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

　　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紧缩的背景下，受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承压。随着2024年9月份美联储大手笔降息50个基点，正式拉开美国货币宽松的帷幕，意味着前述分化趋于收敛，有助于缓解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压力。2024年7月底以来，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止跌反弹，到9月20日均由7.30升至7.05比1附近，较年内低点均反弹了3%以上。8月份，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结束了连续13个月的逆差，录得顺差132亿美元。然而，在中外利率倒挂、股市楼市调整以及长期低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这种趋势能够延续吗？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日元升值是在日美长期负利差情况下取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稳定日本经济、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制定了“道奇计划”。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日元对美元汇率确定为360比1。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震荡升值，最高升破80，现在140比1附近。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日元升值应受益于日美正利差，但实际情形却截然相反，绝大部分时间里日美利率都呈倒挂状态。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资产定价之锚。自1986年7月有10年期日债收益率数据起，同期限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就一直是负值。1985年9月底，美、日、（西）德、英、法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始快速升值。到1994年6月末首次升破100比1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283个基点，较1986年7月月均负值扩大了72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84比1的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344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62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强势升破80比1时，同期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04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负利差有所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76比1的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98个基点（见图1）。

　　拉长时间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从1979年8月起，除1980年2月、6月和1991年5月、8月、11月、12月合计6个月份外，其他月份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均为负值。1985年9月末~1994年6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17升至98比1，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286增至329个基点。到1995年4月末，日元汇率升至阶段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482个基点，较1994年6月月均负值又上升了153个基点。当2011年7月~2012年10月，日元汇率升破80比1时，同期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平均为-16个基点，日美利率依然持续倒挂，只是幅度大幅收窄。其中，2012年1月末，日元汇率升至历史新高时，当月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为-11个基点（见图2）。

　　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年度“三连跌”，由2020年底的103跌至2023年底的141比1，同期年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54个基点扩大至458个基点。然而，与其说这轮日元贬值是利差驱动，还不如说是日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所致。日美负利差扩大与日元汇率走弱是“分化”这枚硬币的两面。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202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1.96%，美国实物经济总量早在2021年就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日本实际GDP四年复合平均增长0.31%，日本实物经济总量到2023年才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见图3）。其结果是，虽然自2022年4月以来日本也遭遇了高通胀回归，CPI通胀持续超过2%的目标，但日本央行因为经济复苏不充分，在美联储紧缩抗通胀的同时，一直坚守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导致日美负利差不断走阔。直到2024年3月，日本央行才退出负利率时代，弃守YCC。当前市场担心的是，在日美货币政策继续分化，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而美联储转向更加宽松的情况下，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有可能引发的日元大幅升值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资产泡沫破裂初期和后期日元走势总体偏强

　　1990年初日本股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231个月的两波调整。第一波是到2003年4月28日，东京日经225指数跌至7608，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80%。之后，日经225指数止跌反弹，到2007年7月9日升至18262。第二波是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底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日经225指数重新下跌，跌至2009年3月10日的7055，较前高累计下跌61%（见图4）。

　　1991年初日本房市泡沫破裂，经历了历时73个季度的调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住宅物业价格指数，日本房价于1991年一季度见顶189，此后一路震荡下行，到2009年二季度跌至97，累计下跌49%，其间基本没有反弹（见图5）。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历时22个季度，美国实际住宅物价价格指数从2006年二季度~2011年三季度累计下跌39%。

　　然后，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两个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日元汇率还在持续走强。到1995年4月末，日元对美元升至84比1的阶段性高点时，东京日经225指数较1989年底高点累计下跌57%，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较1991年初高点累计下跌16%。另一个是，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期，日元汇率也走势偏强。如2007年7月9日~2009年3月10日，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61%，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9比1，累计升值25%；2007年三季度~2009年二季度，日本实际住宅物业价值数累计下跌7%，同期日元汇率由123升至96比1，累计升值29%（见图4和图5）。

　　从日本的经验看，汇率有可能晚于资产泡沫破裂见顶，却早于资产泡沫破裂触底。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在资产泡沫破裂的初期，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资产泡沫的破裂或者泡沫破裂的危害，而在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期，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泡沫的破裂及其危害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反应钝化了。

