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盘”，通常是指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诱导受害人投资赌博的电信诈骗方式。近年来，国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杀猪盘”交友诈骗从传统的婚恋网站渗透到社交媒体各个层面，AI换脸、换声技术的升级，更让此类诈骗变得更加隐蔽，亟须进一步加强精准防范，提高治理打击力度。

“杀猪盘”不止存在于相亲网站

　　2023年6月，王枚只身带着两个女儿前往境外求学，她看上了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套房源，加了自称房东的男性网友的联系方式。初次交流，这名网友表现得非常热情，他对王枚说现在房子还有租户，需要过段时间才能带她看房，会帮王枚保留房源，并以此为由与她在社交媒体上保持联系。

　　之后，这名网友会时不时主动关心王枚的情况，得知王枚在当地人生地不熟，特别热情地解答她的问题，“他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我刚到的时候，对于打车、叫外卖这些事情都不太会，都是他在教我，这让我对他很信任。”王枚回忆道。

　　在一来一往的交流中，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后来，这名网友向她表白，声称想与她一起生活。一个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遇到了对自己关怀备至的人，王枚心生感动，很快两人确定了关系。

　　不久后，这名网友开始时不时向王枚普及金融知识，并透露自己在当地从事金融相关工作，邀请她一起购买加密货币。起初，王枚比较反感投资，“但他跟我说，养育孩子开销大，租房成本又高，不如把钱放到平台来让钱生钱，我被说动了。”

　　在首次充值了两万美元后，王枚接到了反诈中心的电话。她当即质问网友，他却轻松地说“没关系”，并帮王枚成功提现两万美元，还多赚了1500美元，这让王枚尝到了甜头，也更加信任这名网友。

　　此后，这名网友隔三差五就会给王枚邮寄礼物，嘘寒问暖，尽管两人从未见过面，约定的见面日期也一次次推迟，她仍对他深信不疑，“他一直在给我描绘美好未来，看我喜欢海边，说要在海边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王枚说。

　　在这名网友的游说下，王枚一次次“入金”，金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终发现提现不成，才猛然醒悟自己被骗了。

　　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类似故事不断上演。2022年7月，一名211女硕士遭遇“杀猪盘”，两周被骗138万元；2023年3月，上海一名老师深陷“杀猪盘”骗局被骗400万元，民警12次上门劝阻无果……

　　“你好，正经找对象。我平时喜欢运动多一些，空闲时间会研究一下数字货币的趋势。”近日，记者以相亲找对象为由，加入某社交平台上的相亲交友小组，很快就收到一条陌生人私信和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男士阳光帅气，颇具精英气质。

　　简单了解后，对方(下称A)以自己微信限制添加好友为由，希望通过QQ联系，随后又引导记者使用某国际社交软件与其联系，并不停索要照片，询问住址与所在单位等详细信息，以“真诚找对象”为由要求记者删除原先的社交软件，被拒绝后，表现得很恼怒。很快，记者发现A的账号改头换面，更换了昵称与头像。

　　不久后，又一则交友信息发来。对方(下称B)同样引导记者通过QQ联系，在聊天过程中不时透露自己“兼职赚了一些钱”，经常忙着“看趋势”。半个月后，B提出，想送记者一款名贵手表当作见面礼，表示自己业余时间做了点副业，收益还不错，并提出如果有兴趣，可以抽时间指点一下，“我叔叔是香港大学博士生，对金融和投资都很有见解，我能在北京买房都是靠我叔叔指导。”

　　随后，B又以出差不方便为由，试图将记者引导到另一款国际社交软件上，并“贴心”地帮忙注册好了账号。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以这些国际社交软件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出现了大量受害者的发帖，很多都是从社交平台私信开始，一步步引导至某些国际社交平台，通过分享虚假投资网站、屏幕共享盗取个人信息等形式进行诈骗

　　“‘杀猪盘’不只针对单身青年男女，也不只存在于相亲网站。”在遭遇诈骗后，王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被骗经历。“身处网络社会，人们都有社交需要，找工作、找房子、找客户，都有可能遇到骗子，不可不防。”王枚说。

利用人性弱点设下连环圈套

　　发现被骗后，王枚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她重新振作，开始寻找电信诈骗的蛛丝马迹。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被骗经历，很多网友和她交流，甚至有不少从事电信诈骗的人。交谈中，她慢慢收集了一些关于“杀猪盘”诈骗的内幕信息。她发现，如今的“杀猪盘”已经形成成熟的产业链：从上游的人设打造、场景素材提供、剧本编撰，到全流程的分工合作，再到下游洗钱分赃，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得“严丝合缝”。

　　“‘杀猪盘’诈骗者频频得手的原因在于其深谙心理学原理。”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向静说。她曾以某市公安局在2019年侦破的“杀猪盘”类案件相关资料为研究样本，剖析了“杀猪盘”电信诈骗犯罪的心理控制机制。

