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9月16日电 题：中非合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同路人”

　　作者 王高飞 赵丽 薛凌桥

　　在东非大裂谷乡间丰收的果与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家庭的餐桌上。一把酥脆的夏威夷果，一桶醇香的花生油，一捧火红的干辣椒——或许人们鲜少留意，这些餐桌上寻常的农产品，它们旅程的起点是广袤的非洲大陆。

　　中非合作正以最平实的方式拉近两大洲的距离。

　　在刚刚过去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叶海林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分析表示，中国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没有以任何国家为成本代价，相反还带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路径形成了本质区别。

　　“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叶海林认为，这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路径在利益共享层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前者体现了利益共享和包容发展的理念。

　　叶海林指出，传统的世界史叙事往往将西方现代化描述为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成果，然而，这一叙事忽视了西方现代化背后巨大的资源消耗。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依赖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往往伴随着殖民掠夺。拉美、非洲、亚洲等地不仅成为西方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也因其资源被掠夺而被阻碍了自身现代化进程。

　　叶海林分析，中国通过为非洲树立现代化发展“样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支持以及传输运营经验和发展理念等“软件”经验三方面，为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助力。

　　叶海林强调，中国14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成就向非洲各国展示，现代化不仅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后发国家同样可以完成赶超，向非洲人民传递了非洲也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

　　“为非洲国家着想的切实考虑”

　　习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到，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叶海林分析说：“中国通过关税减免单方面降低获利，减少非洲的经营成本，帮非洲规避风险，这是一个替非洲很多农业国家着想的切实的考虑。”

　　叶海林提到，以西方国家在加勒比地区咖啡种植推行的“公平贸易”政策为例，西方国家通过设定标准和条件来提高咖啡收购价格，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当地经济、防止“奴役劳工”等，实际上是在制造路径依赖。因为一旦这些产品离开了西方市场，销售便难以为继。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的所谓“公平贸易”还附加了诸多条件，充满了西方的傲慢。

　　叶海林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在与非洲的贸易中尊重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所谓“公平贸易”中强加的条件和依赖性政策。相反，中国通过改善贸易结构，降低非洲产品的出口成本，以更平等和实际的方式促进非洲的现代化进程，体现了贸易合作精神。

　　“债务陷阱论”折射西方无能

　　近年来， 随着中非关系不断发展深化，美西方抛出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论”等议题，试图阻碍非洲国家与中国开展正常合作。

　　叶海林剖析，“债务陷阱论”话术背后隐藏三层逻辑。

　　首先，西方国家需要找到一个“理由”来解释其在与中国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现状，同时掩盖其在非洲几百年殖民历史造成非洲现代化进程滞后的责任。其次，西方国家还试图通过抹黑中国来破坏中非合作，以便将非洲国家拉回到其影响范围内，继续控制非洲及其市场和资源。最后，面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显著贡献和开放合作的态度，西方国家已无法再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及与其配套的价值观支持，因此只能采用抹黑谩骂这种消极手段阻碍中国的进步。

　　然而，正如习主席所指出，“同路人才是真朋友。”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叶海林认为，这一基础决定了双方在未来势必将继续并肩向前，共同应对挑战，携手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完)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刚刚过去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时提到，未来三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您认为，在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发展现状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将如何影响非洲现代化？

　　叶海林：在讨论中国现代化如何影响非洲现代化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样板”，能够为非洲各国提供参考和借鉴，鼓舞非洲各国人民推进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国正在推进14亿人口的现代化，非洲大陆的人口规模与此相近。中国能够实现的现代化，非洲大陆同样有能力实现。尽管中非双方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但从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为非洲人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样板”，其感召力十分显著。现代化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属成果，后发国家也可以实现现代化，这种成功经验对非洲国家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其次，在硬实力方面，中国能够为非洲现代化提供诸多具体支持，包括工业园区建设、“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能力，以及中国的市场吸纳能力和产品提供能力等，为双方现代化成果的互相支持提供了实质保障。

