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域  深圳报道

　　南方基金管理团队平稳更替。

　　9月20日，南方基金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团队。

　　会议同意聘任杨小松担任南方基金总经理兼首席信息官；俞文宏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莉、李海鹏、孙鲁闽、侯利鹏、茅炜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鲍文革担任公司督察长；蔡忠评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公募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后正式履职。

　　同时，原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 、董事会秘书常克川离任，朱运东、史博离任副总经理一职，相关变动均自9月20日起生效。

　　整体来看，南方基金管理团队保持稳定，杨小松等高管获连任。据悉，本次高管换届为任期届满之后的正常换届，管理层团队的平稳更替，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的稳健发展。

　　对于此次高管换届，南方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与行业发展趋势，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内部培养机制的完善与人才梯队的搭建，将逐步打造一支年轻化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层团队，通过推进“平台化、体系化、数字化”的战略落地，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资产管理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最新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上半年，南方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合计人民币21724.29亿元，其中，公募业务管理基金数量合计370个，管理资产规模合计人民币12403.81亿元；非公募业务管理资产规模合计人民币9320.48亿元。 

　　杨小松连任总经理

　　换届完成后，南方基金总经理继续由杨小松担任，其此前担任该职务已达11年。

　　新一届高管团队中，杨小松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信息官，俞文宏担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莉、李海鹏、孙鲁闽、侯利鹏、茅炜担任副总经理，鲍文革任督察长；蔡忠评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值得关注的是，新上任副总经理茅炜，这位昔日百亿基金经理 “清仓式”卸任旗下在管产品。今年8月，南方基金发布多份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宣布茅炜因公司工作调整离任南方成长先锋、南方景气驱动、南方高质量优选、南方信息创新、南方君信等5只产品基金经理职务。对此，南方基金表示基金经理的变更/调整属于公司工作调整。茅炜现任南方基金首席投资官（权益），会参与制定和执行公司境内权益投资策略、资产配置策略，领导权益投资决策过程等，未来专注于整体的投资管理和人员建设。

　　另外，南方基金原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董事会秘书常克川离任，朱运东、史博离任副总经理一职，相关变动均自9月20日起生效。

　　据悉，本次高管换届为任期届满之后的正常换届。在业内人士看来，管理层团队的平稳更替，将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的稳健发展。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

　　南方基金总部设在深圳，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成都、合肥六地设有分公司，在深圳和香港设有子公司——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子公司）和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香港子公司）。南方东英是境内基金公司获批成立的第一家境外分支机构。

　　南方基金表示，公募基金作为重要机构投资者和居民财富管理的代表，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强化功能性要求，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发力方向和核心目标。

　　同时，公司新一届高管团队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围绕“五篇大文章”持续探索，履践金融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责使命，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严守合规底线，努力锻造优异的资产管理能力，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南方基金在管公募基金规模高达1.21万亿元，行业排名第四，其中非货管理规模为5505.62亿元，行业排名第八。旗下基金产品达370只，其中，权益类基金（股票型+混合型）220只，债券型基金97只，FOF基金26只。 

