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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85花纷纷喊着要转型，可没想到率先转型成功的却是贾玲。近日，42岁的贾玲迎来时装周首秀，她作为普拉达的代言人前往米兰时装周，让大家见到了不一样的贾玲，她的状态也成功掀起热议。42岁的贾玲迎来时装周首秀其实早在前几天便有网友在机场偶遇了贾玲，当时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米色风衣，紧蹙着眉头。贾玲大步流星、风风火火，身后也不似其他女星前簇后拥，一度被吐槽不像是去走秀的，更像是去干架的。贾玲穿着风衣搭配白T黑裤不过到了米兰之后，贾玲便瞬间转换了风格，几套私服便让人眼前一亮。贾玲换了一件风衣，搭配白T黑裤，站在昏黄的灯光下一拍，瞬间就有了大片的感觉。尤其是回眸一笑的两个酒窝更是一如既往的甜美，很快被粉丝画了出来。贾玲笑起来两颊圆润之后贾玲又换了一件千鸟格的西装，内搭同样是黑T白裤，再搭配散落的长发，正式中不乏休闲感。贾玲在街头被粉丝围堵，满含笑意的为粉丝签名。仔细看贾玲笑起来两颊圆润，身型也比之前宽厚了许多，确实如外界所说复胖了一些。但网友认为之前的贾玲太瘦了，如今养回来一些状态更好。网友称贾玲怎么胖回来了贾玲正式看秀的造型一共有两套，一套是千鸟格短裙，一套是黑色廓形西装搭配薄荷绿半裙，两套的风格都是满满的职业范儿。其实仔细一看就能发现，贾玲的几套造型都很贴合他的气质，给人一种女精英、外交官、大女主的感觉，和贾玲如今的气场完全契合。贾玲正式看秀的造型一共有两套这次贾玲在秀场也遇到了老朋友李现，两人坐在一起看秀。李现全黑色西装却不觉得沉闷，生图下脸部线条流畅，光影也很自然，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精英范儿。至于贾玲同样身着黑色西装，还画着全包眼线搭配金色耳环，她认真观察的模样由内而外散发着女强人的气息。在对上镜头后，贾玲又露出了经典的酒窝，反差萌再次收获一波好感。贾玲身着黑色西装换个角度看，贾玲举手投足也颇有女王风采，她有时候整理一下西装，有时候撩一下头发，但一直都很注重表情和仪态管理。虽然是首次参加时装秀，但表现力完全不输周围的外国嘉宾。和李现同框更被指有种“豪门姐弟”的既视感。贾玲和李现其实贾玲和李现虽然同为娱乐圈人气明星，但并没有太多交集，这次两人罕见在国外同框看秀，初见时双方也很欣喜。李现双手握住贾玲笑得眼角皱纹都出来了，贾玲也回以灿烂的笑容，双下巴也兜不住。和李现握完手之后，贾玲又忙着和其他人寒暄，丝毫不怯场。 贾玲在秀场遇到李现这次贾玲和李现一起现身米兰时装周，外媒和粉丝都晒出了不少图片，有些是生图有些是他拍。李现作为偶像明星，生图能打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更意外的是贾玲居然也无惧镜头，表现得如此自信大方。李现笑得很开心看到贾玲在米兰时装周上如此游刃有余，网友也是感慨万千，直言以前没想过贾玲会去参加时装周这种活动。事实也证明，贾玲已经成功转型，她不再是那个要在各大综艺中讨好观众的胖女孩，瘦身成功的她挑战自我成功，已经成为自己人生中的大女主。贾玲在整理妆容最后，祝福贾玲此次米兰时装周一切顺利，好好享受这趟异国时尚之旅。

▲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装有机枪的特斯拉Cybertruck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上称，马斯克变得不像他了。“为什么，马斯克？你在搞什么！”他写道。他还在社交平台上称，这辆车曾被派往俄乌冲突前线且表现出色，“但现在马斯克远程禁用了我的Cybertruck。”据环球网此前报道，卡德罗夫上月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的Cybertruck，并向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当时卡德罗夫称这辆车是马斯克送来的“礼物”，引发乌克兰和美国政治家对马斯克的公开批评。当时美国政治评论家兼作家塞思·艾布拉姆森直指马斯克“公开反对美国”，而马斯克随即坚决否认“自己向卡德罗夫赠送了一辆车”的说法。▲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的特斯拉Cybertruck据介绍，Cybertruck是特斯拉推出的一款电动皮卡，单次充电可行驶最高547公里。这款外形奇特的车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都从年轻网红阿丁·罗斯那里收到了这款车作为礼物。目前暂不清楚卡德罗夫口中的“车被马斯克远程锁了”是否属实，但从理论上说，依托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智能电动汽车的确能给黑客提供更多可乘之机，让“远程车被锁”成为可能。据央广网2017年报道，一旦智能汽车被入侵，行驶的汽车也有可能立马熄火，成为“僵尸车”。据悉，智能汽车还可能被入侵者通过远程拦截车钥匙发出的信号，让汽车判定钥匙就在旁边，从而获得汽车访问权限。同时，入侵者还可以通过充电桩在车内植入恶意软件危及车辆的行驶安全和功能。过去若有人想要盗车，就必须通过砸玻璃等手段，但在智能汽车时代，只需要通过网络远程攻击，就可以实现对车辆的远程控制。该报道称，建立在车联网基础上的智能汽车将网络和汽车连接了起来，而此前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安全问题自然也会出现在智能汽车上。拥有强大计算力的智能汽车让汽车行业转向了技术数字化集成方向，但其同时也会存在很多安全漏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更为脆弱。延伸阅读卡德罗夫晒特斯拉赛博皮卡装机枪，邀马斯克访车臣据环球网援引美联社报道，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当地时间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赛博皮卡，并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美企业家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视频中，他短暂地驾驶了一辆车顶加装机枪的赛博皮卡，然后站在机枪后面。卡德罗夫在视频附带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收到了尊敬的埃隆·马斯克赠送的特斯拉赛博皮卡。