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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总统选举开启提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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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有旅客在小红书发文称,乘坐国泰航空航班时被后排两名旅客辱骂。对此,国泰航空向界面新闻回应称:“保障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和权益是我们首要任务。对于任何顾客不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及不尊重其他顾客权益的行为,我们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因此,我们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将拒绝此事件中二位滋扰他人的顾客未来乘搭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事发现场画面国泰航空方面称,经调查发现,于9月17日CX253航班上,两名顾客因为座椅靠背调整问题与前方顾客发生争执并作出语言和行为骚扰。期间,机组人员多次进行调解和劝阻, 但两名顾客未停止滋扰行为。机组人员安抚受影响顾客,在经济舱已满员情况下为其安排了特选经济舱以调换座位。 受影响乘客调换座位后,机舱服务经理对涉事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劝诫并给予了两次严重口头警告。根据相关《乘客及行李的一般条款》规定,涉事的二位顾客将被拒绝乘搭未来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国泰航空表示,公司一向重视顾客安全和旅程体验,绝不会容忍任何机上滋扰行为,谨就事件向受影响的顾客再次致歉。此前报道女子乘坐国泰航空从香港飞英国,后排夫妻要求其调整椅背遭拒后,疯狂踢踹椅背并辱骂其是“大陆妹”,行为遭众人声讨后空姐才同意女子换座位。延伸阅读没找到入境签证,女乘客与国泰航司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冲突,被国泰航空永久拒载。女乘客一怒之下,将国泰航空告上法庭。近日,上海市一中院审理了该案。2022年7月,乘客方女士和女儿来到上海浦东机场,准备乘坐国泰航空航班前往香港。一时没找到入境签证,方女士和女儿无法办理值机。方女士接受采访时称:她寻求航司工作人员帮助,但没有一个人理她。双方交涉过程中,方女士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甚至引发了肢体冲突。当地警方前来对事件进行处置,双方达成了口头和解。随后,方女士终于在行李箱找到了入境签证,因超过值机时间,她只好改签航班。再次办理值机时,她却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她被该航司永久拒载了。方女士收到一份《拒绝运输通知》对此,方女士很不忿,“打了几十个客服电话,没有任何人回应我……11岁的孩子哭闹,工作人员十分冷漠。”方女士一纸诉状将航空公司起诉到法院。她认为:航空公司服务意识淡薄,导致双方矛盾升级,侵犯了其人格权益,要求航空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法院一审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方女士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客观上构成了航空公司拒载的情形。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办案法官表示:在机场这种场景之下,旅客如果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有可能对其他旅客产生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有可能带到机舱内。因此,哪怕是在机场发生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也会对航空安全造成直接影响。法官同时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懂得充分纾解旅客情绪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航空公司对方女士的服务能够更贴心一些、对她最初的关切能够回应得更及时一些。如果航空公司在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国泰航空永久拒载方女士,图为国泰航空客机 资料图律师: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限度对此,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李定胜律师认为:公共运输承运人应对消费者的不当行为,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时,飞机是公共交通工具,航空公司也负有保障公众安全的法定义务。因公共生命财产安全高于消费者个人权利,航空公司为保障公众安全,可根据个别消费者的不当行为,予以拒载。方女士未能管控好个人情绪,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干扰到公共秩序,可能会影响后续的飞行安全。航空公司基于对公众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该乘客本次拒载,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航空公司对该乘客永久拒载欠妥。正如法官的提示:航空公司作为高端服务的提供者,要提高服务意识,出具拒载决定时,能够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比如说先拒载单次或拒载一定期限,或许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法院驳回了方女士的全部诉请,图为法槌 资料图李定胜律师认为,方女士行为确有不当,可以被单次拒载,但航空公司基于对方女士的本次行为评价,对其永久拒载,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若需对乘客的不当行为进行惩戒,引导消费者合理表达诉求,航空公司完全可以在运输合同中明确违约条款,或参考铁路运输规定,对其单次拒载或拒载一定期限,避免航空公司依据其强势地位任意排斥或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似乎更加合法合理。去年国泰航空“毛毯”事件引发巨大争议2023年5月,有网友发帖称,5月21日乘坐国泰航空CX987航班时,机上空乘人员存在歧视内地乘客语言水平的行为,并公布了相关录音——此事迅速冲上热搜,引发极大争议。针对此事件,国泰航空多次发声明歉意。不过,不少网友对国泰航空的上述致歉并不买账,并在社交平台回忆了自己乘坐国泰航空遇到的服务歧视。资料显示:国泰航空成立于1946年,具有英资背景,总部设在香港大屿山,是中国香港第一家提供民航服务的亚洲航空公司,早在1986年4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同花顺数据显示,在2018年营收达到1110.60亿港元后,国泰航空的业绩便进入下行通道,2022年营收规模已萎缩至510.36亿港元。此外,2020年-2022年,该公司净利润连续三年陷入巨额亏损之中,累计亏损超过300亿港元。

