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相屋同房|雑木林の中の道にはくっきりと車のタイヤのあとがついていた。まわりの林の中で時折ばたばたという鳥の羽ばたきのような音が聞こえた。部分的に拡大されたように妙に鮮明な音だった。一度だけ銃声のようなボオンという音が遠くの方で聞こえたがcこちらは何枚かフィルターをとおしたみたいに小さくくぐもった音だ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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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松客”出发前录制的视频截图“松客”在户外圈小有名气，他曾因仅用25天完成从华山到鳌山鳌头的徒步穿越，被称为“华鳌穿越第一人”，也曾因违规攀登四姑娘山被终身禁入，但他并未停下探险的脚步。今年7月10日，他出发徒步贡嘎大环线，两天后失联。那么，“松客”失联区域到底在哪里呢？具有一定户外经验的他为何会失联？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探险协会和四川省山地救援队获悉，“松客”失联区域推断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失联原因可大致归纳为：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技术能力不足。贡嘎大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吸引了众多探险爱好者，但近年徒步意外事件也频发。“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警钟。搜救进展：多轮搜救未发现其踪迹搜救报告推断出失联区域7月10日，“松客”宣布即日起至7月29日（共计20天）独自徒步贡嘎大环线（共计360余公里），包括途中攀登：小贡嘎（5928米）、勒多曼因（6112米）、金银山（6410米）、中山峰（6886米）、那玛峰（5588米）五座山峰。他的这一充满挑战的计划，立即吸引众多户外爱好者关注。7月10日中午12时，“松客”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进入野人沟，随后无信号。家属7月12日无法与其联系后在网上求助，直至7月21日仍无法联系上他，遂前往康定市报案。红星新闻记者获取一份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对“松客”的搜救报告，还原了“松客”徒步的多个时间节点：7月10日12：00，他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出发开始穿越贡嘎大环线。GPS定位最后位置在野人沟；7月11日，营地老板证实，“松客”7月10日到达两河口营地并在此住宿，7月11日早上8时许离开前往小贡嘎；7月20日，按计划，“松客”应翻过日乌切垭口且恢复手机信号，但他一直无消息。▲“松客”最后定位位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分析：“松客”7月10日从野人沟进入贡嘎环线后，即进入无信号状态，其行程情况无法得知。整个路线从该位置起直至玉龙西村都无信号，中间包含其计划的小贡嘎和勒多曼因两座雪山。最后见到“松客”的时间是7月11日上午8时许，位置在两河口营地，该消息由两河口营地老板确认。日乌切营地为线路必经营地，但营地人员确认7月12日后至今未见“松客”通过。报告表示，由此可推断“松客”失联区域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松客”家人报案后，四川省内相关救援力量进山搜救。从7月24日到7月31日，四姑娘山山脊户外公司、四川省山地救援队等开展了长达一周的搜救。报告称，本次搜索包含了可能性最大的区域，除房某某（即“松客”）下载轨迹外的路线，另外几条至C1（营地）的路线均已搜索完毕，搜索区域共涉及34万平方米。在搜索区域内，未发现其任何痕迹，包括遗留物品、露营痕迹等。中国探险协会表示，面对恶劣的天气条件、复杂的地理环境，搜救工作进展缓慢，截至9月2日未发现“松客”的踪迹。伴随时间的过去，形势不乐观。9月9日，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松客”家人及朋友，截至发稿暂未获回应。▲搜救途中失联原因分析：可能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等不足“松客”失联事件很快成为户外圈关注焦点，具有一定探险能力的他，为何会失联？上述报告曾提及“松客”失联前后的当地天气情况：自7月11日起至15日，小贡嘎地区遭遇连续降雨，致使河道水量急剧攀升，达到迄今为止的峰值水平。中国探险协会有人员曾参与搜救，在分析此失联事件时，被圈内称为“守队”的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强调：“在无人区域徒步，最好还是结伴而行。就贡嘎大环线而言，对经验丰富的徒步者来讲，难度不是很大，但若要独自挑战5座技术型雪山，显然超出了‘松客’的能力范围。”所谓技术型雪山，通俗地说，是指那些需要一定技术水平和装备才能安全攀登的雪山。拥有十年领队经验的户外俱乐部主理人张春荣指出，“徒步此类技术型山峰，不仅需有同伴相互照应，还需配备专业装备，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当前季节，贡嘎地区多雨、滑坡、塌方及落石风险大增，这可能是‘松客’面对的最大挑战。”▲蓝色为贡嘎大环线线路，红色为小贡嘎攀登线路。该线路为房某某从两步路APP上获取的线路，其大概率会参考该线路行进另外，“松客”此次不仅是徒步贡嘎大环线，还将连续攀登中山峰、勒多曼因、小贡嘎等多座雪山。张春荣表示，贡嘎徒步与攀登小贡嘎是截然不同的挑战，需要徒步者对自身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与评估，“因为它属于技术型山峰，难度比较大”。