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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料-今日黑科|「それはどうしてなの彼女はあなたのこと好きじゃないの」

2024-09-20 0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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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2024年1月9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4号公布 自2024年3月1日 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有关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第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依法接受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和所在地省(区、市)、市(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以及有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国务院国资委按照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对中央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指导督促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

  (二)督促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好对企业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业绩考核。

  (三)依照有关规定,参与或者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督查,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措施。

  (四)参与中央企业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负责落实事故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

  (五)督促中央企业做好统筹规划,把安全生产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保障员工健康与安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主任的安全生产委员会,作为国务院国资委议事协调机构,按照出资人职责定位研究部署、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第五条 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实行分类监督管理。中央企业依据国务院国资委核定的主营业务和安全生产的风险程度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业从事煤炭及非煤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交通运输、冶金、机械、电力、建材、仓储等企业。

  第二类:主业从事电子、医药(化学制药除外)、纺织、旅游、通信等企业。

  第三类:除上述第一、二类企业以外的企业。

  企业分类实行动态管理,可以根据主营业务内容变化及企业申请进行调整。

  第二章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第六条 中央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逐级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建立以企业主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安全生产领导负责制,中央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同为本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一)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当全面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以下职责:

  1.建立健全并落实本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组织制定并实施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组织制定并实施本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保证本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5.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组织制定并实施本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7.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二)中央企业分管生产的负责人统筹组织生产过程中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三)中央企业可明确1名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统筹协调和综合监督管理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综合监管领导责任。

  (四)中央企业其他负责人应当按照分工抓好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八条 第一类中央企业、涉矿中央企业集团总部应配备专职安全生产总监,所属安全风险高的企业应全面推行专职安全生产总监制度。第二、三类中央企业所属安全风险较高的企业应参照配备专职安全生产总监。安全生产总监应当履行以下职责,并对职责或授权范围内的事项承担相应责任:

  (一)协助主要负责人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配合分管负责人开展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负责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总体策划,参与企业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并提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意见。

  (三)负责建立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监督体系并确保正常运转,领导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工作。

  (四)负责监督集团总部各部门、所属各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五)组织开展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监督企业内部重大事故隐患整改。

  (六)协助做好事故报告、应急处置等有关工作,组织开展事故内部调查处理。

  (七)其他应当依法履行的职责。

  第九条 中央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组织机构,包括:

  (一)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机构——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负责统一领导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决策企业安全生产的重大问题。安委会主任应当由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担任。安委会应当建立工作制度和例会制度。

  (二)与企业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

  第一类企业应当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独立职能部门。

  第二类企业应当在有关职能部门中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内部专业机构;安全生产任务较重的企业应当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独立职能部门。

  第三类企业应当明确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安全生产任务较重的企业应当在有关职能部门中设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内部专业机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部门或者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是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对其他职能部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进行综合协调和监督。企业作出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应当听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第十条 中央企业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具体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各职能部门应当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分解到相应岗位,实行“一岗双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作用,加强考核巡查,督促各职能部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第十一条 中央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配备数量,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国家和行业没有明确规定的,中央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内容和性质、管理范围、管理跨度等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安全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资质以及本领域内相关安全资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应当以注册安全工程师为主体。

  第十二条 中央企业工会依法对本企业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进行民主监督,依法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有权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第十三条 中央企业应当对其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包括境外子企业)的安全生产履行以下监督管理责任:

  (一)监督管理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具备情况;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建立情况;安全生产投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建立以及运行情况;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情况;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第一类中央企业可以向其列为安全生产重点的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委派专职安全生产总监,加强对子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

  (二)将独资及控股子企业纳入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严格安全生产的检查、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

  对参股并负有管理职责的企业,中央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参股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明确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中央企业委托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的,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由本企业负责。

  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应当按照以上规定逐级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逐级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安全生产工作基本要求

