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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新闻“亲爱的八两,我的女儿,妈妈来看你了,虽然是隔着玻璃。明天你又要接受手术了,签字的时候心都在颤抖,太心疼你了,我的宝贝。希望你能理解妈妈的决定,我们一起闯过难关,加油!”陈女士给女儿“八两”的手写信看哭网友 受访者供图前段时间,一个名叫“陈八两我爱你”的账号,在社交平台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账号的主人是一位极低体重早产儿的母亲。她的宝宝“八两”出生时仅410克,出生后患有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多项早产并发症,一度性命垂危。在宝宝抢救、治疗的这段时间,这位坚强又温柔的妈妈一直在社交平台上记录并分享孩子病情进展,给女儿手写的几封信一度看哭网友。陈女士和女儿“八两”的第三次见面 受访者供图9月11日,记者联系上了“八两”的母亲陈女士。“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可以好起来。”陈女士哽咽地告诉记者,无论如何她都会坚持下去。出生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2月11日,“八两”出生。作为37岁的高龄产妇,在经历备孕4年、胎停1次、扎了150针肝素保胎后,陈女士终于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八两’的降生结束了我肚子上扎针龇牙咧嘴的生活,但比起孩子小小年纪要承受的这些,我宁可自己受苦。”陈女士红着眼,孩子是不到27周的情况下被紧急剖出来的,与预产期相比,提早了3个半月。正如名字的由来,“八两”出生时体重只有410克,仅有成人的手掌大小,属于超早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胳膊都没她爸的手指头粗”。宝宝从出生后就一直待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待了200多天。“出生后一周我才再看到她,小小的身体插着管子还要打好多针。”说起这些,陈女士几次泪崩,“在NICU期间,还做了两次手术。”新生儿病房有一个本子,里面是给宝宝的话,陈女士写了几次给女儿的手写信,希望她有一天能看到。今年4月,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八两”的故事和手写信,很快引起了关注。网友们的留言鼓励 受访者供图“起初是为了排解低落的心情。”陈女士说,没想到能给同样在焦虑中的早产儿父母带去温暖和希望,“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非常关心我们,他们为宝宝揪心落泪,一直鼓励安慰我,我真的发自内心感谢。”如今长到了八斤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记者了解到,“八两”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出生并治疗50多天后进行了转院,目前在浙大儿院的NICU进一步治疗。好消息是,曾经的“八两”如今长到了八斤。但未来小“八两”的治疗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孩子前期进行了坏死小肠的切除手术并做了造瘘,第二次手术进行了肠造瘘回纳。”浙大儿院NICU副主任马晓路告诉记者,从医院以前救治跟小“八两”类似病情的案例来看,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到两年。“通过治疗好起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费用可能需要百万元以上。”马主任说,目前小“八两”在他们医院的治疗费用已经累计4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确实有一定压力。”病房内陈女士的母亲轻拍着“八两” 受访者供图陈女士和丈夫是东北来杭的新杭州人,普通工薪阶层,此前家中的积蓄并不多。“不光是浙大儿院NICU的医护工作者们在尽力地救治‘八两’,儿保的早产儿妈妈群里还自发筹了一万多块给我。”陈女士说,这些天她被感动了好多次,“有位经历相似的网友找到我说,当时她选择了放弃,现在想给‘八两’出一份力,希望‘八两’赢。”“虽然‘八两’的治疗还很漫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陈女士说。潮新闻 记者 滕一韬 通讯员 祝姚玲延伸阅读万米高空25周婴儿早产,新生儿科护士出手相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我是新生儿科护士,可以帮忙!”近日,在海南海口飞往北京的CZ3119航班上,一名孕25周的产妇意外分娩。危急时刻,搭乘该航班的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在万米高空进行了紧急救援。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产妇和新生儿情况如何?一起来看。8月3日,张女士带着4岁的大女儿乘坐CZ3119航班从海口飞往北京,准备与丈夫汇合。飞机飞行大约一小时,她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前往卫生间,不料却意外分娩。海南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陈珊珊也在这个航班上。陈珊珊回忆,当时广播突然传来紧急呼救:“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紧急请求支援!”听闻需要医护人员支援,作为护士的陈珊珊赶了过去。“快救救我的孩子,拜托了!”陈珊珊说,当她赶到机舱卫生间时,看到一位孕妇已经分娩,正捧着一个手掌大小的胎膜,胎膜里包裹着胎盘和新生儿。经过紧急询问,陈珊珊得知,这位孕妈妈怀孕仅“25周+5天”,陈珊珊顿时精神紧绷。在确认产妇状态稳定后,陈珊珊决定立即对新生儿进行抢救。此时,机舱内另外两名医生也闻讯赶来。由于他们不是新生儿科医生,三人商量后,决定由陈珊珊主要操作,另外两人打配合。陈珊珊日常工作照由于新生儿被胎膜包裹着,不破膜会导致新生儿无法呼吸。万米高空医疗条件不足,陈珊珊和另外两名医生只能戴着手套撕开胎膜。破膜后,他们发现新生儿全身苍白,没有哭声,无呼吸和脉搏,四肢软,给予刺激也无反应。