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性的标准，就是疫情期间的案件在疫情结束后再回头看，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或出入。”周光权说，因此，对于之前侦办，目前还没有处理的涉疫情防控案件，就需要考虑疫情防控政策从严格到逐步宽松的变化。“那些犯罪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场景下实施的，需要理解犯罪人当时的各种‘迫不得已’，以更加近人情、符合人性的方式处理那些有特殊性的案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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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元杰告诉记者，他籍贯贵州，跟着打工的父母在苏州长大，16岁辍学。他说小时候过得很苦，父母租住在苏州工厂外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一家人只有一个高低床，读初中了还跟哥哥睡上铺，爸爸妈妈睡下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