我非常高兴地测试了这款新设备，并亲自确认了它被称为‘赛博野兽’并非偶然。”卡德罗夫说，他“真的爱上了”这辆车，并称它将很快被送往俄乌冲突地区——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交战的地方。“在那里，它将为我们的士兵带来许多好处。”卡德罗夫随后称赞马斯克是“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天才”和“伟大的人”，并邀请他前往格罗兹尼，承诺将以“最亲爱的客人”的礼遇接待他。特斯拉没有对卡德罗夫的声明发表评论。德国将停止对乌新军援？乌克兰驳斥：不准确据报道，作为德国执政联盟削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德国政府将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据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的消息，由于本年度的援乌预算已经用尽，明年援乌计划已经超额，这意味着德国政府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德国基民盟预算专家英戈·加德申斯证实，德国政府一夜之间冻结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从而也冻结了军事支持。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传达了德国总理朔尔茨的决定，这在德国联邦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报道称，已批准的援助预计不会受到影响，但新的资金投入将受到此次措施的影响。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致信国防部，通知其国家预算将不再用于对乌克兰的援助。然而，可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17日，俄罗斯库尔斯克居民从边境定居点撤离到安全地区德国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军事援助国。1个月前，有报道称，德国2025年预算草案将其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半至40亿欧元，低于2024年的80亿欧元。乌克兰驳斥了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称这些报道具有“操控性”（歪曲事实、选择性呈现信息或刻意误导）。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赫奥尔希·特卡奇于17日表示，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是“不准确且具有操控性的”。他强调，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水平只有在11月德国预算批准后才能确定。特卡奇指出，德国目前正在进行预算编制过程，乌克兰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他解释说，德国政府在预算草案中为乌克兰分配了一定数额的援助，这与去年同阶段计划的金额相当。特卡奇还提到，去年在秋季议会预算批准阶段，这一金额有所增加。特卡奇表示，乌克兰预计德国政府今年也会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支持乌军的需求。俄乌秘密推动的谈判因乌军库尔斯克行动被搁置据熟悉谈判的外交官称，乌克兰和俄罗斯原定本月在卡塔尔举行秘密谈判，双方将停止对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的袭击，“相当于达成部分停火”。然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突然袭击导致这次谈判被搁置。据了解，这次谈判不会是直接的，卡塔尔的外交官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会面。一些与会官员希望借这次谈判，促成下一步更广泛的停战协议。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发动袭击后，俄方官员推迟了谈判。该外交官称，莫斯科的代表团将此举描述为“一次升级”，并补充说，卡塔尔并未提前获知此次袭击，“基辅并未提前告知多哈其跨境攻势”。乌克兰则表示依然准备派遣代表团前往多哈，但卡塔尔拒绝了，表示不认为“单方面的会面有用”。谈判仍有可能通过视频会议形式进行，日期可能定在8月22日。随后，基辅将与盟国就所讨论的议题进行磋商。据报道，一些乌克兰高级官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只有20%或更低，即使没有发生对库尔斯克州的袭击，谈判成功的机会也不大。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罗娃则表示，乌克兰最初表现出愿意谈判的姿态，但这可能只是麻痹俄罗斯的手段。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表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将使得和平谈判进程推迟很长时间。