(原标题:中日关系,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

选在同一天发布新机的华为与苹果,又选在同一天发售新机。9月20日,苹果iPhone 16系列正式开售。澎湃新闻记者抵达上海南京东路苹果零售店时,首批预约到店取货的用户已经在室内排起长队。在苹果环球港门店,大批预约的用户同样在门店门口等待领取新机。多名消费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选择与苹果正面“硬刚”的华为,也在当天正式发售了其三折叠屏手机华为Mate XT,售价19999元起,预约页面显示,超过685万人预约,但相较于苹果预售,华为Mate XT预约并不需要预付资金,且需要等待官方通知具体到货日期,或在20日10时08分在线抢购。这是摆在用户面前的是一道“高价”选择题,也有网友好奇到底谁在买两万元的手机?当坐拥全球最多的高端用户,基本盘相当稳固的苹果,碰上近年在中国市场争夺高端用户中屡现“奇招”的华为,这两款手机如何搅动今年高端手机市场?首批三折叠屏的幸运“花粉”:对价格不敏感,追求科技感华为在上海有两家直营店,分别是南京东路店与前滩太古里店。早上8点多,上海市民石先生就来到南京东路店,他希望给明年高考的小儿子买一台三折叠屏手机,为此,他和已经上班的大儿子做了分工,一人网上抢购,一人门店抢购。虽然工作人员已告知他没有现货,且当天不接受预订,石先生还是坚持等在门外,希望等店内的发布会结束,进去碰碰运气,“没办法,我小儿子是华为的粉丝,我本人用的也是华为手机。”工作人员在直营门店展示Mate XT当日,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旗舰店,出席华为Mate XT 非凡大师的首批交付仪式,演员严屹宽、知名化妆师毛戈平等人从余承东手中接过新机。十几公里开外的前滩太古里店并无新机交付仪式。华为商城显示,10点08分在线开抢后几乎秒空。余承东表示,热销程度远超预期,目前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扩产能,“短期内还是需要(时间),请大家耐心等待。”华为方面并未公布首日销量和首批备货情况。有经销商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华为Mate XT首批到货大约在1万台,后续会陆续到货。华为南京东路店在华为南京东路店,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与石先生同是自由职业的孙先生,不同的是,孙先生成功拿到新机,并参与了首批交付仪式。孙先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也是华为的粉丝,购买的是三折叠机黑色顶配,“我从华为Mate 30起就一直在用华为,家里所有东西都是华为全家桶。我爸爸也很喜欢华为,他的车是华为问界M9。”另有两位金融行业人士拿到华为新机,其中一位表示此前使用的是华为X5折叠手机,此次购买也是为了“紧跟潮流”。另一位此前使用的是苹果及其他品牌手机,此次也是“尝鲜”华为。谈及三折叠屏的高价位,上述人士均表示可以接受。孙先生直言,他愿意花两万多元买一台手机更多的是追求科技感,“以前iPhone是科技感的代表,现在华为也是科技感的代表,三折叠屏近期以内其他厂商也做不出来,这个钱是值得的。”上述一位拿到新机的金融人士则坦言:“大家收入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当日,“隔街相望”的苹果零售店顾客熙熙攘攘,有排队等待领取iPhone 16的消费者表示,他个人更喜欢使用苹果,而且华为2万元的三折屏手机感觉抢不到,“一个是抢不到,一个是觉得二折叠完全够用了。就看苹果什么时候出折叠屏了。”华为、苹果已非首次正面交锋同日对决的戏码在华为与苹果之间已上演多次。今年5月7日,华为和苹果同时发布平板产品,去年10月31日,华为和苹果也同日召开发布会,在电脑、手机等多款产品上“硬碰硬”。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两家公司的发布会时间总是间隔得很近,有时相隔一周,有时仅相隔一天。对比今年的新品手机,苹果iPhone16系列的升级更多表现在芯片、人工智能以及摄像头性能的进一步增强上。不过,中国苹果用户想要体验到中文版的苹果智能还要等到明年。用户在店内排队试用新机对于苹果和华为两个不同的用户群而言,每一方的粉丝都能给出不少选择自家品牌的理由。在苹果环球港门店,有多名消费者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由于苹果iPhone一直有非常好的软硬件体验,直板机要想在高端市场与苹果竞争折叠机挑战太大,包括华为在内的手机品牌一直利用折叠机这种新形态手机去冲击高端市场以及超高端市场。华为在折叠机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这次华为拿出了三折叠这种开创式的产品形态去冲击超高端市场。余承东表示,这部三折叠,华为做了5年,这是一款“大家都能想得到,但做不出来的产品”。华为基于自己的产品自信加上同样拥有众多高端用户群,给出的价格也相当高,其中256GB版本售价19999元,512GB版本售价21999元,1TB版本售价23999元。余承东解释,三折叠成本非常高,后续会继续迭代工艺、提高良率降低成本。在三折叠中,华为用上了“天工铰链系统”,余承东说,在行业中,华为第一次让铰链系统实现了内折外折兼顾。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虽然苹果和华为在一些功能和设计上存在差异,但都在尽力满足高端用户的需求,“可以说华为与苹果的客户群重叠度较高,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折叠机作为一种新形态手机,在冲击高端市场上的表现有待观察,也许两款新机的比拼,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需求,抑或是促使其他手机厂商加快研发折叠屏手机的步伐,但折叠机的技术和成本目前还存在一定限制,未来能否成功冲击高端市场还有待观察。”在苹果的发售现场,多名黄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今年市场不好,iPhone16 Pro Max最高加价也就700至800元之间。在南京东路门店附近,记者至少看到5名黄牛,“今年有点难做,就金色是新颜色(卖得)还行,但收价最多加400块。256G的最好卖,1TB的不要,卖不出去。”记者发现,黄牛们都默认收Pro Max,拒绝收16 Pro。“今年行情一般,同行都加600元卖。每个手机就赚50、100的利润。”一位在环球港门口的黄牛表示,今年热门款是沙漠金,Pro Max 512G加价500收,出售600元,1T加价700元收,出售加价800元。苹果南京东路直营店门口华为新机因“出货量有限”,溢价更高。在外界人士看来,这一机型很可能成为华为技术实力的象征,而不是主要的销售驱动力。在记者与华为首批机主交谈中,有黄牛凑过来询问消费者是否愿意转卖三折叠屏手机,在询问完型号后称可加价一万五千元,“今天就收到一台。”