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这几年发展得比其他地方都要快。”在南京创业数年后，安徽人李建今年选择回到合肥，在当地创办的无人驾驶技术与车辆供应商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裁。他们的技术团队主要来自中科院，在合肥鼓励创新的政策氛围下，这群年轻人于2018年开启了创业生涯。

　　不只是创新创业者的回流，以政府股权投资为牵引、产业链招商、创新驱动为特点的“合肥模式”押对了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链主，强势带动了当地乃至周边产业链的快速集聚，也让昔日的劳务输出地变身为了人口净流入地。第一财经在连日的实地采访中发现，就连出租车司机、酒店的服务人员都不乏从上海等地回流至家乡省会的样本。

　　2023年，安徽省新增各类人才95.5万、入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130人，人才总量突破1270万；合肥市人口增加21.9万人，位居长三角城市第一。

　　今年1~7月份，安徽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高于全国2.6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1.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5位，长三角、中部地区和工业大省第1位；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技改投资分别增长17%、14.8%、28.3%，分别高于全国4.5个、5.5个、16.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分别居全国第8、第4位。

　　近年来，安徽这个以“煤粮钢”出名的中部省份，走出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制造大省、从能源原材料基地到新兴产业集聚地的发展路径，也试图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通过传统制造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寻找新的增量。

　　“押对”产业

　　“安徽制造从传统家电开始，到引入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形成的新兴产业集聚，催生出了对于控制 器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卡奥斯创智合肥互联工厂总经理汤志强告诉第一财经，他们作为一家做家电行业智能控制器产品起步的供应商，新兴产业相当于是企业的第二曲线，也弥补了近年来传统制造业的下降缺口；同时，还让他们在去年实现了9亿元的产值，预计今年有望突破12亿元。受益于近年来当地产业的快速集聚，他们在安徽省的客户贡献了过半产值。

　　这类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厂的跃升，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安徽制造的变迁。对当地而言，电子信息、光伏、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集聚，是有目共睹的“押对”了当下的新兴产业，也得以在经济下行的挑战中实现了逆势而上的成绩。

　　安徽目前累计创建了玻璃新材料、智能语音、通用机械基础件等3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过去十年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从20.7%一路提高到42.9%。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7.2%。

　　蔚来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与合肥政府共建的工业园区里，目前已集聚了1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这些合作伙伴在园区内搭建了工厂，零部件通过空中连廊的方式进行运输，以座椅为例，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运输，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第二工厂采用了“天工”智能制造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可满足300多万种个性化配置组合，从收到订单到整车下线只需要14天。

　　安徽省工信厅副厅长罗文杉提出，2023年安徽汽车产量249.1万辆，跃居全国第二，全产业链营业收入达1.15万亿元，与装备制造业一起成为该省两个营业收入过万亿元的产业。这一年，安徽规上工业营业收入提升至5.1万亿元，首次跃居中西部第一。“新三样”产品中，全国1/5的光伏组件、1/7的锂电池、1/8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造”。

　　如果说“新三样”是现在的新兴产业，那么无人车、低空经济和量子信息更多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产业。这些还处于研发或商业化初期阶段的产业，也成为了安徽制造握在手中的“筹码”。

　　零重力飞行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下称“零重力合肥公司”）联合创始人贾思源对第一财经表示，他们是第一家被合肥招引的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于2021年3月成立。之所以落户于此，首先因为安徽是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的省份之一——2021年，安徽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全域试点省份。其次，当地政府始终以生态链的全局思维在招引企业。目前，他们的供应链伙伴过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也在合肥和浙江嘉兴建立了新的制造基地。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低空经济列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让贾思源他们明显感受到了地方政府及社会资本对于低空经济的更大关注。就在8月，零重力合肥公司完成了近亿元A轮融资，由合肥高新区国有创投机构合肥高投领投，科大硅谷引导基金、国华投资、蕴盛资本、紫峰资本跟投。

　　在继续投入技术研发和适航取证的同时，贾思源也表示，今年他们与锐翔等企业合作的一款电动飞机已经获得了30多台的订单，将在今年10月集中交付，预计能首次实现5000万以上的营收。