对通信、信号等安全，要引起足够重视；还是要发展科技，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发散性思维，防微杜渐，对所有有可能达成的攻防，尽可能多的有预见！文 | 海上客在昨天（9月1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通信设备通过远程设备爆炸，造成伤亡，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相关的事件，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事件可能引发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切实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外交部的言下之意就是，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侵犯。当地时间9月17日、18日，黎巴嫩遭遇至少两轮通信设备爆炸 图：央视新闻01不妨看看黎巴嫩究竟遭遇了什么。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多地遭遇传呼机爆炸，导致伤亡。正当各方在探寻爆炸原因的时候，18日，又发生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爆炸。海叔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已有37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情况不可谓不惨烈！要知道，黎巴嫩真主党之所以采用传呼机来进行通信联络，就是发现智能手机等设备极其容易被跟踪而暴露行踪，导致安全无法保障。因此，其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由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发出号召，让大家转而使用技术含量较低、更难进行信号追踪的寻呼机。特别是在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被以色列暗杀以后，传呼机更成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特别喜欢使用的通信工具，称为“标配”亦不为过。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传呼机爆炸 图：央视新闻然而，当地时间9月17日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传呼机并不靠谱。说炸就炸。而在传呼机爆炸事件之后第二天，另一种通信设备——手持式对讲机又炸。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有说这传呼机里暗藏了炸药的，也有说是通过遥控设备令电池发烫产生爆炸的。海叔要说，目前已经查明爆炸的这些寻呼机大约都是使用了半年多，采购路径相同。那么，对讲机呢？媒体也好，社交网络也罢，许多人将矛头瞄准了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干的？电池爆炸能炸出这么巨大的伤亡？还是有人预先在这些设备里安装了炸药？种种质疑，得不到答案！以色列方面从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外交部长卡茨，还有国防部长加兰特，尽管在事件发生后已经多次面见记者，却对寻呼机、对讲机爆炸一事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一家医院，人们等待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图：新华社那架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们在害怕什么？难道害怕承认所作所为，而被人称为“恐怖主义者”？02这样的袭击，恐怖在哪里？海叔感觉，最大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确定性。既然寻呼机、手持对讲机在黎巴嫩被大范围使用，则一旦开启此种爆炸模式，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就会无时无刻不生存在一种惶恐之中，生怕下一次爆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恐怖主义行径的一大特征就是无差别攻击。那么，黎巴嫩方面是否遭遇了“无差别攻击”呢？海叔认为，是这样的！尽管看上去似乎受到攻击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一起办公，或者拉出队伍准备和以色列干的时候被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处于一种在部队、受到军队规章管制的阶段。他们中不少人充其量只是民兵。所谓民兵，当然是战时从戎，而平时是与普通居民混居混住，且还得时不常地串串门，调和一下邻里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平民的姿态，出现在平民之中的。9月18日，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通信设备爆炸遇难者葬礼上，一名真主党成员手中的对讲机卸下电池 图：新华社甚至，也不能排除与他们中某些个体交往的其他平民，压根就不知道这些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身份。这时候，如果爆炸发生，就会有平民伤亡。当然，以色列方面恐怕也不在乎什么平民伤亡。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狂轰滥炸。甚至还有以色列士兵在轰炸完后进入被炸毁的巴勒斯坦人居所，拿出里面的奖状，或者儿童玩具以炫耀“军功”。内塔尼亚胡 图：资料这时候，哪怕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军队，包括诸如摩萨德等机构罢手，不要屠戮平民，又有什么用呢？最近，就在最近，当地时间9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退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不妨看看以色列会退兵吗？还是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继续在联合国场合破口大骂各方。03言归正传。海叔认为，这次黎巴嫩真主党所遭遇的通信器材通过远程设备爆炸，是一种新型恐怖形式。谁也想不到，在21世纪20年代中叶，一种本已淡出人们视野的通信工具，竟然因为战事而重新为人所成规模使用。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之而来的竟然是利用传呼机、对讲机网络，甚至这些目前来看的低端设备本身，制造爆炸。这当然也证明战争形态千变万化。对我们来说，足以引起重视的是：1.对通信、信号等安全，要引起足够重视；2.还是要发展科技，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3.