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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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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致辞直新闻:刘先生,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中欧贸易大战。对此,您做何解读?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上个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这件事情不仅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所谓意识形态“新冷战”,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了安全领域,现在又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政治、安全与经贸领域相互联动的态势,而且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阵营式对抗,也已经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或者说,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也开始搞阵营式对抗了。同时,由于电动车既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样”之首,也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面对由美国主动挑起、其余西方国家纷纷跟随的这场关税大战,中国既不能自暴自弃、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同时又不能不讲策略,迎战所有的西方国家。这也就注定了,面对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摆起的阵营式对抗架势,中方只能策略性地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做法。那么很显然,在西方结成的电动车关税同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仍然是欧盟。因为跟中美之间相对不平衡的经贸不同,中欧则是互为对方的主要出口市场,无论是欧洲产的普通食品、高档消费品还是传统能源汽车,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具箱中报复欧盟的工具多得是,而且意味着,中欧一旦打起经贸战来,一定会是一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两败俱伤的游戏。同时更为关键性的是,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远非铁板一块,比如在传统能源汽车市场上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就坚决反对欧盟的做法。另外,捷克、希腊、爱尔兰和波兰等国家,也处于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状态。这就为中方利用欧盟来反制美国组建的关税同盟,以及从欧盟内部着手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机会。这一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并作出了反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表态,中方的时机点把握得非常好,正好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即将就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举行投票前夕。图为停靠在港口的货轮直新闻:那在您看来,在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上,中方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这个国家作为突破口?另外这一举措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行为吗?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选择西班牙作为突破口,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作为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一直是欧盟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也是如此,尤其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西班牙带头反对欧盟的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政策,将会在欧盟内部产生极大的反响。而在事实上,在桑切斯作出相关表态之后,欧盟的另外两大经济体德国与瑞典也立马进行了跟进,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然,中方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服欧盟的坚定支持者西班牙,也是因为我们对西班牙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硬的一手是,中方已经宣布,一旦中欧因为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而爆发贸易战,将会对欧盟输华的猪肉、白兰地和乳制品采取对等的关税报复措施,而西班牙每年出口中国的猪肉产品高达15亿美元,将会首当其冲;软的一手是,中方承诺,将会在西班牙投资建立电动车生产线。不过我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就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因为根据相关规定,这一提案要遭到否决,必须要有代表65%的欧盟人口以及15个国家投票反对,目前看来中方还没有这个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与西班牙的沟通没有意义,因为中方的最终目的,仍然不是要通过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投票行为,来解决这一贸易分歧,而是要在投票表决前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旦进入了投票程序,就意味着事态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中欧经贸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两败俱伤的结果,将会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德国、瑞典以及早前的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纷纷表达反对意见,就可以给欧盟委员会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并最终促使欧盟在谈判中不得不放软姿态,至少进一步降低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税率。而一旦中欧就此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电动车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欧经贸领域,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由美国打造的西方对华贸易战同盟。图为中国商务部 资料图直新闻:商务部宣布,针对此前加拿大宣布的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和钢铝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您又怎么看?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很显然,跟中方仍然致力于跟欧盟友好协商尤其是从欧盟内部相关成员国中做工作,准备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来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不同,商务部的这一宣布,意味着中方对加拿大直接采取了硬碰硬的正面迎战措施。而且中方对加拿大打出的是组合拳,并且招招都打在要害上,包括一是对产自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措施将对加国油菜籽产业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冲击;二是宣布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这一做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创下了一个先例。那么中方为什么单单选择对加拿大坚决反击?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加拿大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最为恶劣的。因为这些年来,除了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之外,中国并没有多少其它品牌的电动车销往加拿大,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在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上附和美国,选边站队与递交投名状。