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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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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回应称,该公司并未直接生产这批设备,“这些是由欧洲公司生产的,用的也是欧洲的生产许可证,只不过挂的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发生爆炸的手持寻呼机残片据介绍,寻呼机在现代社会的普及率并不高,但却仍在医疗行业被广泛使用。这种设备可以联系到处于手机信号盲区的人,电池使用寿命也比较长。今年2月,真主党领导人为防止被以色列方面监视,让成员换掉智能手机。真主党一名官员透露,现在许多成员都有手持寻呼机。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的“间谍机构”已经对这批寻呼机进行了生产层面上的修改。布鲁塞尔的高级政治风险分析师伊杰·马格宁表示,如果以色列想要在寻呼机中安装爆炸装置,就需要潜入到这些设备的供应链中。“这也引发了另一种猜测,出售设备的第三方可能就是以色列有目的性建立的‘情报前线’。”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员查尔斯·利斯特称,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渗入了供应链。红星新闻记者 黎谨睿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魏孔明延伸阅读都2024年了,真主党为何还在用寻呼机?【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所使用的寻呼机在黎境内多地同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外界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策划了此次袭击。一时间,寻呼机这一看似已被市场淘汰的通讯设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黎巴嫩真主党为什么会大规模使用寻呼机?它们是如何被引爆的?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对哈马斯采取同样的手段?技术越落后,越安全?寻呼机又称传呼机(BP机),和智能手机不同,其依靠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操作员通过接收者设备独有的无线电频率发送简短信息,而非通过互联网。在手机普及之前,寻呼机曾被广泛应用。如今在大部分国家,运营商都已经停止向一般用户提供寻呼机通信服务。法新社称,目前寻呼机仅在医院等一些特定领域和场合使用,尤其在美国。半岛电视台称,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在世界其他地区,毒贩也会利用它贩毒。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生产的某一型号寻呼机 金阿波罗官网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法新社称,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据路透社报道,电子监控技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此前表示,其在真主党活动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遥感系统,并定期派遣无人侦察机越过黎以边界监视真主党。路透社今年7月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的空袭导致数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死亡,该组织为了躲避以色列先进的监控技术,开始使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设备,其中就包括寻呼机。六位熟悉真主党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从过往的损失中“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们表示,手机可以用来追踪用户的位置,因此它已被真主党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老式的通讯手段,包括寻呼机和传递口头信息的通讯员。此外,真主党还一直在使用可追溯至21世纪初的私人固定电信网络。去年12月,黎巴嫩真主党曾通过其Telegram频道发布通知,要求黎南部居民断开其拥有的摄像头和互联网的连接;2月初,真主党战士被要求禁止在战场附近使用手机。“关掉它,埋掉它,装进铁箱子里锁起来,”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当时呼吁道,“(以色列人的)同谋就是你手中的手机,还有你妻子和孩子手中的手机。”一位熟悉真主党运作的黎巴嫩资深消息人士7月表示:“如今,如果发现任何人在前线携带手机,他就会被踢出真主党。”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一名因寻呼机爆炸而受伤的人员被送医治疗 美联社一名消息人士称,为了防止对话被窃听,黎巴嫩真主党还会使用暗语来指代武器和会议地点,这些暗语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并通过通讯员传递到各部门。