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刘嘉魁    每经编辑 张益铭

　　近年来，在信贷投放乏力、息差收窄、负债成本高等多重压力下，中小银行加大了对债券的配置以改善资产端的收益，以至于“大行放贷、小行买债”成为银行机构分化的趋势，甚至有农商行不惜“铤而走险”追逐长债，涉嫌操纵国债市场价格被启动自律调查……

　　“当前大行下沉‘掐尖’的现象较为普遍，给中小银行带来较大压力，中小银行还面临着负债刚性压力的问题，存款利息下降较慢，加大了净息差的压力。”此前，一家万亿级上市城商行高管在主题演讲中如是说。

　　继改革化险、监管趋严、不良难降之后，中小银行压力再添一项——大行下沉。

　　在政策推动和市场环境变化之下，国有大行利用利率定价、金融科技等优势，发力普惠金融，对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客户资源、盈利能力等造成了不小冲击。在“大行下沉”的新常态下，中小银行路在何方？

　　近年来，在监管指导和市场转型下，牢牢占据城乡主战场、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地方、扎根‘三农’”的零售转型方向，已经成为众多中小银行的共识。

　　与此同时，国有大型银行下沉县域和乡村，躬身打造村账平台、开展整村授信、推广乡村振兴卡和农户版手机银行等。

　　“早年间，市场划分非常明确，国有大行服务的就是城镇人口，甚至只是相对优质的客户，不普及到乡村地区。”一家国有大行二级分行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此前国有行因为高标定位的战略，除了农行以外，其他几家基本不跟农村市场打交道。

　　他表示，近年来国有行之所以业务下沉，一方面是城镇的有效资源抢夺战太惨烈了，另一方面跟国家政策推动有关。

　　“农村市场对国有银行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空白地。从实际服务能力看，我们真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给乡村地区提供服务，除了延伸线上金融服务触手，就是‘价格战’，毕竟论家底，也是国有行深厚一些。”该人士认为。

　　前述万亿城商行高管也提及，“目前市场的有效需求又不足，贷款投放乏力，我们时时刻刻面临着价格战的博弈，对城商行来讲，就我们自身的资源禀赋来讲很难接招。”

　　“价格战”，如何理解？

　　“普惠金融。”该大行人士坦言，从普惠方面入手，从扶植一些小的合作社开始，降低贷款利率，简化手续，线上提款，就是在慢慢蚕食农商行在乡村的地盘。

　　“我们对待乡村地区的态度，不单纯是为了揽储，我们农村地区客户永远是以嵌套产品为主。”该人士对每经记者透露，“其实现在的模式就是GBC。G端服务的是村委会，用来管理村民。B端涉及到的就是一些合作社，用普惠金融渗透。从前面两端辐射C端，由卡开始，持有我们的乡村振兴卡才能算我们的客户嘛，然后鼓励绑卡，有相应的一些权益活动，而且有农村地区的软件，有很多可以领钱的活动。所以我们甚至不要求他们存钱，我们还在给他们送钱。”

　　“我们对农村地区的服务其实是一个比较全面且经过规划的，无论从GBC哪个方面入手取得突破，对其他两端都能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他表示，相对中小银行，国有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更胜一筹。“国有行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的冲击，其实不单单是从资金成本带来的压力，是全方位的，包括运营模式、服务能力、口碑、风控能力、抗险能力等，非常综合。”

　　随着大行发力普惠金融，从贷款“质”和“量”两方面对中小银行形成了“掐尖效应”和“挤出效应”，中小行传统的优势地盘，正在“失守”。

　　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后的十余年来，特别是2019年至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对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做出具体增速不低于30%、40%和30%的要求后，国有大行的全面下沉拉开了帷幕，普惠金融的市场格局暗潮涌动。

　　2024年5月9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聚焦痛点难点，加强普惠金融服务，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

　　新发放贷款利率方面，2023年度，国有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相对偏低，且普遍低于3.8%，而城、农商行该类贷款利率水平则大多为4%以上。

　　从业务规模上看，近年来大行普惠业务愈发下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截至2024年2季度末，国有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3.47万亿元，市场占比达42.04%，农村金融机构普惠小微余额为8.75万亿元，占比为27.31%。

　　回望5年前，普惠小微领域还是中小银行的主导领域。数据显示，2019年2季度末，国有大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91万亿元，在银行业中占比约29.19%；农村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约3.92万亿元，占比约39.32%。