发散性思维，防微杜渐，对所有有可能达成的攻防，尽可能多的有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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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CBA举办的体能测试中，部分球员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引发外界关注，其中就包括四川男篮在今年刚刚选中的“第二轮状元”杨政。杨政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300万粉丝的网红球手，在街球圈、业余篮球圈、球迷群体中拥有较高网络知名度。自其宣布参加CBA选秀到最终被选中的整个过程，在各平台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当杨政被选中时，不少球迷便质疑其是否真的有实力出战CBA职业联赛。而当杨政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后，球迷群体的印象更加“坐实了”：“确实不是谁都可以想打职业就能打。”难道说，杨政还没开始上场打球，就要面临“失业”了？杨政2024年选秀大会第二轮第一顺位被选中 图/杨政SG微博多项成绩0分公开信息显示，1993年出生的杨政今年31岁，身高1.96米。中学时期，杨政曾在体校受过专业训练，但起初没有选择走职业篮球道路。近年来，杨政通过在街球、业余比赛中的高光表现，获得了球迷群体的关注。短视频传播的“加成”，令其在网络上享有一定知名度，杨政还因此受邀参加过部分篮球综艺节目。不少篮球爱好者和职业球员均认为，杨政已属于业余篮球选手中的“头部球星”。今年7月27日举行的2024年CBA选秀大会上，四川男篮在第二轮第一顺位（总排名21顺位）选择了杨政。自此杨政由一名业余球员转型成为一名“准职业球员”（尚未在正式联赛中出场）。由于选秀顺位的原因，杨政也被球迷称为“第二轮状元”。就在杨政成为“第二轮状元”后约一个月的时间，CBA公布了新赛季球员的体测要求，也正是这个体测让杨政暴露了自己作为业余球员与职业球员之间的差距。体测具体项目分别为：2分钟强度投篮、负重卧推、负重深蹲和专项速度耐力四项。其中，专项速度耐力又称17次折返跑（以下简称“17折”），需要跑4组，每组间休息2分钟，按照4组平均时间计算成绩。根据杨政1.96米的身高，其相应的达标成绩为64秒。体测当天的4组折返跑中，杨政第一组成绩为59秒81，第二组成绩为70秒72，两组17折后，杨政再也无力支撑剩下两组测试选择放弃，最终没有成绩。而在另一项体测项目2分钟强度投篮测试中，杨政第一轮投篮21中8、第二轮投篮22中7，因为没有达到规定的24次出手，同样没有成绩。杨政折返跑体测成绩公示 图/视频截图其他测试，杨政在深蹲项目得了满分。对于杨政在体测中的表现，篮球评论员杨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CBA体测的科学性有待商榷，但绝大部分球员在统一标准下通过体测也证明：对于系统训练的职业球员而言，体测本质上难度并不大。结合杨政体测中的表现，杨毅认为，杨政折返跑时的体能分配、步点衡量、转身技术等细节似乎经验不足，这或许与杨政在被四川男篮选中后，迟迟未能跟队训练有关。“同样是‘网红球员’出身的矣进宏，虽然在CBA几乎整个赛季没上场，但一直以职业球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本次体测都是一遍过，非常轻松。”针对自己体测未通过，杨政日前公开回应称，在7月参加CBA选秀时，相关政策还是“30岁以上球员免测”，但选中后中国篮协突然公布了体测政策，自己有些“措手不及”。“准备体测（项目）的训练，需要很长的周期，我已经尽力了。除了工作以外，只要不忙的时间我每天都在训练。”杨政表示，还曾“自掏腰包”请训练师单独训练。中国新闻周刊从篮球业内了解到，杨政口中所谓的“工作”，是许久之前已经签约排期的不少商业活动，如果专心训练推掉相关工作，则需要承担违约赔偿。所以，杨政体测未过关，除其自身实力尚未达到职业球员要求外，也有场外事务过多影响系统训练的因素。大部分职业运动员无压力相比起杨政在体测中的“窘境”，绝大部分CBA职业球员完成得很轻松。中国篮协是在8月13日公布了2024—2025赛季CBA体测指导意见。该体测一改此前各队部分队员“抽测”的规则，要求CBA所有参赛球员除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三人篮球国手外，必须体能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岗”。如杨政所言，曾经“30岁以上老将免测”的条款也被废除。9月17日中秋节当天，新赛季CBA第一期体测全部结束。中国新闻周刊回顾全程发现，CBA各队除小部分球员因伤病、集训等原因未能出现在测试现场外，其余参与测试的球员则通过率极高，并未出现大面积无法通过的情形。全员通过体测的，包括有青岛男篮。队内投手王瑞泽2分钟强度投篮25中22，成为体测中第一个拿到投篮满分的球员。而卫冕冠军辽宁男篮，除4名国家队集训球员未能参加体测外，剩余球员也是悉数通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饱受伤病困扰的CBA老将也都在努力坚持，并“咬牙过关”。北京首钢男篮队长翟晓川伤愈复出仅系统训练3周时间，最终在针对性特训下“艰难通过”。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则是自曝，降重近50斤得以“勉强通过”。据陶汉林透露，新帅邱彪来到山东队后定了“规矩”，如果每天训练前称体重比前一日高，就先去跑田径场再训练。两个月内，陶汉林无论是训练，还是饮食方面都比较苛刻，最终通过体测拿到“上岗证”确实是系统训练的证明。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自曝减重45斤勉强通过体测 图/视频截图除杨政外，王奕博、贺希宁两位国手未能通过体测同样引发关注。对此，二人分别效力的浙江稠州俱乐部和深圳新世纪烈豹俱乐部管理层对外表示：王奕博因大量参加热身赛，身体状态疲劳，体测过程中有拉伤情况导致未能通过；而贺希宁是因为折返跑测试中，有一次折返未能按要求踩到边线，系因“犯规”被取消成绩。事实上，CBA展开大规模体测并非突发奇想。早在2011年，时任篮管中心训练科研部部长的宫鲁鸣就是全员体测的发起者。坚持了若干年，2016年CBA体测过程中发生了李晓旭跟腱断裂的“惨剧”，中国篮协被迫将全员体测改为“抽测”。宫鲁鸣此番以现任中国篮协副主席身份重新主抓竞训备战，恢复全员体测在篮球业内被认为“势在必行”。