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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撤离发表谈话)

9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一家从事国际展览业务的私企老板木某某“玩弄已婚女下属,婚内出轨,与女员工开房,导致家庭妻离子散”。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了发帖者龙某某,龙某某表示:“我妻子去年10月份入职木某某公司后,开始经常醉酒陪饭晚归,借口出差酒店开房不回,甚至提出离婚。目前我们已经离婚。”龙某某在社交平台发帖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其中一名女员工,此人名为谢某,其表示,曾在木某某公司任职两年多时间,因受“木某某诱导”与其发生关系,最后与老公离婚,还被公司开除,抑郁成疾。针对此事,红星新闻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木某某。木某某表示,他正在国外,并没有和龙某某妻子有不正常男女关系,龙某某和妻子离婚是他自己的原因,和谢某也同样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木某某还称,龙某某是造谣诽谤,曾去派出所报过警,但警方没有立案,目前正在搜集证据准备起诉。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报警的派出所,但暂未收到警方回复。发帖者:妻子入职后与老板有染导致家庭破裂9月12日发布的网帖提到,“某展览公司老板木某某玩弄多名已婚女下属,婚内出轨,与女员工开房”。该网帖称,木某某套路已婚女员工有一套流程。包括“借工作小事关照已婚女下属”“借工作应酬喝酒加班”“出差等让已婚女下属晚归(不归)制造加深家庭矛盾”“借工作便利酒店开房与女下属发生关系”等。日前,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发帖者龙某某。龙某某表示,他和妻子结婚15年,育有一儿一女,因为家庭条件还可以,妻子此前一直是全职太太。“孩子渐渐大了之后,她提出想出去工作,我觉得她想要和社会多接触挺好的,不会和社会脱节,挺支持她的。”龙某某说,去年10月份,妻子入职木某某的公司,没过多久便经常醉酒陪饭晚归,借口出差酒店开房不回。他和妻子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甚至我们还动了手,她就说我家暴她,还报了警。”龙某某说,曾经有一次,妻子给他打电话说在外吃饭要回来很晚。他开车出去不久就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遇到妻子的车,“她当时表情比较尴尬,车后座还有一个男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木某某。”龙某某表示,他还查到,“妻子和木某某曾在出差时开过一个房间。”龙某某说,他今年4月中旬给木某某公司的员工群发了一个短信,内容比网帖要更详细一些。内容包括“妻子的行为与公司的非正常工作,已导致家庭破裂并无法挽回”“媳妇抛弃了家庭与两个年幼的孩子,请公司给个说法”等。短信发出后,有木某某公司的女员工和自己联系,称也有相应经历。公司前女员工:曾和老板发生关系,后被其开除“目前,我已经和妻子离婚,但是我要向木某某讨个说法,我认为是他破坏了我的婚姻。帖子中我所举报的他的套路,和我联系的女员工也遭遇了……我所说的这些都有文字、视频、照片、录音、微信记录、DNA鉴定报告等多份材料证实。”龙某某表示。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与龙某某取得联系的一名女员工谢某。谢某表示,她曾在木某某的公司工作了两年左右。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木某某的关心和表扬,觉得自己得到肯定,是有价值的,挺开心的,后来,木某某会给自己发一些比较暧昧的短信。“因为那会儿老是晚上要和木某某出去吃饭,有时候还要唱歌,和老公关系也闹得很僵,经常吵架,对比起来就觉得木某某很好。后来有一天晚上木某某应酬完开车一个多小时来找我,我和他见面之后就发生了关系,此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谢某还提到,这期间木某某曾提出,说要开分公司让自己去当负责人,但是并没实现。差不多在公司待了两年左右的时候,她受到木某某的冷落。“经常拉黑或者删除我,还在公开场合批评我,直到后来把我开除。”谢某说,因为这段关系,她和老公离了婚,被公司开除,回到老家后抑郁很长时间,还生了一场大病。涉事老板回应:绝无此事,正收集证据准备起诉针对此事,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木某某。木某某表示:“我正在国外出差,龙某某所说都不属实,我和他妻子之间没有关系,绝没有这些事。”木某某说,公司要接待客户有应酬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是展览公司,要在各地办展会,出差也都是正常的。“至于我们住一间酒店那次,是酒店当时把登记搞错了,实际上我们是一人住一间房,当时还有客户也住了一间,酒店都证明过了。”木某某说,龙某某离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曾经家暴过妻子。“他是污蔑我,还曾给我们公司员工群发过短信,还去我们公司贴过传单,说的也是这些内容,但都是子虚乌有的。”木某某说,当时因龙某某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诽谤自己与公司,他们还去派出所报警,不过警方没有立案。对于谢某的说法,木某某同样予以否认。“根本就没这样的事。”木某某表示,目前正在收集证据,要起诉龙某某。此外,红星新闻记者还联系到网帖中提到的木某某公司管理层张某。张某表示,正在国外出差。他们是正规做生意的公司,不可能会去做举报的那些事情。“员工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他给员工群发短信,去公司贴传单,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理亏。目前我们正在委托律师收集证据,准备起诉龙某某。”针对木某某所提报警一事,龙某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报警之后,他也去了派出所。“去的是康城派出所,并把我遭遇的情况和警察说了,同时给警察看了DNA鉴定报告,后来警方没立案。”为了解当时的报警情况,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了三河市公安局康城派出所,但截至发稿时,红星新闻记者未收到回复。