“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信息和技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真主党关系密切的黎巴嫩分析人士卡西姆·卡西尔(Qassem Kassir)表示,“当你面对某些技术进步时,你需要回到旧的方法——例如电话、面对面的交流……任何能让你绕过技术的方法。”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布兰福德(Nicholas Blanford)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对安全漏洞的“意识和警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安全专家表示,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措施可以有效对抗高科技间谍活动,然而,这些方法也导致真主党领导层与其部队之间的沟通效率大大降低。史上最大实体供应链攻击?随着此次黎巴嫩袭击事件的发生,外界都在问,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设备是如何遭到攻击的?路透社分析了被毁坏的寻呼机图像,发现其格式和背面的贴纸与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公司生产的AP924型号寻呼机一致。三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寻呼机是真主党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最新型号。黎巴嫩一位高级安全人士告诉路透社,真主党已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5000台寻呼机。有外交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推测,爆炸可能是由于装置电池过热爆炸引起的。但技术专家们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单靠电池不足以引发如此致命性的爆炸。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进行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主席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金阿波罗创始人许清光18日对路透社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由一家欧洲公司生产,双方有合作,对方获授权使用金阿波罗的品牌标签。许清光没有透露寻呼机生产商的名称,表示金阿波罗公司也是受害者。许清光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还提及,这家代理商在台北有办事处,工厂设在黎巴嫩。值得一提的是,路透社此前指出,真主党和黎巴嫩安全官员认为,以色列在锁定目标时也一直在利用当地的线人。三位熟悉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表示,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以色列招募间谍创造了机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员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认为,隐藏在真主党内部的间谍是此次行动的关键。“这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最协调的袭击之一。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肯尼迪表示,“这需要许多不同的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门。人力情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方法,同时还要拦截供应链,以便对寻呼机进行改装。”谈及以色列为何没有在加沙使用同样的手段,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所哈姆扎·阿塔尔(Hamza Attar)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和黎巴嫩真主党相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更了解网络。阿塔尔强调,哈马斯在加密通信上下了许多功夫,“他们不使用电话或手机,有自己的网络和通信方法,不需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

