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

　　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紧缩的背景下，受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承压。随着2024年9月份美联储大手笔降息50个基点，正式拉开美国货币宽松的帷幕，意味着前述分化趋于收敛，有助于缓解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压力。2024年7月底以来，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止跌反弹，到9月20日均由7.30升至7.05比1附近，较年内低点均反弹了3%以上。8月份，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逆差，录得顺差132亿美元。然而，在中外利率倒挂、股市楼市调整以及长期低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这种趋势能够延续吗？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日元升值是在日美长期负利差情况下取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稳定日本经济、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制定了“道奇计划”。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日元对美元汇率确定为360比1。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震荡升值，最高升破80，现在140比1附近。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日元升值应受益于日美正利差，但实际情形却截然相反，绝大部分时间里日美利率都呈倒挂状态。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之锚。自1986年7月有10年期日债收益率数据起，同期限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就一直是负值。1985年9月底，美、日、（西）德、英、法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快速升值。到1994年6月末首次升破100比1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283个基点，较1986年7月月均负值扩大了72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84比1的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344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62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强势升破80比1时，同期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04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负利差有所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76比1的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98个基点（见图1）。

　　拉长时间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从1979年8月起，除1980年2月、6月和1991年5月、8月、11月、12月合计6个月份外，其他月份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均为负值。1985年9月末~1994年6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17升至98比1，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286增至329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482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153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升破80比1时，同期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6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幅度大幅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11个基点（见图2）。

　　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年度“三连跌”，由2020年底的103跌至2023年底的141比1，同期年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54个基点扩大至458个基点。然而，与其说这轮日元贬值是利差驱动，还不如说是日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所致。日美负利差扩大与日元汇率走弱是“分化”这枚硬币的两面。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202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1.96%，美国实物经济总量早在2021年就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日本实际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0.31%，日本实物经济总量到2023年才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见图3）。其结果是，虽然自2022年4月以来日本也遭遇了高通胀回归，CPI通胀持续超过2%的目标，但日本央行因为经济复苏不充分，在美联储紧缩抗通胀的同时，一直坚守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导致日美负利差不断走阔。直到2024年3月，日本央行才退出负利率时代，弃守YCC。当前市场担心的是，在日美货币政策继续分化，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而美联储转向更加宽松的情况下，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有可能引发的日元大幅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资产泡沫破裂初期和后期日元走势总体偏强

　　1990年初日本股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231个月的两波调整。第一波是到2003年4月28日，东京日经225指数跌至7608，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80%。之后，日经225指数止跌反弹，到2007年7月9日升至18262。第二波是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底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日经225指数重新下跌，跌至2009年3月10日的7055，较前高累计下跌61%（见图4）。

　　1991年初日本房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73个季度的调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住宅物业价格指数，日本房价于1991年一季度见顶189，此后一路震荡下行，到2009年二季度跌至97，累计下跌49%，其间基本没有反弹（见图5）。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历时22个季度，美国实际住宅物价价格指数从2006年二季度~2011年三季度累计下跌39%。

　　然后，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两个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日元汇率还在持续走强。到1995年4月末，日元对美元升至84比1的阶段性高点时，东京日经225指数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57%，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较1991年初高点累计下跌16%。另一个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期，日元汇率也走势偏强。如2007年7月9日~2009年3月10日，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61%，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9比1，累计升值25%；2007年三季度~2009年二季度，日本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累计下跌7%，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6比1，累计升值29%（见图4和图5）。

　　从日本的经验看，汇率有可能晚于资产泡沫破裂见顶，却早于资产泡沫破裂触底。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在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资产泡沫的破裂或者泡沫破裂的危害，而在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期，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泡沫的破裂及其危害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反应钝化了。

　　另外，对于资产价格走势与汇率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月末日经225指数和日元汇率取自然对数后，相关性分析显示，1990年1月~2009年3月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期间，日经225指数与日元汇率为弱正相关0.297，即日元贬值，日股走高。2009年4月~2024年8月，日股触底反弹以来，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904，强烈表明日本股市不存在日元贬值、日股下跌的情况。因为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企业海外资产多，日元贬值可以增厚经常账户收益和海外资产估值，利好日本上市公司盈利。这正是2024年8月5日，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日元大幅升值，引发“黑色下星期一”，全球股市巨震，日股向下熔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前述经济特征下，日元升值利空日本上市公司盈利。

　　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升值也占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和楼市两个资产泡沫先后破裂以来，日本长期呈现物价低增长〔指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正增长1%以内，包括0和1%〕甚至负增长，经济停滞的状态。这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然而，即便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也是双向波动且升值的情形略占上风。