　　最后，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上，也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中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仍然以农业为主且环保任务繁重的非洲大陆尤为重要。此外，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经验，已经在非洲国家，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等地成功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因此，无论从精神感召、硬件支持，还是软件借鉴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都能够强有力地支持非洲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们看到非洲现代化进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经验，这种经验在非洲各地生根发芽，明显加速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叶海林：首先，中非两地共有28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表明，中非人民在全球版图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缺失了这两部分，就不能称之为全球现代化。

　　其次，中非双方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其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也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中非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是为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拉美和亚洲等地，创造了大量机会，为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中非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能够造福自身，也能惠及他人。

　　中新社记者：相较于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苦难，其原因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叶海林：这是涉及到世界史叙事方式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讲述西方现代化的成功时，往往归因于他们找到了现代化的制度诀窍，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完成了技术革新，从而实现了现代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个说法背后的一面，即现代化不仅仅是找到制度和技术就能自动实现的，它还需要大量的资源。

　　自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在大量消耗来自全球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于美洲、非洲以及古老的中国。西方国家的殖民进程本身就是对这些国家所蕴藏的自然资源的一种掠夺，使得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现代化所需的物质资源。

　　此外，这些地区——无论是拉美、非洲还是亚洲——还被西方作为工业产品的集中销售地。这种销售行为不仅阻碍了这些后发国家走上现代化的进程，还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人口成为西方世界销售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为西方提供了不断更新迭代的资金。所以，不管是从能源和原材料的获取，还是从工业产品的销售来看，西方第一轮的现代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他地区未能进入现代化，甚至被阻止进入现代化的基础上。

　　我们并不反对现代化，也不排斥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但必须强调上一轮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巨大副作用和明显不公平。如今，当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后，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我们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实现了国家福利的改善和国力的增强，也没有以任何其他国家为代价。相反，我们还带动了包括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内的众多后发国家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区别。

　　中新社记者：能否分享一些中非合作的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

　　叶海林：实际上，很多人都了解中国产品销往非洲的情况，比如中国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在中国，我们其实也经常感受到非洲的存在，只不过它不是直接可见的。这是因为大量从非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都是初级产品，需要经过加工后才进入市场。例如，许多花生都是从非洲进口的，但它们在中国被加工成花生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是花生油，而不是花生本身，因此很难感觉到非洲产品的存在。

　　同样地，非洲的干果比如夏威夷果，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肯尼亚的红茶等，这些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都有着相当的份额。如果我们去超市仔细查看，就会发现非洲的产品并不罕见。而这些农产品的背后，意味着大量非洲农民的劳动和付出，他们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非洲各方的合作模式和策略有何特别之处？

　　叶海林：中非之间现代化的共建并不是单方面的优惠或恩赐，更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宣传的那样，是中国试图领导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非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非洲的优势结合，形成一条具有中非合作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例如，中国高度重视绿色合作和人文交流，这两方面都为非洲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在绿色合作方面，我们将有更多的农业技术合作，特别是水稻种植技术。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有非洲朋友专门向袁隆平先生表示敬意，袁隆平的水稻种植科技应用推广，已帮助非洲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的粮食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也为非洲培训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支持非洲从自然经济向工业化过渡。这种人力资源的支撑非常重要。另外，非洲的电子商务发展也非常迅速。因此，许多中国先进的电商理念在非洲也能得到充分的应用。

　　从农业到高科技，每一个领域中非之间都有合作的空间和技术应用的场域，这使我们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信心，因为中非合作不会局限于某种特定的产品、某一类生产部门，或某一个经济领域。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提到，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此方面的首倡地位？这一举措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对非举措相比，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叶海林：首先，中国在开放市场的过程中，正鼓励非洲发展其特色经济，希望更多的非洲农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这意味着将培育更多的非洲农业产业，使更多的非洲人口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进而更好地供养家庭，这是真正惠及非洲的方式。