  第十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牢固树立“零事故、零伤亡”理念,加强安全生产源头治理,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坚持关口前移,制定中长期安全生产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实现企业安全生产与改革发展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

  第十五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积极学习借鉴和推行应用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方式方法等,与企业具体实际和企业优秀文化相结合,实现安全生产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现代化。

  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应当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风险控制体系、教育培训体系、专家支撑体系、监督保证体系等。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运行控制,强化岗位培训、过程督查、总结反馈、持续改进等管理过程,确保体系的有效运行。

  第十六条 中央企业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体系,消除或者减少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保障员工职业健康。

  第十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包括预案体系、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支持保障体系等。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培训、演练、修订和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工作,落实应急物资与装备,提高企业有效应对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应急管理能力。

  第十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定期开展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估。进一步完善全员参与、全过程管控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体系。建立系统、全面的辨识机制,运用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方法,提升安全风险预判预防能力。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按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动态管理。制定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和管理方案,全面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确保重大危险源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第十九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不得在隐患未排除、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组织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信息公开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依法报告。对排查出的隐患要落实治理经费和责任人,按时完成整改。

  第二十条 中央企业应当科学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不得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不得违反程序擅自压缩工期、改变技术方案和工艺流程。

  中央企业应当严格遵守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中央企业应当保证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得在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组织生产。有关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明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的程序、职责及权限,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和使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应当编制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纳入企业财务预算,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从成本(费用)中列支并专项核算。中央企业集团总部可以对其独资及控股子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按照一定比例集中管理,统筹使用。国家和行业没有明确规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比例的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实际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成本(费用)中列支,保证达到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需的资金投入。中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或者资金投入情况与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年度自评报告同时报送国务院国资委。

  第二十二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分层级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严格执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制度和培训考核制度。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特种作业。

  第二十三条 中央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鼓励中央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属于国家规定的高危行业、领域的企业,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第二十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大力推进“科技兴安”战略,用科技创新赋能安全生产,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支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推进高风险企业老旧设施升级改造,推进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在危险工序和环节广泛应用。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提升安全生产管理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五条 中央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中央企业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禁止使用未经检验合格、无安全保障的特种设备。

  第二十六条 中央企业应当坚持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并重,结合工作实际,建强安全生产专业支撑团队,建立安全生产专家库,为所属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管理提供指导服务和技术支持。应当以安全生产专家为主体,建立常态化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制度,提高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十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考核和奖惩机制。按年度签订覆盖各层级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书,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明确安全生产职责和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开展责任书交底,并进行过程指导、督促,年终对职责履行情况、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等进行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在作业过程中,各级人员不得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严肃查处每起责任事故,严格追究事故责任人的责任。完善安全生产正向激励机制,加大安全生产奖励力度。安全生产风险较高的企业应当建立过程考核和事故考核相结合的安全生产考核体系。

  第二十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新闻发布制度和媒体应对工作机制,及时、主动、准确、客观地向新闻媒体公布事故的有关情况。

  第二十九条 中央企业应当关注员工身体、心理状况,规范员工行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防范员工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

  第三十条 中央企业应当发挥安全生产工作示范带头作用,企业制定和执行的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标准等应当不低于国家和行业要求。企业年度安全生产相对指标应达到国内同行业最好水平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十一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并购重组企业安全管理,并购重组前要结合业务类型开展相应安全生产尽职调查,并购重组后要加强安全监管,统一纳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人员调整及时到位,企业文化尽快融合,管理制度无缝衔接。

  第三十二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承包商安全管理,严格准入资质管理,把承包商和劳务派遣人员统一纳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禁止使用不具备国家规定资质和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承包商和分包商。

  第三十三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境外单位安全生产的统筹管理,制定境外发展规划时同步考虑安全生产,将境外单位统一纳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督促境外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应急管理工作。境外中央企业除执行本办法外,还应严格遵守所在地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第四章 安全生产工作报告制度