　　过去三十多年来，日本有三个时期出现了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一个时期为1998年4月~2008年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28个月为低增长，占比24%，其余90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118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27%。其间，日元汇率由1998年7月末的低点145升至1999年11月末的102比1，累计升值42%；之后冲高回落，到2002年1月末跌至135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接着又止跌反弹，到2004年12月末升至102比1，较前低累计上涨32%；然后又见顶回落，到2007年6月末最低跌至123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7%。到2008年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06，较1998年3月末的133比1累计上涨25%（见图6）。

　　第二个时期为2008年12月~2013年8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16个月为低增长，占到28%，其他41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57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51%。其间，日元汇率由2009年2月末的低点98升至2012年1月末的76比1，累计上涨28%；之后冲高回落，到2013年5月末跌至100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到2013年8月末，日元汇率收在98，较2008年11月末的96比1累计下跌3%（见图6）。

　　第三个时期为2015年4月~2017年1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7个月为负增长，占到22%，其他25个月均为低增长，合计32个月平均同比正增长0.18%。其间，日元汇率由2015年5月末的低点124升至2016 年9月末的101比1，累计上涨22%；之后冲高回落，到2016年12月末跌至117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3%。到2017年1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13，较2015年3月末的120比1累计上涨7%（见图6）。

　　可见，前述三个日本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均有涨有跌。其中，首尾两个时期，日元汇率总体是升值的，尤其第一个时期的升值趋势更为明显。

　　综上，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2013年4月，日本央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到2015年5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013年4月末的97跌至124比1，累计下跌22%，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12扩大至61个基点。这波日元贬值可以说是利差驱动。但是，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正式引入负利率，到9月末，日元对美元却由1月末的121升至101比1，累计上涨20%，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93增至101个基点（见图2）。因为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动荡，避险情绪驱动日元升值。由此，从货币宽松得出本币必然对外贬值的结论，就轻松被证伪。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对汇率问题要树立强烈的谦卑心态。他甚至非常直白地指出，虽然分析师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比抛硬币更有效地预测汇率的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也表示，对日元、美元、欧元汇率的解释始终是很困难的任务，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因此，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

责任编辑：何俊熹

张乔易（记者 黄明韦）09月23日,这场家产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本周，一场备受瞩目的继承之战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家法院打响。主角是93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和他的孩子们。这场官司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牵扯到默多克家族150亿美元的财产，更因为这是一场默多克媒体帝国的掌门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原本约定子女平分财产9月16日，默多克与今年6月刚刚结婚的第五任妻子朱可娃十指紧扣走进法院。一同出现的，还有他的4个子女，坐满律师的两辆SUV车和数箱法律文件。默多克与妻子现身法院 图GJ1999年，默多克离开第二任妻子安娜时，为避免日后争夺家产而同意设立了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根据约定，默多克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现年65岁的普鲁登斯，以及默多克与安娜所生的3个孩子——现年55岁的次女伊丽莎白、53岁的长子拉克兰和51岁的次子詹姆斯，将在默多克去世后平等享有对其财产的控制权，包括该信托基金控制的新闻集团和福克斯的股份权。偏爱长子引发争端然而25年后，默多克家族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争夺家产”的局面。只不过，闹出“争夺家产”局面的是默多克自己，因为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发现只有长子拉克兰同自己“三观相近”。另外3个子女似乎不太热衷于默多克的保守路线，次子詹姆斯公开对福克斯新闻的立场持批评态度。默多克此前也并没想要闹到打官司这一步。他曾试图与两个大女儿和次子沟通，想说服他们给拉克兰独享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让位，但遭到了子女们的拒绝。而在经济上，拉克兰也难以“买断”兄弟姐妹们持有的股份。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考虑罢免拉克兰，让其他人取而代之。为了给拉克兰扫清“障碍”，默多克最终决定同另外3个子女对簿公堂，寻求“将决策权集中在拉克兰一人手中，并赋予他永久的、独家的控制权”。这也导致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均未现身今年6月默多克与朱可娃的婚礼，不愿再维持表面的和平。按照遗嘱检验专员格尔曼的说法，对于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默多克也不是毫无办法。他有权修改信托，只要证明此举有利于他的所有继承人。普鲁登斯、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则指责父亲破坏约定的条款。默多克资料图 图GJ“家丑”已被广泛关注尽管围绕家产继承问题争执不下，默多克家族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家丑不外扬”。选择在内华达州这家并不起眼的法庭举行闭门审判，正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因为内华达州的司法机关在受理涉及资产保护的诉讼案时，不会对外披露案情的大部分细节。但这起继承人之争势必备受舆论关注。包括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7家美国新闻机构联合起来寻求公开审判过程和记录，理由是“默多克家族的巨额财富和庞大传媒帝国的命运事关公众利益”。毕竟，默多克掌控的新闻集团涵盖了美国《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泰晤士报》《太阳报》，掌握了英美主流保守派话语权；福克斯新闻则是美国共和党的喉舌、保守派媒体的“中流砥柱”，吸引了大量保守派选民，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分析称，如果默多克胜诉，拉克兰获得绝大部分股份，那么默多克传媒帝国的保守成分可能会更高。美国记者卡特莱特说：“拉克兰的政治立场要比他的父亲保守得多。”而如果默多克败诉，他的次子詹姆斯很有可能会推动出售福克斯新闻，新闻集团旗下其他媒体的保守立场也可能会淡化。图为默克多与家人合影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撰稿 齐旭编辑 深海贝