每经记者:温梦华 熊嘉楠 每经编辑:陈俊杰小杨哥和辛巴之间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近日,两大超头主播辛巴和小杨哥因带货同一品牌的大闸蟹时在价格上发生争端,与之相关的多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随后,辛选方面称“针对在三只羊团队直播间购买了争议商品如梅菜扣肉、茅台等的消费者,辛选将向他们发放‘行业慰问金’”。辛巴818专属店人工客服称,在三只羊团队直播间购买了兔年生肖茅台的消费者,(领取“行业慰问金”)需要提供广州中九检测鉴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九检”)出具的电子溯源码,具体情况直接咨询中九检。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并采访了中九检法定代表人谢智锋。了解到,自9月11日至今共检测460瓶(消费者在三只羊直播间购买的兔茅),其中不符合正品特征的有154瓶,大部分都是“拔帽”酒。同时,记者致电贵州茅台打假维权部门,相关人士表示,贵州茅台没有和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合作鉴定茅台酒产品。为何中九检会成为辛选团队指定的鉴定机构?中九检的检测是否具有准确性?对于这一引发热议内话题,记者也分别向辛选团队、三只羊团队发去采访函欲了解详情。截至发稿,上述两个团队均未回复。辛选指定茅台鉴定机构:共检测460瓶,154瓶“不符合正品特征”“大家好我是辛有志,明晚8点我将开启直播,我会带着1亿元现金进行赔付。”辛巴在9月10日发布的视频中如是说。9月11日晚,辛巴没有如期开启直播。截至目前,辛巴在快手平台上的账号仍处于“直播封禁”状态。《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在快手平台上咨询“辛巴818专属店”,在问及相关的“行业慰问金”发放情况时,人工客服表示:“因行业慰问金发放需要广州中九检测机构出具的电子溯源码辅助证明,具体操作可以直接联系中九检测咨询。”在记者多次确认“茅台发放慰问金是否为9000元?”时,辛巴818专属店人工客服均未直接回应,而是称“可以直接联系中九检测咨询”。辛巴818专属店在线客服回答中九检方面表示,如果检测出不符合正品特征,消费者可以向辛选助理申请到9000元/瓶的行业慰问金,并向记者发来一些消费者领取后的转账截图。其中有消费者领到的金额高达12万元。谢智锋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11日至今共检测460瓶(消费者在三只羊直播间购买的兔茅),不符合正品特征的有154瓶。“154瓶中有14瓶假盖假喷码,2瓶换内芯,剩下都是‘拔帽’酒。”9月17日11时左右,谢智锋方面提供的最新数据公司成立不足一年 中九检“何许人也”?辛选团队为何要指定中九检?中九检的检测结果是否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天眼查显示,广州中九检测鉴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法定代表人为谢智锋,背后第一大股东为广州九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持股99%;而谢智锋持有广州九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99.9%股权。广州中九检测鉴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法定代表人为谢智锋 天眼查截图“我们是借助X-RAY设备来对三只羊直播间所销售的兔茅进行检测,这个设备也是我参与研发出来的。通过X光透视瓶盖的内部结构,能非常直观地能看到其结构是否变形,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谢智锋告诉每经记者。早在今年6月,谢智锋就开始对三只羊直播间所售茅台进行检测。“当时三只羊发布了声明,我觉得他们在质疑我的能力,所以我为了证明自己,在视频中称我个人免费鉴定三只羊直播间卖出去的生肖茅台酒。”谢智锋向《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表示,在9月之前他并不认识辛巴及其团队。9月辛巴第一次主动电话联系他;两三天后,辛巴再次与他电话并邀请他去杭州见面,“当时在他办公室,我们最终决定免费给消费者做鉴定”。目前,与谢智锋相关联的公司共有5家尚处于存续、开业状态,包括江西九觅酒业公司、江西九觅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九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记者注意到,在谢智锋团队运营的“九觅国香”小程序上,其也有售卖茅台。对此,谢智锋向记者解释:“中九检测就是专门做鉴定,不售卖酒;但我还在其他公司担任股东,江西九觅酒业有销售茅台酒以及其他名酒。我们售卖的茅台产品,大部分都是从市场上的经销商以及同行酒商等进货,有少部分也会从熟悉的消费者手中回收。”贵州茅台打假维权部门:未与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合作鉴定对于三只羊直播间所售卖的兔茅真假争议问题,贵州茅台公司如何看待?三只羊公司如何回应?三只羊直播间售卖的兔茅产品渠道又来自哪里?《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查询发现,三只羊抖音带货账号为“三只羊网络对酒当歌”,该账号认证公司显示为“安徽金樽世家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控股股东为三只羊集团。每经记者进入上述三只羊公司抖音账号的商品橱窗中,显示飞天茅台酒均来源于“盛锦鸿业酒类专营店”,该专营店的客服向记者介绍:“(我们)这边和经销商合作,正规渠道拿货。保真且支持鉴定。”每经记者与专营店客服对话截图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将进酒》记者致电贵州茅台打假维权部门,相关人士表示,贵州茅台没有跟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合作鉴定茅台酒产品。他还称,消费者购买到假茅台酒的概率没有那么大。如果你在线下(指茅台官方在各省市的专卖店预约鉴定)鉴定过了,应该也没啥问题。同时,每经记者也致电茅台华南某地线下鉴定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茅台酒鉴定只能先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预约成功后到线下门店鉴定。“我们专门有一个部门每周六会过来鉴定,需要打客服电话预约。”在每经记者询问是否生肖茅台酒较为容易被“拔帽”时,该工作人员称,需要带上酒到线下咨询专家。“电商那些卖(茅台酒)回收品包材的人都是炒酒的,市场上确认存在假茅台。尤其是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购买的茅台酒。”成都某酒商此前在谈及对生肖酒“拔帽”问题时表示。

