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最新黄色软件

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了《男子被砍后持砖反杀对方 一审被判10年 二审未当庭宣判，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成辩论关键》。9月20日，记者从郝某某家属处获悉，该案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即认定郝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二审法院裁定书 受访者供图二审裁定书显示，2020年8月17日21时许，郝某某、王某某与他人饮酒用餐后，由王某某驾车送郝某某离开。途中，郝某某拨通张某某手机，于当日21时17分至21时22分共有3次通话。当日21时19分、21时23分，郭某某（与张某某曾是男女朋友关系）两次拨通郝某某手机，二人在电话中发生争吵，互相辱骂。后郝某某与王某某驾车至某小区东门口，与郭某某发生冲突，郭某某使用菜刀将郝某某左额部、左耳后枕部头皮、左颞顶部头皮、左手小指砍伤，王某某在二人撕扯时将郭某某手中菜刀抢下扔进路边草丛中，郭某某随即离开现场，从小区东门南北道路向北跑去。裁定书显示，郝某某与王某某在小区东门处有15秒短暂停顿并商量，王某某提出要送郝某某去医院治疗，郝某某却向郭某某离开方向快步追赶过去，王某某先向北同向走了近十步后返回停车的地方，驱车追赶过去。期间，郝某某与郭某某在小区13号楼东侧栅栏外的两棵树中间争吵，郝某某喊道“你都砍我三刀了，还砍不砍了。”一边喊，一边与郭某某撕扯。此后王某某驾车赶过来。郝某某遂用手击打郭某某，郭某某也上手还击，王某某上前连踹郭某某两脚致其倒下趴在地上，郝某某使用砖头击打郭某某头部四下。此时，张某某赶到现场制止，郝某某停止击打郭某某。后王某某驾车送郝某某就医，张某某则联系他人将郭某某送医。郭某某于2020年9月7日死亡，经鉴定，郭某某系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而郝某某则头面部外伤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另经鉴定，郝某某左侧颧弓骨折为钝器伤，砖块可以形成。案发后，郝某某对郭某某家属补偿383000元并获得谅解。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发生的过程明显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基本案情是，郭某某与郝某某在小区东门发生冲突，郝某某没有拿任何凶器或工具，而郭某某却拿了菜刀，并用菜刀砍击郝某某数下，造成郝某某身体轻伤，郝某某是冲突中的受害者。郭某某所持凶器在被王某某夺下扔进草丛，并且向北跑离现场以后，第一阶段的冲突已经结束。法院指出，此时，郝某某本可选择报警和就医，但与王某某进行短暂商量后，便去追赶郭某某，从而引发第二阶段的冲突和伤害。郝某某在距离小区东门案发地点八十米左右追上郭某某，并开始打骂郭某某，先是击打郭某某面部，郭某某用手还击，待王某某赶来踹倒郭某某后，郝某某再用砖头多次击打已经倒地的郭某某头部，直到证人张某某来到现场制止，郝某某才停止伤害郭某某。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的行为系出于报复伤害郭某某的故意，而不具有防卫郭某某伤害的性质。对于郝某某“离开涉事小区东门和郭某某同一方向前行，是去医院就医”；郭某某跑开是为了寻找工具企图再次伤害郝某某的事实；以及郭某某受伤后其亲属未给予好的治疗且延误治疗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等辩解和辩护意见，二审法院均未采纳。最终，二审法院认为，郝某某、王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故驳回郝某某、王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法院审理结果，郝某某的家属认为，目击证人的证词没法解释为何郝某某的面部出现了可以被砖头造成的钝器伤；且第二次冲突究竟是谁先动手实施伤害，两名被告人的辩解与证人证言存在冲突，“他（法院）说到第二阶段是郭某某已经跑了，对郝某某的伤害已经结束了，是郝某某追上郭某某，并开始打骂郭某某。说的是待王某某赶来踹倒郭某某后，郝某某用砖头多次击打已经倒地的郭某某头部。那郝某某那颧骨的伤是哪来的？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上写的钝器可以造成郝某某的颧骨骨折是吧？而且王某某也看见郭某某手里头拿砖头打郝某某。”对此，郝某某及王某某的辩护人均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将继续向上级法院提起申诉。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内容红星新闻记者 孙钊 罗梦婕编辑 张寻 责编 魏孔明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周先生受伤住院近日，湖北襄阳一网友发布视频称，与朋友在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特9号AITO授权用户中心（下称“AITO中心”）试驾问界M5时，遭遇交通事故。图为事故现场9月19日，《正在新闻》联系到该视频发布者周先生，据周先生回忆，8月28日中午12点半左右，他与朋友马先生二人前往AITO中心试驾问界M5。“销售人员带我们开车时坐在主驾驶，讲解演示（智能驾驶）功能，我坐在副驾驶。”据视频显示，驾驶人员双手离开方向盘，自然垂放在身前，“开了智驾以后，（销售）双手没有扶方向盘，过了几分钟，前方有一辆公交车左转掉头，销售没有去紧急制动（就撞上了）。”