张乔易（记者 张翠廷）09月23日,来源：中国新闻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8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00%之间的水平。这也是4年来，美联储首次降息。8月底，美联储最关心的通胀指数——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核心PCE指数）下降到了2.6%。而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7月份就业增长人数从11.4万进一步下修至8.9万。通胀指数下降，就业形势堪忧，降息自然呼之欲出。不过，美联储的这番操作，再次让人想起了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对于全世界经济来说，美国这个高利率周期，杀伤力实在太大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美元霸权”令世界痛苦的原因。01全球经济，苦不堪言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始加息，一直到2023年7月，累计加息幅度高达525个基点，是40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这也让全球经济苦不堪言。当地时间2023年7月26日，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记者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6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5.25%~5.5% 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第一，这种激进的加息政策，吸引了全球美元回流美国，对其他经济体造成了很强的虹吸效应，导致这些经济体缺乏外汇。道理不难理解，美国加息后，存款利率升高，各种其他国家的货币就会被大量换成美元，回流美国。钱少了，当地资产的价格也难免跟着下跌。对其他经济体而言，美联储不断加息的行为无异于釜底抽薪。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在美联储2022年3月开始加息之后的5个月内，新兴市场连续5个月遭遇投资组合资金净流出，总额累计超过390亿美元。这创下自2005年以来，新兴市场连续资金净流出时间最长的纪录。第二，美联储加息还会造成美元升值，其他经济体的货币贬值，这样一来，其他经济体偿付外债的能力也会减弱。据此前报道，2024年平均所有的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了1.5%。韩国和巴西的货币对美元基本上贬值了大概6%左右的幅度，贬值幅度更大的像泰国，贬值了7.5%左右。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非洲开发银行2023年1月发布的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加纳货币塞地2022年对美元贬值了33%。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债务主要以美元等外币偿付，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显然使得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升级。甚至，降息之后，其他国家未必就能迎来好日子。因为在长期的加息周期内，本国资产价格已经大幅下跌，降息之后，美国的资金刚好又可以流到各地“抄底”。可以看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货币储备中占据重要地位，实际上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理应按照国际经济形势进行调整。但美国却从不将美元视为国际公共产品，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时，只会考虑本国利益，完全不管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02美国货币，世界问题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就打开印钞机，刺激经济，导致大量资本流向全球，助推资产价格泡沫，赚取高额增值收益；等钱印得太多时，美国国内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美国就收紧货币政策，让资本回流美国，把本币大幅贬值、资产价格崩盘、债务危机爆发的恶果留给他国。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陷入衰退危机，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投资与就业。此时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参与石油勘测与开采，以求打破中东产油国垄断，这些国家借入了大量低息美元贷款。其中甚至有一些国家，是受到美国鼓励才借钱搞石油开发的。但长期的疯狂印钞导致1979年爆发了大通胀，等到美国需要面对通胀危机时，它才不管别人的死活，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坚决加息，紧缩银根，美元随之升值，导致这些国家爆发了债务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为了救市出台量化宽松政策，大肆印钞。由此造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危机，粮食价格暴涨。有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这次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助推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政治危机爆发。有人调侃，伯南克（时任美联储主席）一个人在中东造成的破坏，“比中情局10年间干的所有事加一起都大”。美国成功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成了别国的政治危机。刚刚过去的降息加息周期，美联储也是如此。为了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衰退，美国大水漫灌，印钱发钱，刺激市场。等到大通胀危机爆发，美联储又激进加息，让别国苦不堪言。再联系开篇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以本国利益优先，长期滥用其货币政策，红利被美国享受了，危机却由别国来承担，这是美元霸权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去美元化”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俄罗斯已出台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卢布结算令”；印度央行也推出国际贸易的卢比结算机制；以色列在历史上首次将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减持美元和欧元。全世界，确实苦美元霸权久矣。如果美国继续滥用其货币霸权，其他国家势必会逐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最终美国将自食其果。延伸阅读连续11次加息后，美联储首次降息，会带来哪些冲击？北京时间9月1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00%之间的水平。