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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国防部于当地时间9月16日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当天在美国空军和太空军协会举办的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及所谓中国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声称“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不在未来，而是现在”。“15年来，我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军事的发展。中国不是未来的威胁，中国如今是一个威胁。”他炒作渲染称，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能力、作战概念和组织，这些都是专门用于击败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包括针对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等陆地和海上资产的武器。“此外，中国继续扩大其核力量及其在网络空间的作战能力。我们可以预期，所有这些趋势都将持续下去。”肯德尔声称，过去15年访问“印太地区”时，他就看到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意图的担忧，甚至是警告。他炒作声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解放军正为“攻台”和“锁台”进行着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演习。“我并不是说太平洋战争近在眼前或不可避免。不是的。”肯德尔接着说：“但我要说的是，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并将继续增加。”新闻稿称，演讲中，肯德尔高调喊话，美国必须为未来潜在的冲突做好准备，然后他列举了空军和太空军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方式，包括一项实现作战紧迫性的大规模现代化计划。“为了防止冲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为了在冲突中获胜，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当天发表演讲 美国国防部网站讲话中，肯德尔还谈及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最新局势。在谈到目前中东地区的冲突时，肯德尔声称，伊朗今年4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空军和太空部队提供的防御。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的努力，在限制冲突规模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功是美国军队，包括重要的，是美国空军在整个地区的存在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在谈到俄乌冲突时，肯德尔声称，无论冲突是否、何时以及如何结束，俄罗斯仍将是该地区的威胁。“随着俄罗斯将因多年的冲突而削弱，而北约将变得更加有韧性。”肯德尔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已经变得更强大，许多北约国家都达到了其国防开支占GDP百分比的目标。“我们还在加深与欧洲传统盟友的伙伴关系。”他举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即各盟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分担将挪威的联合攻击导弹整合到F-35战斗机上的费用。“这将大大提高我们与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伙伴的海上打击能力，这是从设计上和行动上来得以实现的。”近年来，五角大楼持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试图借此争取国防预算。今年4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举行小组会议上，肯德尔出席并继续这样的陈词滥调，声称美国“没时间了”，因为中国军事能力迅速发展，而美国军事计划因预算延误而面临滞后。“现代化的时间和速度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了。”肯德尔称，中美“正争夺军事技术优势”，中国空军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现代化，对美国构成“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但美国却在更新武器方面成本过高、预算不足。此前，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曾驳斥美空军部长称，美方以所谓他国威胁为借口扩张自身军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众所周知，美国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研发部署进攻性太空武器，组织军事攻防演习和技术实验，甚至恶意跟踪并危险抵近别国航天器，制造太空物体碰撞风险，已成为太空军事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和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中方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军备竞赛，积极在太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停止散播虚假不实言论，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行为，真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防止对全球战略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冲击。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美报告：中国对美构成最重大威胁 我们应该准备好入侵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CNDS，美国国会根据《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成立的独立机构，由国家安全领域的非政府人士组成，观察者译注。）