“这个柔弱的小生命危在旦夕,每分每秒对她来说都至关重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陈珊珊对其进行胸外按压、经鼻氧供应等紧急措施。“早产儿要充分保暖,体温每降低1℃,败血症风险增加,死亡率也会增加。”陈珊珊请求机舱工作人员取来暖水袋,并用机舱包包裹着给新生儿进行保暖。经过一系列救援措施,宝宝的心率逐渐恢复了。此时,所有人松了一口气,没来得及留下一张现场照片。由于早产儿各项功能发育不成熟,且在飞机上生产感染风险倍增,为了保障新生儿和孕妇的生命安全,在机长的协调下,飞机准备紧急备降湖南长沙黄花机场。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陈珊珊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一直给新生儿做胸外按压。飞机备降长沙后,陈珊珊提议,自己也跟随救护车送新生儿一同前往医院。早产儿情况目前稳定从万米高空到医院,陈珊珊持续按压约一个半小时。“看到孩子被送到了抢救室,我才发觉自己的手已经麻木了。”幸运的是,经过抢救,宝宝脱离了生命危险,产妇身体也已稳定。看到母女平安,陈珊珊才放心离开,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得知妻子在飞机上分娩,张女士的丈夫孙先生第一时间赶往了湖南省儿童医院。孙先生介绍,二女儿出生时体重仅为820克。经过半个月,如今体重增加了50克,目前情况稳定,但还需要继续留院观察,直到符合出院条件。“我们给她取名叫孙奕安,寓意着‘一生平安’。”张女士和丈夫、大女儿合照近日,孙先生也与陈珊珊取得联系,他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表达感谢,“危急时刻,感谢您挺身而出,我们会让孩子永远记得您”。此外,孙先生表示,等到孩子平安出院后,要登门致谢。南方航空也向陈珊珊致以感谢信,感谢她及时、高效、专业的抢救。得知孩子情况稳定,陈珊珊十分欣慰。她说当时情况太危险,自己来不及多想,只能凭借着经验全力救助。她还要特别感谢机组人员和另外两位医务人员,是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这次救援。此外,陈珊珊也特别提醒,孕妇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有人陪同。她也为小奕安送上祝福:“希望奕安健康成长,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陈珊珊日常工作照

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当地时间10日晚9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展开首场电视辩论。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此前宣布,这场辩论将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据悉,这场辩论预计将持续90分钟,现场不会有观众。辩论规则与两个多月前的辩论大致相同。辩论期间,只有主持人可以提问;每人有两分钟时间回答问题、两分钟时间反驳,还有额外一分钟用于追问或澄清。此外,只有发言方的麦克风能打开,此时另一方的麦克风处于关闭状态。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报道称,哈里斯和特朗普团队都在全力筹备这场重要的辩论。对于民主党而言,其担心此前在采访“首秀”中表现犹豫且缺乏大选辩论经验的哈里斯难以应对经验丰富且难以预测的特朗普;对共和党来说,其担心演讲有时语无伦次、缺乏重点的特朗普被激怒,引发选民们对其“是否还适合竞选总统”的讨论。辩论前“彩排”:哈里斯让人扮演特朗普模拟对战特朗普打磨“戏剧效果”曾报道过6次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记者卡蒂·凯指出,历来大选辩论的赢家都不是因为其政策有多好,观众更关心的是候选人能否在辩论中说出精彩语句,或者能否让另一方候选人相形见绌。“候选人可不是靠政策获得辩论胜利的。”卡蒂称,特朗普的一名顾问向其透露,这位前总统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在政策问题上,而是正在对自己能在辩论中表现出的“戏剧效果”进行轻微调整。按照卡蒂的说法,多次登上总统辩论舞台的特朗普太了解电视观众了,其顾问则建议他在辩论中不要表现得像个“欺凌者”。相比而言,缺乏辩论经验的哈里斯则更专注于“如何应对特朗普”。报道称,哈里斯团队已经搭建了一个模拟辩论舞台,还配备了与正式辩论现场相似的舞台灯光。哈里斯的高级顾问们则在模拟舞台上扮演起了特朗普的角色,模仿后者的攻击性语气,甚至有一人的穿着打扮都与特朗普相似。据报道,在过去的一周里,哈里斯都在宾州一家酒店里埋头研究政策类书籍。此外,为了让哈里斯适应特朗普的风格,其顾问们还回看了特朗普过往的辩论视频,分析辩论策略。9月8日,美国费城,工作人员为辩论做准备 图据视觉中国“新手”哈里斯:应对“闭麦”重拟辩论策略“最大程度激怒特朗普”报道称,相较于美国公众已熟知的特朗普,人们对哈里斯的了解要少得多,因此她在辩论中面临的风险要高于特朗普。而特朗普顾问杰森·米勒在辩论前夕告诉媒体,特朗普每天都在回答各种问题,所以对手无法针对其表现做出预判或准备。报道指出,哈里斯团队起初的策略是“在特朗普讲话时提出反对和质问”,然而在修改“闭麦”规则失败之后,不得不重拟辩论策略。其团队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最大程度地激怒特朗普”,让观众们看到特朗普的“不良表现”,从而让其“像两个月前的拜登一样失去支持”。卡蒂称,能触发特朗普愤怒的关键词可能包括“老”,如老观念等,特朗普可能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年纪。此外,提到特朗普的体型也有可能触怒他。另据美国大选辩论专家史蒂芬·费恩所说,特朗普至今仍难以接受拜登退选,这一点可能决定辩论的走向,“这种情况下,此次辩论可能是最考验特朗普心态的一次。”相关报道:哈里斯特朗普支持率"贴身肉搏" 首辩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美国东部时间10日晚上9点(北京时间11日早上9点),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将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迎来首次电视辩论。两个多月前,特朗普与拜登也举行了一场电视辩论。