是美联储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也标志着由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向宽松周期的转向。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50个基点的降息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同时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不认为降息行动慢了，而是认为这是及时的举措。降息“靴子”终于落地，会给美国及全球带来哪些冲击？当地时间2024年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00%之间的水平连续11次加息后的首降在决议之前，市场对降息幅度的预期在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之间。另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美联储降息是在2020年3月份，这意味着，两次降息已经相隔了四年半之久。2022年3月份至2023年7月份，美联储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之间，为23年来最高水平。根据最新经济前景预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19名成员预期美联储在今年底前还将进一步降息，其中9人预计将降息50个基点，7人预计将降息25个基点。今年以来，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拖累越来越明显，市场机构呼吁降息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不过，有分析指出，美联储的降息节奏尚不清晰，高利率造成的高借贷成本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继续拖累美国自身经济发展。同时，结合历史经验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对全球经济走势影响较大，美联储一旦降息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多方面冲击。回顾过往历史，美联储的降息分为“危机式降息”和“预防式降息”，前者是指在美国本土出现经济危机时，美联储大幅降息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后者则是由于此前的货币紧缩效应有限，经济并未衰退，因此降息幅度也有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前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就业市场依然健康，并没有明显的危机或衰退，因此市场将即将到来的降息视为后者，其目的是及时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可能加剧美国金融市场波动从历史上看，美联储降息究竟会对股市、债市以及汇市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多组历史统计显示，在美联储正式启动降息周期后，美股、美债和美元的表现可能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图为EvercoreISI回溯至1970年的行情统计EvercoreISI回溯至1970年的行情统计就显示，如果美国经济遭遇衰退期，标普500指数在宽松周期首次降息后的六个月内平均会下跌4%。相比之下，当美联储在非衰退时期降息时，标普500指数在六个月内则能平均上涨14%。2019年7月31日，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08年12月份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降息后连续两天欧美股市大幅下跌，并引发全球股市下跌。美国国债跌幅达5%，国债利差倒挂加大。这一现象表明，降息虽然在理论上有助于释放流动性，但也容易增加市场投资者手中的筹码，在全世界范围收购低价优质资产，极易加剧市场波动，增加投资风险。同时，美联储降息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在美联储降息周期中，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其他国家宽松幅度或不及预期对冲基金——Point72资产管理公司策略师兼经济学家索菲亚·德罗索斯（SophiaDrossos）认为，美联储的本次降息，将是一个重大时刻，标志着美元正式进入下行通道，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将因此受到提振。德罗索斯表示，随着美联储降息，美元将进一步走弱，全球所有主要货币都将受益，其中欧元和巴西雷亚尔有望获得最大涨幅。“这（美联储降息）是美元走软新趋势的开始，”她表示，“随着美联储开始降息，其他央行也纷纷降息，我们将看到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更加强劲。”但德罗索斯也认为，全球不少国家地区的央行货币政策放松幅度恐怕会低于预期。她预计欧洲央行降息的速度将慢于市场预期，这将对欧元汇率形成支撑。华尔街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分析师认为，即便在美联储降息后，美元仍然能保持强势，因全球经济疲弱会迫使各国央行加快降息步伐，以提振国内经济增长。输出通胀增加全球资产泡沫风险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财政状况和政策选择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外溢效应。从2020年3月开始美联储激进降息，连续下调利率区间至接近零，并开始实施所谓“无上限”量化宽松，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大放水”，美国通胀被迅速推高。为缓解通胀压力，美联储转头开启激进加息，短时间内把利率区间提高到5.25%至5.5%的水平。降息政策往往伴随着资金成本的降低和流动性的增加，这可能导致投资者寻求更高回报的投资渠道，从而推高资产价格。然而，这种资产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投机和泡沫产生，而非实际价值支撑。历史上，每当“美元潮汐”来到降息阶段时，被释放出来的美元流动性常常像洪水一样涌出，在全球四处收购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低价的优质资产。这一进程通常会伴随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局动荡，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紧张。美联储降息、加息形成的“美元潮汐”收割全球财富、转嫁危机。当美联储大规模降息时，美国通过超发美元进口商品、投资他国等方式输出资本，劫掠他国；当美联储激进加息时，又导致全球流动性快速收紧、多种货币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借贷的国家清偿债务压力骤增，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汇率震荡-资本外流-融资成本升高-偿债困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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