　　这意味着，仅仅五年时间，我国普惠金融与地方金融市场格局已然改写。截至2024年2季度末，大行普惠小微余额市场占比同比提高12.85个百分点，而农村中小银行普惠小微余额占比则较2019年2季度末足足缩水12.01个百分点。

　　从涉农贷款来看，大行份额增长明显，增速更快。截至2023年末，六大行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合计20.4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比平均水平高8.7个百分点。在全部涉农贷款中，六大行的涉农贷款市场份额已达36.1%。

　　从利率来看，建行2023年新发放涉农贷款平均利率3.60%，比上年下降31个BP。乡村优先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使得建行近四年来涉农贷款增速大幅高于其贷款平均增速。

　　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农行的个人贷款增量主要依靠县域增长。2023年末，该行贷款余额22.56万亿元，年度增量28434亿元；其中县域贷款余额8.78万亿元，净增约14500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50.1%；而县域个人贷款余额33367亿元，净增3782亿元，占该行去年全部个贷增量的73.5%。

　　在大行网点下沉的同时，渠道在向线上延伸。工行以工银“兴农通”APP、手机银行“兴农通”版为主体，从线上向县域乡村客户延伸服务；2023年末累计下载用户达到1.6亿户。建行“裕农通”APP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千万规模，通过“裕农通”APP累计发放涉农贷款突破1000亿元。

　　“以前不发展乡村地区业务，一方面是摊子没法铺那么大，另一方面就是被服务手段限制了，科技发展对国有行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有没有网点在乡村地区，都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限制了。”大行人士对记者表示，说个笑话，我们的业务可能会出各种问题，但我们常说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行的员工，但你一定要相信我行的系统。人会说谎，但系统不会。”

　　“整体来讲，我们的降本增效压力还是非常迫切的。”前述城商行高管在演讲中表示，“数字化手段对我们提升客户收益，降低经营成本，尤其是对经营成本里面的运营成本、操作风险，包括信用风险的控制识别大有助力。”

　　在大行金融科技硬实力对中小银行“无情碾压”的背景下，可以说，数字化进一步放大了下沉冲击波。进入数字化时代，中小银行的属地竞争优势有所弱化，其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科技水平相对不高等劣势更为明显。

　　数字化极大解决了大行由于网点布局限制，在触达与服务层面的不足，带来了更好的体验与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贷款更快、更便宜。小银行容易做也容易赚钱的业务不断被蚕食，尤其是房抵贷等风险较低的业务，优质客群流失，加剧了其生存压力。

　　随着大行业务下沉，一方面增加了金融供给、降低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挤压了中小银行的市场空间。

　　相对中小银行，六大行的政策优势、规模优势、科技优势和品牌优势明显，在业务下沉过程中对中小银行产生了“鲶鱼效应”。

　　“说到卷，就只有其他行卷我们的份了，首先是国有大行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要靠存贷利差来挣钱，而同业业务受限，基准利率又低，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一名省级农商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再加上现在贷款市场供大于求，贷款放不出去，想投资创业的人多，但是投出去能盈利的行业和项目少。想要贷款的没有实力不敢贷，有实力的又看不上农商行。”他叹息道，农商行以前的业务优势现在反而变成了劣势，而且改革这么多年发展速度也没有提起来，软硬件发展完全跟不上大行的速度，只有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

　　长期以来，农商银行因农而立、服农而存，是农村金融当仁不让的主力军。然而，随着大行下沉，冲击的不止是中小银行服务“三农”的主力地位，更冲击了其传统信贷和客户资源。

　　以往，相比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具备熟悉下沉市场、组织决策较为扁平等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金实力较弱、物理网络覆盖不足、风险控制能力较低、品牌影响力较小等短板。

　　由于大行对征信较好、发展有前景的企业或商户，可以直接线上授信、审批和发放贷款，加之利率较低，直接分流了中小银行的客户资源，原来农商银行服务的客户群出现了“搬家”现象，甚至有股东客户。加之区域内符合信贷条件的小微企业和经济实体不多，国有大行降低利率，使其有了更多的选择。

　　“中小银行那么高的利率揽储，注定他们的资金成本高，贷款利率没法下来。”前述大行人士直言，“中小银行的恐慌来自于他的客户其实都是压根从一开始就没得选择的客户，因为其他银行都没进场，只有他们一家。大行一下场，带来的完全就是一场风暴，又专业又内卷。”