在一份新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民众需要更多的知情权。尽管华盛顿每天都被鼓吹战争的文宣所淹没，这个委员会却抱怨民众“没有从政府高层那里充分了解到美国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包括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威胁——以及恢复美国全球实力与领导地位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美国正面临巨大风险。来自全球各地的威胁指数倍增，只有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拯救这个国家。意味着美国人必须交更多的税、牺牲更多的自由，他们必须在惊恐中学会服从。事实上，这是无稽之谈。数十年来，美国都是最安全的大国。自19世纪中叶至今，美国始终主导着北美大陆与西半球。美国被东西两个大洋与南北的弱小邻国环绕，基本上不用担心外部攻击。这令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大国。虽然解决国内问题时表现平平，美国却在海外成为决定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占据全球经济一半的产出，这为美国打造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奠定了基础。当时几乎所有的盟友都依赖美国的资金与生产。虽然今天的世界正变得多极化，但对美国本土的直接军事威胁依然可以忽略不计，唯一的例外是各国的核武器，最主要是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库。由于美国人长期生活在极度安全的温室中，“9·11”恐袭事件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美国参与的众多冲突中，仅有南北战争发生在美国本土，而那场战争早在159年前结束。拿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对比：俄罗斯、德国、中国、法国、日本、乌克兰、伊朗、伊拉克、韩国与朝鲜，他们及许多国家都曾遭遇攻击、入侵与军事占领——往往不止一次，有时甚至是拜美国所赐。华盛顿几乎总是在海外进行作战，这个事实凸显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常显得咄咄逼人。大多数美国军事行动与捍卫本国安全的关系不大。美国经常主动参与（而非被动卷入）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乔·拜登总统曾自豪地对记者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形容：“我在掌管全世界（或者至少是宣称在管理全世界）。”然而，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却忧心忡忡地宣称：“我国面临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最具挑战性的威胁，包括短期内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显然，情况比朝鲜战争或冷战时期更严重。中国被认为是“迫近美国且全球性的威胁”，俄罗斯被视作“长期性且正在恢复元气的威胁”，至于伊朗、朝鲜与恐怖主义则构成了“日益强大的恶意伙伴轴心”。事实上，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警告称：“下一场战争极有可能在多个战区爆发，涉及多个美国对手，而且很可能不会迅速结束。中国与俄罗斯都拥有独立的全球影响力，并致力于维护‘无上限友谊’。如前文所述，两国也同朝鲜和伊朗建立了伙伴关系。鉴于美国对手之间的合作比以往更为密切，美国及盟友需要准备好应对由多个对手组成的轴心。”乌克兰方面称，在前线拍到疑似俄军使用朝鲜“火鸟”反坦克导弹系统 社交媒体该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个所谓的“强大阵容”前显得战战兢兢：“尽管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最重大的威胁，以上5个国家都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国家利益，不容忽视。试图降低部分战区的优先级并大幅减少美国军事存在——尤其是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做法已经令美国的对手更加大胆，美国必须调兵回援。”因此，美国面临一个紧急事态，该怎么办？动员美国民众！增加军费开支！向海外派驻更多部队！一切都需要加大力度。显然，报告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准备好入侵中国和俄罗斯：“无论对手或战场在哪里，地面部队依然是确保美国安全的核心元素。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陆军部队是击垮对手的关键。”然而，这份貌似令人胆战心惊的威胁清单并没有初看上去那么充实。恐怖主义被列为一个次要的全国性问题（可以理解的是，受害者个体显然有不同的感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减少在海外的行动，尤其是轰炸某个地方、占领某个地方，以及会招致外国敌意与报复的各种纷繁的海外军事干涉。美国人讨厌伊朗与朝鲜的政权，但对方本质上并不想同美国纠缠。比如，如果华盛顿放弃对以色列与逊尼派海湾君主国的支持，伊朗的阿亚图拉们便几乎不会理睬美国。目前，拜登政府正准备同伊朗开战，目的不是为了保卫美国，而是为了保卫以色列——一个拥有常规军事实力优势、核武器以及与主要阿拉伯国家有安全合作的地区性超级大国。平壤之所以对美国发出大量威胁，恰恰因为美国力量就在其家门口，在朝鲜半岛内部与周边，日夜威胁着朝鲜。如果华盛顿让比朝鲜强大得多的韩国独自承担国防，美国几乎不会再听到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埋怨。美国应该做的是忽视，而不是对抗德黑兰与平壤。俄罗斯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莫斯科与美国并不存在领土争议或无法避免的冲突。事实上，美俄两国政府曾在联合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与核不扩散问题上长期合作。俄罗斯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并不是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传教式的国家。掌握实权超过25年的俄罗斯总统普拉基米尔·普京，最初并没有对美国表现出敌意。