问界撞上公交车周先生称，撞上公交车后车辆安全气囊弹出，“（AITO中心）给出的解释是，后台数据显示车速已经降下来了，只有34km/h。”对此，周先生表示质疑，“但我也开了很多年车了，（只有34km/h）不可能撞得那么严重。”周先生与朋友马先生均在事故中受伤。据事故认定书显示，事故发生于8月28日12时58分左右，王某驾驶大型客车在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起步左转弯掉头时，与沿东风汽车大道由南向北行驶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载周先生、马先生）发生碰撞，造成周先生、马先生二人受伤，周先生物品损坏、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图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后，在AITO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周先生和朋友前往襄阳市中西结合医院进行治疗。据周先生的病历显示，中医诊断伤筋（气滞血瘀证），西医诊断：耳损伤、内耳震荡伤、外伤性耳鸣、全身多处软组织疾患。周先生表示，事故当天在医院做了CT检查，未发现骨折，一周后未见好转，“后来又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出脖子有骨折。”周先生住院后，他的父亲前往AITO中心进行协商，周先生说“给我父亲看的后台数据说是有五十多码，显示距离（公交车）7米的时候有制动”。目前，周先生已出院回家静养，18日，周先生的父亲与AITO中心协商过后，工作人员表示愿意带周先生到更好的医院进行治疗。19日上午，《正在新闻》拨打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特9号AITO授权用户中心门店电话，工作人员称，该事件由相关部门在处理。随后，问界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正在新闻》，对于该事故的处理进度及调查结果，“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具体以公司公告为准。”

近日，一则关于“应届生因拒绝公司组织的周末跑步活动而被辞退”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当事人张先生发帖称，他于2024年7月22日入职北京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管培生一职，不料在短短43天的工作期间，因连续两次拒绝参加公司组织跑步活动，最终于9月4日收到了公司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张先生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关于职场权益、企业文化及劳动法规的热议。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据他介绍，入职该公司后，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活动。公司在聊天群组织员工下班后户外跑步第一次是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后进行5公里的户外跑步；第二次则安排在8月31日（周六）早上7点，要求员工到某公园集合进行10公里的户外跑步。张先生表示，由于连续高强度加班12天，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身体疲惫不堪，因此在第二次活动当天未能参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定竟成了他被辞退的导火索。张先生询问跑步的目的张先生透露，9月3日，他被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在约谈过程中，朱先生表示组织跑步活动是为了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让员工自主报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筛选主动性较强员工的方式。朱先生还指出，张先生拒绝参加跑步活动反映出其缺乏主动思考和管理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生的要求。对于这一解释，张先生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拒绝跑步活动是基于个人身体状况的考虑，并非对公司文化或团队活动的不尊重。张先生和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事件发生后，张先生于9月12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目前案件正处于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向媒体提供了约谈的录音作为证据，录音中朱先生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了公司方面对于此事的态度和解释。记者致电该公司城市经理朱先生求证时，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相关情况应以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准。