　　“我们从接触到落地，只用了4个月。”同样从事eVTOL研制的创业企业合肥览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党铁红告诉第一财经，他们的公司于2023年成立，今年被合肥政府招引入驻，将总部设在合肥。当地政府为低空经济的探索提供了政策、资金和场地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当地的自然和人口环境也适合低空场景的发展。

　　党铁红透露，团队研制的一款产品预计下个月可以交付1：1的样机，计划在3年左右完成市场交付，另一款则正在适航取证过程中。

　　目前，行业龙头亿航智能已在合肥的骆岗公园常态化运营，并在合肥设立了华东区域总部，推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华东地区的生产、销售、运营，2023年累计飞行1000多架次。

　　业界预计，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将从目前的5000多亿元，发展到2030年的2万亿元。在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现场，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级无人机成为了高端装备展区的板块之一，展示了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等十多个团队的技术及产品。根据官方数据，安徽省工业级无人机产业处于全国第一方阵、长三角靠前、中部领先位次；现有工业级无人机规上企业67家，年产工业级无人机约150架、发动机120台，2023年整机产值约20亿元。

　　在距离合肥150公里的芜湖市，刚刚举办了2024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如今也已形成了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主体、无人机产业为支撑的低空产业集群，集聚了中电科钻石飞机、联合飞机等近200家产业链企业，年产值达400亿元。

　　合肥“底子薄”仍是短板

　　与上海、江苏等地相比，合肥融资轮次分布更偏向于早期。根据张通社Link数据库统计，2024年前7个月，合肥共发生融资事件163起。在融资轮次分布上，除战略融资外，早期融资（A轮及之前）是主流，约占比88.3%。其中天使轮融资有56起，A轮融资有42起。

　　然而，“押对”了现在的他们，能否继续赌赢未来？

　　既然是未来的新兴产业，就必然存在研发、市场化等诸多不确定性。不管无人机还是无人车，当下仍然都属于培育早期的未来产业。

　　一名航空界的业内人士提出，低空经济eVTOL领域存在资本炒作和估值虚高的情况。目前eVTOL的商业化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大多数企业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技术挑战也尚未完全突破，比如电池续航能力仍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实际应用场景也受到限制。公众对于这种新型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存在一定的疑虑。

　　“如今行业里大大小小的10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还在烧钱亏损的阶段。”李建也对第一财经表示，无人化交通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正在走从1到100的路，这样的市场培育期仍然需要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技术出身的李建和团队对于融资偏谨慎。过去几年里，他们一边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来养活团队，一边研制标品以逐渐拓展业务，每年保持着微盈利。他认为，投资能够催生行业尤其是硬件应用的发展，更容易产业化。但作为企业个体需要跟随市场发展来控制节奏。行业当前仍然面临几个难点，包括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安全性等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以及成本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兴起等。根据他的估计，2027年，无人化在物流和清扫领域有望形成规模化效应，2030年载客无人车才可能大规模普及。

　　除了新兴赛道本身的发展风险，对于合肥乃至安徽而言，产业基础仍然是这片土壤的短板。

　　对于党铁红而言，和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比，合肥的航空基础相对薄弱，“还没有成熟的主机厂”，这是他们将总部、试飞和运营放在合肥，仍将研发中心留在上海的原因。接下来，他们也希望能够借助当地政府的服务，提高取证的进度和生产运营的效率。

　　李建也用“很努力，但底子薄”来形容合肥。横向对比，当地的制造产业链仍然在全国处于第二梯队，要弥补基础需要较长的时间。

　　作为中部地区，在产业和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期，当地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开放意识的提升也仍在路上。

　　面对市场的逐步发展，李建他们到了加快融资的阶段，“目的是要建厂，具备生产能力才能更快地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从去年开始关注海外市场的他们，已经接到了中东的订单。但李建坦言，参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无人车的发展也最好是先在国内通过充分竞争，获得足够强的技术制造能力，再选择出海。

　　同样土生土长在安徽的玄离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6年的时间，在去年突破了技术瓶颈，其自研的井下巡检机器人、水上清扫船、地面清扫机等产品陆续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此时的他们，正在计划从合肥走向更大的市场。“去年累计销售2000万元左右，今年估计能够过亿。”该公司董事长张梅告诉第一财经，他们正在与上海、北京等地接洽，考虑设立销售公司，打开中国沿海乃至全球的市场。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这些“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实现了大比例的国产化，“有些车型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本土化供应”。如今，全自动无人驾驶的“中国制造”列车不只在安徽当地落地，还实现了200亿元以上的出口总额，主要面向泰国、埃及、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市场。