　　另外，对于资产价格走势与汇率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月末日经225指数和日元汇率取自然对数后，相关性分析显示，1990年1月~2009年3月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期间，日经225指数与日元汇率为弱正相关0.297，即日元贬值，日股走高。2009年4月~2024年8月，日股触底反弹以来，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904，强烈表明日本股市不存在日元贬值、日股下跌的情况。因为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企业海外资产多，日元贬值可以增厚经常账户收益和海外资产估值，利好日本上市公司盈利。这正是2024年8月5日，日元利差交易反向平仓，日元大幅升值，引发“黑色下星期一”，全球股市巨震，日股向下熔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前述经济特征下，日元升值利空日本上市公司盈利。

　　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升值也占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和楼市两个资产泡沫先后破裂以来，日本长期呈现物价低增长〔指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正增长1%以内，包括0和1%〕甚至负增长，经济停滞的状态。这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然而，即便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也是双向波动且升值的情形略占上风。

　　过去三十多年来，日本有三个时期出现了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一个时期为1998年4月~2008年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28个月为低增长，占比24%，其余90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118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27%。其间，日元汇率由1998年7月末的低点145升至1999年11月末的102比1，累计升值42%；之后冲高回落，到2002年1月末跌至135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接着又止跌反弹，到2004年12月末升至102比1，较前低累计上涨32%；然后又见顶回落，到2007年6月末最低跌至123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7%。到2008年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06，较1998年3月末的133比1累计上涨25%（见图6）。

　　第二个时期为2008年12月~2013年8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16个月为低增长，占到28%，其他41个月均为负增长，合计57个月平均同比负增长0.51%。其间 ，日元汇率由2009年2月末的低点98升至2012年1月末的76比1，累计上涨28%；之后冲高回落，到2013年5月末跌至100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24%。到2013年8月末，日元汇率收在98，较2008年11月末的96比1累计下跌3%（见图6）。

　　第三个时期为2015年4月~2017年11月，日本CPI同比增速有7个月为负增长，占到22%，其他25个月均为低增长，合计32个月平均同比正增长0.18%。其间，日元汇率由2015年5月末的低点124升至2016年9月末的101比1，累计上涨22%；之后冲高回落，到2016年12月末跌至117比1，较前高累计下跌13%。到2017年11月末，日元汇率收在113，较2015年3月末的120比1累计上涨7%（见图6）。

　　可见，前述三个日本物价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元汇率均有涨有跌。其中，首尾两个时期，日元汇率总体是升值的，尤其第一个时期的升值趋势更为明显。

　　综上，日元汇率走势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即便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2013年4月，日本央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到2015年5月末，日元对美元由2013年4月末的97跌至124比1，累计下跌22%，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由12扩大至61个基点。这波日元贬值可以说是利差驱动。但是，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正式引入负利率，到9月末，日元对美元却由1月末的121升至101比1，累计上涨20%，同期月均2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差负值由93增至101个基点（见图2）。因为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动荡，避险情绪驱动日元升值。由此，从货币宽松得出本币必然对外贬值的结论，就轻松被证伪。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对汇率问题要树立强烈的谦卑心态。他甚至非常直白地指出，虽然分析师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比抛硬币更有效地预测汇率的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也表示，对日元、美元、欧元汇率的解释始终是很困难的任务，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因此，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

