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 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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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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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二，四川忠县的不少居民正在欢欢喜喜的准备庆祝元宵节的到来。街上喜庆的氛围热闹的表演让人流连忘返，热闹的场景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当地某个小区的居民李大妈也是被自己的几个孙子折腾的一夜未睡，一大早，李大妈就准备上街上去买点早餐。在经过邻居李忠华家门口的时候，看到了地上有一摊血，当时李大妈没有在意，还以为是谁家不讲公德把杀鸡留下的血就泼在了门口。可是当李大妈走到单元楼下的时候，她发现大门口竟然有一把带血的菜刀，再联想到李忠华门口的血迹，李大妈猜测李忠华肯定是喝醉酒打架了，现在应该是被送到医院去了吧。李大妈买完早餐回来发现楼底下已经有不少的邻居在议论纷纷了，不少人非常肯定的表示这些血一定不是鸡血鸭血，说不定是人血。此时李大妈意识到，血迹是从李忠华家门口出现的，会不会是他家出了什么事情，她立即跑到楼上通知了住在李忠华家楼上的父母，当老两口拿着钥匙打开房门的一瞬间，门口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李忠华父母此时已经脸色煞白，因为他们看到客厅内自己的儿子李忠华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李忠华父母进门闻到血腥味 资料图邻居们虽然害怕，但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医生赶到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李忠华已经死了，警方赶到后对现场进行了封锁，法医对李忠华的尸体进行了初步的勘察，结果发现他的身上的刀伤只有有几十处。此时技术人员已经开始从客厅往卧室进行勘察，结果当他们打开卧室的房门后里面的场景再一次震惊了。一名女性倒在了血泊之中也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当打开另外一间卧室房门后技术人员发现屋内一名年轻小伙子也已经被砍的血肉模糊死亡了。而根据了解，女性死者名叫王红，年轻小伙名叫李超，他们是一家三口，也就是说一夜之间李忠华一家惨遭了灭门。李家惨遭灭门地消息很快就在县城传开了，原本热闹的街道很快就变得冷清了起来，其中有不少人都在传李家肯定是进贼了，然后被贼灭了门，也有的说李忠华一定是惹了什么黑社会所以才一家三口都被杀害。但案发当天早上，警方就通过摸排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他叫蒋华云，之后立即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对他实施抓捕，结果蒋华云竟然在当地一个派出所自首了。警方之所以能够如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蒋华云则是因为蒋华云与女死者王红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没错，二人是情人关系。案发前一年，30岁的蒋华云在忠县一家火锅店打工，在这里结识了服务员王红。一次蒋华云去库房拿食材，王红去拿香油，因为库房的门很小，蒋华云在转身的时候摸到了王红的乳房，结果王红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对着蒋华云笑了笑。当时蒋华云非常的尴尬，也只能笑了笑回应，然后迅速离开了库房，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次接触，二人的关系开始逐步升温。最先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便是王红，因为觉得蒋华云长相比较帅气人也挺高的，于是她就开始给蒋华云写情书。已经30岁的蒋华云一直没有结婚是单身狗一条，可即便面对比自己大了八岁的女人王红的主动示爱，他也有点把持不住了。于是二人进行了约会，结果第一次约会王红就明确的表示自己已经结婚了，并且还有两个儿子。这个结果让蒋华云难以接受，他才三十岁，难不成就要给别人当后爸了吗，于是他拒绝了王红的示爱。可王红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认定了蒋华云 ，于是又开始不断的给他写情书，此时的蒋华云内心也是泛起了涟漪，究竟要不要和王红在一起。最终他还是走出了那一步，和王红试试，说不定王红真的适合自己。就这样，二人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因为二人一起打工，感情升温非常的迅速，并且当时王红坚定的表示自己肯定会离婚和蒋华云在一起。当时蒋华云内心已经认定了王红，并且开始一直期盼着王红早日离婚和他结婚。蒋华云讲述与王红的情感纠葛一次无意间的触碰，二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最终王红选择了背叛丈夫和儿子出轨与蒋华云在一起，蒋华云也没有坚定自己的内心，也算是成为了李忠华婚姻的第三者。在一起一个月后，王红就怀孕了，当时蒋华云开心坏了，自己终于可以做爸爸了。但纸包不住火，李忠华知道了妻子怀孕的事情，他知道自己和妻子没有夫妻生活，那么妻子肚中的孩子一定不是自己的。可想想自己的两个儿子，最终李忠华选择忍受这一切，他明确告诉王红，自己不想离婚，想要保持家庭的完整，只要王红选择回归家庭，那么一切就让他过去吧。或许是丈夫的承诺和原谅，王红于是偷偷的将孩子打掉了，并且决定和蒋华云分手回归家庭。可刚提出分手没几天，王红竟然又找到了蒋华云，并且表示还想要做他的情人。这可把蒋华云气坏了，刚把孩子打掉要和自己分手，结果又要做自己情人，蒋华云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王红便来了一招以身相许，蒋华云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哪里禁得住这样的考验啊，于是二人又成为了情人。并且当时王红还发誓说自己生是蒋华云的人，死是他的鬼，也正是王红的这句誓言，最终让她们一家三口惨遭灭门。王红用"以身相许"诱惑蒋华云当情人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红想要离婚，自然是要经父母的同意，可王红父母认为自己的女婿李忠华为人忠厚老实，并且王红和蒋华云之间还有8岁的年纪差，他们并不在赞同王红嫁给蒋华云。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蒋华云想想的那样，最终王红还是选择回归了家庭，这让当时已经用情至深的蒋华云内心非常的生气。于是案发前一天，趁着大家都在过节，蒋华云来到了王红家楼下想要见见王红，他还想要挽回王红的感情，可王红当时已经去意义绝，她选择回归家庭。一想到自己那个还没有见面的孩子，一想到王红对自己的海誓山盟，最终蒋华云的内心开始变得扭曲，他冲到李忠华的家中将李忠华打晕，然后用菜刀水果刀残忍的将王红杀害毁容，又将年仅十几岁的男孩李超杀害，再杀害二人后又将昏迷中的李忠华杀害。做完这一切，他还从李家偷走了1000多元现金，然后打车离开了忠县，当得知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自首。在法庭上，蒋华云承认了自己的一切罪行，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可能是死刑的判决，但还是以自己曾经发生车祸导致脑部受伤为由，认为自己脑袋有问题，在被王红激怒后才做出的行径，并且自己还有自首情节，理应考虑。最终法院并没有参考蒋华云的这个意见，判决蒋华云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