中国探险协会资深探险领队薛皓进一步分析了“松客”失联的可能原因：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和技术能力不足。薛皓表示，在没有新的通报出来前，只能从专业和经验来分析。他认为，贡嘎山雨季为7月至10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旱季为11月到次年5月至6月。徒步最佳时间为旱季和雨季的交替期。贡嘎地区天气变化无常，“松客”可能在徒步过程中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失温行程中断，进而失去联系。徒步贡嘎需携带足够的装备和物资，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如果“松客”装备不足或选择不当，可能增加失联风险。从视频来看，“松客”所携带的装备不能充分满足其环贡嘎徒步和攀登雪峰的需求。另外，进行户外探险时，至少应有2名以上队友结伴同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相互援助。“松客”选择独自前行，也加大了风险。从“松客”过往的视频资料分析，他虽已积累一定的徒步旅行、基础攀登经验，但面对技术型山峰，其现有技能储备尚不足以应对。探险专家：徒步贡嘎充满挑战需要做好多方面准备近年，徒步贡嘎发生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2018年，徒步穿越贡嘎失联的广州籍驴友不幸遇难；2024年，一名户外爱好者在贡嘎徒步时遇到一名遇难驴友和一名被困驴友，后来警方组织人员将遇难者运下山……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贡嘎大环线是一条位于四川甘孜康定市甲根坝乡的徒步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以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极致的徒步体验，吸引着众多探险爱好者，但也充满巨大的挑战。▲贡嘎山脉中国探险协会曾发文表示，巨大挑战来自于在徒步过程中，需翻越日乌且垭口、玉龙西垭口、子梅垭口等多个高海拔垭口，空气稀薄，极易引发高原反应，如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甚至因感冒等出现肺水肿、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情形，对徒步者的身体素质、适应能力、探险能力有极高要求。此外，贡嘎地区天气变幻莫测，暴风雪、冰雹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与危险性。贡嘎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冰川、峭壁、河流等遍布，无一不在考验探险者的户外经验与技能。攀岩、渡河、冰川行走……每一项技能都具有挑战性。“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安全警钟。那么，徒步贡嘎大环线需做好哪些准备？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认为，户外风险无处不在，量力而行是基本原则。他给出四点建议：要选择一个好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的驴友或专业探险领队带队，团队各项准备要充分，队员间能紧密协作。要选择适合季节和良好天气周期，9月至10月比较适合贡嘎徒步。要提前做好体能锻炼和技能准备。合理评判自己的高原适应能力，做好下撤预案。他还强调：“提前申请和备案是对规则的尊重，也是安全的保障。驴友在无信号区域徒步，应提前确定后方联络人，并定期向联络人通报行程进展。”当然，户外探险地不止是贡嘎大环线。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25起，涉及人员1350人，其中山地事故216起，占事故总数的50.8%，较2022年增长14.2%；造成156人死亡，26人失踪。在细分项目中，登山和徒步相关事故数量位居前二，分别为156起和83起。中国探险协会表示，户外探险不仅是装备与胆量的较量，更是对规则、自然、自我认知的深刻体现。因此，每次探险都应严格遵循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制定周详的计划与应急救援预案，并向相关部门报备，再由专业领队带领，携带充足装备与物资，使用先进的通讯和技术装备，让每一次探险都能平安归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除视频截图外，图均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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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现代快报独家报道了“黑老大”南京豪宅拍卖一事，引发了众多网友关注。这套房子是“黑老大”金明宝名下的资产。金明宝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曾是全国扫黑办、最高检挂牌督办的案件。9月9日，记者注意到，由于一拍流拍，这套超260㎡的豪宅以582万元底价再次拍卖，这次价格比市价便宜了近500万元。最终经过43次延时，3名竞买人共出价44次，该房产顺利拍出，成交价最终定格在603.58万元。“黑老大”南京豪宅603万元拍卖成交一拍流拍，二拍降价近500万元顺利拍出这套房子可谓是同区域的豪宅。这套位于南京市秦淮区龙蟠南路上的房子，建筑面积为262.03m²，室内精装修，市场价超过1039万元。一拍起拍价为727.6万元，比市场价便宜了311万元左右。由于此次是二拍，起拍价较一拍又有了下调，定为582万元。这套房子到底有多豪华？在标的物介绍中显示，除了房产本身的价值以外，整个房子的装修配套也是价值不菲。