正是在那场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导致拜登最终退选。据环球时报报道,10日的辩论很可能是哈里斯和特朗普在11月5日大选前的唯一一场面对面对决,也可能是影响大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报道指出,这次辩论的背景与此前有所不同。在支持率、筹款资金等方面,哈里斯已经弥补了此前拜登对于特朗普的劣势。无论是在摇摆州还是全美范围内,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不相上下。不过也有人认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而对特朗普来说,两次辩论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两个多月前对阵更年长的拜登时,年龄还是特朗普的优势,而现在面对年轻近20岁的哈里斯,年龄却成了他的“问题”。辩论前支持率“势均力敌”民调结果难见分晓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9日发布的数据,在拜登宣布退选以后,总体来看,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已登记选民中的支持率相同,都是49%,但支持者结构却完全不同。从性别来看,男性选民更支持特朗普,女性选民更支持哈里斯。从种族来看,非洲裔选民压倒性地支持哈里斯(哈里斯84%,特朗普13%),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特朗普56%,哈里斯42%),而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则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的选民更倾向于特朗普,而50岁以下的选民则更喜欢哈里斯。哈里斯与特朗普首次电视辩论海报 图据《纽约时报》9日的一份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哈里斯以47.2%的全美平均支持率略高于特朗普(44.4%)。而一份8日公布的民调数据则显示,特朗普以48%的支持率略高于哈里斯(47%)。在七个摇摆州,哈里斯大体以非常微弱的优势领先特朗普。媒体评价称,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说到底谁能在摇摆州领先。有分析指出,无论是全美还是摇摆州的支持率,两党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都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民调结果预测谁是最终赢家。此外,这种全国性的平均民意调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候选人的受欢迎程度,但鉴于美国大选采取的“选举人团制度”,这一数据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最终结果。哈里斯“竞选蜜月期”恐进尾声特朗普年龄从优势变成“问题”在拜登宣布退选、哈里斯接棒总统候选人后,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一路狂飙。在一份于8月23日至27日进行的民调中,5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哈里斯在竞选中表现非常出色或良好,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人只有41%。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哈里斯的“竞选蜜月期”似乎已经进入尾声。此外,在与特朗普的辩论开始前,上述民调显示,有43%的受访者相信哈里斯的表现会优于特朗普,而有37%的受访者预计特朗普可能表现更优。这与此前拜登-特朗普辩论的民调预期相反,当时多数受访者认为拜登的表现会比特朗普差。报道认为,若哈里斯在辩论中能给选民留下积极的深刻印象或满足选民的期待,那她的“竞选蜜月期”可能将延长。对特朗普来说,年龄成了他的一大问题。两个多月前,当78岁的特朗普“对阵”81岁的拜登时,前者显得声音洪亮、身体更为健壮。但这次辩论中,特朗普将对战59岁的哈里斯,将近20岁的年龄差距让特朗普的年龄成了选民们关注的问题。“总统候选人身体到底健不健康”这一问题,也转而成为了选民们针对特朗普的质疑。在最新的民调中,针对“身体健康状况和思维敏锐程度”的问题,哈里斯以巨大优势领先特朗普,认为哈里斯身体健康状况更佳的人数是特朗普的两倍多(哈里斯57%-特朗普25%)。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 肖新新俄罗斯国防部10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启动“大洋-2024”战略演习。据塔斯社报道,本次演习在太平洋、北冰洋、波罗的海、里海、地中海等多个水域进行,将于16日结束。俄军已于10号启动“大洋-2024”战略演习(视频截图)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舰艇、飞机等参加有关演习,15个国家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演习分两个阶段进行,在3个战略方向上的13个海域开展,共有9万多名官兵、400多艘舰艇、125架飞机、7500多件武器装备参演。演习第一阶段,俄军事指挥机关将演练在指定作战训练区域部署部队;第二阶段,参演部队将参与打击假想敌战略目标和兵力的“作战行动”。俄国防部11日发布消息称,俄北方舰队、里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等多支舰队当天开展训练,演练击退和打击假想敌、搜索假想敌舰艇以及演练使用反潜武器等。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10日在视频讲话中称,这是俄军“30年来首次举行如此规模的海军演习”。他说,演习旨在检验俄海军和空天军指挥机构、部队和编队等战备状态的关键要素,确保其行动的协调性,以及结合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有关经验,检验俄军综合使用高精度武器和先进武器的准备情况。