第二,假如加拿大的行为不受到惩罚,这股歪风无法得到遏止,将会诱发更多国家有样学样,纷纷选择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如此一来,由美国挑起的对华电动车关税同盟,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第三,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经济体,加拿大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完全是自不量力,中国完全可以将他单独拎出来教训一顿,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即将迎来国内的大选,总理特鲁多所在的执政自由党支持率每况愈下,不排除特鲁多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是为了通过对华强硬的方式来讨好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重拳迎战加拿大,就是为了让特鲁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中方祭出的严厉关税反制措施,对加拿大的农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并让执政自由党因此而丢失大量选票。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编辑丨李怡,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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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极目新闻记者 邓波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受到无人机影响,出现多趟航班无法起降的情况。直到12日上午6时,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航班才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了解到,针对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问题,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据多名网友发布的视频,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受到影响,多趟航班备降周边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机场,还有不少出发旅客延误滞留。航司通知因公共安全原因延误(图片来源:网络)11日晚从深圳飞往天津的蔡先生亲历了备降,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1时30分许,航程已经过半,突然听到飞机上的广播通知需要备降石家庄正定机场,随后飞机就改变方向,直飞石家庄正定机场,“半道上直接就拐弯了,幅度不是特别大。”蔡先生称,22时50分许,他乘坐的航班备降落地。备降后,机上的旅客都比较激动,航司安排了住宿。12日上午9时,他乘坐飞机从石家庄正定机场再次起飞,40分钟后落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现已经安全到家。山西运城的谢先生原定11日当晚从天津飞往山西运城,其家人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本来当晚就能回家,但因航班延误了12个多小时,直到12日上午10时左右才在运城盐湖机场落地。另一名旅客发布的视频显示,她登机了一个多小时,但航班并未准时出发,“天津机场停飞排查,居然有人在这飞无人机。”这名旅客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航班当晚最终没能起飞。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深夜发布的通报(图片来源:官网账号截图)据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1日深夜发布的通报,2024年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迅速调集力量,妥善转运安置滞留旅客。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妥善做好出行安排。12日6时10分,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以旅客身份致电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询问无人机事件处置情况,接线人员称,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其余情况无可奉告。是否找到无人机相关涉事人员?机场派出所工作人员称,以机场方面对外通报为准。相关新闻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天津滨海机场”官方公众号、“天津机场便捷飞”微博发布出行提示,2024年9月11日晚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天津滨海机场发布的出行提示天津滨海机场出港信息显示,多趟航班状态为延误、取消和提前取消,包括国航、川航、东航和南航等航空公司的航班均出现上述情况。9月12日,一名知情人士解释称,导致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包括航班出发地和航班目的地天气突变,无人机黑飞、飞机出现机械故障,空中交通管制等,而无人机黑飞近年来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天津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中转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9月12日,记者联系到一位打算在天津机场中转的海南航空乘客彭女士(化名),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航班计划改到了12日早上九点起飞。航旅纵横APP显示天津滨海机场的出港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取消彭女士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原本她的航班,是从哈尔滨出发在天津中转,9月11日下午14:40,她就到了天津机场,等着19:30从天津出发,“我们从18:50登机开始,就在飞机上等,直接等到23:30,结果通知我们全部下飞机。”彭女士称,下了飞机之后,包括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在内没有给她们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航班的乘客都比较生气,“等到晚上23:50,航班直接被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但是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据彭女士发布的信息显示,9月12日凌晨三点,机场方面告诉她们安排了住宿,飞机上总共一百多人,结果接送的只有一个核载56人的大巴,“显然坐不下,于是我们坐了第二辆大巴。等到了四点多第二辆车才出发,说给我们又安排了其他酒店,现在四点三十五分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上一个小时,也不知道明天九点能不能按时出发。”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彭女士时,她说看到六点十分左右,天津机场已经有飞机顺利起飞,她估计她们的航班九点也可以顺利起飞。同时,据天津机场发布的信息称,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专业人士:“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12日上午7时许,记者联系天津滨海机场,机场人工客服电话显示作息忙,前方还有16人排队等待。据了解,此次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遭遇无人机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航班起降服务受阻。截至9月11日晚21时35分,机场方面紧急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的联合应急处置预案,响应级别设定为黄色。据统计,到晚上11时,已有29个航班出现延误,8个航班被取消,另外有32个航班不得不备降到其他机场,影响了大约3000名旅客的行程。据了解,因无人机黑飞,即未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一位民航业内知情人士告知,飞机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飞行高度比较低,这个过程要求飞机行驶的航道必须畅通无阻,否则就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而无人机一旦侵入民航客机的飞行空域,就存在与客机发生碰撞的风险,“因为,大多数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低、体积小、速度慢,这使得民航客机上的雷达难以发现,增加了避让的难度。民航客机在起降过程中速度极快,与无人机发生碰撞将造成严重后果。”无人机“黑飞”存在哪些危害?记者注意到,如果机场净空环境遭受破坏,首先构成安全隐患,危及飞行安全;其次降低机场使用条件,影响航班正常起降。在净空保护区内放飞“低慢小”飞行物,达到一定高度或是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漂移到航道上,造成飞机飞行不安全事故。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不仅干扰机场正常运行秩序,也频频导致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造成经济损失。(文中彭女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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