其中，仅中央空调和地暖就价值10万元，还有部分遗留设施（沙发、电视柜、茶几等）也价值1.5万元。也就是说，只要竞买人拍下这套房产，这批豪华的电器和家具就成了“赠品”，归竞买人所有了。不过，拍卖的处置单位句容市人民法院不负责此次拍卖户口的迁入、迁出事宜，如对户口有特殊需求，需要竞买人自行征询当地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房产的拍卖瑕疵也很明显。根据网络询价报告，这套房产的所有人为金明宝，但实际居住人为案外人刘某某、徐某某。目前，房子仍在被案外人使用中，且法院无该套房屋的钥匙。另外，此次拍卖并不支持贷款，竞买人需要全款支付购房款。9月9日，最终经过43次延时，3名竞买人共出价44次，该房产顺利拍出，成交价最终定格在603.58万元。“黑老大”被判23年6个月，追缴“黑财”1.7亿余元这套房子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其实惠的价格，还因为它是“黑老大”金明宝名下的资产。2023年，句容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明宝等24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金明宝的名字也被写在了各级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用“以黑护商”四个字来形容金明宝。2024年1月，句容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东旭在句容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报告检察工作。在报告中提到了金明宝。报告中提到，在坚定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检察院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沿着法治轨道走深走实，高质效办理了全国扫黑办、最高检挂牌督办的金明宝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该案入围全省扫黑除恶优秀案例。同年1月，在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法院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法院打造“法至镇清”扫黑除恶品牌，审结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金明宝等26名被告人涉黑案，追缴“黑财”1.7亿余元。相关新闻260㎡豪宅727万元起拍！原房主去年获刑二十三年六个月近日，一套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豪宅拍卖，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这套260㎡豪宅以727万元起拍，比市价便宜了300多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房子是“黑老大”金明宝名下的资产。金明宝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曾是全国扫黑办、最高检挂牌督办的案件。阿里拍卖页面截图豪宅降价300多万拍卖，附赠10万元的中央空调、地暖阿里拍卖平台显示，位于南京市秦淮区龙蟠南路上的一套住宅，将于8月18日上架拍卖。这套房子可谓是同区域的豪宅。房子的建筑面积为262.03m²，室内精装修，市场价超过1039万元。不过此次起拍价仅为727.6万元，比市场价便宜了311万元。这套房子到底有多豪华？在标的物介绍中显示，除了房产本身的价值以外，整个房子的装修配套也是价值不菲。其中，仅中央空调和地暖就价值10万元，还有部分遗留设施（沙发、电视柜、茶几等）也价值1.5万元。也就是说，只要竞买人拍下这套房产，这批豪华的电器和家具就成了“赠品”，归竞买人所有了。不过，拍卖的处置单位句容市人民法院不负责此次拍卖户口的迁入、迁出事宜，如对户口有特殊需求，需要竞买人自行征询当地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房产的拍卖瑕疵也很明显。根据网络询价报告，这套房产的所有人为金明宝，但实际居住人为案外人刘某某、徐某某。目前，房子仍在被案外人使用中，且法院无该套房屋的钥匙。另外，此次拍卖并不支持贷款，竞买人需要全款支付购房款。意向竞买人若有兴趣参与竞拍，在保证金方面，就需一次性缴纳145万元。“黑老大”被判23年6个月，追缴“黑财”1.7亿余元这套房子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其实惠的价格，还因为它是“黑老大”金明宝名下的资产。2023年，句容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明宝等24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金明宝的名字也被写在了各级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用“以黑护商”四个字来形容金明宝。2024年1月，句容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东旭在句容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报告检察工作。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黑老大”金明宝。报告中提到，在坚定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检察院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沿着法治轨道走深走实，高质效办理了全国扫黑办、最高检挂牌督办的金明宝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该案入围全省扫黑除恶优秀案例。同年1月，在镇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法院系统作工作报告，报告中也提到法院打造“法至镇清”扫黑除恶品牌，审结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金明宝等26名被告人涉黑案，追缴“黑财”1.7亿余元。