普京表示,美国正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全球军事政治主导地位,并为此“利用乌克兰”试图使俄遭到战略失败。美国希望通过其挑衅性行动获得显著军事优势,从而打破亚太地区现有安全架构和力量平衡。事实上,美国不顾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安全,正挑起军备竞赛,为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危机局势创造条件。俄必须为任何可能的局势发展做好准备,俄武装力量必须可靠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击退从远洋海域等任何方向可能发生的敌对军事行动。据俄新社报道,俄“大洋-2024”战略演习与北约有关演习几乎在同一时段举行。针对这一情况,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日表示,进行此类对抗演习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佩斯科夫10日表示,进行此类对抗演习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资料图)据报道,北约将于9月11日至20日在德国举行第一阶段演习,演习重点是计划并执行保障和加强军事力量的任务。此外,北约还计划在9月30日至10月11日、11月7日至12日分别在希腊、爱沙尼亚举行有关演习。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1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直在跟踪关注俄此次计划中的演习。该演习不会对美国本土或北约构成威胁。美国将继续进行监测并同北约盟友和伙伴保持密切沟通。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11日援引俄军事专家的分析称,俄此次演习显然是再次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信号。在西方国家持续升级冲突的情况下,俄同北约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正愈发具有现实紧迫性。此次俄演习或已将未来可能同西方国家的直接对抗纳入任务目标。西方正不断试图使俄陷入战略失败,为此俄军必须在海陆空等各方面做好战斗准备。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俄进行的“大洋-2024”战略演习,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普京借此警告美国不要试图击败俄罗斯。报道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在陆地和海上都面临严峻状况。乌海军火力虽然落后,但还是成功对俄黑海舰队造成了严重打击。尽管如此,俄仍继续在诸多远洋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投射力量,以对抗美国及其盟友。俄罗斯“军事观察网”11日分析称,近日已有报道称美国即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等远程武器打击俄本土目标。在此形势下,不排除俄罗斯此次演习有向美国等国家“示威”的可能性。针对西方国家为帮助乌克兰摆脱战场困境而持续加剧紧张局势,俄军有必要强化各方面力量的整体协调打击能力,以应对愈发尖锐的同西方对抗的态势。延伸阅读美英拟对援乌武器“解禁”,拜登、布林肯表态据新华社,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11日宣布新的援乌计划,美国和英国将分别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亿美元和6亿英镑的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左一)与泽连斯基会面(图/外媒截图)布林肯当天在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和拉米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7亿多美元的新一揽子援助,其中3.25亿美元用于恢复乌能源设施和电网,2.9亿美元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另外1.02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排雷。布林肯说,他在访问期间与乌方讨论了“远程打击”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回国后将向美国总统拜登汇报乌方诉求。拉米在联合记者会上说,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6亿英镑的援助,用于乌方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能源系统恢复、维持社会稳定和在世界银行为乌方提供贷款担保。值得注意的是,据央视新闻报道,布林肯还表示,他同乌克兰领导人讨论了使用远程导弹的授权问题,并将向美国总统拜登报告会谈结果。批准乌克兰用美国武器袭击俄纵深?拜登、布林肯回应据参考消息11日援引俄罗斯连塔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基辅期间将表示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对俄罗斯发动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这一点。麦考尔说:“两天前我与布林肯交谈,他11日将与英国外交大臣一同前往基辅,事实上是要告诉他们,美国将允许他们(用ATACMS打击俄罗斯)。”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乌军拟用西方制造的更远射程导弹实施打击的目标清单。消息人士称,基辅坚信有必要制造“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威胁”,以便按照自己的条件实现和平。而五角大楼宣称乌克兰在对俄打击问题上具有独立性。美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独立决定其目标和军事意图”。