(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延伸阅读南都此前报道,湖南长沙一女干部李某萍被曝出与一男子的不雅聊天记录,之后该女干部被免职。8月23日,涉事男方告诉南都记者,他原是女方外甥,在女方与男方舅舅离婚后,女方通过男方了解孩子近况,二人才产生密切交集。同日,南都记者致电雨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李某萍已经离职,部门不掌握其离职后的去向。二人聊天记录 受访者供图据媒体报道,涉事女干部李某萍此前担任长沙雨花区商务局局长,2023年4月27日被免去局长职务,后为雨花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今年2月1日,雨花区委宣传部账号发布通报称,网传雨花区公职人员李某某相关问题,雨花区委高度重视,已对其予以免职处理,区纪委监委已对其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8月23日,涉事男方告诉南都记者,他与女方原是亲戚关系,是女方的外甥。在女方与男方舅舅离婚后,女方通过男方了解孩子近况,二人才产生密切交集。之后女方与他人再婚,期间二人依旧保持亲密关系。男方表示,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对其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男方提供的截图显示,网络上有言论称其为“渣男”“没正当职业”“吸毒人员”,还有言论称此事为男方“敲诈勒索”。男方向南都记者表示,“5月份的时候我报过警了,但派出所不受理,理由是还没造成严重后果。”8月23日,南都记者尝试联系涉事女方,但未能打通电话。南都记者向雨花区纪检部门询问案件进展,工作人员称无可奉告。此后,南都记者致电雨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李某萍已经离职,部门不掌握其离职后的去向。大皖新闻消息,湖南长沙雨花区发生的一起女干部李某某不雅聊天事件持续发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日,事件中的男方当事人杨先生联系大皖新闻记者,详细披露了举报的背后原因。“社会上不清楚我的举报原由,导致我遭到很多人的误解。”杨先生无奈表示,这段时间他焦头烂额,生活状态颇受影响。他坦言,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也有过错,并“愿意接受应有的批评和指责”,但同时也迫切希望澄清围绕他的一些谣言和诽谤。据杨先生介绍,李某某是他的前舅妈,两人因李某某与前夫(即杨先生的舅舅)离婚后,通过杨先生保持联系,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李某某能够了解并接触其子小坤(杨先生的表弟)。杨先生和李某某微信聊天截图 受访人提供谈及举报的初衷,杨先生说,“去年春节期间,我和李某某的一次通话被她现在的丈夫听到,随后她竟反咬一口,称是我敲诈勒索逼迫她。”杨先生表示,原本打算息事宁人,但面对持续不断的谣言和诽谤,他感到非常憋屈,最终决定举报。“她(李某某)早在去年被第二任丈夫发现出轨后,就编造谎言,说是我设局敲诈她,胁迫她保持这种关系。”针对杨先生的说法,8月26日,大皖新闻记者尝试联系李某某进行求证,但拨打其手机时未能接通。

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3日报道,俄罗斯已出动其最先进的苏-57隐形战机对乌克兰的40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图为《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报道截图报道援引未透露姓名的乌克兰空军官员的话说,俄军苏-57战斗机在最近几个月被用来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了“40多次袭击”。这款隐形战机在战斗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尽管此前俄罗斯只是偶尔部署使用苏-57战机,但如今其使用强度和频率都已显著增加。报道称,英国国防部曾在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空天军的苏-57战机“只被使用过几次”。但是从今年开始,对苏-57的使用次数大幅增加,这款战机被用来发射了30多枚巡航导弹,包括Kh-69隐形巡航导弹,这款导弹曾在今年4月11日用于摧毁基辅郊外的一座火电厂,发射地点是在乌克兰领空之外。报道认为,目前尚无法确认苏-57被用来向乌克兰目标发射导弹的次数,但从现有信息推测,俄军是在俄罗斯领空内使用这款隐形战机打击乌克兰目标。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展示的外贸版Kh-69巡航导弹另据“保加利亚军事网”9月12日报道,有记录显示俄罗斯苏-57战机在9月4日对乌克兰实施了袭击。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说法,这些战机主要用于远程打击。报道分析称,苏-57战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可以使用Kh-69巡航导弹,这款导弹在2023年年末和2024年年初就已被少量使用,但行动细节鲜为人知。这款导弹能够规避防空系统的拦截,再加上它可以在苏-57战机上部署发射,已被证明在突破乌克兰防空系统方面非常有效。“保加利亚军事网”12日还报道了苏霍伊航空集团向俄罗斯空天军交付两架苏-57战机一事,该消息来自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虽然厂方没有透露具体的交付数量,但画面中显示的只有两架苏-57。《国家利益》认为,尽管俄罗斯方面在大力宣传苏-57的性能,但一直难以大批量制造这款战机。延伸阅读普京警告“冲突质变”后,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推迟决定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最强硬”警告后,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9月13日在白宫会晤,是否放松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双方多次强调援乌的重要性,但当天会谈后,两国首脑并未就是否放松武器使用限制作出任何新的决定。综合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纽约时报》报道,斯塔默在白宫与拜登举行会议后出席记者会。