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美股市场表现强劲，但随着月末临近，市场表现趋于平稳。然而，智通财经了 解到，Stifel的首席股票策略师Barry Bannister警告称，投资者在第四季度的过度乐观情绪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周四，市场再次迎来了一个好日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均创下了2024年的新高，分别是今年的第28次和第39次历史性收盘高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不甘落后，录得自8月8日以来最大的一日涨幅。截至目前，三大主要股指在9月上涨超过1%，抹去了月初的跌幅。

美联储最近刚刚宣布降息50个基点，许多策略师预计，未来市场还将继续上涨，部分原因是人工智能热潮的持续推动，以及经济相对稳健的表现。然而，Bannister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尽管市场的乐观情绪容易让人迷失，但事实可能更倾向于在第四季度引发标普500指数回调至5000点左右。

Bannister指出，尽管新冠疫情时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刺激措施的影响依然存在。虽然普通民众早已花光了疫情期间的资金，那些从中受益的企业仍在继续投资。然而，Bannister提醒道，市场中充满了投机情绪，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已脱离现实。

他特别提到，标普500指数的12个月滚动市盈率已超过26倍，接近过去一个世纪的最高水平。而且，大型成长股和价值股的复合年增长率差距虽然看似是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利好，但历史表明，这种趋势的高峰往往预示着衰退和熊市，过去90年一直如此。

Bannister还担忧，美国经济虽然在劳动力供应上有所增长，但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是经济衰退的另一个预警信号。他质疑，许多人预期的选后市场上涨(因政治不确定性解除)可能不会持续，尤其是在美联储没有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

此外，他认为市场对推动股市上涨的科技股的风险评估存在偏差。他指出，投资者似乎忘记了泡沫破裂的危险，当前的情况与1990年代的科技泡沫有类似之处。而且，Bannister通过数学模型预测，标普500指数未来十年的复合年实际总回报率(包括股价变动和股息再投资，扣除年通胀率)将接近3%，名义回报率为6%。

Bannister的这种悲观看法虽然在当前市场中处于少数，但他并不孤单。其他一些分析师也认为，投资者的期望过高，而经济背景依然疲弱。几周前，市场还在为经济、半导体行业以及总统选举的前景感到担忧。目前看来市场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充满了变数，至少在11月5日之前，这种不确定性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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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美玲（记者 蔡原秀）09月21日,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

赖美玲（记者 林丽淑）09月21日,9月17日，一则外教直播英语教学视频引发网友愤怒。视频显示，有孩子在少儿在线英语Lingostar平台进行与外教一对一学习时，外教声称台湾不属于中国，被家长纠正后竖中指退出直播。20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通报称，经向权威部门核实，涉事主体为无资质违规机构，相关APP已下架，有关违规问题还将进一步调查处理。发生这一事件，表面上是一名外教个人的口不择言、肆意妄为，但背后映射出的是该平台，特别是其国内授权公司在外教聘用、管理上的放任和不作为，其行为明显与我国的外教聘用规定相违背。自称筛选审核流程严格，聘用人员多为境外兼职少儿在线英语Lingostar平台相关介绍据Lingostar中文官网介绍，Lingostar是一家来自新加坡的海外在线教育机构，成立于2022年，采用真人在线一对一互动的教学方式，致力于为全球4-12岁英语学习者提供1对1真人外教直播英语课程。官网信息显示，该线上英语学习平台具有“严格的外教审核流程”：包括仅接受英语母语老师，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及需要教学证书——所有老师均持有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TEFL, TESOL, CELTA）等。该平台还声称，“筛选审核流程达8轮，通过率仅有3%-4%”。在中国境内，TEFL认证培训及证书颁发对象主要为外籍语言教师看似外教审核流程很是严格，但实际上，这些获聘教师只需一份TEFL（全名“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通用英语教师资格证书）就过关了。在中国境内，TEFL认证培训及证书颁发对象主要为外籍语言教师，由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原国家外专局）负责认证。TEFL是国际上主流的英语教师资格证书之一。但根据相关介绍，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并不等同于教师资格证，在中国，教师资格证是国家从业资格考试，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认证是职业能力认证。招募方式为线上，无严格审验环节现代快报记者检索查询相关信息发现，Lingostar平台曾面向海外招募有兼职意愿的英语教师。但招聘、面试外籍人员并无严格的流程和审验环节，仅需提供平台所要求的TEFL等证书，并进行一定时间的试讲，即有可能被录用。图为该平台相关截图据部分外国网友反馈，该平台课时费每小时10-20美元不等。也有外国网友反映，该课时费标准并不固定，部分应聘人员收到的基础课时费报价仅为1.5美元。也有部分外国网友抱怨称，该平台在发放工资以及教学要求上，与招聘宣讲时的内容并不一致，“感到被骗了”。除去线上的外聘教师以外，Lingostar平台国内的运营公司也会聘请其他工作人员。根据该平台的课程宣介内容显示，购课客户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老师，负责跟进学员的学习进度和解答疑问。据天津看看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显示，该公司在今年9月份曾在上海和西安等地放出“班主任”和“课程顾问”等招聘岗位。我国严格管理外籍人员教学活动梳理Lingostar平台的外教聘用和管理方式，不难发现，该公司的做法很明显地违反了我国对于外籍人员参与教学活动的一些规定。Lingostar平台的外教聘用和管理方式很明显地违反了我国的一些规定早在2020年，教育部就会同科技部、公安部、外交部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了《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该办法内容，外籍人员从事外籍教师工作的，应当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Z字签证（即工作签证）和工作类居留证件，获得批准并按规定进行外籍教师备案后，方可开展教学活动。不仅如此，依据该办法，外籍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还需进行合同备案、信息公示、岗位培训，外教以及聘用的教育机构都被纳入日常监管当中。该办法附则条款还指出，线上培训机构聘任外籍人员在境外以在线方式承担教育教学工作的，参照本办法制定资质条件、签订合同，实施服务和管理。图为官网截图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更加明确指出“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9月20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熊丙奇表示，我国对外籍人员参与教学活动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外教管理，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外教人员本身的管理问题，另一个是其教学内容的监管问题。”熊丙奇告诉记者，境外人员线上进行教学活动，无论是其本身的资质审验，还是其教学内容的监管，都不太可控。“如何确保外教人员在教学活动中，将授课内容集中于学科本身，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努力。”熊丙奇说。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朱绍岳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