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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就在欧盟委员会(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就新一届委员会名单发表演讲前一天,当地时间周一(9月16日),已获提名连任欧委会内部市场委员的法国人蒂埃里·布雷东突然宣布辞职,并公开指责冯德莱恩“治理成问题”。布雷东当天在社交媒体X(原推特)上公布了一封他给冯德莱恩的信件。信中称,几天前,在新一届欧委会组成谈判的最后阶段,冯德莱恩“出于个人原因”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撤回布雷东的候选人资格;作为“政治交换”,她许诺向法国提供更有影响力的委员会职位。“鉴于这些最新的事态发展——这进一步证明(欧委会)治理存在问题——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我不能再履行我在委员会的职责。”布雷东写道,“因此,我将辞去我的欧盟委员一职,立即生效。”布雷东辞职一事为冯德莱恩第二任期增添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凸显在国内政局可能发生动荡的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的声望或许已日渐式微。布雷东公布的信件 布雷东X账号“爆炸性”指控布雷东现年69岁,自2019年起担任欧盟委员,是法国推荐的新一届欧委会委员候选人。欧洲新闻台称,布雷东此次连任原本被预计将获得一个重要职位,有传言称他有望担任执行副主席,掌管委员会的首要政策领域。“政客”新闻网欧洲版16日评价,布雷东此举是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一个“爆炸性转折”。路透社也认为,对于“高度政治化”的欧委会席位提名过程而言,这一进展“出乎意料”。冯德莱恩(左一)和布雷东(右一) 法国电视一台网站欧委会通常有27人,由每个成员国1名代表组成。根据欧委会委员任命流程,欧盟各成员国首先要与欧委会主席协商一致,提出代表本国的人选。欧委会主席必须从成员国提交的候选人中选定委员,并确定委员的具体分管领域。不过,各个职责领域的影响力有所不同。法新社指出,27名委员职责的具体分配将发出强烈信号,表明欧盟的政治方向和每个成员国的相对影响力。布雷东提出这些“爆炸性”指控,距离冯德莱恩预计17日宣布下届委员会名单的讲话时间不到24小时。据欧洲新闻台16日报道,欧委会发言人拒绝就布雷东的指控发表评论,只说冯德莱恩与成员国领导人就委员人选的互动基于“信任和保密”。“主席注意到并接受了布雷东的辞职,并感谢他在任期内作为委员所做的工作。”据发言人说,冯德莱恩已于16日早上收到布雷东的辞职信,但无法确定她是否提前被告知布雷东会发帖公开此事。当被问及冯德莱恩1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是否仍将按期公布她的领导班子时,这名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冯德莱恩仍希望能够在17日介绍新委员会组成的细节,“24小时在政治上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早物色好新人选”?布雷东公开宣布辞职数小时后,马克龙办公室表示,法国将提议外交部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出任欧委会委员。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资料图,图源:外媒声明称,马克龙一直寻求为法国获得一个重要的欧委会职位,而塞茹尔内“符合所有必要条件”。欧洲新闻台说,同为欧洲议会内部光谱的自由派,塞茹尔内拥有丰富的欧盟政策制定经验,但没布雷东那么高调。39岁的塞茹尔内自十年前在法国财政部为马克龙工作以来,就一直是其亲密盟友。彭博社称,塞茹尔内作为马克龙当时新成立的政党左翼分支的代表,在后者2017年的首次总统竞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后,塞茹尔内迅速成为马克龙在布鲁塞尔的得力助手,在欧盟政坛中扮演重要角色。2022年9月,他出任执政党复兴党总书记,今年1月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外长。作为欧盟第二大成员国,法国明确表示希望在下一届欧委会委员名单中获得一个关键职位。马克龙办公室16日的声明称,希望法国提名的委员分管领域能“重点关注工业、技术主权和欧洲竞争力问题”。据一名来自复兴党的法国高级官员说,法国对布雷东第二任期可能被分到的职责领域并不满意。按照两名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的说法,用塞茹尔内取代布雷东是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私下讨论时提前商量好的,是法国在下一届欧委会阵容中获得“最佳角色”的一种手段。路透社也援引消息人士称,马克龙已通过谈判为法国提名的人选确定了一个“强化”的执行副主席职位,负责监督内部市场和工业相关工作。来源 | 观察者网

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endText .video-info a{text-decoration:none;color: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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