针对体测，宫鲁鸣近期也公开表示，个别运动员没能过关反映出平时的训练功底不够。“像周鹏这样的老运动员都能一次通过，不能因为个别运动员没过就‘因噎废食’，就认为测试有问题。不是测试出问题了，而是运动员出问题了。”网红球手，在用爱好挑战职业？杨政体测未通过后，部分支持杨政的球迷认为，对于一名业余球员，如果“梦想”的大门就此关闭，未免显得有些不公。而大部分的球迷则认为，在中国男篮战绩每况愈下的背景下，中国篮协设置体测标准，把那些“跑不动”、“投不准”、滥竽充数的球员淘汰出局，是理所应当的。对此，篮球产业从业者付政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球员和球迷对CBA全面恢复体测一事观点不一，但当中国篮协提出这个方案时，CBA所有20家俱乐部无人反对，其中有不少俱乐部总经理还明确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付政浩透露，过去几年间的休赛期，有俱乐部管理层曾反馈称，个别球员缺乏自律性，部分球员以各种借口婉拒参加球队统一夏训，而自己的训练质量则参差不齐。“虽然CBA选秀选中一些拥有网络知名度的球员可以提升球队话题性和关注度，但这类球员尚且明显不具备CBA竞争力，往往整个赛季也无法获得出场机会，所以不少CBA管理层就认为，体测确实就是这种可以去粗取精、汰劣存优的门槛。”付政浩说。杨政出战业余篮球赛事 图/杨政SG微博与之对应的是，杨政在回应体测风波时的另一番表达，颇为耐人寻味。“早知道有体测，我就不参选了。”“我去（参选）就是想看看CBA是怎么一回事。”如此“轻飘飘”的表达，也进一步让外界质疑，杨政希望成为职业球员，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尝试成为职业球员，究竟是一件“可进可退”的事，还是一件“奋不顾身”的事？在杨毅看来，杨政是否真心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仍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或许杨政很想打CBA，但当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代价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真心想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杨政体测前，效力于CBA山西男篮、中国三人男篮国手张宁也曾经“灵魂发问”：“不管你是追梦也好，还是不在乎挣钱也罢，想要到职业赛场上场打球，想受人尊重，第一步先把体测过了。”根据CBA此前发布的公告，CBA在赛季开始之前还有一次补测，在赛季第五轮之后仍有一次补测。算上结束的体测，如果三次测试都没有通过的话，CBA便不会再安排测试。杨政想要真正成为职业球员，踏上CBA赛场，还有两次机会。后续的体测结果，或许能看出，杨政是否真的敬畏“职业”二字。作者：叶珠峰编辑：胡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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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 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近日，《正在新闻》接到乘客刘朝东的爆料称，他两年前搭乘T3出行经营的网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刘朝东与司机均重伤二级。由于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刘朝东向《正在新闻》提供的起诉书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刘朝东乘坐的小型轿车沿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速突然飙升至148.6km/h，并撞上绿化树，导致本次事故。刘朝东回忆，轿车经过某颠簸路段时速度突然加快，慌乱中他要求司机刹车制动，却被告知车辆刹车失灵，无法停下。图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事发后，司机在笔录中称已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定车速失控的原因。T3出行平台方面则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网约车失控的惊魂40秒2022年4月8日下午，刘朝东通过T3出行手机app叫了一辆车，准备从荔山大厦附近前往木屋烧烤南新路店。这是一辆白色东风风神E70新能源车，车牌号为粤BD83057。事故发生后，刘朝东从交警处获得了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及道路监控视频，结合自己的记忆，试图还原出车速失控的这40秒。车子沿北环大道行驶期间一切正常。进入深南立交匝道，经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段时，刘朝东感觉车子的速度突然加快。“因为路面颠簸，速度又快，我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来了，还好有安全带拦着。”刘朝东坐在车子的后排右侧，刚好能够看到车辆的仪表盘，仪表盘显示此时的车速为60km/h。车子急剧加速，刘朝东本能地握住车顶的抓手，又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里，刘朝东大喊：“师傅，刹车！”却被师傅告知：“刹不了啊！”“我感觉在整个上弯道的过程中车子一直在加速，基本上是贴着道路左侧的石墩护栏在行驶。”刘朝东说，车子驶出匝道进入直行路段时，速度更快了，到下坡路段，仪表盘显示的车速已经接近150km/h。他向《正在新闻》回忆，当时这辆车的速度比路上其他车子快得多，轰鸣声也很大，他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命了，“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尽管如此，刘朝东还是朝司机大喊着“淡定”，“我没法留意他是怎么操作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了”。