当被问及是否说服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时,斯塔默说,他和拜登“在多个方面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讨论,包括乌克兰、中东和印太地区”。他补充道,这次会谈旨在讨论与乌克兰战略有关的问题,并非针对“特定的步骤或策略”,他与拜登将在不久后的联合国大会上,与更多人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当地时间9月13日,美英首脑在白宫举行会晤,但未对是否放松乌克兰使用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作出表态(图/纽约时报)斯塔默同时暗示,他预计有关决定很快就能作出。“如果你看看乌克兰局势和中东局势,很明显,无论其他国家的日程表如何,未来几周和几个月都会出现真正重要的进展。”斯塔默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最快方法,“在于普京的实际行动”。与斯塔默举行会晤前,拜登在对记者发表的讲话中重申了援助乌克兰的重要性,但没有透露是否愿意采取更多行动,以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当记者向拜登提到普京发出的“战争警告”时,拜登要求一名英国记者“在他说话时保持安静”。“我不是很在意普京的想法。”拜登说。他感谢斯塔默在俄乌冲突期间展现的“领导力”,并称“普京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美国致力于与英国一起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很明显,普京无法获胜,乌克兰人将取得胜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3日表示,美英首脑会谈不会有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的重大消息,拜登政府会认真对待普京发出的“威胁”,但拜登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没有改变。迄今为止,由于担心事态升级,美国和英国尚未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西方盟友授权使用这种武器,并称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欧洲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拜登似乎准备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和法国的远程导弹。斯塔默和法国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建立统一战线。但出于对局势升级和激怒俄罗斯的担忧,拜登对是否允许乌克兰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犹豫不决。俄乌冲突爆发至今,英美基本保持了一致的战略,但在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的问题上,两国出现了少有的分歧。在英国官员看来,除非乌克兰能够攻击俄罗斯军用机场,打击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或投掷滑翔炸弹的战机,否则乌军难以开展有效作战行动。这些官员还把俄方发出的警告视作“虚张声势”,毕竟普京已经表明他不愿让北约直接卷入战争。但拜登在放松武器限制的问题上谨慎许多。《纽约时报》提到,拜登在很多重大决策上都“犹豫不决”,比如援乌“海马斯”火箭炮、M1A1坦克、F-16战机等情况都是如此。不过拜登助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俄罗斯对援乌新武器的敏感度不如想象的高,这让美国有机会逐渐放行为乌克兰提供更具威力和射程更远的武器。对于西方近期热炒的武器使用限制一事,普京12日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将遭到俄方“适当回应”。“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13日透露,在普京发出警告后,有几名美国前官员打电话给他,询问普京表态背后的真正含义。“普京昨天的声明被细细斟酌。我接到了几名(美国)前官员的电话,他们问我这些话背后的意思。”安东诺夫没有具体提到打电话的美方人士是谁。“我只是简单回答:‘同僚们,别玩火’。”他说。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谈及欧盟一意孤行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加高额关税,当地时间周五(13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参加科苏特电台节目时表示,匈牙利要团结盟友,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合作,以改变布鲁塞尔的错误政策。话及此处,他特别提到前几日访华时表态反对这一政策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综合总理办公室官网发布的节目实录,欧尔班说,汽车制造业是匈牙利经济的关键因素,关乎成千上万的家庭生计。过去几个月,他与欧洲众多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会面,对方都“坚决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我询问他们对此的看法,因为这一政策在话术上据称是为了保护欧洲车企。但他们说,他们是最坚决反对这件事的人,他们不希望受到保护,想要参加竞争。可是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仍在继续考虑加税”,他说。欧尔班进而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欧洲政治和经济领域有许多重要参与者的想法与匈牙利相似。他呼吁,这种共识的力量应该团结合作,形成一股能够影响布鲁塞尔政策的力量,推动其改变错误政策。他补充道:“我们不应该觉得布鲁塞尔比我们更聪明,如果他们是错误的,就需要说服他们去改变。”欧尔班参加节目 总理办公室官网视频截图据报道,欧尔班还在节目中提到,日前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为欧盟委员会撰写的“欧洲未来竞争力”报告。