　　研究发现，在社交平台“寻猪”阶段，诈骗分子善用“晕轮效应”和马斯洛需求理论巧立人设，满足受害者的安全感、被尊重感、归属感等需求；在“养猪”阶段，通过适当的“自我暴露”、构造社会相似性等手段加深信任；“杀猪”阶段，通过无意间透露“投资信息”来激发受害者的“猎奇心理”，并给受害者构建期待；在成功实施诈骗后，还会通过虚构紧急事件给受害人制造慌乱，利用“沉没成本效应”让其加大投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诈骗分子会通过AI换脸等手段模仿真实的人与环境，这为电信诈骗的识别和劝阻增加了难度。

　　作为心理专家，向静曾参与某地一项调研，研究电信诈骗劝阻机制与话术。通过研究民警上门劝阻的录像，她发现，当民警明确向受害人表示其正在遭遇诈骗时，大部分受害人起初并不承认，在他们眼中，诈骗犯并非陌生人，而是自己的“朋友”“爱人”，是来带他们“发家致富”的，不少受害人甚至会帮着诈骗犯一起哄骗民警。“骗子已经在心理上给他们打过‘预防针’了，告诉他们投资利润太高，在国内就是不合法的，警察肯定会找上门。”向静说。

　　在对受害人的访谈中，向静遇到过民警上门20多次劝阻不成的案例，受害人每次都会编出各种理由应付民警，以致于前后被骗了300多万元。还有受害人被骗了十几万元，报警后痛哭流涕，发誓不会再跟骗子联系，但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再次转钱给骗子。这种悔悟后又再次上当的情况，在受害人中并不罕见。他们多次陷入诈骗陷阱，不得己时才会向警方求助。

　　“在研究电信诈骗受害者的人格特质多维规律性特征时，我们发现被骗并非仅仅是因为受害者缺乏关爱或者存在人格缺陷，而是‘杀猪盘’心理控制机制利用人性的弱点设下一个个连环圈套。”向静参与的研究项目致力于深入了解电信诈骗受害者的心理特征。目前研究结果表明，很多受害者在人格特质上与普通人并无显著不同。许多受害者在决定“入金”之前都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态度，会长时间观望，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冒险尝试。

如何破解“杀猪盘”的心理控制机制

　　被骗后，王枚一度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中，和很多受害人一样，她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甚至自我伤害。整整一个月，她每天只吃一顿饭。

　　在与群友沟通中她发现，有一些受害人深陷“杀猪盘”营造的虚幻“爱情”中无法自拔，明知对方是诈骗犯，依然选择与其保持联系，被一骗再骗，甚至还会拉身边的人入局。

　　上海女青年余欣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去年，与她交往10年的闺蜜突然向她介绍了一款投资产品，说是投资新股会有返利，如果发展下线还有佣金。闺蜜是学金融的，出于对她的信任，余欣被闺蜜拉进投资群，一直被催促绑卡、投钱，感到事情不对，她半路退出了。几个月后，所谓的“资金盘”崩盘，群内所有投资人都“亏”了，金额从几万到二十几万元不等，闺蜜也被骗了35万多元。余欣这才知道，这款投资产品是闺蜜网恋了半个月的“男友”介绍的，“他们都没见过面，我不明白为什么能那么相信他？”

　　“一旦发现陷入‘杀猪盘’骗局，应立即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向静说。

　　针对目前“杀猪盘”等电信诈骗案件多发、多变的态势，相关部门将预警技术作为研究重点，包括提升预警精度、劝阻技巧等。

　　向静认为，一些劝阻人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立即上门直接指出受害者被骗的事实，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往往难以见效。在尚未建立良好信任关系之前，受害人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和贬低。

　　比如，可以使用“自我暴露”、构建社会相似性等方法与受害人共情，从而引导其说出受骗的细节。在倾听过程中，通过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受害人自行发现疑点。

　　面对诈骗手段和技术的全面“升级”，向静认为，需要不断创新反诈宣传形式和内容，无论诈骗形式如何变化，其背后的心理控制机制往往是相似的。她提出，今后可将向公众普及“杀猪盘”的心理控制机制作为反诈宣传的重点。

　　通过分析“杀猪盘”心理控制机制，她总结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对于个人来说，在“形象塑造期”，应对“糖衣炮弹”多些警惕，利用查图工具去鉴别照片等个人资料的真实性；在“信任加深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通过尽快制造见面机会来识别对方。对于民警来说，在“利益引诱期”，可以结合心理学知识，向受害人宣讲心理控制机制，帮助受害人打破对“甜蜜爱情”的幻想；在“推拉再害期”(通俗地说，就是受害者发现被骗后，诈骗分子利用他们的慌乱情绪，以帮忙解套等借口再次骗取他们的钱财，进行最后的“收割”——记者注)可引入专业心理咨询技术，引导受害人以“自我对话”的形式化解不良情绪，避免继续“投资”。

