家农场上伺弄奶牛，她从政府的补贴和培训中受益匪浅

　　中国在改善营养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案例。如果我们往前追溯，比如说50年前，中国的营养不良问题非常严重。而作为减贫工作的一部分，中国营养不良水平现在已经很低。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都将改善营养不良作为优先事项。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帮助解决营养不良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但为了避免掉入贫困陷阱，农业进步——包括农作物和畜牧业发展——需要成为解决营养不良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在中国看到了平均身高的上升，这正是由于消除营养不良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的家中准备午餐用的肉

　　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走出来的经验仍然很鲜活

　　秦朔：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有许多项目，并帮助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在疟疾控制和水稻育种等领域的重要合作。在您看来，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有哪些关键的重点领域和目标？您认为中国的哪些经验对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更有价值？

　　比尔·盖茨：中国自1980年以来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无论是在农 业还是经济发展等领域都有非凡的成效，随后又进一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走出来的经验仍然很鲜活，因此在如何培训农民、如何组织工作等方面，中国拥有许多具体而深入的理解，这些经验都极具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研实力也在不断提升。目前，中国的科研投入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盖茨基金会充分看到，无论是疫苗还是诊断试剂的生产，我们都有很多合作机会。以宫颈癌（HPV）疫苗为例，中国生产的HPV疫苗也可以帮助很多非洲国家，当地的女孩们可以受益于来自中国的HPV疫苗。

　　同时我们致力于与中国监管机构合作，加强中国的监管体系，这对国内产业发展以及全球产品供给都大有裨益。目前大量的疟疾药物在中国生产，而中国在疟疾诊断试剂生产方面也发展迅速。我们在疟疾领域和中国开展大量合作。我们在结核病方面也有很好的合作。尽管中国结核病发病率下降的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但存量病例依然很高。我们可以从中国如何推广更好的药物和提高患者依从性方面学习到宝贵的经验。此外，我们在科研方面也与中国展开了合作。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GHDDI发表题为《以创新之力，应对全球挑战》的演讲

　　最近，我们也在加强和上海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之前还在北京成立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看到中国科学家站在全球（健康）科研的前沿，这令人十分振奋。中国很了解开发健康产品必须控制成本，不能过于昂贵。低成本生产的概念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贯彻理解，这也使得我们在非洲的工作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

　　盖茨基金会和中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帮助那些仍然相对贫困的亚洲国家和差距依然很大的非洲国家。我们的中国办公室一直在寻找合作机会，农业就是重点领域之一。中国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粮食安全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开展了先进的科学研究，也在尝试能否在非洲推广杂交水稻。虽然这个愿景目前还未实现，但基金会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认为这是可行的。要实现大规模的种植推广，并让水稻品种适应非洲的环境，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涵盖中国的国内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包括支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做出贡献。我认为这些合作机会非常令人兴奋。

　　|比尔·盖茨参观朝阳区疾控中心的一个艾滋病防控工作站，中国北京，2007年

　　帮助最贫困的人群，是合理的道德诉求

　　秦朔：在今年的报告中，您提到世界正面临诸如通货膨胀、危机和战争等重大挑战，同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最需要帮助地区的资金援助却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您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比尔·盖茨：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特别是最贫困的人群是合理的道德诉求，我对此心怀希望。随着人们意识到帮助这些国家并不需要很多资金，他们将要求政府以及他们自己变得更加慷慨。即使是小额捐赠者，也可以让非洲成为重点捐赠对象之一。

　　我们应该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确保其被妥善利用。即便是小额捐款，如果用于消灭脊髓灰质炎或者是给儿童营养基金的捐款，我们也会确保它能产生实际效果。在我与所有国家（也包括中国）的交流中，我始终鼓励它们展现出更大的慷慨与支持，既可以同非洲国家建立双边援助，也可以通过多边组织提供援助。

　　我刚刚在尼日利亚停留了两天，原本打算会见蒂努布总统，但他当时正在中国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不过他还是在访华期间十分周到地抽出时间，和我安排了一场（线上）会谈。我还很幸运地在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即将启程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之前与他会面。这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他们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发展援助和建议非常重要，十分有助于实现两国宏大的经济增长计划。

　　微软公司创立时的愿景是，让世界每个家庭和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个人电脑。

　　盖茨基金会的愿景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

　　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都为世界的发展，为所有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应该设想，比尔·盖茨是幸福的。

　　“我们正利用新工具和富有前景的研究，保障孩子们在这个日益变暖的世界里能健康成长。”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说。

　　通过思维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新型伙伴关系的开发，共同应对人类的挑战，致力于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改变那些贫穷地区孩子们的命运，这就是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的工作。

　　感谢比尔·盖茨先生，他让我对企业家精神、商业文明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

　　9月7日，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采访时，这位今年10月28日即将度过69岁生日的传奇人物说，只要健康条件允许，他渴望至少再奋斗10年，甚至梦想自己能延续这份热情到二三十年之后。

　　人类需要这样的企业家、慈善家，祝愿他心想事成！

　　/// END /// 

责任编辑：李桐

彭姵倩（记者 王士杰）09月18日,9月14日，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谭主独家拿到了几张现场照片，发现菲方从仙宾礁撤离船只被打上补丁。菲海警船撤离中国仙宾礁现场延伸阅读：媒体：在菲律宾贫民窟中 小马科斯"反华"效果明显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