此前,上海一位数码店的老板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加价是两万多元,已成功售出一台。对于华为是否有对预约三折叠屏手机的用户画像,华为南京东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这样的用户画像。根据艾瑞咨询《2023年中国折叠屏手机用户洞察报告》,从横向折叠屏手机用户画像来看,男性用户占比偏多,在年龄分布上相对均衡,热爱尝鲜的18-29岁年轻群体和经济收入稳定的30-39岁群体占比较高;在城市和收入分布上,横向折叠屏手机的大部分消费者居住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且超半数用户的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上。如何搅动今年的高端机市场9月19日,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发布的关于华为Mate XT报告显示,最新的供应链调查指出,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的2024年出货量预测已从50万部调升至100万部,但须注意开卖后(9月20日)的需求热度能否延续。郭明錤将2024年全球折叠手机的预估出货量约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主因是软件设计无法善用较大尺寸屏幕与耐用度不佳。此外,折叠机利润较差,也影响了品牌厂商开发与销售折叠手机的意愿。目前没有其他安卓品牌打算跟进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最大顾虑在于耐用度。郭明錤指出,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策略能否有效与持续,取决于Mate XT能否解决上述提到的折叠手机痛点。郭明錤在9月16日发布的关于iPhone 16的报告则显示,iPhone 16系列首个周末预购销量约3700万部。较去年iPhone15系列首周末销量同比减少12.7%,其中Pro和Pro Max机型首周末预购销量相比于iPhone 15相同机型分别下降了27%和16%。他认为,等到四季度的苹果智能发布,再加上旺季促销等手段,iPhone 16出货量有望进一步改善,而且他相信苹果会在2025年采取更激进的产品策略以提振需求。市场调研机构TechInsights的分析师预测,在2024年,iPhone16系列的全球出货量将达到7300万台。其中,iPhone16 Pro Max有望成为该系列中最畅销的机型,预计将占到总销量的35%。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澎湃新闻记者谈及两大品牌的同日发售时说:“华为争名,苹果争量,实际两家各自粉丝群相对稳定。三折叠手机供货量有限,即便全部售罄,对高端市场份额影响也有限。”张孝荣认为,高端机的主力市场仍在直板机,华为主力新机Mate 70的高配版与iPhone 16的对决更有可看性。在高端市场,Canalys发布的2024年全球第二季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600美元以上市场)报告,苹果占比为62%,同比增长5%;三星占比为22%,同比增长35%;华为第三,占比为9%,同比增长80%。在国内市场,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华为以17.5%的市场份额再次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第一名,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手机出货量增幅分别为110%和50.2%,增速领跑行业。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天外交部网站上刚刚发表了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共识文件。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毛宁: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国之一,一直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根据两国领导人有关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精神,中方同日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前后进行了10多轮密集谈判和协商,经过不懈努力,达成今天发表的共识。我愿强调以下几点:第一,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这一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同日方发表共识是为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尽最大努力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有效防范排海的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同中方一起严格监督日方履行承诺。第二,由于现行相关国际机制的局限性,目前对排海开展的评估和监测是不全面的,缺乏透明度和可信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尤其是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实施独立取样监测,才能得到全面、真实、有效的数据,确保排海风险可控。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已就此达成了一致,下步还将讨论监测核素种类、检测方法等技术细节,实现全面、有效、可信的长期国际监测。第三,如何妥善处置福岛核污染水,既是政治问题更是科学问题。中日双边共识为国际社会科学、有效、安全地处置核污染水打下了基础,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共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后续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国继续本着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同日方开展对话,敦促日方妥善处理涉及排海的关切。第四,中方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输华,是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定采取的紧急预防性临时措施,目的是为了全面防范风险,保护民众健康。采取这一措施有规可循,是中国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实际体现。