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香港9月21日电 香港教育大学(港教大)与香港中乐团20日签署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中乐发展、传承中华文化。在港教大支持下，香港中乐团即日起一连两晚举办“丝绸之路”音乐会，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及港教大30周年校庆。

　　据悉，双方此次合作内容包括促进双方艺术交流，合作举办学生音乐活动，以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文化艺术知识和管理技能等。

　　港教大校董会主席黄友嘉致辞时表示，港教大近年重视传统文化素养对教师品德的正面影响，在课程设计中强化了 艺术与教育的融合。相信是次合作将促进双方在中乐领域深化合作交流，推动中乐文化传承和发展，为打造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及国际教育枢纽作出贡献。

　　港教大校长李子建致辞时提到，港教大本学年起于本科的通识教育中增设“新六艺”课程，以“古为今用，中外共融”为原则，糅合创新科技元素，并结合体验式学习，让学生重新认识“礼、乐、射、御、书、数”，香港中乐团将参与部分实践课程。

　　他又指，双方的合作有助进一步探索跨领域及不同学习阶段的合作模式，例如音乐与科技的结合、推动幼儿教育的中乐教育，并举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生音乐交流活动，共同推动香港中乐发展，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香港中乐团理事会主席赖显荣表示，传承音乐教育一直是中乐团的重要使命，期待通过与港教大签署合作备忘录，加深相互合作，共谋发展，实现根植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目标。

　　“丝绸之路”音乐会在签署仪式后举行，带来由香港中乐团与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以及越南民族音乐家共同演出的曲目，包括《丝绸之路》《龟兹古韵组曲》以及《云南风情》等。(完)

