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鲸新闻9月18日讯 今日，贵州金融监管局披露公告，不予核准北京鼎立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鼎力保险经纪”）张金平的任职资格。

　　贵州金融监管局称，经审核，张金平不符合《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第二十一条“保险经纪人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三）款“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管理能力，熟悉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的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经研究，决定不予核准你公司张金平任职资格申请。

　　若对此决定如有异议，公司可在规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

　　据官网信息，鼎立保险经纪注册资本5000万元，全国范围展业，定位“保险+互联网+服务”的整合模式，打通保险服务产业链，打造专业的保险服务一体化平台，目前设有贵州、山东、广东、上海等8个分公司。

　　另需关注的是，今年8月，鼎立保险经纪的实质控股股东Leading Group，与SPAC公司（美国特殊目的收购公司）Healthcare AI Acquisition（HAIA）签订合并协议，拟通过借壳SPAC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据媒体报道，此次合并估值拟为4.3亿美元。

责任编辑 ：秦艺

刘宝瑞（记者 王筱群）09月18日,“他在杀害我妹妹前，曾搜索过冰柜藏尸案的新闻，在杀害我妹妹后，在网上买了冰柜、浴帘等，试图将我妹妹的尸体放进冰柜。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被执行死刑，图为凶手据此前上海市民小丽（化名）告诉潇湘晨报记者，2022年3月2日早晨，她的妹妹小婷（化名）在家中被结婚7年的丈夫高某残忍杀害。高某因炒股欠下100余万高利贷，无力偿还，杀妻后，高某一边网购冰柜，一边以小婷的名义给家人发消息，并转走、套取小婷账户内的钱。更讽刺的是，用来藏尸的售价700元的冰柜，还是用小婷的花呗账户支付的。9月12日，小丽向潇湘晨报记者发来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核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我已经将裁定书，拿到妹妹的墓前，给妹妹看了。”小丽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据了解，高某已经被执行死刑。而他至死都没有向她们表达过道歉或者忏悔。最高法核准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死刑，图为裁定书裁定书显示，经复核确认，2015年1月，被告人高某与被害人小婷（殁年33岁)登记结婚。2016年，高某因炒股亏损，私自变卖名下房产偿还债务，此后向多家网贷机构及亲友借款炒股，共计负债人民币100余万元。小婷曾向亲友借款十余万元为高某偿还债务，双方多次因债务问题产生争执。2022年3月1日晚，高某在租房内再次因债务问题与小婷争吵，产生杀害小婷泄愤之念。次日8时许，双方继续争吵，高某遂从厨房拿一把水果刀，至卫生间连续捅刺小婷，致小婷因左颈动、静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高某网购冰柜，欲藏匿小婷尸体未果。3月3日，高某自杀未果后报警，谎称其和小婷自杀。民警至现场后初步确认小婷系他杀，即将高某当场控制。图为凶手网购的冰柜最高法认为，被告人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高某因负债及妻子抱怨即蓄谋杀人泄愤，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高某虽打电话报警，但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故依法不构成自首。图为检方起诉书“我妹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共将近40刀。”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小丽透露，妹妹小婷与高某是经朋友介绍相识，高某在作案前表现得非常正常，两人没有争吵过的样子。2022年2月27日夫妻二人还一起去逛街，2月28日，高某还特地来岳母家接妻子回家。小丽告诉记者，高某婚后沉迷炒。“他一个月工资7000多元，案发后我们看到，他的借贷记录就有70多行，每天都要还几千甚至几万元，他根本承担不起，而在他杀人当天，他刚好有一笔债务需要偿还。”小丽称，一审庭审现场，高某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妹妹在被杀害的过程中一共说了两句话，“你要想一想你的父母”、“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么”，但并未唤醒高某的良知，也并没有阻止高某继续动手。“律师后来告诉我一个细节，妹妹被刺中动脉，躺在地上，还有力气，手还能缓缓抬起来时，他担心杀人一事被人发现，已经开始用水龙头冲洗血迹、清理现场了。他极其残忍。”小丽说道。（来源：潇湘晨报）