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华盛顿希望乌军用ATACMS导弹攻击克里米亚,而不是库尔斯克州,因为华盛顿供应基辅的导弹数量有限。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9月10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解除对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禁令。报道称,拜登正在考虑改变政策,因为有消息称伊朗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可能在几周内用于乌克兰。布林肯表示,拜登和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后将在13日的白宫峰会上讨论改变这一政策,并补充称总统“不排除(解禁)这种可能性”。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0日,对于美方解除对乌军使用美制远程武器限制的可能性,拜登对记者表示,“我们目前正在解决这一问题”。拜登再次回应美方解除对乌军使用美制远程武器限制的可能性(视频截图)据央视新闻,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美国方面可能已经通过了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的相关决定,目前正通过媒体透露出一些消息。如果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来打击俄方纵深,俄方将采取相应的回应措施。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1日说,如果美国允许乌使用远程武器来打击俄方纵深,俄罗斯将摧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讽刺道:“乌克兰在俄境内的行动已经获得了所谓的‘完全自由’。美国不断升级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看来,美国掌权者认为一切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俄军称已在顿巴斯推进近1000平方公里据央视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9月10日宣布,俄罗斯军队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绍伊古10日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乌克兰军队上月突袭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州库尔斯克意在提高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分散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部署,但俄军加快了对顿巴斯的攻势。绍伊古还传达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立场,称只要乌军还驻留在俄罗斯领土,俄方就不会与乌克兰政府对话。CCTV4今日亚洲9月10日报道,目前,俄军已经逼近乌克兰东部重镇波克罗夫斯克。外媒称,一旦被攻陷,乌军将几乎失去顿涅茨克地区。俄军被指已经逼近乌克兰东部重镇波克罗夫斯克(视频截图)据外媒报道,目前乌军正在波克罗夫斯克展开绝地反击。同时俄军继续增派兵力至波可罗夫斯克,并向城市中心逼近。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前线小镇塞利多沃,过去几周,驻扎在这里的乌部队一直在承受猛烈的攻击。英媒称,波克罗夫斯克原有6万人口,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一半人离开。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9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昼夜乌军在库尔斯克州损失近240人和13件武器装备,从该方向开始军事行动以来,乌军在该州共损失了超过11400人和大量装备。乌总理:俄军摧毁哈尔科夫所有热电厂据参考消息援引俄新社9月10日报道,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梅加尔10日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军队摧毁了为哈尔科夫服务的所有热电厂。报道称,什梅加尔说:“俄罗斯人几乎摧毁了哈尔科夫周围所有的热电厂,这些热电厂为这座城市提供能源。我们将把移动锅炉运往那里,一兆瓦的小型锅炉。”据乌克兰能源战略研究所专家尤里·科罗利丘克预测,可能出现的情景之一是,乌克兰居民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每天将有多达20个小时没有暖气和照明。如果能源基础设施继续受到打击,再加上其他一些条件,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根据这位专家的乐观预测,每天停电时间也可能达到12小时。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梅加尔10日表示,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行业造成的广泛破坏,乌政府预计乌克兰将迎来自开战以来最艰难的冬天。什梅加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即将到来的供暖季,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将是一项挑战。他告诉记者:“我们已成功地度过三个供暖季,但今年冬天不会轻松,甚至可能是最艰难的。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社、参考消息、CCTV国际时讯等