（原标题：2024年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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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9天9夜了……”9月12日，四川资中的刘双艳仍在四处寻找失联的66岁父亲。她告诉红星新闻，父亲刘继元是9月3日晚在老家离家后失联的。失联前，父亲和她的最后通话中还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图为刘继元照片事发后，家人找遍方圆几十里都没发现刘继元的身影。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帮忙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刘双艳说，她和家人希望尽快找到父亲。夫妻俩在县城摆摊卖菜男子回老家后失联刘继元的老家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7组。刘双艳介绍，最近一两年，父母都在资中县城摆摊卖菜。9月3日临近中午，因为天热，母亲表示不用收摊，但父亲担心菜被晒蔫了，坚持收了摊，母亲为此将菜搬进了库房。收摊后，母亲回县城的住处做饭，父亲则装好衣服，骑三轮车回了老家，母亲追出去也没追上。“妈妈那天也没吃（午）饭，就回了老家。”刘双艳说，回老家后，母亲发现爸爸在睡觉。想到平时卖菜很辛苦，凌晨两三点便起床进货，母亲并未在意。母亲上山转了一圈后，还和父亲一起打了核桃并去皮。父亲将打碎的一个核桃给母亲吃，但母亲因口干没吃。打完核桃后，父亲提出到资中县城，母亲觉得天热，次日卖菜也不需进货，便说第二天一早再进城。刘双艳还记得，当天晚上，她和父亲的通话中，除了提及这些情况，还说到自己的小儿子几天后过生日，让父亲来吃饭。“当时，我手机老是没信号。”她说，电话断了后，她又给父亲打过去，但父亲说的话让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电话中，父亲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还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嫁给他“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当时，我就回了他一句‘你说的啥子哦’。”刘双艳想不通父亲为何这样说。事后，她看到这通电话是19时36分打的。由于手机信号不好，电话挂断后，她赶紧给丈夫和妹妹说了情况，让丈夫给父亲打电话。几分钟后，她打通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父亲在房间里，于是她和母亲还聊了10多分钟。当时，刘双艳的丈夫拨通了岳父电话，但岳父并未说话，随后挂断了电话。刘双艳称，当母亲和她通完电话后，发现父亲不在家里了。母亲还以为他和平时一样出去耍了，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其回家。随后，母亲和邻居开始寻找，当晚9点过给她打电话告知情况。“我们赶回去，到处找也找不到，喊也喊不应。”警方介入帮助寻找9天9夜过去仍无消息在刘双艳看来，父母当天因为收摊意见有所不一也很正常，而且回老家后两人还一起打了核桃。但父亲失联前将钥匙、社保卡、驾驶证，退伍证和银行卡，还有所有钱放在床边柜的鞋盒上有些反常，这与他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听妈妈说，最近这段时间爸爸很‘小气’，早上妈妈给他买两块钱的稀饭，他都要骂妈妈，说妈妈破费了。但妈妈觉得，他很节约，习惯了。”刘双艳说，父亲离家时只带了一部手机和一包烟，还有一个打火机。刘双艳称，几天来，家人在方圆几十里都找了，还贴了寻人启事，她和朋友在社交平台发消息寻人，邻居也在帮忙。家人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没有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如今，9天9夜过去，刘继元仍没有任何消息。刘双艳表示，她和家人都希望尽快找到父亲，“什么结果都接受，就想找到他，哪怕是最坏的（结果）”。9月12日，归德镇玉皇村一村干部向红星新闻证实了刘继元失联的事，其表示村委会也组织了村民帮忙寻找，但目前仍无消息。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95后放线员在大兴安岭工作地失踪多日，或落入"塔头地形"截至8月2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工作的29岁放线员董磊已失踪12天，他的母亲和未婚妻从老家赶至林场，苦等他的消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当地森林公安处获悉，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不排除迷失方向或陷落入当地特殊的“塔头”地形的可能。家人发布的公开求助信失踪12天动用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未果董先生的未婚妻妹蒋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姐夫承揽内蒙古元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担任放线员。