　　为了从制造大省迈向制造强省，更积极地融入全球供应链，安徽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今年8月中旬，安徽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印发《追求卓越品质 打造工业精品矩阵行动方案（2024-2027年）》，推动“安徽制造”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该方案明确，到2027年，每年培育省级新产品1000个以上，对标研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三首”产品300个以上，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00个以上，培育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左右。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联合体，支持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品研发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新产品研发、测试和验证。联合编制长三角创新产品目录，推动建立长三角创新产品互认制度。

　　与此同时，8月，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7单位联合发布的《贯彻落实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通过“调结构、提效率、强供给、树标杆、促循环”等举措，引导全省制造业向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六化”转型。

责任编辑：何俊熹

郑彦智（记者 赖宏达）09月23日,9月17日，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76.28元，市值861.35亿元）公告，公司于2024年9月7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被实施留置。公司于近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解除留置通知书》，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已解除对肖永辉的留置措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正常，肖永辉已能正常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此前，传音控股于9月6日晚间公告，公司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资料显示，肖永辉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9月9日，受相关消息的影响，传音控股的股价大幅低开，一度跌逾8%。当天中午，公司当即披露了董事、高管的增持进展公告。公告显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董事会秘书曾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7537股，增持金额合计654.02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区间下限的50%。图为截至9月9日午间收盘，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2023年，传音在非洲、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一，印度智能机出货量排名第六。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编辑|王月龙 黄胜 杜恒峰校对|赵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公开信息、每经网延伸阅读"非洲手机之王"财务负责人被调查 公司总市值达916亿9月6日晚间，传音控股（688036.SH，股价81.10元，市值915.8亿元）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公司于9月6日收到丹东市振安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其决定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肖永辉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图为传音控股发布的公告传音控股在公告中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知悉调查的进展及结论。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传音控股发布的相关公告显示，肖永辉于1969年出生，大专学历，他曾在江西庆江化工厂、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4年1月至今在传音控股担任财务负责人。2023年，肖永辉在传音控股领取税前薪酬为385.56万元。今年7月，传音控股董事及副总经理张祺、董事及副总经理杨宏，以及肖永辉等人拟自7月16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1080万元且不超过1400万元。此外，他还于8月28日参加了传音控股的2024年上半年业绩说明会。对于肖永辉被采取留置措施及立案调查的起因，以及是否会涉及上市公司等外界关注的问题，记者通过微信采访公司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应。今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58亿元，同比增长3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5.7%。截至上半年期末货币资金104.49亿元。传音控股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资料图）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由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及推进产品升级，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市场占比方面，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传音控股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14.4%，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二，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9.1%，排名第四位。具体到区域市场，公司在非洲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40%，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非洲手机之王”；在孟加拉国，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印度市场，公司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七。不过，传音在进军新兴市场时并非一帆风顺。据悉，今年是传音进入印度市场的第八年，公司去年在印度市场的排名为第六，上半年排位不升反降。对于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销售手机的价位段以及如何应对其他厂商的竞争等，IDC方面日前对记者介绍称：“目前传音在印度市场是以入门级以及中端产品为主（400美元价格段），但传音也沿着印度市场用户升级的机会持续往更高的价格段上探。虽然印度存在政治风险，但该市场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因此市场竞争也相对更激烈，进入（印度手机）前五的难度也更高。厂商在当地需要保持竞争力的话，除了需要完善的线上、线下零售网络，还需要建立品牌认知度以抓住当地消费者对升级以及‘社会地位’价值的心理需求。”此外，当前传音在印度市场还面临专利诉讼的麻烦。7月以来，高通公司陆续在印度、德国等地相关法院，以专利侵权名义起诉传音及相关子公司，主张传音方面侵犯其专利权，要求公司及被诉子公司停止侵权、交付并销毁包含涉诉专利的相关产品、赔偿损失等。传音手机在非洲国家的广告牌（资料图）对于双方专利纠纷的进展，传音在前述业绩说明会上回应称：“传音的销售网络覆盖非洲、南亚等超过70个新兴市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部分专利权人（高通）并未拥有或只拥有少量的专利，但要求按照全球统一的费率，诉求过高的许可费，并未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其在特定区域或市场无专利或只有少量专利，以及既有判例存在不同区域提供不同费率等因素。我们认为部分专利权人的做法并未完全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传音将继续与第三方展开专利谈判，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推动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框架下确定合理的许可费，以实现包括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在内的产业链共赢。”