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文 | 王仲昀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6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宣布,自己将竞选自民党总裁,向日本首相之位发起挑战。今年43岁的小泉进次郎,若竞选成功,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我担任首相的话,我要改变日本的政治,解决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讲话画面小泉进次郎自己6日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各种雄心壮志,但是更出圈的是一番他与记者的问答。这位记者的提问,可以说非常炸裂:“你如果当选首相、出席G7会议的话,你的认识水平(智商)如此之低,估计会给日本丢脸,降低日本国力,即便如此,你还要硬上,你真要当日本首相吗?”尽管小泉进次郎有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光环,又有自己政治世家的加成,但从这位记者的提问来看,还是有不少人不看好他的竞选前途。小泉进次郎被记者吐槽“智商低”01上述提到6日的记者会上,那番问答之所以出圈,一方面是记者提问犀利,不留情面;另一方面,小泉进次郎的回应倒是显得有理有据,低调谦虚,还带着一丝幽默。当时听到记者提问,小泉咬了咬嘴唇,然后微笑着说:“我自身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不完美也是事实,但我会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我积累了15年执政党和在野党经验,会把这些经验发挥到国际舞台上,让国民们觉得,这个人靠谱。”小泉这里的话术可以是,尽管我有不足,但是我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能组建一个好团队来帮我。小泉进次郎回应记者“嘲讽”接着他还和那位记者互动,特意问了问记者的名字,得知人家叫田中后,他又说:“今天被田中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会铭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让大家觉得,这个家伙好了不少。”之后,小泉进次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自己的政坛经验,聊到了自己担任日本环境大臣的经历。他回想起自己刚就任环境大臣、开第一次记者会时,也有一位资深记者提过类似的问题。对此小泉表示,在两年后自己离任时,该记者给他赠送了鲜花。然后,他直视着提问的记者,真诚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您和我之间也能达到那样的关系(送鲜花表示认可小泉),我会很高兴。”小泉进次郎和记者互动回顾这次答记者问,小泉进次郎全程低调谦虚,也不忘记提一提自己的优势,不时还打起“感情牌”。对于他的支持者们而言,看到这样的表现,应该又是加分项。前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针对小泉的回应表示,“我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智慧。真是了不起。明显经过了充分的准备”。02小泉进次郎提到自己担任环境大臣,是他38岁那年的事情。当时,他被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延揽入阁,出任环境大臣。生于1981年的小泉进次郎,出身于有着日本“第一政治家族”之称的小泉家族,已经四代从政。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前首相,祖父小泉纯也是日本前防卫厅长官。小泉进次郎有一个哥哥——小泉孝太郎。不过孝太郎早就无心从政,很多年前就进军日本娱乐圈。和哥哥不同,小泉进次郎早在年轻时就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下基础。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政治学硕士学业。毕业后,小泉在美国短暂工作,担任美国智库国际政治研究员。小泉纯一郎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到日本后,在自己“前首相父亲”的提携下,小泉的从政之路显得很顺利。2008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定退出政坛。他回到家乡横须贺的礼堂,对着台下的铁杆支持者说:“我决定下次选举的时候,不再参选,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儿子进次郎。”小泉纯一郎挥了挥手,舞台聚光灯打在了站在他身旁的进次郎身上。握有丰厚家族政治经验,彼时还不到30岁的小泉进次郎走进了日本民众的视野。小泉进次郎与父亲同台父亲辞任后,小泉接管了神奈川第11选区。家乡父老世世代代力挺小泉家族,所以进次郎不到28岁时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成为2009年新当选议员中唯一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小泉进次郎在日本政坛一直有不俗人气。他连续在5届议会选举中胜出,没掉出过众议院议员队伍。32岁出任内阁府政务官(副大臣级)、36岁被任命为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2019年,曾受小泉纯一郎提拔的安倍晋三,又提携了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于是进次郎在这一年成为日本环境大臣。在近年的“谁最适合当首相”的民意调查中,小泉进次郎一直排在前三位。如今竞选自民党总裁,进次郎仍有“贵人”相助。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他表示:“在这一次的总裁选举中,我想把将把舵日本的重任托付给小泉进次郎,带着这样的愿望,期盼得到大家的支持。”菅义伟公开为小泉进次郎站台小泉从政以来,还有一个标签——颜值。在日本政坛,他的长相似乎能够得上“帅哥”。在2019年8月,小泉进次郎在东京首相官邸宣布,自己将与42岁电视主播泷川雅美结婚。当时泷川已怀孕5个月。泷川雅美是一名法裔日本明星,曾代表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一度被誉为“日本最美混血主持人”。