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小学生们热热闹闹地开学了，回到学校后，各种学校组织的常规体育活动也多了起来。运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要长身体、强健体魄的孩子尤其需要多多运动。

　　然而，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查出“三高”的孩子并不罕见。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比如缺乏运动，另一方面，这些情况也会增加运动中心脏的负担和风险。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预防评估中心主任、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慧玲看来，在青少年群体中，这些危险因素存在的比例并不低，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这些孩子盲目地进行高强度的、同质化的体育锻炼，就可能造成意外的发生。

　　黄慧玲建议，要及时识别运动过程中的心脏预警信号，通过心脏安全评估来识别高风险个体，才能让孩子更安全地运动。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徐依励 通讯员章智琦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

　　现状：“三高”“四高”的孩子并不罕见

　　2019年以来，黄慧玲带领团队不定期开展“心安”校园行活动，主要给孩子、老师进行科普宣讲，并为他们展开心脏方面的免费筛查。令她惊讶的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孩子并不罕见。“虽然无法根据一次的检查结果立即作诊断，但这可以作为一个提示，不仅是提示医生，更是提示学校、家长和孩子，‘三高’‘四高’并非大众认为的‘老年病’，要密切关注这些危险因素。”黄慧玲说。

　　“有老师拍照片给我，说孩子们即使是在下课时间，也宁愿在课室里坐着、趴着，不爱活动。”2022年下半年，黄慧玲团队和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一起开展了“广东省青少年心脏安全大调研”，研究结果显示，仅有约五成的受访青少年有经常运动的习惯，约七成的受访青少年有喝含糖饮料、吃甜食的习惯。

　　缺乏运动是孩子们身体出现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运动可以减重，降低糖尿病、高血压、老年痴呆和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还能调节情绪、锻炼协调能力和缓解视疲劳等。但是，黄慧玲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本身孩子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要短时间提升体育成绩，或是受到一些不正确的运动理念的引导，盲目运动的也不在少数。“心肺功能是可以锻炼的，每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尽相同，但我们不能让心肺功能相对较差的孩子一下子接受高强度训练。”如果超越身体极限去运动锻炼，运动相关的心脏风险就会显著增加。

　　存在危险因素的孩子，建议做心脏预防评估

　　在集体体育锻炼中，有些孩子可以轻松跑完800米，但有些孩子可能跑400米就累了。“别人都能行，为什么你做不到？”这或许是有的孩子会听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运动耐力是可以在日积月累中锻炼出来的，但需要循序渐进，并且要关注孩子是否存在危险因素。

　　对于有危险因素的孩子，尤其建议在运动前进行心脏预防评估。这些危险因素包括家里有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比如直系亲属有过心脏骤停、晕厥、在游泳时发生不明原因的溺水，或是早发的心血管疾病病史，比如在50岁左右发生冠心病、心梗等。以及孩子体质偏弱、肥胖，或是存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等。

　　黄慧玲指出，心脏预防包括一系列检查，包括24小时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运动心脏评估和动态心输出量监测等，最主要是判断运动过程中是否会存在风险，并且根据情况开出“个体化”运动处方，避免盲目运动而造成意外的发生。此外，心脏安全评估不一定只是在运动赛事或剧烈、高强度运动之前，出于健康保健需要，在进行各种运动之前，有需要的人群都可以进行心脏安全评估。

　　她还建议，保障运动安全，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关注两个指标，一是心率，二是血压。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在日常体育课跑步中最高心率可能达到170或180，但正常情况下心率上升是一个逐步升高的过程，而有的孩子如果心率从80一下子升到160，这样就是不正常的。此外，运动中的血压升高是正常现象，但如果是短时间内过快升高，或是在运动后休息了10分钟了，血压还是没降下来，这就要当心了。

　　出现这些症状，不妨让孩子“停下来”

　　“每到寒暑假，来门诊的患者中有1/4到1/3的都是青少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突然晕倒、心悸或胸闷胸痛来就诊的。”其中有一些显性的问题，通过做个心电图、心脏彩超或量血压是可以发现异常的，而有些隐性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详细检查才能发现。

　　“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初三的孩子小希(化名)，因为上体育课时突然胸痛来就诊。测量血压、心脏彩超、听诊均正常，当时就觉得可能是运动强度高了点，让他稍微注意一下。然而，后来再上体育课时，孩子又突然晕厥被送来医院，经过心脏造影，发现他存在大血管错位(右冠状动脉起源异常)。”黄慧玲说，所幸发现及时，并没有危及生命。虽然这只是个案，但是她希望大家不要忽视心脏预警信号。

　　“我建议大家减少久坐，提倡适量的中等—较高强度运动。日常中，建议孩子们不要喝太多含糖饮料，少吃高盐高油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和愉悦的心情。”她提醒，如果孩子在体育锻炼中出现胸闷、胸痛、难以呼吸，或是眼前发黑、晕倒了，必须要立即停止运动。而如果是感觉稍微有点头晕、感觉心跳比较快，这些轻微的症状可以通过降低运动强度来缓解。

　　如果孩子在体育课上出现头晕，老师可以带着孩子去校医室量下血压，看看血压会不会过高；如果孩子胸闷、心慌，或是心跳很快，可以去做个心电图，评估下心脏是否有问题，必要时请 及时前往专业医院就诊。

崔学山（记者 谢俊颖）09月19日,#endText .video-info a{text-decoration:none;color: #000;}

崔学山（记者 卢淑如）09月19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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