责任编辑：何俊熹

郑惠颖（记者 黄淑君）09月23日,�

郑惠颖（记者 萧志成）09月23日,当地时间9月1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指出，本轮巴以冲突将满一年，已有4.1万平民丧生，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发出停火止战、停止杀戮的强烈呼声，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依据联大授权向巴难民提供救济，是人道援助中流砥柱，迄今已有224名员工遇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发言耿爽表示，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能够开展，充分说明只要当事方拿出政治意愿，扩大在加沙的人道行动完全可以实现。中方再次呼吁以色列从生命和人道出发，立即解除封锁、开放全部过境点、取消对人道物资准入的限制等。加沙开战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同时，耿爽还点名美国，如果不是美国一再阻拦，安理会早在冲突爆发之初就可通过决议要求停火。如果不是美国一再袒护，安理会多份决议就不会遭到明目张胆的拒绝。中方支持安理会为早日平息战火、缓解人道灾难、实现地区和平采取进一步行动。此前报道：牛弹琴：中东又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中国也出手了王毅和埃及、约旦外长通话 资料图局势千钧一发，中国也出手了。8月6日，两个来自中东的电话打给中国。看外交部网站消息，王毅“应约”和埃及、约旦外长通了电话。“应约”是外交辞令，我没猜错的话，埃及和约旦外长，当天主动给中方打来了电话。形势确实很糟糕。以色列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亚后，整个中东震惊，伊朗誓言报复。一场大规模的风暴即将来临。中东国家也很焦虑。在和王毅通电话时，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就说，埃方对加沙局势升级深感担忧，哈尼亚遇刺事件使达成停火协议更加困难，甚至可能导致地区爆发全面战争。他说，地区已无法承受更多战火和动荡。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加沙民众在废墟中艰难生存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则告诉王毅，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遭到暗杀，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局势非常危险。他呼吁，冲突升级不会使任何一方受益，只会造成多输。国际社会应立即行动起来，避免冲突升级。形势紧迫，中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看外交部的通报，王毅在和两位中东外长的电话中，重点就是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传递了大致两点意见。第一，强烈谴责。强烈谴责暗杀行径。没有点名是谁搞的暗杀，但全世界都知道。王毅对两位中东外长说得很明确，这种暗杀行径，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侵犯伊朗的主权和尊严，严重破坏各方促和努力，使加沙停火更加遥遥无期。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第二，劝和促谈。不仅要解决当下关切，而且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王毅对约旦副首相说，避免局势恶化升级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国际社会应就此发出更加一致声音，形成合力。他说：中方愿同约旦保持沟通协调，共同推动有关方面从和平大局出发，不再采取使局势升级的行动，尽快恢复停火谈判。他对埃及外长说，冤冤相报导致恶性循环，以暴易暴只会激化矛盾。在加沙冲突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他说，针对加沙冲突困境，中方提出了三步走倡议：即实现全面停火；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加沙战后治理；切实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将继续站在国际公道一边，同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同各方共同努力，避免局势升级恶化。这牵涉到以色列，牵涉到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也牵涉到伊朗，美国。国际社会，确实要形成合力才行。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边境的以色列军用车辆我看到，埃及和约旦外长，都对中方态度表达了感谢。埃及外长说，埃方高度赞赏中方为中东和平发挥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配合，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请注意，不是密切沟通，而是密切配合。约旦副首相说，中方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约旦愿同中方保持沟通，“期待并相信中方将为推动停火止战发挥更重要作用”。对中国，中东国家有更高的期待。最后，怎么看？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战云密布，暴风雨已无法避免。很简单，在德黑兰搞暗杀，而且暗杀伊朗最尊贵的客人，这是对伊朗的极大侮辱。复仇，成了伊朗上下一致的强烈声音。不猛烈报复，伊朗领导层难以向国人交代。当然，以色列也不是吃素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誓：如果遭到伊朗或其代理人的攻击，以色列会让其付出“沉重代价”。如果不能保持克制，那意味着战火将扩散，甚至弥漫成整个中东战争。第二，劝和促谈，各方在紧急奔走。所以，我们看到，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紧急通了电话。普京也派前国防部长、现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专程访问了伊朗，并和伊朗总统进行了会晤。约旦外长也特意去了趟德黑兰。在亚太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感叹说：“我们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着密集的外交行动，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各方必须避免局势升级。”他说：“归根结底，各方应该找到达成协议的方法，而不是找借口拖延或说不。各方必须在未来几小时和几天内做出正确的选择。”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但关键是，美国就是拉偏架的一个，怎么能让各方信服？王毅和哈马斯、法塔赫代表合影第三，中东国家，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埃及和约旦外长，一个电话就打到了中国，和王毅重点讨论中东局势。尤其约旦副首相这句话：“期待并相信中方将为推动停火止战发挥更重要作用”。中国，你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中东，真是一个大泥潭啊。中国外交，这两年可以说已竭尽全力。去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宿敌，在北京达成历史性和解协议。今年7月，也是在中国斡旋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包括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签署了结束分裂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不容易，真不容易。这也是中东这两年屈指可数的重大好消息。对于前者，记得当时还健在的基辛格就感叹，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和解，堪比当年他和尼克松访问中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对于后者，我当时就说，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是公正的，那么今年就应该颁发给中国。中国在努力劝和促谈，但总有人在拱火浇油，更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所以，我们看到，伊朗和沙特是和解了，以色列却和伊朗干上了，加沙更成了人间地狱，仇恨在蔓延，战火在奔突……中东在又一场大战的边缘。唉，不得不说，世界破破烂烂，兔子缝缝补补。但再勤快的兔子，这么大的窟窿，还补得过来吗？更别提，有人还总惦着吃兔子肉呢。

#endText .video-list .on{border-bottom: 8px solid #c428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