“8月14日，他们一行3人一起上山，测量是分固定点和移动点，他留在移动点，其他两个人手持机器前往移动点，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就一个人在山上。”“因为山里没有信号，手机一直联系不上，甚至都没有对讲机。他们说是在集合地集合，最后是在下午05:55，他所在的固定点的机器关闭，从这之后就再没有信号了。”蒋女士告诉记者，“8月14号失踪，8月20号联系的亲属。8月15号他们公司报警，当地的森林公安去现场查看，制定了搜救方案，从8月16号开始，动用了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至今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现在主要是他们公司在组织人力搜救。”蒋女士解释称：“装甲车主要是载人，我们亲属上山坐的就是装甲车。”搜救现场山高林密大兴安岭林区望不到头，有野生动物出没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12天，他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目前一无所获。“具体失踪的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他工作地点，已经去查看过，那一片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大兴安岭的林区，全是白桦树，长得很高，现场什么痕迹什么物品都没有发现。”蒋女士介绍，“从免渡河镇里到山上得有五六十公里，那里是林区，基本没有住户。这片林场方圆估计有10到20公里，正在修公路，路途不好走。护林员休息的地方得走十多公里，包括能躲避的山洞也去找了，也没发现他的身影，他有可能是在林区迷失方向。”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的林场已经去查看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区全是白桦树，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蒋女士表示，姐夫的手机平常就没有信号，这次上山工作都没带充电器。“8月14号早上6点，他借工友手机给家属打过电话。事发第二天当地下过一场雨。据当地人介绍，那里是有野生动物，但是没有狼、熊等大型的野生动物。”“他老家在甘肃，不存在私自返家的可能，我们就是从甘肃天水过来的，现在什么都没发现，他是工作时失踪的，他携带的工作仪器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都没有，相当于他是带着仪器凭空消失了一样的感觉。”天气多变在镇里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晚上会更冷记者看到，元发公司出具书面的搜救行动计划中，特别提醒，考虑到当地地形地貌复杂，野生动物较多，行动中可能遇到各种风险，加之天气的变化，要时刻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保障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沟通搜救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蒋女士告诉记者，“当地有一种特有地形，看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但猝不及防就掉下去。我姐姐和他母亲去实地看过，当地的森林公安很有经验，在搜救时想到这方面，但去现场查看也没发现。”“当地到了晚上以后天气比较冷，昨天（8月25日）晚上我们在免渡河镇上，还没在山上，就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了晚上会更冷。”辞职单干家中独生子，夫妻俩原来商定年底举行婚礼蒋女士表示，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找到董磊。“我算是他的小姨子，我姐和他订婚，他们属于未婚夫妻，原定是年底举行婚礼，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蒋女士介绍，董磊原先在中建工作，“他的职称是放线员，学历是大专。因为没项目的话，只能拿基础工资，所以很难坚持，他就辞职，单独联系项目。”蒋女士表示，董磊属于元发公司的临时工，还没结算工资，“这种是自己联系项目，一个项目结一次工资，不是长期和这个公司合作。”森林公安搜救有可能迷路，也有可能落入“塔头地形”8月2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免渡河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未发现失踪者的踪迹。“他们公司标段的工作人员，还有林区的工作人员还在山上寻找，山上没有什么猎户，山里也没有监控，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没找到，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告诉记者，山高林密，搜救有难度，“他有可能迷路，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标段的工程点，整个林子的辖区那就大了。”民警向记者解释当地特有的“塔头地形”，“就是山区里的草丛，跟沼泽差不多，它就是一个个草堆组成的，它底下是湿地，有水，我们当地俗称叫‘塔头’，他有可能不留意就掉进去，但是我们都去找过，没发现。民警表示：“他们标段的搜救人员现在还一直在山上寻找，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现在都在寻找，这些可能都会有，现在都排除不了。”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