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1451件3192人，起诉1785件5020人”。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联合举行“依法惩治文物犯罪，赓续中华历史文脉”新闻发布会，对依法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强化溯源治理等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集中通报，并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会通报的数据和案件，既是一场成果的展示，也是一次决心的宣示，更是一种有力的警示：依法严厉惩治文物犯罪，国家有力量、有力度，谁打文物的主意，谁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谁就难逃法律制裁。

　　近年来，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惩治和有效防范文物犯罪，不断加大文物司法保护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当前文物犯罪呈现出团伙化、职业化和智能化趋势，盗掘、盗窃等上游犯罪多发，下游倒卖、销赃行为隐蔽，且向网络发展蔓延。基于此，必须不断健全司法保障制度，持续加大联合惩治力度，确保长效工作机制日臻完善，使文物保护效果更为明显。

　　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发布典型案例具有深远而广泛的现实意义。比如，在此次发布的李某某、胡某倒卖文物案中，被告人通过变造文物方式骗取文物拍卖许可，企图用正规拍卖手段实现倒卖文物的非法目的，这是一种文物犯罪新手段。对此，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拍卖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一案双查办案模式，既体现了法律惩处手段的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某些不法分子规避文物犯罪的伎俩，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思考。

　　其他一些案例也颇具典型意义。比如，在王某某倒卖文物案中，王某某收购文物后随意堆放或掩埋，对文物价值减损持放任态度，不符合文物收藏者的行为习惯；到案后未能全部退缴文物且拒不交代去向，对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查获的部分文物无法说清来源，对辩解无法自圆其说。对此，检察机关全面审查证据确定其具有牟利目的，遂提出抗诉，最终使王某某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

　　从批准和决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逾千件，到发布依法惩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再到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漏洞、安全隐患等问题，依法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每一项举措都体现了相关部门的责任担当，都为依法惩治文物犯罪进行了有益探索，都为更好保护文物提供了有力支持。

　　当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根本目的不是抓了多少人，判了几年刑，而是追回被盗窃、销赃的文物。同时，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精准的防范措施、精当的惩戒机制，实现全链条打击与系统预防并重，让文物得到更好保护和妥善安顿。为此，既要紧盯地下文物市场，也要紧盯网上交易平台，既要破大案、挖团伙，也要找根源、织密织牢文物安全防护网。这就需要加强部门协作，形成文物保护合力。不久前，中宣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方案(2023—2025年)》，针对我国文物资源特点、安全风险状况、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工作实际需要等，明确提出17项重点任务：从各尽其职到完善联合长效工作机制，从专项打击到联防联控，从消除隐患到铲除文物犯罪土壤，等等。可以预见，合力越强大，保护将越见成效。

　　还要看到，文物保护离不开大众参与。据了解，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还通过公开听证、法治教育、专家说法等方式，加强以案释法，强化普法宣传，这些举措无疑有助于提升公众保护文物的自觉。

　　依法惩治文物犯罪没有完成时。法律亮剑，共同发力，让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取得扎实成效，各类文物违法犯罪得到有力遏制，文物安全形势明显好转，则我们就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更从容、坚定地奔赴未来。　　“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1451件3192人，起诉1785件5020人”。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联合举行“依法惩治文物犯罪，赓续中华历史文脉”新闻发布会，对依法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强化溯源治理等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集中通报，并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会通报的数据和案件，既是一场成果的展示，也是一次决心的宣示，更是一种有力的警示：依法严厉惩治文物犯罪，国家有力量、有力度，谁打文物的主意，谁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谁就难逃法律制裁。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就是赓续中华历史文脉。

　　近年来，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惩治和有效防范文物犯罪，不断加大文物司法保护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当前文物犯罪呈现出团伙化、职业化和智能化趋势，盗掘、盗窃等上游犯罪多发，下游倒卖、销赃行为隐蔽，且向网络发展蔓延。基于此，必须不断健全司法保障制度，持续加大联合惩治力度，确保长效工作机制日臻完善，使文物保护效果更为明显。

　　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发布典型案例具有深远而广泛的现实意义。比如，在此次发布的李某某、胡某倒卖文物案中，被告人通过变造文物方式骗取文物拍卖许可，企图用正规拍卖手段实现倒卖文物的非法目的，这是一种文物犯罪新手段。对此，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拍卖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一案双查办案模式，既体现了法律惩处手段的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某些不法分子规避文物犯罪的伎俩，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思考。

　　其他一些案例也颇具典型意义。比如，在王某某倒卖文物案中，王某某收购文物后随意堆放或掩埋，对文物价值减损持放任态度，不符合文物收藏者的行为习惯；到案后未能全部退缴文物且拒不交代去向，对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查获的部分文物无法说清来源，对辩解无法自圆其说。对此，检察机关全面审查证据确定其具有牟利目的，遂提出抗诉，最终使王某某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

　　从批准和决定逮捕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逾千件，到发布依法惩治涉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再到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漏洞、安全隐患等问题，依法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每一项举措都体现了相关部门的责任担当，都为依法惩治文物犯罪进行了有益探索，都为更好保护文物提供了有力支持。

　　当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根本目的不是抓了多少人，判了几年刑，而是追回被盗窃、销赃的文物。同时，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精准的防范措施、精当的惩戒机制，实现全链条打击与系统预防并重，让文物得到更好保护和妥善安顿。为此，既要紧盯地下文物市场，也要紧盯网上交易平台，既要破大案、挖团伙，也要找根源、织密织牢文物安全防护网。这就需要加强部门协作，形成文物保护合力。不久前，中宣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方案(2023—2025年)》，针对我国文物资源特点、安全风险状况、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工作实际需要等，明确提出17项重点任务：从各尽其职到完善联合长效工作机制，从专项打击到联防联控，从消除隐患到铲除文物犯罪土壤，等等。可以预见，合力越强大，保护将越见成效。

　　还要看到，文物保护离不开大众参与。据了解，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还通过公开听证、法治教育、专家说法等方式，加强以案释法，强化普法宣传，这些举 措无疑有助于提升公众保护文物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