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近日在给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的一封信中，强烈要求对方针对长期以来反兴奋剂工作上的不足，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改。

　　在写给USADA理事会主席托比·史密斯的信中，WADA指出美国有90%的运动员没有得到具有国际标准的反兴奋剂系统保护，尤其是大学生运动员和职业联赛运动员，外国大学生运动员在美国训练甚至被称为“度兴奋剂假期”。他们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导致不公平竞赛。即使被纳入国际反兴奋剂体系下的运动员每年接受USADA的检查数量也严重不足；此外，USADA以获取情报为理由，让严重兴奋剂违规的运动员以“卧底”身份继续参加比赛、取得奖牌、获得奖金，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因此，WADA强烈呼吁美国“针对自己的反兴奋剂系统，尤其是大学生体育的反兴奋剂工作进行全面彻底整改”。“WADA不惧政治干扰，将会继续无畏而公正地执行《条例》，与运动员等体育界人士、国家和地区反兴奋剂组织以及政府部门保持合作。”

　　“即使USADA的首席执行官泰加特也承认大学反兴奋剂系统的不足。”WADA说。

　　WADA说，USADA反兴奋剂力度不足的问题早已不单单影响美国本土选手，在美国训练的外国选手被泰加特称为“度兴奋剂假期”。在巴黎奥运会上，有超过1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的外国大学生运动员曾经、正在或者即将在美国训练。其中，来自26个国家(地区)的272人拿到330块奖牌。

　　WADA说，兴奋剂检查数量少也表明USADA监管不力。根据统计，2023年仅仅3011名运动员接受了7773例检查， “与美国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规模相比，数字令人失望。” WADA继续指出，法国反兴奋剂机构仅仅用了USADA大概三分之一的预算，执行的检查数量却远超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和意大利检查数量也比美国多。

　　WADA说，虽然本身反兴奋剂力度不足，USADA还试图让美国运动员认为他们的外国对手不够诚信。与此同时，USADA还违规允许严重兴奋剂违规的美国选手继续参加国际大赛，条件是他们作为卧底提供情报。

　　此外，WADA还通过与欧洲和其他地区执法机构合作得知，美国是巨大的兴奋剂销售和分销市场，这不但是体育圈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叶怡伶（记者 童香皓）09月19日,�

叶怡伶（记者 吴明筠）09月19日,来源：长江日报一个多月前，西安75岁老人陈有银突然不辞而别，家人遍寻不见几近绝望，近日，他却出现在了武汉民警面前。一个动人故事也就此揭开↓↓↓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陈有银带着1000元，跨上自行车，骑行1000多公里来武汉圆梦：“每个人都有个念想，我嘛，就是想去武汉看看长江大桥。”带着1000元积蓄奔向青春时的梦想“同志，请问312国道咋走？”9月7日晚上11时，一位胡须花白的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头的汉西警务站，向值班民警问路。9月7日，陈有银骑车在武汉看长江大桥。硚口警方提供视频监控截图“我们这没有312国道，您要去哪？”“我要回西安。”老人的回答令民警大吃一惊。经了解，老人叫陈有银，75岁，家住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8月8日，他瞒着家人从家中骑车到武汉圆梦：看看“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那天，地里的棉花已采收，小麦还有1个多月才播种。中午，陈有银像往常一样下了3碗面，和妻子、孙子坐在一起吃完，然后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蓝格子衬衫，从柜中拿出1000元积蓄和3套换洗的衣服，用军用雨衣包上，与装在塑料袋里的4个馒头、3瓶水一起拎到屋外，放到自行车车篓里，踢开“站架”，飞身上车，骑向村外，沿着312国道朝着自己的梦想之地武汉飞驰而去。到武汉，看长江大桥，是埋在陈有银心里50多年的念想。1970年，陈有银应征入伍，到河南开封空降兵某部当兵，连长黄火生是武汉人，每次提起武汉，提到武汉长江大桥，总是非常自豪。“晓不晓得，武汉有三镇，大得很，跟上海一起并称‘大武汉、大上海’。”“知道不，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说的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对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火车都可以在上面走，你们有机会一定去看看！”连长绘声绘色的描述，在与共和国同龄的陈有银心中埋下了“去武汉，看大桥”的种子。陈有银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当事人供图5年后复员回到家乡，陈有银就被生活的重担“套住”了手脚。想要出去看武汉长江大桥的念头只能深埋心中。转眼50多年过去了，儿女长大成了家，患病的妻子病情也逐渐好转，肩上的压力轻了，陈有银想出去看看的念头又活络了起来。老战友一句话令他心动“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2023年，陈有银领取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时他发现，同乡29个战友已“走”了十五六个，一位老战友感慨地说：“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陈有银领取“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拍照留念。当事人供图这话让陈有银动了心。可怎么去看呢，他又犯了难。自己种田为生，赚钱不易，出去花太多钱，不舍得。思来想去，陈有银决定瞒着家人，骑自行车去武汉，这样既省钱，又可以沿途慢慢欣赏。为了避免家人阻拦，8月8日中午，陈有银没打招呼就骑自行车出了村。外面，蓝天白云，山野连绵，蜿蜒的312国道一直通向远方。骑车飞驰在旷野中，陈有银一口气骑了40多公里，直到进入渭南市一个三岔路口才停下。在路边找了一家面馆，他吃了两大碗面条，才心满意足找地方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腰腿有些酸痛，但这对干惯了农活的陈有银来说，不算事。找了一个加油站，洗漱干净，吃了一个馒头，他继续上路。从渭南往前，就进入了华山地界，他眼前陡然高耸起来，路也变得崎岖难行。每天多则骑行五六十公里，少则三四十公里，身上酸痛了四五天，陈有银终于进入了河南境内。陈有银当年的第一个目标，是去开封当兵。他至今仍记得50多年前在河南开封当兵的情景。那时，风沙很大，路上行人连嘴都不敢张，一张嘴就是一嘴沙。如今所到之处，满眼是绿绿的庄稼、绿绿的树林，城内高楼林立、道路宽敞，当年的泥巴路、荒土山已看不到了。从三门峡、郑州一路走到了开封，陈有银找到了自己的“老连队”。“老连队”新修了营地和训练设施，令人耳目一新。他去的时候，新兵正在外面拉练，留守的战友热情地接待了他，听说他要骑行去武汉，纷纷竖起大拇指，并送了他一套新衣新鞋。12座长江大桥还没看完就迷了路9月5日早上，经过1000多公里跋涉，陈有银终于到了武汉。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武汉这么大，武汉的长江大桥也不止一座，这让没有智能手机导航、出行全靠问路的他一下子蒙了。“同志，请问长江大桥咋走？”“武汉有12座长江大桥，你要去哪座？”“我……要去长江大桥。”“那前面就有一座。”就这样，陈有银从北向南在武汉一连爬了4座长江大桥。事后，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陈有银一边回忆、一边赞叹自己在路上看到的一切。“武汉的长江大桥太壮观了，其中一座钢架桥有5层楼高，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要好半天，站在上面我看到了江里的大轮船。”“武汉的长江大桥太漂亮了，不仅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蓝色的，晚上灯光亮起，美得无法形容！”“武汉的建设太好了，我怕迷路，不敢走远，就围着长江和长江大桥看了3天。我不知道我去了哪几座长江大桥，是否去过老连长说的那一座，想找老连长问问，可复员都快50年了，彼此已断了音信。”“这次骑行来汉，我感受很多，祖国的河山真是壮丽，祖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我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9月7日晚上11时，流连于武汉迷人的夜色，陈有银老人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只好到路边警务站向民警问路。接警民警、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宗关街派出所民警王士豪事后对记者说：“当时，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车把手上挂着馒头和饮料瓶，车篓里塞着雨衣等物品，脚上的鞋满是泥污，虽然皮肤黝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9月7日晚11时，陈有银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通讯员武龚萱 摄王士豪将老人请到派出所，一边帮他联系家人，一边想办法将老人送回西安。听到民警要送他回去，老人连忙摆手拒绝：“我是党员，手中还有400多元，可以自己骑回去，不用给国家添麻烦了。”照顾老人吃完休息，王士豪与同事连夜与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派出所取得联系，寻找老人的家人。9月8日凌晨1时，华胥镇派出所回复，他们找到了老人儿子陈东毅。当天上午9时，陈东毅开车从西安来武汉将老人接回了家。9月8日，武汉民警王士豪将陈有银老人（前排中间）交到老人的儿子陈东毅（后排右1）手中。通讯员武龚萱 摄长江大桥照片帮老人弥补遗憾9月11日11时25分，为感谢武汉民警帮他找回父亲，陈东毅委托在武汉的朋友到宗关街派出所，向王士豪等民警赠送锦旗。9月11日中午，陈有银的儿子委托在汉朋友代其向武汉民警赠送锦旗。通讯员武龚萱 摄据陈东毅说，其父不辞而别后，家人遍寻不见，于8月9日报警并发布寻人启事。眼看快1个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家人几近绝望，多亏武汉民警及时找到。目前，其父回家后身体状况良好。因为身上没有智能手机，陈有银老人虽然连看了4座武汉的长江大桥，都没有拍照留念，也不知道是否去了老连长说的武汉长江大桥。对此，陈有银老人表示：“这次骑行虽然有点远，有点累，但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值！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出去看看，还会来武汉！”9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专门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照片洗了1张，寄给了陈有银老人。9月15日，陈有银老人与“大桥”合影。9月15日，收到武汉长江大桥照片后，陈有银老人开心地让儿子帮他拍了张与“大桥”的合影。长江日报出品记者：陈勇 通讯员：王辉视频：陈勇 高文举