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以科学事实为准绳,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我们将与日方开展技术磋商,在中方提出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关磋商结果和政策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新华社记者: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3年来,倡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成果惠及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在不久前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各方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倡议将为非洲等“全球南方”注入发展动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能否介绍倡议落实的进展和下步发展计划?毛宁:3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成绩单”可圈可点,得到100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国家超过80个。中方成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经支持了150多个项目,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建设全面铺开。全球发展倡议源自中国,成果和机会属于世界。在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一个国家都不能少,一个人都不能掉队,这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愿景,也是联合国倡导的目标。在即将举行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王毅外长将出席“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中国在行动”主题发布活动,同各方共商发展合作大计,汇聚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力量。我们将同各方深化全球发展倡议合作,继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共同发展。图为媒体记者提问彭博社记者:中日双方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方将加入日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现有的监测安排?还是说将建立一个全新的监测安排?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提到国际社会也可以参与监测,是否有其他国家将参与监测?还是说只有日本、中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监测?毛宁: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表示支持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加强监测,支持中日磋商和达成共识。我们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保持着必要沟通。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一贯主张,对排海的长期国际监测是开放、透明的。日方在同中方协商双边共识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的参与也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根据中日双方的共识,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都将通过参与制定取样监测方案、独立获取核污染水样本等方式,确保长期国际监测的公正性、有效性。《北京日报》记者:今年是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发表19周年。19年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不少变化,中方如何评价当前形势?对半岛事务各相关方有何建议?毛宁: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是有关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曾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发挥重要作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当前半岛形势持续紧张。我们希望各方相向而行,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实现半岛及东北亚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彭博社记者:关于周三在深圳发生的袭击事件,日方发布了昨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同日本驻华大使通话的消息,其中提到孙卫东副部长表示该案属个案,犯罪嫌疑人有过犯罪记录。但这并不能说明犯案动机。今早我收到日本驻华使馆的电子邮件,日方依然强烈要求中方公布包括所有背景信息在内的案件细节,表示中方迄今未向日方提供任何同作案动机有关的信息。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超过两天,你能否介绍任何关于作案动机的信息?毛宁:中日双方就有关问题保持着沟通。昨天,孙卫东副部长同金杉大使通话时介绍了相关情况。我注意到深圳市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据我了解,中方主管部门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关于案件进展包括动机这些具体信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关于今年6月苏州日本母子和中国女性遇袭事件,昨天发言人称此事“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能否介绍自6月以来的后续进展?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很关心深圳、苏州两起案件,中方是否准备在这两起案件调查结束后,对外公布犯罪人作案动机、背景、案件情况等详细内容?毛宁:据我了解,中方主管部门正在对有关案件进行调查和侦办,将适时推进后续司法程序。我目前不了解具体进展以及你关心的这些信息,你可以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媒体女记者举手示意日本广播协会记者:中日达成共识的消息恰巧和深圳日本男孩被刺身亡事件时间上相隔很近,请问这两者是否关联?