　　为此，中国通过关税减免让利于非洲，降低非洲产品的出口成本，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未干预或强迫非洲按照中国的意愿组织农业生产，这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中国通过单方面降低利润，增加自身成本，以帮助非洲降低经营成本和规避风险，这体现了对非洲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的切实考虑。

　　相较之下，一些西方国家曾在加勒比地区推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咖啡”政策，要求供应商达到特定标准以获得更高的收购价格，声称这是为了“防止奴役劳工”“破坏环境”等问题。表面上，这样的政策似乎有其积极意义，但实际上却充满了西方的傲慢，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中。这种政策反而使加勒比地区的咖啡生产者对西方市场产生依赖，一旦失去西方市场，“公平贸易咖啡”便失去销路。

　　相反，中国在非洲的做法是尊重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不干预其具体的生产模式。中国通过改善贸易结构，鼓励非洲产业发展，促进非洲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种伙伴之间应有的贸易关系，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中非贸易中，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的互利互惠的贸易模式，而不是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非洲。

　　中新社记者：针对西方所谓的“债务陷阱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海林：确实有不少非洲国家面临债务问题，但所谓的“债务陷阱论”却存在误导性。在探讨非洲债务危机时，西方国家常常将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困境。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数据，会发现，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外债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于西方国家。正如常用的比喻“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言，如果一只骆驼的承重能力是500斤，而中国的投资被指为最后一斤，那西方国家之前的499斤债务是否也应被纳入讨论？显然，这种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的说法是不公正的。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论调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的逻辑。首先，西方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中和中国崛起对西方全球影响力的冲击。随着中国在非洲赢得越来越多的竞争优势，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依赖下，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运迄今仍被西方掌控。然而，随着中国逐渐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非洲国家经济越来越向好，离开了西方，非洲也能过得好。这样一来，西方国家需要一个解释来为其在非洲的失势辩护，而“债务陷阱论”便成为了他们的工具。

　　其次，这种论调也是在试图破坏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希望通过诋毁中国的方式，将非洲国家重新拉回到西方的控制之下。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已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

　　最后一个关键点在于，今天的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为全球提供足够产品和经济支持的能力。而面对一个不断崛起、在全球经济中贡献最多的中国，西方国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价值观或战略来应对。在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负面声音。这些指控和抹黑正反映出他们在现实竞争中无能为力，因此只能采用这种非市场化手段来进行阻挠。

　　因此，对于西方的杂音，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应当更加坚定信心，继续推进中非农业合作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共同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新社记者：您觉得未来中非双方哪些领域具有比较大的合作潜力？

　　叶海林：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当匮乏。这包括港口、桥梁、铁路、现代化公共服务系统、通信网络等领域的需求。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投入的合作方向。

　　其次是工业园区建设和产能合作。我们要帮助非洲在本地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产品，即推动工业产能的本地化。这将是未来中非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不能仅仅依靠贸易。中国可以利用非洲的人力资源和市场优势，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拓展创造条件。

　　第三个方向是新型商务模式的推动，特别是电子商务领域。中国企业在电商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而非洲国家正处于从无到有的发展阶段，这为非洲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推广电子商务，中国企业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快速进入现代化商业模式，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最后一个重要领域是绿色产业，尤其是在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土地是所有资源的基础，其首要职能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只有确保民众的粮食安全，才能进一步谈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确保粮食供应，其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因此，非洲大陆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粮食安全是一个核心问题。确保非洲拥有健康、绿色且安全的粮食供应，是中非未来合作的关键之一。

　　中新社记者；有民调数据显示，非洲的对华友好度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依然还有一些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够充分的。中非双方是否应该继续加大人文合作？在这一个层面上，您觉得现状是什么样的？对于未来我们如何做的更好，您又有什么建议？