　　可见，大行与小行之间不仅是“贷款利率价格战”“小微客户争夺战”，也是小行自身的“生存保卫战”。

　　大行下沉，小行承压，怎么办？

　　诚然，很多小行在冲击下栽了跟头，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也有一些小行迎难而上，在当地的份额不降反升。

　　在民营经济发达、小微金融发展相对成熟的东部沿海地区，从来不乏堪比“地头蛇”的小银行。多年来，它们在大行和股份行的竞争下，丝毫不落下风。

　　例如，浙江温州瓯海农商银行评级报告指出，该行坚持“小额、分散、流动、本土化”的原则，具有经营历史长、网点覆盖率高、决策链条短等优势，存贷款市场份额在瓯海区银行类金融机构中均排名首位。截至2023年末，该行在当地的存贷款业务市场占有率均超30%。

　　相对来说，中西部的小银行往往底子更薄、实力更弱，面对大行下沉相对更为被动。

　　中小银行需要正视大行下沉的现实和形势，应强长板、补短板，加快推进政策研究与战略规划能力、成本控制与利率定价能力、科技应用与数智运营能力、线上与线下场景融合服务能力建设，夯实竞争优势基础。

　　“中小银行应积极拥抱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大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一位资深银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中小银行可通过构建合作生态、参与绿色金融等，打造新的增长点，持续深耕本地市场，发挥自身贴近基层、了解本地市场的优势，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寻求破局共生之道。

　　“引导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进一步做深做实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和乡村振兴的考核激励、资源倾斜等内部机制，完善分支机构普惠金融服务机制。推动地方法人银 行坚持服务当地定位、聚焦支农支小，完善专业化的普惠金融经营机制，提升治理能力，改进服务方式。”此前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载明。看来，监管层的核心思路还是让大行继续“沉下去”，小行还要“挺一挺

责任编辑：李琳琳

徐平威（记者 吴慧发）09月13日,摘要：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公开资料显示，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其主要任职的部门为财政部会计司，曾任财政部会计司综合处处长，财政部驻河南专员办副监察专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等职。此外，舒惠好还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职，出任过党委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职。2011年至2017年，舒惠好任联合国贸发组织国际会计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中国代表。2023年，舒惠好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舒惠好出任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此次履新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后，舒惠好主要分管条法司、社会保障司、会计司、机关服务中心、会计财务评价中心、会计准则委员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公开资料显示，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1年和1999年分别在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和中科院地质所获矿物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至2004年在法国国家应用科学学院（INSA-Lyon）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5年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访问学者。2010年3月起任副所长；2016年7月起任党委书记，2021年2月任所长。何宏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宏平主要研究领域为：黏土矿物学、矿物晶体化学、矿物表面物理化学、表生成矿、早期地球演化。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863”项目等，在矿物晶体生长理论、矿物表－界面作用过程、稀土成矿机制、矿物资源利用，以及地球初始氧起源等方面取得创新认识。何宏平还曾于200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为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曾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刘金峰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2000年，李斌出任黑龙江省原卫生厅副厅长，2007年升任厅长。2010年，他进京任职，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跻身副省级，负责人力资源、环保、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工作。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办公厅机要秘书，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延伸阅读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 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乌克兰大使馆职员、随员、三秘，外交部欧亚司三秘、副处长、处长，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邓洪波偕夫人史玲抵达德国履新。官方简历显示，邓洪波1965年7月生于四川，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邓洪波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外交部礼宾司、驻越南大使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驻美国大使馆任职，历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公使、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等职。据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消息，9月6日，驻白俄罗斯使馆举办谢小用大使离任招待会。9月5日，谢小用大使辞行拜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一天，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刊发了谢小用接受白通社专访全文。他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将于9月9日离任回国。公开资料显示，谢小用，男，1964年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硕士。谢小用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一秘、驻乌克兰大使馆参赞、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副局长、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外交部干部司正司级干部、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于2018年任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2020年，谢小用获任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徐平威（记者 郭南季）09月13日,#endText .video-list li{overflow:hidden;float: left; list-style:none; width: 132px;height: 118px; position: relative;margin:8px 3px 0px 0px;}