　　不久前，四川德阳一例网络交友诈骗案开庭审理，被告人蒋某就是通过网络收集的照片和视频伪装成年轻女性，使用网络聊天软件结识被害人张某某，并以买东西、看病、租房子等理由多次骗取张某某钱款4万余元。办案法官提醒，网络交友需比现实社会交友更加谨慎，在无法甄别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轻信对方的各种说辞；尤其是买礼物、发红包、借款、投资、转账等涉及金钱方面的往来更要提高警惕，避免自身财产的损失；发现上当受骗及时保留相关证据并报警，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遭遇“杀猪盘”后，王枚发现身边没人能理解自己，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自己去消化那些不良情绪。她期待能多一些针对受害人的心理辅导，“很多受害人知道自己被骗的那一刻都是受不了的，有些会采取极端的做法。”

　　“遭受情感诈骗后，很多人短时间内很难走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去修复。”在访谈中，向静观察到，被“杀猪盘”诈骗的受害者尤其需要心理支持。她建议，可由相关部门开设公益心理咨询室，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帮助他们理解并有效管理负面情绪，重新修复行为认知，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重建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重拾人生价值感。

　　(应受访者要求，王枚、余欣为化名)

张哲铭（记者 郭青伟）09月23日,极目新闻记者 张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9日，职业打假人王海发布视频称，“疯狂小杨哥”带货的假原切牛肉卷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有4.2万名消费者被骗，退一赔十需要赔偿4200万元给消费者。“疯狂小杨哥”带货的假原切牛肉卷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 视频截图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鲜多裕在去年11月24日和三只羊签订网络推广服务合同，让三只羊旗下主播“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在11月25日到2024年2月20日为“鲜多裕澳洲谷饲牛肉卷4斤”带货，销售单价89.9元。天眼查App风险信息显示，今年7月，“疯狂小杨哥”带货的“鲜多裕”公司因虚假宣传被市场监督部门罚款50万元。9日下午，《正在新闻》就此事询问涉事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对“鲜多裕”处罚50万元属实。对于三只羊是否受到处罚，工作人员表示，三只羊不在辖区内，没有权力处罚，不清楚处罚情况。三只羊是安徽合肥的企业，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暂时不清楚三只羊是否因“鲜多裕”假原切牛肉卷受到处罚。有网友称刚得到梅菜扣肉退款此前央视3·15曝光安徽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涉事三家公司被吊销生产许可证，罚款1287万元，“疯狂小杨哥”曾为其中一家公司带货。为此，9月5日，头部带货主播辛巴晒出转账1亿元的网银电子回单截图，表示已经打给辛选小助理，决定给三只羊一周时间，一周后如三只羊仍然没有对消费者有态度，将开始进行对三只羊消费者的部分产品的赔付以及售后，直到赔付1亿结束为止。他希望通过此次事件，警醒直播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待流量粉丝，不管什么销售渠道，都应该把消费者当人看！辛巴晒出转账1亿元的网银电子回单截图对此，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回应，辛巴为了博取流量没有底线。对于梅菜扣肉等产品质量和售后问题，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部门就该事件的处罚，“事件发生后，调查结果出来前，公司积极应对做出了退款处理，包括但不仅限于退一赔三。”日前，有多名网友反映称，自己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不过，根据网友晒出的与客服沟通记录，此次并非“退一赔三”，只是将网友购买梅菜扣肉的原价退还。网友称去年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律师称带货应为广告真实性负责此前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曾解释，三只羊没有受到处罚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既不是问题梅菜扣肉的生产者，也不是销售者，三只羊只是广告发布者，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资金流向三只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槽头肉事件”问题梅菜扣肉的消费者，只能向销售者、生产者要求赔偿。所以只能追究三只羊公司广告宣传层面的责任，但也没有掌握到三只羊虚假宣传的事实，“目前还在收集证据，如果能证明收款方是三只羊，会对三只羊进行追责。”上述工作人员表示。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带货主播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广告责任，如果三只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未对产品进行充分核实，那么三只羊公司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付建还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可能在应对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时存在滞后性，导致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面临一些法律空白或模糊地带。在监管难题尚未完全破解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在购买直播带货商品时保持理性思考，警惕虚假宣传和夸大其词的营销手段。一旦发现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等情况，首先可以要求直播带货平台方给予涉事主播进行处罚，下架相关视频、控制视频流量、限制带货等；其次，及时向市场监管、消费者保护协会、市长热线等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来源：极目新闻）

张哲铭（记者 郭玮茂）09月23日,（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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