小泉进次郎与夫人一起接受采访在政治和外交立场上,小泉进次郎和他父亲类似,对华态度强硬。父子二人,是日本政坛中罕见的每年都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物。小泉进次郎在靖国神社03小泉进次郎在6日记者会上那次“满分”回答,让许多人惊讶,因为他过往经常以“不会说话”“胡言乱语”“废话大师”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当年作为环境大臣在美国纽约出席国际环境会议时,谈及全球变暖表示:“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时,我们必须有趣(fun)、冷静(cool)而且性感(sexy)。”小泉进次郎谈及全球变暖当场有人追问,什么叫“性感地解决?”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性感!”后来又有外国记者问他,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进次郎回答,削减。记者追问:“怎么做?”他沉默,思考许久,然后憋出一句:“我刚刚上任10天......”小泉进次郎回答“日本如何与煤炭脱钩”有一次采访,记者问日本今后会怎么做,希望具体说明。小泉进次郎回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些年来,日本网友看到小泉进次郎的表现,称他为“废话诗人”“废话大臣”,还用中国“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梗调侃他。日本网友曾吐槽小泉进次郎为“废话诗人”正是鉴于过往的“黑历史”,才显得最新一次小泉进次郎面对尖锐提问时的表现好到像是提前排练过。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投票选举,将在9月27日举行。小泉进次郎最终能否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用他父亲的话说,一半靠才能,另一半靠运气。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商务部称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图为商务部 资料图问:当地时间9月10日,加拿大财政部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电池及其部件、半导体、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产拟采取加征附加税的限制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答:中方注意到加方发布相关文件。在出台对华电动汽车等限制措施仅半个月后,加方再次罔顾事实,跟随个别国家,威胁对华采取单边打压措施,严重阻碍中加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严重冲击中加经贸关系,严重破坏全球经济体系和经贸规则,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加方此举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中方坚决反对。中方敦促加方尊重事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不要一错再错。中方将密切关注加方后续动向,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相关新闻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 中方回应8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发言人已就此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林剑强调,加方此举无视客观事实、罔顾世贸规则、违背历史潮流,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不仅破坏了中加的经贸关系,损害了加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无助于加绿色转型的进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他指出,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失去的是未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这是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剑表示,中方敦促加方尊重客观事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鑫

(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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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3 05: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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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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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女有点田》

    (来源:视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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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你:余生璀璨》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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