深南大道上车流量比匝道大得多，眼见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车子由中间车道冲上左侧车道，紧接着又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冲去。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刘朝东喊着“别撞！”仍然只听到司机“停不了车啊”的回应。刘朝东还来不及反应，车子就已经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刘朝东记得，冲上绿化带后车子有一瞬间腾空了，而后撞飞了几根支撑绿化树的铁杆，两棵树也跟着倒下，失控的网约车这才停了下来。车子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道路监控视频里，冲上绿化带的车子激起烟尘，被支撑绿化树的铁杆改变了方向，硬生生横过来的车子像醉汉一样失去控制，最终被绿化树拦了下来。“撞上的瞬间我两眼一黑，感觉就像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面全是灰，什么都看不清，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头上好像有血，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也碎了。”刘朝东向《正在新闻》回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事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粤BD83057号小型轿车沿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头与道路左侧的绿化树发生碰撞。此外，碰撞产生的碎片还殃及对向车道，撞击了另外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李明是对向车道被撞击车辆的车主之一。当时，李明正沿深南大道往宝安方向左侧第三条车道行驶，突然听到了很大的撞击声，自己的车子也被飞过来的碎片砸到了。下车查看后李明发现，自己车子的车头、车顶、车身左侧都有受损，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面目全非，横亘在对向离绿化带最近的车道上冒烟。图为事发现场的画面一直到被送上救护车，刘朝东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觉得“不太对劲，使不上力气”。网约车停下后，他想到电动车容易着火，下意识想离开车子，尝试拉了两次车门才勉强打开。从下车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蹲在车后十来米的位置，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事发原因成谜2022年4月至今，多个鉴定机构均未能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也仅获得T3出行平台垫付的部分医药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失控情况及失控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也认为，基于送检检材，无法判断事发前车辆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加速踏板等系统和部件是否存在故障，无法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人操作所致。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朝东说，他当时坐在后排，看不见司机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但根据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提供的行车数据及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刘朝东认为，不能排除司机疲劳驾驶、紧急状态下无法辨清刹车和油门的可能。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显示，碰撞发生前，事发车辆的油门踏板持续较长时间被踩至100%，在此期间不存在制动动作。而在2022年4月8日当天，截至事故发生前，事发车辆共计行车8.16小时。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汽车当天第一段行车记录发生在凌晨——4月8日凌晨零点五分至凌晨两点，司机陈伟是在网约车上度过的。在事故发生前的4.5个小时里，除短暂停车外，事发车辆也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司机没能按照法律规定，行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如果司机在下午五点的时候按规定休息，事故就不会发生。”刘朝东说，这可能是由于司机承担着高昂的车辆租金和高比例的平台抽佣，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乘客却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出行风险。司机陈伟则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失去了记忆，对于刹车是否失灵、自己有没有踩刹车等关键信息，更是无法说清。“我昏迷了13天，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听老婆说起才知道出了事故，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陈伟说。至此，事故发生原因成谜，T3平台也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员操作所致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在垫付5.4万余元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朝东的二次手术费用，“至于赔偿（的诉求）更是直接拒绝”。