　　叶海林：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民心相通”，这充分说明了我们高度重视中非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已成为当前对非洲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几十年前，中非合作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特别是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给予非洲的经济援助。这种合作模式不需要广泛的民间交流，只需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充分信任即可。例如，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毛主席的友好交往就是典型的代表。

　　然而，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互信，民间交流同样至关重要。而在中非之间的民间交往相对较少，显然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未来“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点应当放在促进民间交流上。通过加强民间往来，提升中非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这将成为首要任务。

　　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积极开拓市场。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和企业走向全球，更有助于深化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开放包容的时代，如唐朝的长安和洛阳，就生活着大量的外国人，这是中国开放心态的体现。但是，反过来看，在历史上中国人主动走向海外、了解世界、学习异域文化的实例并不多见。虽然我们有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例子，但这些都是探险家和先驱者的壮举，普通中国人的大规模海外拓展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

　　如今，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向世界，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到海外去创造生活，获取财富，追求梦想。而非洲正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可以为中国人提供广阔的发展机会。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去感受非洲的独特魅力，理解非洲文化，并在那里实现他们的梦想。这才是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增进双方人民相互了解的最有效方式。

　　中新社记者：2024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期间发布了《中非关于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各方同意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发展项目库和资金库，用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深化双多边及三方合作。您如何看待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对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的积极作用？

　　叶海林：我们可以说，“各美其美”是中非合作及全球南方合作的基本原则。这种合作不仅在中非之间建立了互利互惠的关系，还扩展到了整个南方国家网络框架，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合作联盟。这一点尤为重要，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各种挑战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影响，威胁了全球化进程和统一市场的培育。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合作应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维护全球化进程，支撑全球南方市场的一体化水平。这不仅是在南方国家之间建立合作网络以抵御外部冲击，也为全球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即使在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尤其是在一些发起国改变初衷或策略的情况下，这种合作模式依然能够为全球化进程的继续提供支持。

　　中新社记者：此次峰会的一大成果是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经过近70年辛勤耕耘，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为什么说现在是历史最好时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为之付出了哪些努力和积淀？您如何看待中非关系的升级和变化？

　　叶海林：中国首次与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建交国家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层面，这在外交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与非洲宣布建设全天候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最初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使用的，形容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比山高、比海深，现在它已成为中国外交语言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标志着一个创举：一个大洲与一个国家之间建立全天候合作关系。尽管非洲国家内部存在许多差异，且地域、语言、文化、民族多样性显著，然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却展现出惊人的共同点。这使我们能够自信地说，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整个非洲大陆都在不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这一进程并非易事。中非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去殖民化时期开始，非洲友谊逐步发展。最初，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困难时，我们的外援主要投向非洲，显示了中国在艰难时刻仍关心非洲朋友的坚定立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恢复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我们对非洲的市场开发也不断扩大和深化。中非之间的金融合作逐步进入全面阶段，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中政治、经济、人文交往齐头并进的局面，这正是我们称之为历史上最好时期的真实依据。这一依据反映了70年来中非关系的持续进步和深化。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开幕式主旨讲话的最后提到“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您怎么看这句“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叶海林：这句话非常贴切，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中非两方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虽然现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但仍有一些非洲国家在经济上面临挑战。这种共同的历史经历使得中非天然成为合作伙伴。在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中，中非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性。

　　其次，在发展需求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使命。建设现代化是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共同目标，这一共同目标自然促使双方合作。在战略意义上，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非之间存在许多相似的利益。

　　我们共同面对新殖民主义的威胁、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图谋，以及西方国家维持霸权的行为，这些威胁和挑战促使我们更加需要团结协作，保障自身利益。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现在还是未来，中非合作不仅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更是基于两地人民共同命运的选择。中非合作的深厚战略基础决定了双方在日常工作中的紧密合作和共同前进的步伐。

童宜蓁（记者 赖乃倩）09月18日,�

童宜蓁（记者 陈淑枝）09月18日,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原标题：非法持枪5支、弹药732发，“内鬼”陈罡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