就在欧盟委员会(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就新一届委员会名单发表演讲前一天,当地时间周一(9月16日),已获提名连任欧委会内部市场委员的法国人蒂埃里·布雷东突然宣布辞职,并公开指责冯德莱恩“治理成问题”。布雷东当天在社交媒体X(原推特)上公布了一封他给冯德莱恩的信件。信中称,几天前,在新一届欧委会组成谈判的最后阶段,冯德莱恩“出于个人原因”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撤回布雷东的候选人资格;作为“政治交换”,她许诺向法国提供更有影响力的委员会职位。“鉴于这些最新的事态发展——这进一步证明(欧委会)治理存在问题——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我不能再履行我在委员会的职责。”布雷东写道,“因此,我将辞去我的欧盟委员一职,立即生效。”布雷东辞职一事为冯德莱恩第二任期增添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凸显在国内政局可能发生动荡的背景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的声望或许已日渐式微。布雷东公布的信件 布雷东X账号“爆炸性”指控布雷东现年69岁,自2019年起担任欧盟委员,是法国推荐的新一届欧委会委员候选人。欧洲新闻台称,布雷东此次连任原本被预计将获得一个重要职位,有传言称他有望担任执行副主席,掌管委员会的首要政策领域。“政客”新闻网欧洲版16日评价,布雷东此举是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一个“爆炸性转折”。路透社也认为,对于“高度政治化”的欧委会席位提名过程而言,这一进展“出乎意料”。冯德莱恩(左一)和布雷东(右一) 法国电视一台网站欧委会通常有27人,由每个成员国1名代表组成。根据欧委会委员任命流程,欧盟各成员国首先要与欧委会主席协商一致,提出代表本国的人选。欧委会主席必须从成员国提交的候选人中选定委员,并确定委员的具体分管领域。不过,各个职责领域的影响力有所不同。法新社指出,27名委员职责的具体分配将发出强烈信号,表明欧盟的政治方向和每个成员国的相对影响力。布雷东提出这些“爆炸性”指控,距离冯德莱恩预计17日宣布下届委员会名单的讲话时间不到24小时。据欧洲新闻台16日报道,欧委会发言人拒绝就布雷东的指控发表评论,只说冯德莱恩与成员国领导人就委员人选的互动基于“信任和保密”。“主席注意到并接受了布雷东的辞职,并感谢他在任期内作为委员所做的工作。”据发言人说,冯德莱恩已于16日早上收到布雷东的辞职信,但无法确定她是否提前被告知布雷东会发帖公开此事。当被问及冯德莱恩1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是否仍将按期公布她的领导班子时,这名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冯德莱恩仍希望能够在17日介绍新委员会组成的细节,“24小时在政治上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早物色好新人选”?布雷东公开宣布辞职数小时后,马克龙办公室表示,法国将提议外交部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出任欧委会委员。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资料图,图源:外媒声明称,马克龙一直寻求为法国获得一个重要的欧委会职位,而塞茹尔内“符合所有必要条件”。欧洲新闻台说,同为欧洲议会内部光谱的自由派,塞茹尔内拥有丰富的欧盟政策制定经验,但没布雷东那么高调。39岁的塞茹尔内自十年前在法国财政部为马克龙工作以来,就一直是其亲密盟友。彭博社称,塞茹尔内作为马克龙当时新成立的政党左翼分支的代表,在后者2017年的首次总统竞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后,塞茹尔内迅速成为马克龙在布鲁塞尔的得力助手,在欧盟政坛中扮演重要角色。2022年9月,他出任执政党复兴党总书记,今年1月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外长。作为欧盟第二大成员国,法国明确表示希望在下一届欧委会委员名单中获得一个关键职位。马克龙办公室16日的声明称,希望法国提名的委员分管领域能“重点关注工业、技术主权和欧洲竞争力问题”。据一名来自复兴党的法国高级官员说,法国对布雷东第二任期可能被分到的职责领域并不满意。按照两名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的说法,用塞茹尔内取代布雷东是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私下讨论时提前商量好的,是法国在下一届欧委会阵容中获得“最佳角色”的一种手段。路透社也援引消息人士称,马克龙已通过谈判为法国提名的人选确定了一个“强化”的执行副主席职位,负责监督内部市场和工业相关工作。来源 | 观察者网 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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