“我找网约车平台、车辆所有方、车辆制造厂、司机、保险公司，他们都觉得自己没责任。这是我作为乘客维权的尴尬点。”刘朝东对《正在新闻》说。司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刘朝东结肠、小肠破裂，多部位受损，先后四次住院，经历了多次手术。2023年3月，刘朝东做完最后一次手术，身体初步恢复，但仍面临着远高于常人的肠梗阻、肠内疝等疾病发生风险。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前，刘朝东在能源行业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任务需要在室外一线完成。刘朝东告诉《正在新闻》，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无法正常生活，始终处于住院、病休状态。偶尔出现在工作场合，他也只能在办公室待着。刘朝东说，这次事故对他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的困难就是资金——医药费花去17万多元，工资也陆续被扣掉十来万元，T3出行平台和车辆所有方深圳欧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共计十万余元医疗费完全无法覆盖。刘朝东原本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上下，病休期间，他的月收入有时只有一两千元。2009年，刘朝东和妻子来到深圳工作，事故发生时他37岁，女儿才九个月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来到深圳生活。出事后，妻子也不得不常常请假，家里还还着房贷，不得不动用存款维持生活。司机陈伟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他是湖北随州人，事发时49岁，听说在深圳开车能挣钱，2016年陈伟经人介绍到深圳开出租车。在此之前，他在湖北老家开了二十多年农用车，拉木头，家里也种着香菇。陈伟告诉《正在新闻》，那时收入不稳定，光景好的时候，他一年到头能收入十来万元，少的时候就只有五六万元收入。2021年底，听说网约车平台有奖励，他从T3出行平台租下这辆东风风神新能源车，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极少的月份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出事后，陈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后来看东西重影，听力、记忆力都有损伤，还会不时头痛，没法继续开车，他就回了湖北老家。现在，陈伟在老家种着十多亩水稻，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从深圳回家后就贷了十七八万元的款。陈伟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害者。和刘朝东的遭遇一样，T3出行平台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也不再谈及赔偿相关的事情。“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他的费用要我自己想办法。”陈伟说。看到刘朝东在社交平台讲述事故发生的始末，陈伟也希望事情能有个了断。“第一要生存，第二孩子要读书，我希望多少能赔一点钱给我。”陈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近日，在CBA举办的体能测试中，部分球员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引发外界关注，其中就包括四川男篮在今年刚刚选中的“第二轮状元”杨政。杨政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300万粉丝的网红球手，在街球圈、业余篮球圈、球迷群体中拥有较高网络知名度。自其宣布参加CBA选秀到最终被选中的整个过程，在各平台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当杨政被选中时，不少球迷便质疑其是否真的有实力出战CBA职业联赛。而当杨政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后，球迷群体的印象更加“坐实了”：“确实不是谁都可以想打职业就能打。”难道说，杨政还没开始上场打球，就要面临“失业”了？杨政2024年选秀大会第二轮第一顺位被选中 图/杨政SG微博多项成绩0分公开信息显示，1993年出生的杨政今年31岁，身高1.96米。中学时期，杨政曾在体校受过专业训练，但起初没有选择走职业篮球道路。近年来，杨政通过在街球、业余比赛中的高光表现，获得了球迷群体的关注。短视频传播的“加成”，令其在网络上享有一定知名度，杨政还因此受邀参加过部分篮球综艺节目。不少篮球爱好者和职业球员均认为，杨政已属于业余篮球选手中的“头部球星”。今年7月27日举行的2024年CBA选秀大会上，四川男篮在第二轮第一顺位（总排名21顺位）选择了杨政。自此杨政由一名业余球员转型成为一名“准职业球员”（尚未在正式联赛中出场）。由于选秀顺位的原因，杨政也被球迷称为“第二轮状元”。就在杨政成为“第二轮状元”后约一个月的时间，CBA公布了新赛季球员的体测要求，也正是这个体测让杨政暴露了自己作为业余球员与职业球员之间的差距。体测具体项目分别为：2分钟强度投篮、负重卧推、负重深蹲和专项速度耐力四项。其中，专项速度耐力又称17次折返跑（以下简称“17折”），需要跑4组，每组间休息2分钟，按照4组平均时间计算成绩。根据杨政1.96米的身高，其相应的达标成绩为64秒。体测当天的4组折返跑中，杨政第一组成绩为59秒81，第二组成绩为70秒72，两组17折后，杨政再也无力支撑剩下两组测试选择放弃，最终没有成绩。而在另一项体测项目2分钟强度投篮测试中，杨政第一轮投篮21中8、第二轮投篮22中7，因为没有达到规定的24次出手，同样没有成绩。杨政折返跑体测成绩公示 图/视频截图其他测试，杨政在深蹲项目得了满分。对于杨政在体测中的表现，篮球评论员杨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CBA体测的科学性有待商榷，但绝大部分球员在统一标准下通过体测也证明：对于系统训练的职业球员而言，体测本质上难度并不大。结合杨政体测中的表现，杨毅认为，杨政折返跑时的体能分配、步点衡量、转身技术等细节似乎经验不足，这或许与杨政在被四川男篮选中后，迟迟未能跟队训练有关。