  第三十四条 中央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突发事件后,按规定上报有关部门的同时,应当按以下要求报告国务院国资委:

  (一)境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影响较大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中央企业应当第一时间报告。事故现场负责人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上一级单位负责人报告;以后逐级报告至国务院国资委,且每级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小时。

  (二)境内由于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央企业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国务院国资委报告。

  (三)境外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影响较大的事故,事故现场负责人应当第一时间报告。中央企业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国务院国资委报告。

  (四)在中央企业管理的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中央企业作为业主、总承包商、分包商等相关方时应当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报告。

  (五)发生造成重大影响的火灾、爆炸等其他事件,应当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报告。

  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

  第三十五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政府有关部门对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的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及时向国务院国资委报告,并将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报告国务院国资委。

  第三十六条 中央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的单位增加值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率情况报送国务院国资委,报送内容含年度单位增加值情况、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情况等。

  第三十七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安全生产工作领导机构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名称、组成人员、职责、工作制度及联系方式向国务院国资委报告,并及时报送变动情况。

  第三十八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及修订情况及时报送国务院国资委。

  第三十九条 中央企业应当将安全生产方面的重要活动、重要会议、重大举措和成果、重大问题等重要信息和重要事项,及时报告国务院国资委。

  第五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与奖惩

  第四十条 国务院国资委对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半年内发生3起及以上较大生产安全事故、1个月内发生2起及以上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中央企业进行通报,并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国务院国资委参与中央企业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并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及国务院批复负责落实或者监督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督查,督促中央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中央企业违反本办法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的,国务院国资委根据情节轻重要求其改正或者予以通报批评。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国资委配合有关部门对中央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进行调查,或者责成有关单位进行调查,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予以处理。中央企业应当引导员工积极参与安全管理工作,鼓励员工主动发现事故隐患,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奖励支出从安全生产费用中列支。

  第四十三条 国务院国资委建立事故分析、安全风险提示等工作机制,引导中央企业深入剖析事故原因,共同吸取事故教训。中央企业应当建立事故管理制度,深刻吸取企业内部及同行业、领域的事故教训,开展重轻伤事故、未遂事故统计分析工作,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国资委根据中央企业考核期内发生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认定情况,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进行降级或者扣分。

  其中,企业考核年度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对其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予以降级,降至下一考核级别。

  (一)第一类企业。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承担主要责任的;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承担次要责任的。

  (二)第二类企业。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承担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的。

  (三)第三类企业。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承担责任的。

  (四)存在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的。

  (五)企业发生承担主要责任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起数累计达到降级规定的。

  考核任期内发生2起及以上瞒报事故或者1起及以上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承担主要责任的企业,对其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予以降级,降至下一考核级别。

  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达不到降级标准的,按照《中央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实施细则》有关规定予以扣分考核。

  本办法所称责任事故,是指依据政府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对事故性质的认定,中央企业或者其独资及控股子企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安全事故。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国资委组织中央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管理评价,督促指导中央企业加强过程管控。中央企业应当每年度对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状况开展自评,形成自评报告。国务院国资委根据中央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自评情况等,对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在中央企业范围内通报,评价结果为优秀的企业,在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予以加分。

  第四十六条 对未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从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业绩利润中予以扣减。

  第四十七条 授权董事会对经理层人员进行经营业绩考核的中央企业,董事会应当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经理层人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绩效薪金挂钩,并比照本办法的安全生产业绩考核规定执行。

  董事会对经理层的安全生产业绩考核情况纳入 国务院国资委对董事会的考核评价内容。对董事会未有效履行监督、考核安全生产职能,企业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国务院国资委经综合分析研判,按照管理权限对董事会有关成员进行组织调整

  第四十八条 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因安全生产问题受到降级处理的,取消其参加该考核年度国务院国资委组织或者参与组织的评优、评先活动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执行。国务院对特殊行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突发公共事件等级划分按《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中安全事故类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国资委负责解释。