此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有网友对张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公司不应将员工的个人选择与工作能力挂钩，更不应以此为由辞退员工；另一方面，也有网友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员工应积极参与其中。网友发表评论截图媒体时评企业得回答“灵魂”三问实话，在非工作时间组织员工搞活动的企业，现实中并不少见。虽然员工有权利拒绝，但是多数时候只能选择被迫服从。但哪怕如此，审视涉事企业的做法，依然让人忍不住质疑，甚至质问。其一，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10公里？稍微有点运动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上来就跑5公里、10公里，既不科学也不健康，很容易造成肌肉拉伤或是心率加快引发其他意外。体育锻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见风险意识之差。其二，周末到底属于员工还是属于公司？在大小周已经遭遇持续性的批判，或是提高加班福利、把选择权交给员工的语境下，这个答案恐怕不难得出。如果这个问题涉事企业回答不上来，或者没有明确、合法的考勤制度来解释，那么就不妨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其三，辞退涉事管培生的理由合法、充分吗？一般来说，企业单方面辞退一名员工，包括试用期员工、管培生，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如果是当事人专业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岗位工作，或者违反公司合法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拒绝参加公司周末组织的长跑活动被辞退，未免牵强。管培生当然应该接受企业的管理，但绝不代表要无条件接受企业的无理要求，甚至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要求。管培生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权利人，是一个有着自身正当权益的劳动者，不是企业任意拿捏、揉搓的工具人。这起事件暴露出当下职场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企业缺乏边界意识，随意支配员工工作之外的时间而不自知；漠视员工权益，嘴上说“大家主动报名”，实际上却是变相强制、秋后算账；企业文化落后，有着浓厚的传统家长制思维，管理常常超越雇佣关系。来源 | 新闻晨报综合正在新闻、半岛都市报、红星评论

（原标题：币圈大事件！“前华人首富”赵长鹏确认即将出狱）

（原标题：又大开杀戒了）

（原标题：币圈大事件！“前华人首富”赵长鹏确认即将出狱）

极目新闻记者 沈外近日，江苏宜兴官方发布了一则关于15名干部的任前公示，其中有6人被标注“曾用名”，引发关注。9月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标注干部的“曾用名”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9月17日，“宜兴先锋”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15名干部中被标注“曾用名”的6人，多拟任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或拟推荐提名为镇长人选。公示时间为2024年9月17日至2024年9月24日。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公众号自2022年12月24日至2024年9月16日发布的另外8则干部任前公示中，超过10人被标注“曾用名”，其中1人有两个“曾用名”。对此，有网友称，干部任前公示频繁出现“曾用名”，这一情况背后是否存在问题，令人疑惑。21日，宜兴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称，根据宜兴干部任前公示相关规定，如果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曾经用过其他名字或改过名字，会在任前公示里标注“曾用名”。这么标注，是为了让公众更了解这些干部的情况，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干部任前公示标注“曾用名” 宜兴先锋官微截图该工作人员说，当地提拔任用干部前，会对干部的“三龄两历一身份”等信息进行全面严格的调查、审核，其中就包括小名、改名情况，在信息审核时发现干部有“曾用名”，也会向其本人核实。之所以部分干部有“曾用名”，大多数是该干部曾经有小名，与后来户籍上的正式大名不一样。考核干部时，组织部门会进行标注，“不存在例如受过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干部被违规使用或再使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有人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信息及其他情况存疑，可向相关部门反映，组织部会受理，就干部“曾用名”而言，上级部门并未要求必须标注在公示信息中，其他地方或其他单位有省略这个信息的情况。延伸阅读：高校拟聘教师公示“处长之子”，有何用意？1月份，一则高校教师招聘公示引发关注。