“同样是‘网红球员’出身的矣进宏，虽然在CBA几乎整个赛季没上场，但一直以职业球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本次体测都是一遍过，非常轻松。”针对自己体测未通过，杨政日前公开回应称，在7月参加CBA选秀时，相关政策还是“30岁以上球员免测”，但选中后中国篮协突然公布了体测政策，自己有些“措手不及”。“准备体测（项目）的训练，需要很长的周期，我已经尽力了。除了工作以外，只要不忙的时间我每天都在训练。”杨政表示，还曾“自掏腰包”请训练师单独训练。中国新闻周刊从篮球业内了解到，杨政口中所谓的“工作”，是许久之前已经签约排期的不少商业活动，如果专心训练推掉相关工作，则需要承担违约赔偿。所以，杨政体测未过关，除其自身实力尚未达到职业球员要求外，也有场外事务过多影响系统训练的因素。大部分职业运动员无压力相比起杨政在体测中的“窘境”，绝大部分CBA职业球员完成得很轻松。中国篮协是在8月13日公布了2024—2025赛季CBA体测指导意见。该体测一改此前各队部分队员“抽测”的规则，要求CBA所有参赛球员除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三人篮球国手外，必须体能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岗”。如杨政所言，曾经“30岁以上老将免测”的条款也被废除。9月17日中秋节当天，新赛季CBA第一期体测全部结束。中国新闻周刊回顾全程发现，CBA各队除小部分球员因伤病、集训等原因未能出现在测试现场外，其余参与测试的球员则通过率极高，并未出现大面积无法通过的情形。全员通过体测的，包括有青岛男篮。队内投手王瑞泽2分钟强度投篮25中22，成为体测中第一个拿到投篮满分的球员。而卫冕冠军辽宁男篮，除4名国家队集训球员未能参加体测外，剩余球员也是悉数通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饱受伤病困扰的CBA老将也都在努力坚持，并“咬牙过关”。北京首钢男篮队长翟晓川伤愈复出仅系统训练3周时间，最终在针对性特训下“艰难通过”。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则是自曝，降重近50斤得以“勉强通过”。据陶汉林透露，新帅邱彪来到山东队后定了“规矩”，如果每天训练前称体重比前一日高，就先去跑田径场再训练。两个月内，陶汉林无论是训练，还是饮食方面都比较苛刻，最终通过体测拿到“上岗证”确实是系统训练的证明。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自曝减重45斤勉强通过体测 图/视频截图除杨政外，王奕博、贺希宁两位国手未能通过体测同样引发关注。对此，二人分别效力的浙江稠州俱乐部和深圳新世纪烈豹俱乐部管理层对外表示：王奕博因大量参加热身赛，身体状态疲劳，体测过程中有拉伤情况导致未能通过；而贺希宁是因为折返跑测试中，有一次折返未能按要求踩到边线，系因“犯规”被取消成绩。事实上，CBA展开大规模体测并非突发奇想。早在2011年，时任篮管中心训练科研部部长的宫鲁鸣就是全员体测的发起者。坚持了若干年，2016年CBA体测过程中发生了李晓旭跟腱断裂的“惨剧”，中国篮协被迫将全员体测改为“抽测”。宫鲁鸣此番以现任中国篮协副主席身份重新主抓竞训备战，恢复全员体测在篮球业内被认为“势在必行”。针对体测，宫鲁鸣近期也公开表示，个别运动员没能过关反映出平时的训练功底不够。“像周鹏这样的老运动员都能一次通过，不能因为个别运动员没过就‘因噎废食’，就认为测试有问题。不是测试出问题了，而是运动员出问题了。”网红球手，在用爱好挑战职业？杨政体测未通过后，部分支持杨政的球迷认为，对于一名业余球员，如果“梦想”的大门就此关闭，未免显得有些不公。而大部分的球迷则认为，在中国男篮战绩每况愈下的背景下，中国篮协设置体测标准，把那些“跑不动”、“投不准”、滥竽充数的球员淘汰出局，是理所应当的。对此，篮球产业从业者付政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球员和球迷对CBA全面恢复体测一事观点不一，但当中国篮协提出这个方案时，CBA所有20家俱乐部无人反对，其中有不少俱乐部总经理还明确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付政浩透露，过去几年间的休赛期，有俱乐部管理层曾反馈称，个别球员缺乏自律性，部分球员以各种借口婉拒参加球队统一夏训，而自己的训练质量则参差不齐。“虽然CBA选秀选中一些拥有网络知名度的球员可以提升球队话题性和关注度，但这类球员尚且明显不具备CBA竞争力，往往整个赛季也无法获得出场机会，所以不少CBA管理层就认为，体测确实就是这种可以去粗取精、汰劣存优的门槛。”付政浩说。杨政出战业余篮球赛事 图/杨政SG微博与之对应的是，杨政在回应体测风波时的另一番表达，颇为耐人寻味。“早知道有体测，我就不参选了。”“我去（参选）就是想看看CBA是怎么一回事。”如此“轻飘飘”的表达，也进一步让外界质疑，杨政希望成为职业球员，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尝试成为职业球员，究竟是一件“可进可退”的事，还是一件“奋不顾身”的事？在杨毅看来，杨政是否真心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仍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或许杨政很想打CBA，但当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代价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真心想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杨政体测前，效力于CBA山西男篮、中国三人男篮国手张宁也曾经“灵魂发问”：“不管你是追梦也好，还是不在乎挣钱也罢，想要到职业赛场上场打球，想受人尊重，第一步先把体测过了。”根据CBA此前发布的公告，CBA在赛季开始之前还有一次补测，在赛季第五轮之后仍有一次补测。算上结束的体测，如果三次测试都没有通过的话，CBA便不会再安排测试。杨政想要真正成为职业球员，踏上CBA赛场，还有两次机会。后续的体测结果，或许能看出，杨政是否真的敬畏“职业”二字。作者：叶珠峰编辑：胡克非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 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