刘宝瑞（记者 郑添中）09月18日,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吴谦大校回应记者提问（资料图）记者：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解放军受限于台海的天然地理环境、登陆载具与后勤能力不足等因素，尚未完全具备全面攻台的正规作战能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吴谦：民进党当局的说法荒唐可笑，纯属自欺欺人。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必然、大势所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可靠的手段让天堑变通途，有强大的能力挫败“台独”武装的任何负隅顽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延伸阅读孟祥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核心利益问题上，不要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不出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相关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会后，关于中美关系等热点话题，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接受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 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军战区领导前两天实现通话，可以看到，中美两军关系逐渐平稳，这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地区稳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开端仍然比较脆弱，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华认知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孟祥青说。图为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受访 摄影：刘晓琰孟祥青说，多年以来，美国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的正常发展看作威胁。尤其是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界定为“美国唯一一个既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又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方面越来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竞争对手”。“中美两国当然有竞争，国与国之间都存在竞争，但如果把中美两国关系的全部界定为‘竞争第一’，这是不客观的。”孟祥青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断地给对手使绊子、扯袖子，不让对手跑得更快，这叫恶性竞争，必定会带来许多负面效果。他指出，美国提出的“小院高墙”，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全面封杀打压遏制，尤其是在台湾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上，美国更是咄咄逼人。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虽然拜登政府做出了“五点承诺”，明确不支持“台独”，但同时也在同台当局持续发展关系，对台售武不断升级，这是“台独”猖獗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孟祥青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势力在这方面不要存有任何幻想，否则会导致严重的灾难。“台独”与和平水火不相容，原则底线绝不能突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要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不出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旦出手就是重锤猛击。”美前外交官：美国很多人已经把台湾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前段时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我国进行新一轮的中美战略沟通。而耿直哥注意到，就在沙利文27日抵达北京，开始他为期3天的在华行程前夕，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似乎是想为沙利文的此次访华，给美方在舆论上造势，抢占话语权。图为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截图耿直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回顾了中美先前在维也纳、马耳他和曼谷三地举行的三场“战略沟通”会晤，肯定了这些会晤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以美国官方的视角为基础撰写的。所以，这篇文章不仅夹带了很多美国政府的宣传口径，还在两个大问题上，表达了美方对中国的不满，认为中国“不解人意”。这两个大问题，分别是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性问题。从《金融时报》的报道来看，美方的不满在于，他们的代表已经多次对中方表示“美国并不想挑起台海战争”，但中方却始终不买账；同时，美方代表还对中方不能接受美方一边把中美关系定性为“竞争关系”，一边又希望与中国开展一些合作，感到头疼。不过，有趣的是，除了《金融时报》，香港的《南华早报》也在沙利文到访前夕，刊登了一篇对美国前资深外交官、曾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代表团担任首席翻译的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的专访。耿直哥之所以用有趣来形容傅立民的这篇专访，是因为《金融时报》那篇站在美方官方视角上吐槽中方“不理解”美国的文章，其实都被傅立民这位美国外交圈子的前辈，给一一讲清楚了原因。《南华早报》刊登的对傅立民的专访截图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方宣称他们“不想挑起台海战争”，但傅立民就表示，他认为美国台湾政策是在不断加剧两岸对抗的，而不是鼓励沟通和解——尤其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武装。他还担心地指出，美国很多人，乃至台湾当局的一些人，都已经把台湾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了。傅立民指出，美国很多人都已经把台湾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今年4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的一场围绕美国台湾政策的“辩论”，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傅立民的这种担忧。因为几名参与这场“辩论”的美国专家的重点都是美国政府该如何不让北京“武统”台湾，但没有人提到该如何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一旦涉及该如何解决时，他们要么是用“武装台湾和震慑北京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这种话术兜圈子，要么就是转移话题，说要考虑台湾的“民意”——哪怕这种“民意”早已被岛内铺天盖地的反大陆宣传，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政治制度、社会民生等方面持续妖魔化和抹黑，给扭曲了。外媒发文谈台湾问题所以，当美国抛出“美国并不想挑起台海战争”的这套话术时，中方又怎么可能理解呢？忽悠谁呢？其次，就中方为何不能接受美方提出中美关系是“竞争关系”，但又希望与中国展开合作一事，傅立民在他的专访中也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楚的原因。他提到，当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谈合作的时候，美国却在将国家安全不断泛化，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主动挑起贸易战、科技战，美国如今的中国政策大多是冲着打击中国的出口和科技发展去的。媒体称美国如今的中国政策大多是冲着打击中国的出口和科技发展去的所以，中国又怎么接受美国对中美关系那种相当任性的定性呢？你侵害我的利益我得默默忍受，你找我合作我还得笑脸相迎？其实，如今面对来访的沙利文，中方也已经把话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明确表示：“台湾属于中国，中国必将统一。‘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美方应当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中方的表态则是：“各国安全必须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本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国家安全需要有明确边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更要科学界定。美方应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停止损害中方正当利益。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搞保护主义，只会损害全球绿色发展，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真心“不想挑起台海战争”，真心希望与中国找准中美关系的定位，那么美方代表，就应该去看看他们的前辈傅立民的话，看看中方此次的表态，而不是假装听不明白中方的诉求。否则，那只能说明，美国现在确实是陷入了一种——如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杨洁勉所说的，也是被傅立民在他的专访中认可的——以自我为中心，“自恋式的未来史观”；失去了与别国共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