报告称,欧盟如果想在经济上跟上中国和美国的步伐,就必须要有更加协调的产业政策、更快速的决策和更大规模的投资,并指出欧盟每年至少需要投资7500至8000亿欧元(约合5.8万亿至6.2万亿人民币),才能确保与中美竞争。在他看来,这份报告揭示了欧洲正在遭受巨大的竞争力损失,究其原因,是因为欧盟现在更倾向于在世界经济挑战中封闭抱团,而不是勇于地面对竞争,“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关于新的保护性关税、惩罚和制裁的消息。”欧尔班认为,这份报告的关键在于,它指出了西方领先强国自500年来第一次受到了来自西方以外的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亚洲力量的崛起已然是政客们必须考虑,且不容否认的事实。德拉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展示报告封面 欧洲媒体图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挑战,欧尔班说,欧洲有两种方式应对,“你可以提升自己并加入竞争,也可以取消对手的比赛资格,不允许别人带着更便宜的产品、更高效的技术来到这里。但问题是,哪一条路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欧尔班直言,欧盟如今显然就正朝着封锁对手、抱团密闭的方向发展,而这对于匈牙利来说是一场悲剧。他警告道,如果世界经济再出现像冷战时期那样划分成各个阵营,“匈牙利就会被推向边缘,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无足轻重的参与者,困死在死胡同里”。他强调,匈牙利的利益在于保持经济中立,该国不应将自己束缚在世界经济的任何一半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匈牙利必须参与竞争,我们不拒绝、不排斥挑战者,而是了解他们,了解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强,并提升自己与之竞争,这对匈牙利才是有利的。”“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在西方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加入欧盟也好,加入北约也罢,但保持中立一直被排除在匈牙利的公共讨论之外,现在是时候唤醒它了。”在这个话题的结尾,欧尔班重申,“匈牙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逻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做最符合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欧盟27个成员国将于下个月就是否继续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进行最后表决。如果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那么欧盟委员会将被迫搁置这一措施。欧尔班在节目中提到的西班牙,早些时候曾被爆在7月的“咨询性投票”中支持对华征税。不过在刚刚结束访华行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呼吁欧盟重新考虑这一计划,“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这么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在此之前,德国对征税一事的反对态度最为明显;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警告欧盟不要破坏全球贸易;北欧国家挪威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其首相斯特勒近日同样指出此举不可取。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表示,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面对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税大棒”,中国灵活的应对方式引发外媒关注。路透社9月13日文章分析称,中方显然在关税问题上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在做好反击准备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与个别欧盟国家开展一对一协商,这一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比如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关税决定。与此不同的是,中方甚至未事先发出警告便对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直接对加方施以“震慑”。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若27个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报道说,尽管面临着美国方面施加的关税压力,中国并不希望与欧盟爆发贸易冲突,但中方已明确表示,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关税,中方将作出反击。随着投票临近,中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发出反击警告,另一方面也在同欧盟主要国家就商业交易与投资事宜开展一对一协商。今年以来,中国已相继宣布对欧盟乳制品、猪肉、白兰地等农产品进行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报道认为,中国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潜在反击,将主要落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身上,波及他们对华出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而德国、芬兰和瑞典等没有推动关税的欧盟国家所受影响较小,中方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出口品类。