极目新闻记者 邓波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受到无人机影响，出现多趟航班无法起降的情况。直到12日上午6时，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航班才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了解到，针对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问题，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据多名网友发布的视频，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受到影响，多趟航班备降周边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机场，还有不少出发旅客延误滞留。航司通知因公共安全原因延误（图片来源：网络）11日晚从深圳飞往天津的蔡先生亲历了备降，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1时30分许，航程已经过半，突然听到飞机上的广播通知需要备降石家庄正定机场，随后飞机就改变方向，直飞石家庄正定机场，“半道上直接就拐弯了，幅度不是特别大。”蔡先生称，22时50分许，他乘坐的航班备降落地。备降后，机上的旅客都比较激动，航司安排了住宿。12日上午9时，他乘坐飞机从石家庄正定机场再次起飞，40分钟后落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现已经安全到家。山西运城的谢先生原定11日当晚从天津飞往山西运城，其家人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本来当晚就能回家，但因航班延误了12个多小时，直到12日上午10时左右才在运城盐湖机场落地。另一名旅客发布的视频显示，她登机了一个多小时，但航班并未准时出发，“天津机场停飞排查，居然有人在这飞无人机。”这名旅客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航班当晚最终没能起飞。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深夜发布的通报（图片来源：官网账号截图）据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1日深夜发布的通报，2024年9月11日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迅速调集力量，妥善转运安置滞留旅客。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妥善做好出行安排。12日6时10分，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1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以旅客身份致电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询问无人机事件处置情况，接线人员称，警方目前正在工作当中，其余情况无可奉告。是否找到无人机相关涉事人员？机场派出所工作人员称，以机场方面对外通报为准。相关新闻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天津滨海机场”官方公众号、“天津机场便捷飞”微博发布出行提示，2024年9月11日晚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天津滨海机场发布的出行提示天津滨海机场出港信息显示，多趟航班状态为延误、取消和提前取消，包括国航、川航、东航和南航等航空公司的航班均出现上述情况。9月12日，一名知情人士解释称，导致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包括航班出发地和航班目的地天气突变，无人机黑飞、飞机出现机械故障，空中交通管制等，而无人机黑飞近年来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天津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中转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9月12日，记者联系到一位打算在天津机场中转的海南航空乘客彭女士（化名），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航班计划改到了12日早上九点起飞。航旅纵横APP显示天津滨海机场的出港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取消彭女士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原本她的航班，是从哈尔滨出发在天津中转，9月11日下午14:40，她就到了天津机场，等着19:30从天津出发，“我们从18:50登机开始，就在飞机上等，直接等到23:30，结果通知我们全部下飞机。”彭女士称，下了飞机之后，包括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在内没有给她们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航班的乘客都比较生气，“等到晚上23:50，航班直接被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但是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据彭女士发布的信息显示，9月12日凌晨三点，机场方面告诉她们安排了住宿，飞机上总共一百多人，结果接送的只有一个核载56人的大巴，“显然坐不下，于是我们坐了第二辆大巴。等到了四点多第二辆车才出发，说给我们又安排了其他酒店，现在四点三十五分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上一个小时，也不知道明天九点能不能按时出发。”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彭女士时，她说看到六点十分左右，天津机场已经有飞机顺利起飞，她估计她们的航班九点也可以顺利起飞。同时，据天津机场发布的信息称，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专业人士：“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12日上午7时许，记者联系天津滨海机场，机场人工客服电话显示作息忙，前方还有16人排队等待。据了解，此次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遭遇无人机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航班起降服务受阻。截至9月11日晚21时35分，机场方面紧急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的联合应急处置预案，响应级别设定为黄色。据统计，到晚上11时，已有29个航班出现延误，8个航班被取消，另外有32个航班不得不备降到其他机场，影响了大约3000名旅客的行程。据了解，因无人机黑飞，即未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一位民航业内知情人士告知，飞机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飞行高度比较低，这个过程要求飞机行驶的航道必须畅通无阻，否则就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而无人机一旦侵入民航客机的飞行空域，就存在与客机发生碰撞的风险，“因为，大多数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低、体积小、速度慢，这使得民航客机上的雷达难以发现，增加了避让的难度。民航客机在起降过程中速度极快，与无人机发生碰撞将造成严重后果。”无人机“黑飞”存在哪些危害？记者注意到，如果机场净空环境遭受破坏，首先构成安全隐患，危及飞行安全；其次降低机场使用条件，影响航班正常起降。在净空保护区内放飞“低慢小”飞行物，达到一定高度或是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漂移到航道上，造成飞机飞行不安全事故。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不仅干扰机场正常运行秩序，也频频导致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造成经济损失。（文中彭女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