毛宁:中日双边共识的内容、发表时间是经过双方密集磋商确定的。关于深圳男孩遇袭的个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两者没有关联。彭博社记者:我昨天向深圳公安机关询问案犯的作案动机,但对方未予回答。孙卫东副部长昨天同日本驻华大使通话时提到犯罪嫌疑人有过前科等细节。由此看来,负责同日本政府沟通的部门是外交部。你刚才建议我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理解主管部门就是外交部。所以我想再问一遍,案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不提供案件信息?毛宁:这起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进行侦办,也就是说,案件仍在侦查和调查过程中,目前还没有结论。中日两国外交部门保持着沟通。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你关心的问题,主管部门能提供更权威的信息。共同社记者:深圳媒体今天报道称,深圳日本人学校的案件是偶发个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注意到媒体的报道,也注意到深圳市介绍的情况。相信有关说法有其依据。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再次提问深圳的问题。日方最想了解的是,犯人是否针对日本人。这个方面中国外交部有何看法?毛宁:我能理解日方和在华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我想说明的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至于他的动机具体是什么,需要通过认真的调查来确定,我目前不掌握有关信息。彭博社记者:如果不掌握作案动机,如何能确定该案件是个案?你一方面表示不知道动机,另一方面却又告诉我们这是个案。这是不是自相矛盾?毛宁:判断一个案件是不是个案,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动机之外,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判断,这是一起个案。但是具体情况要等待调查的结果。法新社记者:中方表示将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有报道说,俄罗斯仍继续禁止进口。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俄罗斯方面询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劳作中的李大清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编辑|郭庄 责编|李彬彬“他是个老实人,但从小脑子不好,这全村人都知道。”今年6月3日,洞坪村村民小组长李岗固向红星新闻记者这样形容李大清。“你向他借5块钱,要是还20块钱给他,他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借出去的纸币图案和还回来的不一样。”残疾人证显示,李大清属智力残疾,残疾等级为叁级。当年案发不久,李大清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李大清不服判决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李大清及家人不断申诉,但申诉均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大清出狱9个多月后,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6岁少女遇害,同村智障者被定罪今年6月3日下午,刑满释放的李大清正在屋后农田锄草。红星新闻记者让他讲述21年前被认定强奸、杀害16岁少女余某某一事的经过及看法时,他手中挥舞着的锄头顷刻间在半空中停下,但一时也回答不上来。一旁的弟弟李大华有些难为情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复杂的问题,我哥答不上来。他脑子转不过弯,得用短句直接发问。”随后,李大华将问题简化:“他们说你强奸杀人,有没有这回事?”李大清干脆地回话:“我没有!”▲当年16岁少女余某某遇害的地方这一切源于同村少女余某某的遇害。2003年9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据余某某父亲介绍,2003年5月19日早上8点多,其女儿余某某外出打猪草,但直到次日上午仍未归,于是他叫了村民杨某某等人去寻找,终在大洪村(注:现改名洞坪村)七组虎山一山沟处发现余某某尸体。“2003年5月21日,我哥李大清被警察带走。”李大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当晚,母亲和他说,“你哥白天被警察带去,晚上都还没回来。”李大华安慰母亲,“没事的,警察只是了解情况,很快就会出来。”没想到,他们以为的“很快”并没有发生。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5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李大清携带电鱼工具在武宁县罗坪镇大洪村七组虎山港口电鱼,见被害人余某某在荒田边打猪草,便产生强奸歹念。李大清遂将电鱼工具藏好,再从荒田上绕到余的身后,乘其不备,双手使劲掐住余的颈部,致其昏迷。尔后,李大清将余拖到距离港沟10多米远的虎山小龙山沟处,对其实施奸淫。相关判决书显示,为了杀人灭口,李大清在附近的土坎上拾起一块石头对余的头面部猛击数下。紧接着,李大清将余使用的打猪草竹篮(内有死者穿的紫红色褂子和随身听)拿到尸体旁,用余穿的紫红色褂子盖在其头部上,又用枯草掩盖其尸体,再将竹篮和随身听扔在尸体上方不远处的山上,随后逃离现场。据此,九江市中院于2003年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大清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死刑到死缓,两任律师谈李大清案一审判决后,李大清不服,上诉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5日作出(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大清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李大清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二审判处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部分)截图2022年1月29日,实际服刑18年2个月5天后,李大清刑满释放。罗放是李大清的一审法援律师,现为江西省一博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初,他拿出当时的相关卷宗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自己离开原来的律所后,这些案卷本来要上交给原先律所,“但这个案子是我的一个心结,21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楚。”