据多家媒体报道，1月18日到1月24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就8名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予以公示。公示信息显示，其中有3名人员的备注信息中加入了其亲属师生关系：张某某，男，博士研究生，拟聘为教师（事业编），他的父亲是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姬某某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邢某某的博士生导师为水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公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网站截图据顶端新闻报道，1月26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学校有相关规定，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才会主动公开这些信息。”但后续是否也会公示类似信息，该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据媒体此前报道，因为公示期满，上述公示已从该学院官网撤下。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事处早前发布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4年度教师等岗位招聘启事》，2024年度招聘人员包括教师、实验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应聘人员须选择岗位进行申请，每人只能申请1个岗位，须如实填报个人信息以及与本校教职工的近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如与本校教职工未有近亲属关系或师生关系须填“无”。对此，不少网友表示，只要是按规定招聘公开关系，接受监督没有什么不妥。图为网友发表评论近年来，我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信息公开工作持续推进。在招聘公示中亮明应聘人员与领导干部的亲属关系，中国地质大学并非第一例。2023年2月，一家国有企业发布一则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一名拟聘人员因系“领导之女”而引发舆论关注。公示显示，该集团国际公司一拟聘人员为集团党群部主任之女。随后，该企业在该拟聘人员公示信息备注栏中补充了如下内容，“根据集团《新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规定：拟聘人员为集团领导、总师、副总工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配偶、子女，应将相关信息一并公示，故此说明。”一名人员被备注为集团某领导之女，图为国企发布的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显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其他亲属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据中国新闻网，对于事业编招聘公示亲属师生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向记者表示，备注亲属师生关系，说明高校更加注重近亲属回避、利益回避和公平招聘，避免亲属师生关系干扰影响选人用人。“高校比较容易发生‘近亲繁殖’现象，采取此类公示方式，有利于防止‘近亲繁殖’，推动风清气正的聘用制度。”马亮指出。一些舆论认为，招聘只要程序合法合规即可，还有舆论认为事业编招聘应回避亲属关系。对此，马亮表示，事业单位招聘原则上应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但是高校的规模较大，也有不同院系机构，“一刀切”回避可能难以实施。他认为，高校规定二级单位（院系、职能部门）招聘时回避近亲属和师生关系，可能更加合理。

美国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和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当地时间9月20日，美国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和第二任妻子比安卡·森索里，被看到出现在日本东京的一家百货店中，两个人挑选了一些衣服准备结账离开。据报道称，现年47岁的坎耶原计划在东京举办聆听派对，但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派对被重新安排了时间，而这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畅游这座他来过无数次的东亚城市了。比安卡拿着购物袋从衣服的颜色看，应该是为比安卡准备的，或者是为了两个女儿，11岁的西北和5岁的芝加哥。坎耶虽然跨界时尚圈后也很成功，但近几年他似乎只喜欢黑色，对其他的颜色没有什么兴趣。进入9月的东京也不是那么炎热了，但比安卡仍然选择了十分清凉的服装，就如同是忘了穿外面的衣服，直接穿着樱花粉色的内衣就跑出来了，脚上倒是搭配了一双丈夫设计的“袜靴”。比安卡内衣外穿比安卡的内衣外穿，似乎是怕埋没了自己的好身材，尽管这样的风格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产生争议，但她仍是乐此不疲。最初她这样出现，还会被认为是迫于坎耶的压力，但现在看来，这就是比安卡的选择。金·卡戴珊自拍照这边坎耶和比安卡的街拍被刊登出来不久，那边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金·卡戴珊也有所行动了。有几天没有晒自拍的真人秀女性，穿着绑带皮革马甲，将紧致的身姿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金·卡戴珊拍照时嘟起嘴现年43岁的金姐在晒照时，每次都是相似的表情，而在其中嘟嘟嘴是必不可少的。她分享了一张躺在沙发上的照片，还解释说，不是为了舒服，而是因为后背疼痛需要冰敷。