9岁的乐乐走了。半年前，因血氨指标高，家人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治疗，没想到他最终在医院离世。乐乐父亲何生（化名）向现代快报反映，入院的第5天，乐乐曾窒息至少6分钟未被及时施救，随后陷入重度昏迷，直至3个月后死亡。事发后，医院科室主任曾向家属承认过错，并表示不回避责任。但让何生不满的是，医院的诊疗记录对此事只字未提，“抢救及时、无医疗差错”等措辞让家属失去了对医院的信任。9月11日，上海市儿童医院有关人士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由于一些诊疗细节涉及患儿隐私，院方不便透露。对方称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脱责任，建议何生通过医调委或司法机关解决此事。图为涉事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到医院追查病因，7天后男童发生意外9月6日，乐乐离世后的第88天，何生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事发经过。何生一家住在上海，乐乐患有孤独症，为了照顾儿子，妻子甚至辞掉了工作。去年初，乐乐被查出血氨指标较高。“服用降血氨药后，指标虽然控制得较好，但我们觉得一直吃药不是事，就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进一步追查病因。”何生称，今年3月6日，一家人带乐乐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其间做了很多项目，但始终未找到病因。“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肝脏穿刺手术，孩子被安排住进了PICU病房监护。”何生介绍，手术很成功，术后孩子留在PICU观察。3月13日中午，医院突然告知，乐乐出事了。“我们过去时，乐乐已陷入深度昏迷。”何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一突发意外让一家人情绪崩溃，手足无措。窒息至少6分钟才被施救，科室主任承认存在过失3月15日，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和护士长一起约谈家属，当着何生及妻子的面讲述了意外发生的经过。在何生提供的谈话录音中，崔云承认，监护仪器提示异常后，护士未查看孩子，也未通知医生。孩子处于监护仪测不出血氧饱和度、心率状态至少6分钟，最长可能达11分钟，直到医生路过发现，乐乐才被实施抢救。录音里，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表示“是很低级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事发后，乐乐就处于严重脑损状态，且不可逆。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很残忍，当时看到医院方面既然那么坦诚，我们只能积极配合治疗，期待奇迹发生。”何生说，事发后，他们一直克制情绪，积极配合医院理性处理此事。然而，奇迹并未发生。6月11日，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何生称，料理完乐乐后事，他便在院方陪同下前往当地医调委处理此事。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院方小结中称“抢救及时”，家属指病程记录涉嫌造假“6月3日院方约谈时还说监控录像都在，但乐乐走后，我们再要，就说没有了。”何生说。在他提供的调解建议中，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院方未向医调委提供监护仪记录和事发时监控录像。也正因此，医调委认为：综合已知证据，说明医方抢救可能存在延误，与患儿死亡有因果关系，建议医方参照主要责任进行调解。家属认为乐乐的病程记录涉嫌造假8月27日，何生到医院封存病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详细的诊疗内容，足足有一尺多高的记录单，详细记录了乐乐入院以后的各种检查以及手术、用药情况。死亡小结中“抢救及时”“经验教训吸取无”等表述，让何生不能接受。9月6日，现代快报记者在何生提供的诊疗记录中看到，乐乐入院时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意外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与窒息直接相关的缺氧缺血性脑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大脑功能障碍等一直都是诊断书上乐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自5月31日起，排位靠后的高氨血症被提上第一位，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持续到乐乐离世。乐乐走后，高氨血症也被归结为直接死因和根本死亡原因。奇怪的是，何生在医院查到的诊疗记录中，乐乐入院后，先后做过10次血氨检测，且大部分都在正常范围，仅4次略高于正常值。且4月7日后，就再也没有乐乐的血氨检查记录了。何生据此怀疑，这些极有可能是医院为了隐瞒真相，造假“洗白”诊疗记录，进而避开窒息6-11分钟未被及时施救的事实，把孩子死因指向高血氨症。院方回应：不回避问题，建议通过有效途径解决9月11日，针对何生反映的问题，上海市儿童医院组织相关人员向现代快报做出回应。他们表示，出于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患儿的信息和诊疗记录都不便对外公开，无法对某些细节问题做出回应。“医调委已经介入，相关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并没有结束。”院方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事发后，医院和患者的沟通是畅通的，未发生不接电话等推诿情况。医调委介入后，医院方面也在积极配合调查、处理。此外，院方代表还表示，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卸责任，但医院无权判定自身的医疗责任，应该由相关监管部门、司法机关等单位根据调查结果来界定。同时，对于目前医调委的专家给予的调处建议，院方并未提出抗辩或予以否定，医调委调解工作可以进一步进行。建议患儿家属通过医调委、司法机关等有效途径解决此事。然而，在此前的采访中，何生已明确表示，他要反映的不是医疗纠纷，而是医院涉嫌隐瞒事实真相、瞒报事故、伪造诊疗记录等违纪违规行为，“如果当时我没录音的话，我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目前，何生已就相关问题向上海市纪委、监察部门反映。对于此事的进展，现代快报将持续关注。来源：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体佳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