郑彦智（记者 林侑轩）09月23日,据路透社援引中国台湾（省）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国海军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一前一后航行。9月13日凌晨，出现在温州以东海域，之后由北向南穿航，并通过了台湾海峡。据悉，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选择沿所谓“台海中线”东侧，即更靠近台湾本岛一侧行驶。这哪里是航行，分明是在挑衅，在试探中方的底线。德国海军的这两艘水面舰艇，开启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东部战区海军反应迅速，出动两艘型号不详的舰艇，以巧妙的夹击态势，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帜，前来挑衅的这两艘德国舰艇实施了严密的监视。此外，中国台湾（省）似乎也不甘落后，也紧急出动了海上力量，尾随跟监在德国海上编队的后面。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水面舰艇，在海上呈现出以“夹击”方式抵近监控德国这支“一护一补”组成的编队，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悄然上演，显然出要将德舰一路“押送出境”的态势，成为近年来在台湾海峡鲜见的多方在海上的角逐场景。大陆和台湾的水面舰艇“夹击”德舰至于中国海军和台湾（省）各自出动了什么型号的舰艇，参与对德国两艘舰艇的跟监，德舰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是否有进行任何的军事展示或动作，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还有待时间来解密。毫无疑问，却增加了整个事件的神秘感和紧张氛围。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事先高调对外声称在穿航台湾海峡时不会与中国打招呼，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重视，都在坐等着看中德的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对峙。两艘德舰以海上编队的形式穿航台海网络上有人称台湾（省）的舰艇出现在台湾海峡，如同一个无奈的旁观者，难以介入这场海上“棋局”。其实，本文作者国平视野认为这个说法是欠妥的。虽然在统一问题上，两岸是有分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未统一的前提下，台湾（省）防务部门这次派出护卫舰，跟监域外不请自来的海上编队。体现出了它“管辖”台湾海峡的权利，可谓两岸罕见地在台湾海峡一致对外的行动。媒体报道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事件近距离跟踪和监视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在台湾海峡的动态，两岸不约而同地派出水面舰艇，不可能让这两艘德舰在海峡内撒野，不可能让其轻松自然地通过。德国军舰高调穿越台湾海峡，无疑是对地区稳定的一种挑衅，属于惹是生非的行为。台湾海峡，作为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水道，其和平与稳定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出动水面舰艇近距离跟监，让这两艘破舰上的德国官兵精神高度紧张。德国军舰位置图担忧一旦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那么他们就回不到威廉海军基地了。这次德舰穿航台湾海峡，被两岸的战舰“包夹”，除了自取其辱，不可能有其他“收获”。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中与中国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从派出海军舰艇编队高调穿航台湾海峡，就能窥探其已经全面倒向华盛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官网回应此事件尤其是涉足台海这一敏感领域，德国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海军对德国穿航台湾海峡军舰的精准布防与严密监视，近距离的逼迫和慑压，对外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姿态，表明中国的内政及红线不可触碰。希望德国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立场，在涉台问题上尤其要谨言慎行，从而避免在不属于自身的舞台上随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起舞，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时被中方随时当头棒喝的窘迫状。德国军舰遭中方军舰近距离逼迫和慑压总之，德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它的算盘打得并不划算，所谓“自由航行”刷存在感的代价，可能让中德关系陷入尴尬的状态。影响的不仅仅只是政治，更是中德间数十年来累积的极其重要的经贸合作，以及两国间的民间关系。。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领海，任何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前来搞事挑衅的，都会被中国的舰机“依法依规”处置，乃至警告和驱离。德国的每一次挑衅，都可能让中德经贸合作这一基础动摇。最终，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