周先生受伤住院近日，湖北襄阳一网友发布视频称，与朋友在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特9号AITO授权用户中心（下称“AITO中心”）试驾问界M5时，遭遇交通事故。图为事故现场9月19日，《正在新闻》联系到该视频发布者周先生，据周先生回忆，8月28日中午12点半左右，他与朋友马先生二人前往AITO中心试驾问界M5。“销售人员带我们开车时坐在主驾驶，讲解演示（智能驾驶）功能，我坐在副驾驶。”据视频显示，驾驶人员双手离开方向盘，自然垂放在身前，“开了智驾以后，（销售）双手没有扶方向盘，过了几分钟，前方有一辆公交车左转掉头，销售没有去紧急制动（就撞上了）。”问界撞上公交车周先生称，撞上公交车后车辆安全气囊弹出，“（AITO中心）给出的解释是，后台数据显示车速已经降下来了，只有34km/h。”对此，周先生表示质疑，“但我也开了很多年车了，（只有34km/h）不可能撞得那么严重。”周先生与朋友马先生均在事故中受伤。据事故认定书显示，事故发生于8月28日12时58分左右，王某驾驶大型客车在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起步左转弯掉头时，与沿东风汽车大道由南向北行驶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载周先生、马先生）发生碰撞，造成周先生、马先生二人受伤，周先生物品损坏、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图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后，在AITO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周先生和朋友前往襄阳市中西结合医院进行治疗。据周先生的病历显示，中医诊断伤筋（气滞血瘀证），西医诊断：耳损伤、内耳震荡伤、外伤性耳鸣、全身多处软组织疾患。周先生表示，事故当天在医院做了CT检查，未发现骨折，一周后未见好转，“后来又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出脖子有骨折。”周先生住院后，他的父亲前往AITO中心进行协商，周先生说“给我父亲看的后台数据说是有五十多码，显示距离（公交车）7米的时候有制动”。目前，周先生已出院回家静养，18日，周先生的父亲与AITO中心协商过后，工作人员表示愿意带周先生到更好的医院进行治疗。19日上午，《正在新闻》拨打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特9号AITO授权用户中心门店电话，工作人员称，该事件由相关部门在处理。随后，问界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正在新闻》，对于该事故的处理进度及调查结果，“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具体以公司公告为准。”

意大利裔匈牙利女商人克里斯蒂安娜·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克里斯蒂安娜·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 (Cristiana Bársony-Arcidiacono），是一位意大利裔匈牙利女商人，因为她所经营的BAC咨询公司出售了导致黎巴嫩发生大爆炸的传呼机，进而也让她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有关她目前处境和过往经历的传闻，也是此起彼伏地出现。据当地时间9月21日的消息称，现年49岁的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仍在匈牙利境内，而且已经被匈牙利的情报机构给接走了……70岁的贝娅特丽克斯巴索尼-阿西迪亚科诺的母亲，现年70岁的贝娅特丽克斯在她所居住的西西里岛卡塔尼亚的圣韦内里纳镇（就在埃特纳火山脚下）接受了采访。这位一直都过着平静生活的意大利老妇人从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公众人物。贝娅特丽克斯告诉记者说，爆炸发生后自己曾和女儿取得过联系，知道她现在“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的保护”。娅特丽克斯的居住地贝娅特丽克斯表示说，情报部门的官员建议她“不要与媒体交谈”，为此她除了透露了女儿现在处境安全之外，对于其他的问题均是回答“无可奉告”。不过这位站在家门外（如图）接受采访的母亲倒也表明了态度，坚信自己的女儿是无辜的。贝娅特丽克斯说她的女儿并未故意参与到所谓的阴谋之中，“她没有参与任何交易，她只是个中间人。这些物品没有经过布达佩斯……它们不是在匈牙利生产的。”爆炸后的传呼机残骸匈牙利政府方面并没有证实贝娅特丽克斯的话，不过该国的国际新闻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匈牙利情报机构自周三（18日）开始展开调查，并多次向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询问了细节。此外匈牙利政府也在早先声明过，称大规模爆炸中所使用的传呼机，从未出现在匈牙利境内。