责任编辑：郭建

朱诗涵（记者 黄明韦）09月22日,【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在全球化背景下，黎巴嫩近日发生的连环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正给全球供应链渗透敲响警钟，日常设备的 “武器化” 可能引发广泛担忧。 然而，“逻辑清奇”的美媒又犯老毛病，彭博社、《纽约时报》等报道接连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己度人揣测称美国在各类商品和服务上过于依赖中国，也可能被中国加以利用，从而发生类似的设备“武器化”事件。 事实上，恰恰是美方惯于如此行事。这些美媒在细数美国针对他国的过往行动时可谓“如数家珍”，素材丰富情节跌宕，远比它们对中国提出的无端指控要“精彩”得多。 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残骸。视觉中国 彭博社20日的报道指出，黎巴嫩的寻呼机和其他设备爆炸事件，标志着利用供应链打击对手的方式迎来新一轮致命升级，这也使全球领导人减少对竞争对手技术依赖的行动变得更为急迫。 “渗透供应链是情报部门的一个相当常规的工具。”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官员特里普利特（Holden Triplett）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它主要用于收集情报，但正如我们最近所目睹的那样，它也可用于定点清除。”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称，黎巴嫩爆炸案只是目前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供应链袭击中最新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起。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些袭击往往需要数年的准备时间，而且通常目标明确，以限制附带损害。尤其拦截行动，即在货物运抵最终收货人之前对其进行拦截和篡改的行动，极为猖獗。 文章称，尽管多年来诱杀装置一直被用于间谍活动，但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甚至让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都深感震惊。他们担心，有助于廉价商品生产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全球化供应链，可能会沦为外国对手手中的武器。 话音刚落，美媒便不出所料地将一口大锅扣向中国。报道引述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莫尔顿（Seth Moulton）的话开始无端指责，“如果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也能做到。漫长又不透明的供应链留下了太多容易被利用的漏洞，我们需要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制定战略来弥补这些漏洞。” 彭博社指出，华盛顿一直在寻求减少乃至消除在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公司的依赖，包括拆除来自中国的硬件设备。然而，在两国利益密切交织的今天，美国很难从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中抽身。 “替代方案很难找。”报道援引美国政府数据分析公司Govini的数据举例称，去年美国海军在其“关键技术”供应链中减少了约40%的中国供应，但美国空军和其他国防机构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所上升。 然而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美媒基于美国自身黑历史的无端揣测：彭博社承认，事实上，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在许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在供应链上对竞争对手动手脚的恰恰是美国情报部门——无论是十多年前美国特工改装美国科技公司运往海外的设备，还是美国为打击伊朗核计划进行的“Stuxnet行动”。 “Stuxnet行动”指的是，15年前，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开发出世界上首个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恶意蠕虫病毒，对伊朗核设施内的离心机进行破坏，导致伊朗铀浓缩项目发展陷入长期停滞。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这一案例，还洗白这项往他国关键设施注入恶意代码的故意破坏行为是一次“巧妙”的行动，声称这次行动尽可能减少了对普通平民造成的伤害，然后怪罪那些窃取了代码的其他势力，在修改代码后将之用于广泛目标，只字不提美国才是这些罪恶行为的源头。 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多地发生爆炸事件，涉及多个小型无线电通信设备，受伤人数超过4000人。视觉中国 “进入供应链搞破坏（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纽约时报》甚至用一种耀武扬威的口吻又提起了另外两个案例：一个是十多年前美国拦截了运往伊朗的电力供应，造成伊朗核设施停运。再早些时候，美军甚至干过在伊拉克把应邀来访的伊朗电力部代表团全员逮捕的丑恶之事；另一个则是，2019年美国被爆向俄罗斯电网等基础设施植入了恶意代码。 尽管美方恶行累累，这家美媒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倒打一耙，继续炒作美方炮制的所谓中国黑客组织“伏特台风”，污蔑中国向美国电网中植入了可能关闭电灯和供水系统的恶意软件。 哥伦比亚大学的网络专家希利（Jason Healey）亦附和称中国和俄罗斯破坏过太多次美国电网，还危言耸听地谈起中国和俄罗斯引爆电子设备的可能性。 早在今年4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专题报告，就揭示了美国政府机构策划实施的“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计划至少起始于2023年初，其目的就是要长期延续美国的《涉外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款，同时也为美国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寻找借口的幕后真相。 7月8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这项虚假信息行动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等情报机构幕后策划，美国国会反华议员、美国多个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以及“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一场舆论操控闹剧，强烈谴责美方不负责任的做法，敦促美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诬蔑抹黑。 鉴于美国黑历史众多，港媒《南华早报》早前报道称，多名专家认为，黎巴嫩发生的一系列通信设备大规模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与美国有关的电子通讯产品更警惕。 由于涉事通信设备涉及台湾地区厂商，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特别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朱诗涵（记者 林合羽）09月22日,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