蔡孟劭(记者 王怡君)09月20日,▲拉米(左)、布林肯(中)与泽连斯基会晤英美高官同时访问基辅并提出援助布林肯对“远程打击”问题松口据新华社报道,9月11日,布林肯和拉米同时抵达基辅进行访问,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布林肯在当天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7亿多美元的新一揽子援助,其中3.25亿美元用于恢复乌能源设施和电网,2.9亿美元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另外1.02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排雷。布林肯表示,他在访问期间与乌方讨论了“远程打击”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回国后将向美国总统拜登汇报乌方诉求。据报道,布林肯承认如果同意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美国必须重新评估风险。但他话锋一转表示,“目前看来远程攻击的风险主要是俄罗斯方面引发的”。拉米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6亿英镑的援助,用于乌方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能源系统恢复、维持社会稳定以及在世界银行为乌方提供贷款担保。拉米同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还表示,首相斯塔默将在13日访问白宫时与拜登交流援乌事项。布林肯则明确表示,拜登正在考虑解禁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的问题。在库尔斯克反攻俄称已收复多个居民点据报道,一名俄军高级军事指挥官称,俄罗斯军队已在库尔斯克发动大规模反攻,夺回了乌克兰军队上个月占领的部分领土。俄国防部公布的照片和视频资料显示,俄军不仅击毁了乌军的一些装备,而且俄军坦克已经可以突破一些曾被乌军封锁的河流和道路。▲俄国防部公布库尔斯克战斗画面在库尔斯克作战的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迪诺夫说:“形势对我们有利。”阿劳迪诺夫的说法得到了几名俄罗斯军事博主的赞同。颇具影响力的博客作者尤里·波多利亚卡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夺回了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领土西部的几个村庄,乌克兰军队退到了斯纳戈斯特以南的马来亚洛克尼亚河东部。俄方的声明尚未得到乌克兰方面的证实或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此次袭击库尔斯克是为了将冲突带到俄罗斯,开辟一个缓冲区,防止俄罗斯袭击邻近的苏梅地区。泽连斯基称,截至上周,乌克兰军队已控制该地区超过100个居民点,面积超过1300平方公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10日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俄罗斯军队自今年8月以来加大了对顿巴斯的攻势,已占领了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定义乌克兰“胜利”?基辅与西方盟友之间裂痕加深在布林肯和拉米访问基辅的幕后,欧美等盟友与乌克兰当局的裂痕也在加深。一名匿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称,布林肯和拉米的访问行程主要是“讨论如何最好地定义乌克兰的胜利,以及乌克兰需要哪些援助才能实现这一胜利”。这名欧洲官员称,由于西方国家厌倦了将无尽的纳税人资金投入到俄乌战场,基辅只能被迫降低其对胜利的预期。这名官员称:“基辅被告知,要想全面战胜俄罗斯,西方需要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支持,而华盛顿和欧洲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库尔斯克地区战况激烈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自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另有1100亿美元计划中的援助尚待交付。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希望在今年秋季结束战事,并希望将俄罗斯纳入和平谈判的进程中。不过俄乌双方对于谈判设置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可调和,乌方主张回到1991年的边界,意味着俄军必须撤出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俄罗斯方面则要求乌方“接受现实”,即乌东四州已经通过公投成为俄罗斯联邦领土,而且克里米亚问题“不容讨论”。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11日写道,与布林肯和拉米的会谈“非常激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则表示,布林肯访问基辅并不是为了迫使泽连斯基接受与俄罗斯的妥协。他说:“当然(俄乌)谈判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但何时、在什么条件和情况下进行谈判,将由泽连斯基总统决定。”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综合新华社(记者 李东旭)编辑 郭庄 责编 冯玲玲

蔡孟劭(记者 刘建来)09月20日,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原标题:印度记者的这个提问,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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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北开林场》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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