据业内人士此前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中国的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路透社注意到,本周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人意料”地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加征关税的立场。“事实上,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不仅是所有欧盟成员国,还有欧盟委员会都应该重新审视。”桑切斯在1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对于西班牙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成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让双方找到一个符合欧盟和中国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据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桑切斯率领的代表团离开中国时感觉“西班牙现在更重要了”,并称西班牙与中国已接近达成猪肉产品关税协议。9月10日,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 图/西班牙首相府网站目前,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进口猪肉总价值约6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根据西班牙猪业联盟(INTERPORC)的数据,2023年西班牙向中国出口了超56万吨猪肉相关产品,价值12亿欧元。报道说,作为给西班牙的“甜头”,一家中国公司同意在西班牙建造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工厂,用于生产制氢设备,这显然是对西班牙绿色雄心的支持。中国经济学家梅新育表示,在猪肉和乳制品方面,中国最大限度地拉高了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成本”,农业部门经常在欧盟政治中发挥作用,“中国是这些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2023年,欧盟对中国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出口总额达到约100亿美元。欧盟去年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了欧方的相关表态。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欧盟内部就关税问题持续拉扯,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似乎“铁了心”要把关税大棒挥舞到底,而中方的反击也相当干净利落。“中国似乎不想与加拿大进行谈判或作出让步。”路透社提到,与对待欧盟的态度不同,中国甚至没有事先向加拿大发出任何事关反制措施的公开警告。在加拿大8月末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后,中方很快宣布对自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他反制措施还包括——将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依国内产业申请,对加拿大相关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加方有关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作出反制后,加拿大甚至变本加厉,于10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半导体、关键矿物、金属以及太阳能产品等加征关税的潜在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9月10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宣布,或进一步对中国电池、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 视频截图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农业分析师埃文·佩(Even Pay)说,与对待加拿大的态度相反,中国显然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对于加拿大,他们直接采取了‘震慑’(shock and awe)手段。”埃文·佩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9月12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周一起对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有分析人士指出,与中国对欧洲进口产品展开调查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中国相关产业机构通过提出投诉来推动调查。请问能否解释一下中国对待欧洲与加拿大产品的差异?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表示,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反倾销调查可以依据产业申请发起,也可以由调查机关依职权自主发起。相关证据显示,加拿大对华出口油菜籽存在倾销行为,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考虑到中国油菜籽产业集中度低、涉及种植人员广,产业提起申请困难,中方依法自主发起调查,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对美英等乌克兰西方盟友发出“最强硬”警告,称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等同于“与俄罗斯开战”。 当地时间13日,塔斯社援引“俄罗斯24”新闻频道报道称,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透露,在普京发出警告后,有几名美国前官员打电话给他,询问普京表态背后的真正含义。 “普京昨天的声明被细细斟酌。我接到了几名(美国)前官员的电话,他们问我这些话背后的意思。”安东诺夫没有具体提到打电话的美方人士是谁,他补充说,“我只是简单回答道:‘同事们,不要玩火’。”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视觉中国 安东诺夫重申,如果欧洲发生核冲突,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我们已经说了一百次了,核战争不会有赢家,但美国似乎存在着某种幻想,觉得如果发生核冲突,不会影响到美国本土。我一直试图向他们传达一个观点,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每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在说,没必要玩弄这种话术。” 安东诺夫还表示,美国至今还没有做好和俄罗斯进行认真谈判以解决问题的准备,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不会改变俄美关系的消极背景和不利局面。 “美国人想要什么?想要续签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接着说,“但这让我想到这样一个画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伸出手做出握手的姿势,但他背在身后的另一只手却握着把匕首,随时准备攻击他的伙伴。” “我们现在应该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在全球南方的伙伴,虽然速度没那么快,但逐步朝着建立多级国际关系体系的方向前进。”安东诺夫总结道。 对于英美近日持续炒作将批准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普京12日对俄媒表示,西方有人在“偷换概念”,问题的本质并非武器限制是否解禁,而是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俄方将被迫做出“适当回应”。 普京的这番话,被路透社称为其在西方国家升级援乌问题上发表的“最强硬表态”。 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RT报道截图 综合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普京的声明毋庸置疑已经传达给了接收者。他强调,这份声明“非常重要、非常明确、毫不含糊”,不应存在任何双重解读。 同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对此回应称,普京的声明与此前的俄方表态区别不大,但美国仍会严肃对待。 柯比还补充道,拜登政府对是否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远程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他称,美英周五举行的元首会晤不会改变美方在这一方面的政策,会后两国预计也不会对此发布任何声明。 “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国)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他说。 俄方警告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面。早前报道曾称,两名领导人将就是否允许乌克兰向俄境内发射西方远程导弹系统展开讨论。 不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3日报道,会后两国没有对这项议题做出任何决定。被问及是否说服拜登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 “风暴阴影 ”巡航导弹时,斯塔默顾左右而言他,“与拜登的白宫会晤是一次讨论乌克兰战略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步骤或策略。” 在媒体不断追问下,斯塔默透露,双方在乌克兰、中东和印太地区议题上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讨论,预计有关问题会在几天后的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深入讨论。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也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德国对乌克兰供应武器的规模仅次于美国。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赫贝斯特雷特当天也重申,柏林方面对这一立场没有补充说明,美英正在讨论的武器射程已经超过了德国所提供的武器。他还表示,柏林不会评估普京发出的最新警告,但认为有必要考虑他的言论。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爱情原本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为爱拼搏,为爱奋斗,都是社会正能量。但如果为爱盲目拼搏,盲目奋斗,借着拼搏奋斗的名义行骗,那就大错特错了。9月11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对付某诈骗案,进行了当庭宣判,被告人付某,原本是一名高流量的网络女主播,没想到为了爱情,她竟然去诈骗自己的粉丝,结果把自己骗进了监狱。图为庭审现场(视频截图)当付某被法警押着走进法庭,曾经星光闪耀的网络女主播,如今已“黯然失色”,只能懊悔地等待法官的宣判,从2023年12月12日被抓,到2024年9月11日宣判,付某经历了拘留、提审、庭审和媒体采访,最终迎来了宣判,此时此刻,她已然心甘情愿接受法律的制裁。东窗事发后,付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涉嫌犯罪,不管是在庭审过程中,还是在媒体采访过程中,付某都表示认罪认罚,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付某的认罪悔罪态度,最终给出了判决。表演系本科毕业的付某,凭借漂亮的外形和专业的表演技巧,成功转型成为高流量网络女主播,在直播间里,付某结识并爱上了榜一大哥陆子麒,陆子麒出手阔绰,一次打赏就是20万。网恋过程中,陆子麒虽然没“现过真身”,但是付某依然对他“爱不释手”,期间,陆子麒以“父母住院”、“投资失败”等理由向付某借钱,抱着帮人一把的心理,付某陆陆续续给陆子麒转账735万余元。