罗放说,一年多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也派人到律所向他了解这一案件。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2003年其在看守所会见李大清的《会见笔录》显示,李大清称他没有强奸杀害余某某,同时表示,早前的供述是因为“公安人员打我”。“庭审时,李大清也否认强奸、杀人的指控。”罗放说。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当初的辩护词谈到:李大清的智力状况,与他的供述语言不相符。“李大清是个文盲,智力明显低于正常人,听不懂诸如一次性纸杯、银白色、双眉等词语。”罗放说,且2003年5月28日、6月7日的两份供述中,关于作案经过、被害人衣着特征等记录,几乎一字不差。“这是被告人记性太好,还是在制作笔录时后一份抄前一份?不合常理的笔录,无法让人信服。”罗放提到,在法院此前认定中,被害人是被掐晕后拖到小山沟的;但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并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有被拖动的痕迹。“本案最为客观的证据,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及被害人物品的辨认笔录,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的熟悉,有可能是因到过现场或听说此事。”罗放认为,这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定罪。“我哥被打后,只是按照他们(警方)的要求去指认。”李大华说。尹远敏是李大清案的二审辩护律师,目前是江西群毅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5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初他是为李大清作无罪辩护的,主要理由有:法院关于李大清犯强奸罪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强奸罪不成立,故意杀人的动机也不存在。”尹远敏认为,现有证据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是李大清作案,案件在证据层面并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抛开李大清供述,这案没有证据定罪,缺乏和李大清相关的物证。”罗放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大清及家人一直在申诉。2021年12月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赣刑申6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表示,侦查人员依法讯问李大清的经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没有证据证明李大清是在遭受刑讯逼供、诱供后才作的有罪供述,并认为对李大清判处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李大清的申诉也因此被驳回。李大华表示,希望警方提供李大清被带至公安机关期间不间断的同步录音录像。申诉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近一年后,李大清收到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1月15日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部分)截图该通知书中提到,经鉴定,被害人余某某短裤及阴道涂拭物上未检出精子;其面部共有五处创口,应系比较锋利的物体打击所致。通知书还显示,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成立。一是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笔录、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被诱导的可能。二是无其他证据将李大清与本案关联起来。三是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余某某的父亲余先生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女儿遇害的时候才16岁。这个案件我们是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没有告李大清。此外,案件是武宁县公安局刑警队破的,具体可以向办案民警了解,我们也不想就此接受采访。”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03年余某某遇害时,武宁县公安局成立了侦破“5.19”杀人案专案组。今年6月初,红星新闻记者向专案组民警反映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再审检察建议及李大清家属的不同看法、希望听听专案组意见时,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李大清的申诉案件没有获得家属预期中的进展,李大华随后将申诉信同时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相关法律和有关规定将材料转给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年8月29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短信回复李大华称:“经审查,您反映的申诉案件我院已依法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申诉案件已办结。”同日(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李大华的短信回复中称:“关于(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的来信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记者注意到,回信中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即是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编号。9月20日,红星新闻再度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欲进一步了解李大清申诉案件进展,前述两院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如有需要,单位会统一对外通报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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