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领导的政府此前也表示，BAC咨询公司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牙利没有制造工厂或其他经营地点”。阿尔西迪亚科诺生活照据悉，圣韦内里纳镇是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的故乡，她在这里出生长大，并在卡塔尼亚大学学习了物理。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的父亲萨尔瓦托是一名意大利记者，多年前已经去世。根据意大利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是在2006年离开家乡到英国求学的，她在求职网站上标明自己拥有博士学位，并且能说七国语言，还曾在巴黎和维也纳工作过，为了照顾年迈的祖母而于2016年搬到布达佩斯。巴尔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的求学经历能够被证实，但她做传呼机生意这件事，却让很多认识她的人非常不理解，“我不相信克里斯蒂安娜能拥有一家能够做如此高调生意的公司。”BAC咨询公司网站上的信息显示，该公司专注于“环境、发展和国际事务”，同时也列出了118项官方职能，包括糖和石油生产、珠宝零售和天然气开采。注册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23年的收入为59.3万美元，但在“设备”上的支出却接近32.4万美元。更让人迷惑的是，如此一家看起来很正规的公司，其总部却在一栋普通建筑物的底层，和其他的企业共用，而且并没有实体的办公室。

▲民警执法现场红星新闻记者丨周炜皓 主编丨蓝婧编辑丨张寻 责编丨邓旆光今年9月，红星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线索，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违法私自宰杀生猪的地下产业。9月19日、20日白天到夜间，记者暗访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十八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市民称这些生猪仅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发现，今年年初，普宁市曾对类似窝点做出过三起行政处罚。据权威信源透露，普宁生猪非法屠宰链条上游的江西省赣州市，已经成立工作组，针对这一问题开展调查。黑窝点藏在居民楼下环境恶劣，猪肉随地乱丢9月19日，在当地居民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暗中探查了多个分布在普宁市高埕村、麒麟镇、洪阳镇周边的疑似生猪屠宰窝点。这些窝点有的藏在树林里，有的则以空置猪圈为掩护，还有的就设置在居民楼下。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之前还看到过一处窝点藏在一间庙里。白天，大多窝点都大门紧闭，只是在附近能发现用于运载生猪的车辆、设备。据当地居民回忆，2月、3月普宁市曾打击过几间非法屠宰生猪的窝点，9月江西省赣州市曾与本地农业农村局合作拦截过一批生猪，这之后不少非法屠宰、转运的窝点都疑似已经转移。记者来到高埕村，这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处窝点，位于一栋贴着红砖的楼房下方，前后都装有摄像头。记者假装路过时发现铁门内有人正在擦洗生猪，里面还有明显的猪叫声，通过后墙的窗子，可以清楚看到三头被关着的生猪。9月19日半夜23:30到次日凌晨，记者在高埕村外进行蹲守，凌晨3:40分左右，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来到这间小院，打开院门，进行烧水等准备。之后半小时内，又接连有五辆摩托车驶入小院所在的巷道中。作为向导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窝点通常会在杀猪时打开音响掩盖猪叫声，也有非法屠宰点会用电击等方法让猪猝死，避免被发现。确认窝点情况后，红星新闻记者与普宁市公安机关进行联络。已开始宰杀时，记者带民警进入，突击了这处窝点，窝点内有四名男子正在处理刚刚杀好的猪。▲非法屠宰窝点内的生猪制品记者看到，这些男子穿着雨鞋，踩过屋外的泥巴路，又直接踩进屋里，屋里遍地血腥，地上污水横流，宰杀后的猪内脏、猪头等产品就在他们脚边。见到民警进来，男子们仍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持刀继续分解猪肉，一名老板模样的女性上前，跟民警辩解称这些猪都是“自己养的”。▲非法屠宰窝点涉案人员整个窝点非常逼仄，包括一间三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四个用水泥、木板分隔的猪圈，以及工人们进行操作的屠宰区。连上已经宰杀分解的两头猪在内，当晚在该处窝点共发现18头生猪。当地居民介绍称，按照市价，这些猪的货值估计在3万元以上，这些只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红星新闻记者离开前，民警已将该窝点6名涉案人员控制，固定证据，等待当地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来到现场共同调查。知情人称70块钱杀一头，“检疫许可”明码标价只要25元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非法私自屠宰，最主要的隐患在于检疫。