陈珍舜（记者 唐承颖）09月23日,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陈珍舜（记者 卢淑芬）09月23日,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图片说明： 当地时间21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澎湃影像）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萧 达●本报记者 郭媛丹 岳林炜●陈 康 柳玉鹏 甄 翔21日和2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以下简称“四方峰会”）在美国总统拜登的老家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举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这是拜登面临政权交接之际，为留下自己的外交政策遗产作出的“最后努力”，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更有媒体记者通过摄像机捕捉到，这次峰会的第一个议题就针对中国。尽管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未提到中国，但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对抗中国”成为峰会“议程重点”。多名中国学者22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在亚太挑起大国对抗的企图，以维护自己的霸权。不过，鉴于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即将离任，澳大利亚明年也将举行大选，有西方媒体把本届峰会称为“告别峰会”。中国外交部此前曾表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同出席Quad峰会（美联社）针对中国言论被记者发现“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拜登欢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来到他的特拉华州家乡，推动外交对抗中国。”路透社称，此次峰会的议程包括加强在印度洋的安全合作等。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称，四国领导人讨论“印太地区”仍然存在的挑战，包括所谓“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台海紧张局势”。CNN称，拜登特意在其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主持举行“四方峰会”，并把这一峰会打上他的私人烙印：他把与其他三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安排在自己的私人住宅中，并在自己曾就读的当地高中举行峰会。报道称，本来印度应该是今年峰会的举办国。印度原计划今年1月举办峰会，但因拜登在大选期间“无暇出访”而被推迟。不久前，在美国的要求下，印度最终同意交换主办国。对于拜登如此精心安排这场峰会，CNN称，在拜登看来，这是对他力推的这一伙伴关系安排的合适尾声。2021年，拜登提出把QUAD提升到领导人峰会层级，认为这是重新激活“印太联盟”力量以“抗衡中国日益上升影响力”的关键。美国“政治新闻网”21日称，虽然QUAD被认为是拜登标志性的“外交政策遗产”，但白宫表面上极力否认这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工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公开宣称，峰会“不针对其他国家”。不过令美方尴尬的是，拜登和美国高官当天针对中国的话语却被会场外的记者记录下来。“政治新闻网”称，峰会开始后不久，当与会者认为记者们已经听不到声音时，摄像机却捕捉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的第一个话题：中国。此外，会场外的记者还听到拜登指责“中国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海地区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报道称，拜登和美国高官这些本不愿对外公开的话“削弱了美方公开评论的可信度”。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22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四方峰会”实际上完全由美国主导，是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更有力地推动盟友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工具。尽管印、澳、日加入其中有各自的利益考虑，但该机制本身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性质不会变。拜登等人寒暄涉南海、东海内容更多“四方峰会”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据法新社报道，尽管联合声明中没有点名中国，但指责“在南海的胁迫和恐吓行动”。联合声明还宣布明年将举行四方海岸警卫队联合巡航行动，计划扩大“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报道称，此次峰会向北京发出了信号，表明QUAD机制的重点进一步转向安全议题，反映出四方“对中国越来越担心”。除了针对中国，联合声明还指责朝鲜发射导弹和进行网络攻击，对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联合声明确认四方将加强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四方海上保安机构将提高“相互操作性”，从明年开始在整个印太地区实施联合监视活动和训练。四方还将向其他印太国家提供海洋监视技术，以“遏制非法海洋行动”。此外，针对中国与菲律宾船只此前在南海发生的冲突，联合声明加入了“谴责危险操纵船只”的表述。《印度斯坦时报》22日称，与去年5月广岛“四方峰会”后的联合声明相比，今年联合声明中涉南海和东海的内容更多、且口气更强硬。尽管声明中并未点中国的名，但对中方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使用了“最强硬的语言”，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包括对所谓岛礁“军事化”以及南海“胁迫行为”的“严重关切”。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2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由美国主导的这一地区性小多边机制频繁在南海等问题上刷存在感。“四方峰会”联合声明指责南海海域存在的所谓“胁迫和霸凌”，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以此压缩中方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空间。丁铎说：“这种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本质上是美国对于其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及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担忧。”据俄新社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不久前就“四方峰会”发表评论时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完全控制欧亚大陆，它们在西边为此不惜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等民用基础设施……现在，它们又需要从东边下手。她说，QUAD和奥库斯（AUKUS）等打着“维护安全”旗号的联盟被引入这一地区，实际上它们“绝对是具有侵略性的北约式联盟”。“告别峰会”与“生存危机”尽管“四方峰会”企图通过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来秀团结，但路透社称，这是即将离任的拜登主持的“告别峰会”。拜登最担心的是，“四方峰会”能否在他卸任后继续存在。拜登明年1月就会交棒，他不知道届时将由他的副总统哈里斯还是他的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接任。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拜登和岸田文雄都即将卸任，澳大利亚明年也面临大选，这使得QUAD的前景出现了不确定。报道称，拜登试图淡化人们的担心。在峰会上拍集体照时，拜登用手搂着印度总理莫迪的肩膀说：“QUAD机制在11月之后仍将继续存在下去。”“炒作无法掩盖QUAD的生存危机”，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名誉教授、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切拉尼20日在《日经亚洲》撰文称，除了针对中国，这个仅有四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几乎无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QUAD在新兴技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立的六个工作组近年来“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丁铎说，综观过去几年QUAD四方的合作成果，可以发现主要聚焦于政治外交层面，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姿态。“一旦涉及到实质性问题，需要各方掏出真金白银时，四方合作推进速度就会很缓慢。”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称，QUAD机制的形成是基于想象中被夸大的“对中国的恐惧”，它“从一开始根基就不牢固，因为它的根子更多源于恐惧而不是共同归属”。报道称，在QUAD四方地缘政治拼图中，印度是相对不稳定的一员。尽管华盛顿总是试图让新德里站在自己一边，但印度的“战略愿望”是利用与美国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样，一旦澳中关系走近，澳大利亚对华关系变化也会影响QUAD。李海东说，QUAD各方有自己的利益和盘算，尤其是一些成员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和人文联系。未来需要进一步观察，该机制是依旧会松散存在还是会进一步强化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