而这735万里,有330万,是付某从她直播间的两位粉丝那里骗来的,而更令人唏嘘的是,直到骗局东窗事发后,付某才知道,陆子麒实际上是女的。9月11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对付某诈骗案进行了当庭宣判,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已退回的违法所得,已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付某继续退赔,犯罪工具予以没收。来源:法治网综合看看新闻Knews、上观新闻延伸阅读月薪3千"榜一大哥"网贷60万打赏女主播,如今辞职送外卖还债近日,南京市民李先生正在为直播间“退钱”的事情而烦恼,他网贷近60万元,在短视频平台上为一位女主播“一掷千金”打赏,但头脑清醒后,他发现自己欠下一大笔债务,曾经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如今成了外卖小哥,需要靠送外卖维持生活还债。最高一天刷了20多万元据李先生介绍,去年8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一位美女主播,在对方的诱导下,他不停给对方打赏。嘉年华、游艇、飞机,火箭……从几百到几千,各种档次的礼物不断投入直播间。李先生说,嘉年华三千块钱一个,飞机大概是三四百,游艇大概是五百至八百左右,“最高的一天刷过二十几万。”这位让李先生十分着迷的主播网名叫做“初恋南京全智贤”,记者也查看了这位女主播的几段视频,与其他有才艺的主播相比,“初恋南京全智贤”并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在镜头前扭捏作态。李先生是怎么认识这位女主播的,又为何不惜借下数十万元网货,也要给她打赏?去年8月,这位网名“初恋南京全智贤”的女孩加了李先生的抖音账号,主动和他聊天。女孩称自己是南京某艺术院校的学生,学唱歌,希望李先生能做她的粉丝,多给她撑撑场,在李先生成为她的粉丝后,女孩就更加热情。李先生向记者展示他的打赏记录李先生说,平台上有排名,达到一定的人气,可以往前排,获得的奖励也比较高。她请我帮忙,往前推一推人气,人气上去了,她会把打赏的金币返还,虽然他当时只有一两万存款,但经不住对方的恳求,相继给她打赏了几千元礼物,可对方并不满足,让他继续打赏。李先生称前期打赏还有返过红包,后面就没了“前期有返过,但不多,就几百的小红包,到后面就没有红包了。”李先生说,她说她要交房租,学音乐比较烧钱,暂时可能没钱还,缓一缓。为了帮助女孩冲所谓的任务,李先生花光了银行卡上的钱后又借了少量的网贷。他反复强调,希望对方尽快返还钱款,可对方“再出一招”,说要和李先生处男女朋友,甚至还说出了一番“家里管0得严,从未与人交往过”等说辞。如此善解人意而又乖巧的女主播能和自己处对象,李先生打起赏来就更加卖力,因此他也常常占据“榜一大哥”的位置。短短半年时间,小李借了50多万元网贷,最多一晚的打赏金高达20多万元。直到今年一月,李先生发现自己债务缠身,于是再次向对方提出退还打赏费用,但这位姑娘却失联了。李先生的父亲说,网贷现在欠了接近60万,生活压力特别大,精神几乎就要崩溃,儿子天天早起,从清晨6点半一直到晚上8点半才回来,想送外卖挣钱来堵窟窿。记者了解到,李先生今年31岁,离过婚,有一个孩子,他之前买房欠了不少房贷,现在又欠了近60万元的网贷,为了还上这笔钱,他辞掉原来两三千元的工作,成为一名外卖小哥。尽管他起早贪黑,所有的收入仍然有限,沉重的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律师称可追讨打赏,女方涉嫌诈骗那么,小李能否通过正当的渠道要回他的打赏呢?按照小李的想法,自己是在意识到受骗后,想要拿回打赏的费用。对于自己要求见面的要求,那位女主播也一再推辞。随后,对方将李先生的抖音和微信全部拉黑。情急之下,李先生根据对方之前所说的家庭住址,找到了建邺区的某安置房小区,但守了好几天,也没有见到对方的身影。根据李先生提供的手机号码,记者拨通了这个所谓“初恋南京全智贤”的电话,虽然记者表明了身份,对方却一言不发。当天下午,李先生也再次尝试着拨打对方的电话,接电话的却变成一名男子。该男子回复小李,这是新办的手机号,让他报警。对于这样的状况,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当初女主播是以谈朋友为诱饵,并承诺返还小李的打赏,这样做法很可能涉嫌诈骗。江苏天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倪韶风介绍,这样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比较多的,平台的女主播如果使用一些欺诈的方式,隐瞒事实,虚构事实,使用户基于错误认识,主动交付钱财。主播明显有欺诈和非法占有的故意,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就构成诈骗。目前,小李已向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瑞福派出所报案,民警已为其做了笔录。有同名女主播27日凌晨2时许直播蹭流量(来源:平台直播间)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27日凌晨和上午,平台上有30多个类似网名“初恋南京全智贤”的账号,其中有多个主播正在直播,屏幕上都有关于打赏60万讨论,有的女主播一言不发,有的女主播明说是来蹭流量的。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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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6 16: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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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强动画制作人[重生]》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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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不移地做个路人甲》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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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后帝君火葬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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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皇后》

