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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

摘要：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9月12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舒惠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任命刘金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任命何宏平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免去李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余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免去王春英（女）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财政部官网近日更新，舒惠好出任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公开资料显示，舒惠好，1968年9月生，博士，中共党员。舒惠好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其主要任职的部门为财政部会计司，曾任财政部会计司综合处处长，财政部驻河南专员办副监察专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巡视员，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等职。此外，舒惠好还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职，出任过党委书记、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等职。2011年至2017年，舒惠好任联合国贸发组织国际会计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中国代表。2023年，舒惠好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舒惠好出任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此次履新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后，舒惠好主要分管条法司、社会保障司、会计司、机关服务中心、会计财务评价中心、会计准则委员会、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9月6日，中科院人事局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通知，何宏平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公开资料显示，何宏平，1967年10月生，浙江东阳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1年和1999年分别在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和中科院地质所获矿物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至2004年在法国国家应用科学学院（INSA-Lyon）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5年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访问学者。2010年3月起任副所长；2016年7月起任党委书记，2021年2月任所长。何宏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宏平主要研究领域为：黏土矿物学、矿物晶体化学、矿物表面物理化学、表生成矿、早期地球演化。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863”项目等，在矿物晶体生长理论、矿物表－界面作用过程、稀土成矿机制、矿物资源利用，以及地球初始氧起源等方面取得创新认识。何宏平还曾于200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现为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金峰，曾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司长。刘金峰被任命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李斌生于1963年3月，山东龙口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2000年，李斌出任黑龙江省原卫生厅副厅长，2007年升任厅长。2010年，他进京任职，任原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卫生部与原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李斌改任原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司长。2016年12月，李斌调任甘肃省政府，任党组成员，2017年1月任副省长，跻身副省级，负责人力资源、环保、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工作。2018年12月，李斌重返国家卫健委工作，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的余斌生于1964年7月，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办公厅机要秘书，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22年6月，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此次被免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的王春英，已于今年8月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延伸阅读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 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近期，外交部班子迎来新任领导成员，外交部密集人事调整。9月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彬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栏目显示，刘彬现任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刘彬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刘彬，男，汉族，1971年11月生，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长期在外交部任职的刘彬，曾任驻乌克兰大使馆职员、随员、三秘，外交部欧亚司三秘、副处长、处长，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等职。2021年起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9月9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现任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杨涛已经调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杨涛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2019年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21年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已由蔡伟接任。9月9日，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更新信息显示，原任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司长的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原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的白天已经调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蔡伟已经调任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蔡伟，男，1971年3月生，浙江诸暨人。他曾任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天，男，1971年4月生，陕西西安人。他曾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此外，日前，新任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抵德履新。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离任回国。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邓洪波偕夫人史玲抵达德国履新。官方简历显示，邓洪波1965年7月生于四川，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邓洪波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外交部礼宾司、驻越南大使馆、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驻美国大使馆任职，历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公使、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等职。据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消息，9月6日，驻白俄罗斯使馆举办谢小用大使离任招待会。9月5日，谢小用大使辞行拜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一天，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官网刊发了谢小用接受白通社专访全文。他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将于9月9日离任回国。公开资料显示，谢小用，男，1964年2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硕士。谢小用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一秘、驻乌克兰大使馆参赞、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副局长、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外交部干部司正司级干部、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于2018年任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2020年，谢小用获任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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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视频综合）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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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和美国的两位地区军事高层领导今天举行了视频通话。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次通话的具体内容？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国国防部了解。新华社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列对非合作倡议。一些西方媒体称，中方承诺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和减债呼声保持沉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峰会期间，很多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的“债务陷阱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王毅外长在北京峰会后共见记者时，总结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几个特点：一是不干涉非洲内政，真心诚意提供帮助；二是紧贴非洲发展需要，聚焦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不搞地缘政治博弈，反对在非洲制造阵营对立，反对利用非洲谋取私利。事实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为促进非洲发展、改善非洲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非洲新建升级了近10万公里公路、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仅过去3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创造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都有助于非洲突破发展瓶颈，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属于互利合作，不会将非洲推向“债务陷阱”。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是非洲的主要债权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主权外债中，多边和私人债权人占八成，双边债务仅占少数。即便如此，中方始终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非洲减缓偿债压力，是G20缓债倡议的最大贡献方。在本届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中方也提出了具体免债举措。正如王毅外长强调，国际对非合作要坚持公正，做到平等，倡导务实。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承担起自身责任，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图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国日报》记者：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8日在巴黎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六届位居金牌和奖牌双榜第一。观众们为残奥健儿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动，也为他们顽强拼搏的英姿喝彩。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残奥会上再创佳绩。中国健儿以出色的竞技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诠释了“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是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残疾人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近年来，中国实现了7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整体脱贫，建立了惠及2000多万残疾人的各类专项保障制度。中国残疾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平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拥有了更多人生出彩机会。巴黎残奥会已经结束，但它带给世界的鼓舞和感动还将延续。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推动全球残疾人事业实现更大发展，让更多残疾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迸发潜能，勇敢追梦。路透社记者：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一通过“生物安全法”草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会限制多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生意。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看法？毛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正在俄罗斯召开。普京总统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充当调解人，中方是否对此持开放态度？此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中印应促成谈判协议以解决乌克兰危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否会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王毅外长与会时，是否可能与俄罗斯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毛宁：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王毅主任将同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图为外媒记者提问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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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