彭姵倩（记者 刘永）09月18日,“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考虑到距离大选投票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光，下一阶段，无论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特勤人员，都将面临各种新考验！文 | 海上客美国前总统、目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又遭“暗杀未遂”，央视新闻的报道称，其距离枪手不到500码（457.2米）。特朗普又遭“暗杀未遂” 图：资料海叔要说，这是特朗普参加2024美国大选以来，两个月来第二次险些遭到暗杀。尽管不算九死一生，起码堪称“两死一生”！而考虑到距离大选投票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光，下一阶段，无论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特勤人员，都将面临各种新考验！1这次特朗普遭遇暗杀，与7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巴特勒市不同——特朗普并非处于竞选演说状态。据美国执法部门在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介绍，当地时间9月15日，特朗普在他本人所拥有的位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高尔夫俱乐部遭遇枪击！佛罗里达警方于当天13时30分许，接到特勤局电话称，枪击事件嫌疑人案发时在距离特朗普不到500码（457.2米）处。警方在高尔夫俱乐部的灌木丛中找到一把AK-47步枪、两个背包和一个运动相机。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高尔夫俱乐部，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 图：央视新闻微博端佛罗里达州马丁县警长斯奈德当天披露，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犯罪嫌疑人。按照斯奈德的说法，被捕时，嫌疑人“相对平静”。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消息，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称，嫌疑人是58岁来自夏威夷的瑞安·韦斯利·劳斯。也有媒体报道，此前，劳斯有八次被捕记录，都是轻微犯罪。而白宫在听取了情况简报后，特别是在得知特朗普是安全的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都“松了一口气”。有报道称，拜登、哈里斯周日都在华盛顿特区，没有公开活动。哈里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称：“我很高兴他是安全的。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9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左二）、副总统哈里斯（左一）和前总统特朗普（前排右二）同时出席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9·11”恐怖袭击23周年纪念仪式在特朗普竞选团队对外声称特朗普是安全的以后，回到海湖庄园的特朗普对外表示：“我很安全，很好！”2对于驴象两党来说， 2024美国总统大选确实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然而，目前看，双方也都有轻松的一面。在拜登、哈里斯并未离开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周末，特朗普回到南方的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球。大礼拜天的，难得休息一下，也是应该。没想到特朗普球还没打爽，就又遭遇暗杀。这显示的是什么？在海叔看来，这无非显示了美国控枪不力、特勤局也仍有不少疏漏。对比7月、9月特朗普两次遭遇枪击，可以看出，持枪者在美国竟然可以各种操作。如果说，7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处于竞选演讲时遭遇枪击，当时周围人群密度较高的话，这高尔夫球场难道成了野战射击场合？7月，特朗普在竞选演讲时遭遇枪击发生在7月的枪击事件，至今仍有扑朔迷离之处。特朗普夫人梅拉尼娅于9月10日罕见表态。梅拉尼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她亲口说：“现在，围绕它的沉默让人感到沉重。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执法人员没能在演讲前逮捕枪手？这件事肯定还有更多内情。我们需要揭露真相。”回看此前报道，当时20岁的枪手在被执法人员击毙前，从附近屋顶上向特朗普方向开枪，发射了多发子弹。梅拉尼娅当然有权利质疑，尽管她最近的这一段表述，与特朗普7月遇刺后她的表述不尽相同。之前，她称，感谢保护她丈夫的特勤局人员以及执法人员，并呼吁美国人“超越仇恨”，“美国，这个和善国家的结构正支离破碎，但我们的勇气正在提升，好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特朗普（左）7月遭遇枪击后与梅拉尼娅那么，梅拉尼娅的前后两次表态又说明了什么？是她感觉到新的可疑之处，还是心中不平，越想越不对劲才又发声？为何在她再次发声后仅仅过去5天，特朗普又被人用AK-47盯上？且这次枪手是在特朗普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与潜入特朗普家里作案已经毫无区别了。3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所发表的最新官方声明称，“特勤局有能力保障特朗普的安全”，可短短两个月时光，特朗普在不同的场合两次遭遇枪击，虽然总体上说，也只有第一次遭遇枪击时耳朵受伤，第二次在佛罗里达他几乎全须全尾没有问题，可海叔要说，对他来说，是否会造成心理阴影，尚不得而知。要知道，第一次子弹穿过耳朵的情况，非常特殊。哪怕当时特朗普没有自然而然地做出偏过头的动作，子弹都可能贯穿他的脑门。俗话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初一、十五都没事，不代表未来不会再出现持枪对付特朗普的人。总体而言，美国如果再不进行有效控枪，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政治人物，哪怕普通美国人，都会处于枪支泛滥造成的不确定的危险之中。很遗憾，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控枪不力！而拜登目前任期将满。恐怕，有关控枪，以及暗杀增多等等情况，需要下一届美国政府好好想想办法解决，起码得有所改善。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无论他们谁胜选，这确实是下一任美国总统需要好好动脑子面对的问题！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