    因为千万粉丝博主B太的一条视频,位于泰安市新泰市汶南大集上的一家面馆火了。从顾客多为老年人,到年轻人蜂拥而至,面馆老板刘荣学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了解。从17岁开始,刘荣学已经经营了这家面馆整整40年,两元一碗面的价格也已维持了十几年。周围物价都在上涨,有人劝他涨价,这样能赚到更多的钱。可刘荣学心里自始至终算的都不是一本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刘荣学站在面馆门口一碗面卖两块钱,十几年不涨价9月10日中午,两个年轻人把车停到了两元面馆前。刘荣学赶紧跑过去告诉二人,当天不是大集,面馆也不营业。两个年轻人从网上看到了B太的视频,发现面馆位置离自己并不远,过来尝尝鲜,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车子还没来得及熄火,二人驾车扬长而去,空旷的大集上,扬起一阵尘土。“像这样的年轻人,上午也来了好几波。”刘荣学笑着说,自从8月30日面馆改造完成重新开业后,每到大集,店里大半都是年轻人,而且很多人特地从外地过来,这跟以往几乎全是本地老年人的场景大相径庭。之所以保持一碗面两元十几年不涨价,刘荣学也正是为了这些老年人。从17岁开始,刘荣学便跟随父母在汶南大集上卖面。他发现,这些年来赶集的多是当年的那些人,他们从青年赶到老年,如今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已不方便再出门。在现在的大集上,不仅年轻人少,老年人也在减少。尽管如此,不管是买东西的顾客还是卖东西的商贩,大集上还是老年人居多。为了占到一个好位置,很多老人凌晨三四点就来到大集,“更早的还有凌晨12点多就过来的。”而刘荣学一般凌晨5点来到面馆开始准备,凌晨5点半左右开始营业。一开门,就会涌进一批吃面的老人。其实这些老人的要求不高,不奢求美味,能填饱肚子就好。他们舍得花两元钱吃一碗面,可是如果这碗面涨到了三元钱,甚至更高,很多老人宁愿空着肚子。附近村民苏廷厚是面馆的常客,也是刘学荣的老友,他曾劝刘荣学在年集时涨涨价,“一碗面涨一块钱,一天说不定就能多赚几千块钱。”毕竟年集涨价是个普遍现象,就连看自行车的也涨价,大家也都能接受。但刘荣学的态度很坚决,一分钱也不会涨。坚持做善事多年9月8日,B太发布了一条视频,他花费十万元,前后加起来约半个月的时间,把刘荣学的面馆进行了大改造。为什么要改造这家面馆?B太说,因为这家面馆“太便宜了”。前来赶集吃面的多是老年人,但面馆环境简陋,夏天十分闷热,遇到雨天老人们还要踩在水坑上吃面,他想给老人们改善一下吃面的环境。改造前的面馆(视频截图)改造后的面馆(视频截图)当然,大集上的餐馆不止刘荣学一家,环境同样简陋,可坚持十几年不涨价的,只有刘荣学。B太说,他准备了一笔资金,准备帮助不忘初心,能传递公益的人。刘荣学正是他帮助的第一个人。熟悉刘荣学的人,都十分赞同B太的选择。苏廷厚把刘荣学称作“好人”,他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吃亏”。在“不涨价”的这十几年里,刘荣学还做过很多在附近村民口中流传很广的善事。负责改造面馆的装修公司老板陈文豪,从还没有板凳高时,就在这家面馆吃过面。虽然成年后去了新泰市区生活,但刘荣学的善举他还是听闻了很多。除了B太视频里提到的出资4万元给村里建庙外,外村的事刘学荣也帮忙不少。前些年有个村道上出现大坑,行人来往十分危险,不少人因此受伤。刘荣学听说后,自己出钱把坑填平。“你知道那个村离我们这有多远吗?开车过去也得20多分钟,那是汶南镇最南边的一个山村。”陈文豪激动地说。刘荣学却说,在这之后就没人受伤了。更让他欣慰的是,第二年政府就出资重新修整了路。还是在这个村里,有位孤寡老人脚受伤了。刘荣学得知后,把人家送去了医院,他给对方交了手术费,并在出院时把对方送回家,之后还送去了一辆轮椅。“面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谁能做到这个地步?”陈文豪的语气里满是敬佩。所有捐赠都会花在顾客身上面馆改造后,每个走进来的老顾客,都会忍不住感叹一句“太舒服了”。其实起初刘荣学是不想接受B太的改造的。但现在看到顾客的反应,刘荣学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环境变好了,但价格不会变。不仅如此,刘荣学还保证,面条的品质也不会变。刘荣学说,自己没有经济压力,有集的时候卖面,没集的时候到劳务市场打零工。他一直在工作,一直有钱赚。两个儿子一个从政一个从商,一点也不用他操心。正如陈文豪所说,经营这家面馆,刘荣学算的从来都不是一笔经济账,而是一份感情账。除了改造面馆,B太还给刘荣学捐了一年的酱油。刘荣学说,这些酱油他保证会全部用在消费者身上,自己不会带回家一瓶,更不会拿它们送给亲友。当地政府也给这家两元面馆送来了捐赠。先是镇政府送来了一千元,刘荣学推脱不掉,于是准备了一千元的面,把它们免费送给顾客,“这些钱一定要全部花在消费者身上。”市政府又来捐赠了一万元。双方商定,这些钱要全部用在65岁以上的老人身上,请他们免费吃面。虽然面馆改造已经完成,但陈文豪仍关注着这里。从在别人口中听说到亲眼所见刘荣学的善举,陈文豪一下子明白一件事。其实两元面馆旁还有几家小店,条件都很简陋。在改造面馆的过程中,陈文豪曾担心,其他店主会不会眼红和嫉妒,他甚至还考虑过如何去做其他店主的工作。“没想到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我多虑了。”陈文豪发现,大家都在发自内心的想让这家面馆变得更好,甚至还有人主动来帮忙改造,“是刘老板的人格魅力,让大家都折服了。”(大众新闻·齐鲁壹点 陈晨 岳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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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点江山球动天下》

    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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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虎禁止垂涎》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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