直到北约盟国绞尽脑汁，以咄咄逼人甚至鲁莽的外交政策与所有俄罗斯人作对之后，普京的态度才发生改变。2008年，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已经存在的分离主义势力反对格鲁吉亚，并在格鲁吉亚军队攻击俄军后进行反击。在多年警告不要将基辅纳入北约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而北约确实以间接的方式接纳了乌克兰。俄罗斯政府正在其它领域挑战拜登政府，以报复华盛顿协助乌克兰杀害成千上万名俄军士兵的做法。俄罗斯总统普京 资料图为了化解俄罗斯目前构成的威胁，美国可以采取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谦逊外交”，停止一路追求占据主导权，直到推进至俄罗斯边境线的尝试。至于欧洲的安全，为什么一个拥有10倍于俄罗斯GDP、3倍于俄罗斯人口的大陆不能自己保护自己呢？最后是中国的问题。就算如委员会的报告所宣称，北京是“迫近的挑战”，它也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拥有庞大而尖端的经济，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它的武装力量排在世界第三，核力量正在不断扩张。美国需要采取精准的、与多国相配合的回应。中美的主要竞争场所在经济而不是军事领域。虽然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扩张，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至少没有对美国的民众、领土、独立与自由构成威胁。中国政府既没有攻击美国的意图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征服美国的太平洋领地、将美国排除出全球市场，或是以其他方式将美国变成一个附庸国等情况都不现实。中美存在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但它仅仅涉及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华盛顿的建制派“小集团”（blob）依然认为，“掌管全球”是美国与生俱来的特权。因此，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保卫美国免遭中国的攻击，而是迫使中国与其他“不知好歹”地拒绝美国霸权的国家屈服。中国寻求美国所拥有的东西，即在自己的区域建立主导权。如果美国拒绝接受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存在，军事上的摩擦将不可避免，军事冲突有可能，甚至极为可能发生。美国以不自然的方式在亚洲及周边海域扮演着角色——美国事实上统治着从太平洋到中国沿海的广袤海域。虽然从这种地位中获益匪浅，但这并非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元素。因此，没有理由为了捍卫这种地位选择同一个拥有核武器与强大常规军事实力的国家开战，尤其是围绕对方眼中的核心利益而开战。美国不应该对中国影响力的增长无动于衷。相反，美国应该帮助盟友获得必要的自我防卫能力，鼓励他们共同合作、制衡中国。他们可以依靠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正如北京依靠这种战略对抗华盛顿那样。美国承诺要保卫的条约盟友中，最重要的是日本、菲律宾与韩国，但关键是保卫他们的主权独立（迄今为止并没有受到北京的威胁），而不是捍卫争议海域中每一块他们宣称拥有的岩石。美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来校准联盟承诺，避免因微不足道的议题被卷入战争。最具火药味的是台湾议题，台湾在“百年耻辱”中被日本夺走，它对中国大陆来说既是历史问题也是安全问题，因为一个由敌对势力占据的台湾岛会威胁中国本土。尽管北京的目标是通过胁迫加谈判收回台湾，但外界普遍认为，如果台湾当局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就会采取军事行动。虽然没有证据，部分西方分析人士还是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采取行动。7月15日，中方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6家美国军工企业和5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 外交部网站就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虽然会在道德上被美国人视作灾难性行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仅仅是一个小麻烦。从美国安全的角度来说，这座岛屿的价值在于“妨碍”中国，而不是保护美国。台湾不值得美国开战，不值得美国与一个带着民族主义抱负且关系到其重大安全利益的核大国开战。华盛顿应该尝试其它形式的对华威慑手段，而不是拿美国的国家存亡去冒险。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警告说：“美国军方缺乏必要的能力与潜力，无法确保有信心在实战中威慑并战胜对手。”有信心做什么？美国人不应该指望能击败中国或占领北京。重要的是避免中国击败美国并占领华盛顿。这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就像一篇冗长的、来自美国军工—智库—大学复合体的军国主义“经文”，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始终是：疯狂地扩军备战与对所有国家发动战争。世界可能很危险，但美国依然出奇地安全。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将其他国家/地区的敌人当成了美国自己的敌人。如何更好地捍卫美国利益？不要再把华盛顿官僚的幻想、“外国友人”的愿望与美国自身的利益混为一谈。

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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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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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在寻呼机爆炸中受轻伤，目前状况良好。有匿名的黎巴嫩真主党官员称，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截至目前，以色列军方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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