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纽约时 报》专栏作家戴维·华莱士-韦尔斯(David Wallace-Wells)开篇坦言，尽管美国人通常要数十年后才了解到本国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秘密恶行”，但路透社上月的独家报道罕见揭露了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至2021年间开展的这场“广泛的国际虚假信息行动”。这场行动最初旨在在菲律宾这个“名义上的盟友”抹黑中国科兴疫苗，后来又延伸到多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亚国家。

　　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几乎在疫情暴发的同时开始，即2020年春季。美国军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了至少300个虚假账号，假冒菲律宾人并使用菲律宾他加禄语发帖，声称新冠病毒是一种被人为制造的“生物武器”，并集中标注“China ang virus(中国是病毒)”的他加禄语标签。

　　文章说，到了2020年夏天，这场运动似乎已经超越了新冠病毒来源之争，进一步对中国开发的科兴疫苗进行诋毁、煽动穆斯林群体焦虑，让他们认为中国疫苗可能是使用伊斯兰法禁止的猪肉制品制造的。这些账户直到2021年春季仍然活跃，此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暂停该行动。但这也意味着，在疫情第一波冬季感染高峰期间，菲律宾等国的疫苗接种率一定程度仍在受美方散布的谎言影响。

　　令华莱士-韦尔斯意外的是，从报道来看，当五角大楼被问及此事时，其发言人不仅承认了这类行动的存在，还似乎为此进行辩护。五角大楼承认，其使用了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多种平台，在“信息环境”(OIE)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行动，以对抗对手的恶意影响”。尽管社交媒体公司将这些账户标记为“有异议”，但五角大楼却主张这是正当“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文章提醒：“记住，在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合作，甚至可能向后者施压，要求其监管疫苗虚假信息并在其传播之前移除任何可疑内容，以免降低国内疫苗接种率。然而，与此同时，结果显示，五角大楼显然在海外策划和输出了同样类型的虚假信息。”

　　据悉，这场行动最初专注于菲律宾，但在实践中并未局限于此，美国政府的代理人还根据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不同人群定制了反疫苗信息。“路透社没有记录针对中国的反疫苗活动，但了解到类似的努力也并不令人惊讶。”文章说。

　　事实上，2011年，为追捕藏身于巴基斯坦的本·拉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曾借“免费为民众接种乙肝疫苗”之名暗中收集被接种人的DNA，试图在其中找到拉登家的孩子，这导致塔利班很快发布了反对疫苗接种的法令，并导致了严重的“外交反击”，以至于CIA后来承诺永远不会再采取类似策略。

　　巴基斯坦官员当时指出，出于宗教原因，当地民众本来就不愿意打防疫针，如今当地防疫工作更难开展了。直到新冠疫情暴发时，当地仍有不少人强烈抵触疫苗接种，将外来医疗工作人员视为“间谍”。2021年年初一项民调显示，巴高达49%的国民不愿接种疫苗，很多人宁可听信当地有关疫情的不实传言，也不愿相信新冠肺炎的存在。

　　在华莱士-韦尔斯看来，美国军方最新被曝出的认知作战“鲁莽行为”体现美国仍未走出冷战思维。他提到，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常常向本国民众宣传外国情报机构“恶意干预”国内议题的故事——大部分与俄罗斯有关，但也有些是关于中国的——并部分将国内的政治分裂归咎于此。

　　“但我们对这场信息战中美国方面情况的报道或反思却很少。”文章写道，“事实上，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抱怨美国政府在阻止国外或国内虚假信息传播方面做得太多，而不是对任何美国信息战攻势的描述——或者说美国军方的某些角落已经完全接受了冷战2.0时代的‘不择手段’逻辑(anything-goes logic)。”

　　按照路透社的报道，至少有6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对这一行动表示反对，但该项目仍然继续进行。文章分析，这符合2019年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的一项命令，该命令将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竞争提升为积极作战的优先事项，并允许五角大楼对这些国家进行此类行动而无需国务院批准。

　　文章指出，尽管从虚假账号的数量来看，该行动的规模似乎并不大，但这类“秘密行动”的恶意并不能通过其有效性来衡量。无论其规模如何，反疫苗虚假信息行动的性质都是可怕的，更何况其开展的时机正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间节点，在接种时间上的些许犹豫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2016年菲律宾政府引入的法国赛诺菲公司登革热疫苗曾曝出丑闻，导致当地公众对疫苗持怀疑态度，因此新冠疫情暴发后，该国的疫苗接种速度非常缓慢。菲政府曾设定目标，截至2021年底要让1.14亿人口中的70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但到了2021年6月，这个数字只有210万。

　　这一比例如低到当时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戴着口罩在全国电视上放出狠话：“由你选择：要么接种疫苗，要么我将让你入狱。”即便如此，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菲公民接种了疫苗，而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当时的疫苗接种率要高出几倍。

　　而其后果是严峻的。文章称，2021年4月至10月期间，菲律宾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新冠死亡人数激增。这对于该国而言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在2020年结束时，菲律宾甚至出现了所谓“负超额死亡率”，这代表尽管受到疫情影响，菲律宾当年死亡人数仍少于正常年份。

　　华莱士-韦尔斯算了一笔账：在2021年初，菲律宾死亡人数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很慢。截至3月1日，该国记录的超额死亡总数刚刚超过4000人。但到10月底，这一数字已超过22万。三年后的今天，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估计，菲律宾累计疫情超额死亡人数为32万——这意味着该国近70%的新冠死亡病例是美国虚假信息行动的“即时后果”。

　　从人均来看，其严重程度更为直观。2021年3月初，菲律宾的人均超额死亡率是美国堪称“可怕”的人均超额死亡率的3%；到了同年10月，菲人均超额死亡率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0%。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可以归因于五角大楼的恶意？文章认为，影响疫情死亡人数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美国的虚假信息作战只是当中的一个。但最令人不安的是，这场反疫苗运动对菲律宾公众健康的影响不只是附带损害，恰恰是这场影响力之争的最有力武器。

　　华莱士-韦尔斯一阵见血地指出，美方做法的目标显然不是菲律宾人民和政府，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如果有更多菲律宾人因接种科兴疫苗幸存下来，中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可能会有所提升。但现实是即使该计划成功，中国也只会以模糊而间接的方式受到影响，但许多菲律宾人却可能已经因为这场行动不必要地死亡，菲政府也在推广疫苗时遭到更多阻力。

　　“这是对‘疫苗外交’的反常颠倒——美国特工并没有把促进全球健康作为巩固软实力的一种方式，而是明显盘算认为，损害全球健康是对地缘政治对手的地位进行釜底抽薪式打击所要付出的微不足道的附带代价。”在华莱士-韦尔斯看来，对于一个会使整个国家更加易受仍在肆虐的疾病影响的计划而言，五角大楼的主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非常恶心”(It’s also just pretty sick)。(杨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