按照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正常情况下，定点屠宰场应配备驻场的官方兽医，从生猪进场到最后屠宰结束，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兽医监督下进行。而在地下非法屠宰窝点内，对检疫则毫无要求。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公安了解到，9月20日查封的这处窝点内，当晚6名涉案人员中，三名是来购买猪肉的摊贩，剩下三名则是宰杀人员，其中没有兽医。另外，与民警一起在该窝点内取证时，记者也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检疫设备。通过特殊渠道，记者联系上一名曾委托这类窝点宰杀生猪的当事人。据其回忆，在整个宰杀过程中，没有人检查过猪耳标、检票证等。根据当时的单据显示，2024年7月2日，他以59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头生猪，屠宰收费共140元，为这两头生猪制作‘检疫许可’的价格为50元，“每头猪宰杀费用是70元，如果没有检票证就再加25元”。▲某非法屠宰窝点的收费明细 受访者供图据了解，广东省各地生猪屠宰定点企业，服务费收取标准都由政府统一制定。在周边城市梅州市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的说明》中，2016年，揭阳市的生猪屠宰服务费为40元/头。普宁市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价格上，非法屠宰与定点屠宰应该差距不大，但整个普宁市仅有8间定点屠宰机构，且定点屠宰机构对猪肉检疫、来源等都有更高要求，私自非法屠宰则可不受监管。疑似转运窝点附近货车来自多个省份一地已开始调查非法屠宰链条宰杀，只是这条灰产链的其中一环。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些通过非法屠宰窝点流出的猪肉，有些被直接拉到当地摊位上进行售卖，有些则流向批发市场。在陪同民警查封高埕村的窝点后，记者又前往洪阳镇附近，在一处疑似存在非法宰杀窝点的路口附近蹲守。9月20日凌晨5时左右，有三辆运载着已屠宰过的生猪的摩托车出现，记者紧跟其后，直到在一个分岔路口处失去线索。其中两辆摩托车，驶向了洪阳镇屠宰场周边的批发市场及档口所在方向。▲普宁市街头运载生猪的车辆在普宁市实地走访期间，记者多次在街头看到运载大量生猪的货车，其中一些驶往了当地居民口中与非法屠宰有关联的“中转站”。9月20日9时许，记者前往位于普宁市麒麟镇的疑似生猪转运窝点附近，看到一辆运满生猪的小型货车驶离该窝点大门。不久后，又有一辆运满黑猪的大货车在该窝点不远处过磅。由于引起了该窝点人员的警觉，记者不得不离开。▲高速入口附近停着的卡车当地居民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入口附近有一个大型生猪运输中转站，附近还分布有小型窝点、洗车场等。记者前往调查后发现，这处小型窝点疑似还在使用，有工作人员出入其中，小型窝点前方不远处的洗车场，停靠着三辆大型货车正在清洗。出入、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赣州市权威信源透露，截至目前，该市已由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三支工作组，针对来往于赣州、普宁之间的生猪运输及可能存在的非法屠宰等问题展开调查，据悉，近期赣州市已对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整顿，加强养殖户教育，抓好队伍的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上述消息人士强调，要斩断这一涉及多个省份的生猪运输、非法宰杀链条，需要多地共同合作，并对合法合规的生猪交易机制做出完善调整，“渠道不通畅就会催生黑作坊。”——④——当地人称黑作坊两三年前已存在非法屠宰猪肉流向正在调查当地居民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据其所知，普宁市的非法生猪屠宰问题已经持续两三年，在普宁市多个镇、村都有这类窝点。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3月，普宁市就曾对三起生猪非法屠宰事件作出过行政处罚。据“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2024年2月8日，普宁市燎原街道办事处对巫某某作出行政处罚，罚款6.5万元；2024年2月28日，普宁市大坝镇人民政府对韦某某罚款5.1万元；2024年3月6日，普宁市梅塘镇人民政府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上述三个行政处罚中，除巫某某案处罚原因为“专项检查”外，陈某某、韦某某案的处罚原因都是违反处罚依据都是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三起案例的处罚依据都是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9月20日晚间，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方面了解到，针对当天凌晨查封的窝点，公安系统正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进一步调查，计划对涉案三名非法屠宰窝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这些在普宁市周边进行非法屠宰的生猪去向，截至发稿前仍在调查中。-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