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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起因是,有媒体报道,近日,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主播直播间均有在售香港美诚品牌的月饼。有媒体咨询美诚月饼代理商了解到,该品牌产地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记者查询发现,“香港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在官方网站介绍中该品牌成立于2019年,隶属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此前,小杨哥陷入沫沫风波时,曾志伟连夜改名去掉三只羊也引发关注。后来曾志伟发布了一张与大小杨哥的合影,并配文“我们好好的”,疑似是对网传撇清关系的回应。延伸阅读中秋前夕,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因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美诚月饼,销量巨大。但经多方查证,其虽在香港注册了相关商标,但在香港无实体门店,实际运营方为广州公司。随着舆论发酵,美诚月饼的产地、质量等诸多细节陆续遭到质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再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最新进展」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终于停止销售美诚月饼。面对网友汹涌的质疑声音,主播关闭了评论。同时,抖音“疯狂小杨弟”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堆头,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广州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对“三只羊”直播间的美诚月饼事件,抖音电商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可以对外公布的信息。而记者致电抖音电商官方客服,客服则表示:正针对此事进行核实,如果相关直播间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根据相关条例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受此时事件影响,飞瓜数据显示,仅14日一天时间,抖音账号“疯狂小杨哥”掉粉约12.1万人,“家人们”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售卖美诚月饼「事件回顾」美诚月饼产销均不在香港,原价只需59元三盒记者留意到,近年来,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此前,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三只羊”2023年发布的一个视频显示:“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这意味着“三只羊”已连续三年售卖香港美诚月饼。翻开美诚月饼下面的百余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而且在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并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据悉,美诚月饼宣称“香港美诚月饼”,但产地销地均不在香港,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根据产品信息显示,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其官网显示,该品牌成立于2019年,隶属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多枚“MEISUN”商标,其中1枚已成功注册。企查查显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在湾仔乐基中心15楼1512室。广州美诚同样成立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美诚生活”“美诚月饼”等商标。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0月,广州美诚尝试申请“香港美诚”商标,目前这枚商标的状态为“驳回复审中”。此外,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在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多个平台只卖59元三盒「其他关联」近日,罗永浩表示将对“交个朋友”垂类直播间卖出的美诚月饼进行赔付。“今天曝出来的美诚月饼,我们查了一下,我们小的垂类直播间好像也中招了,卖了一些。如果你们在我们‘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的月饼,现在查完了,这一两天也是退一赔三的。”罗永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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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廉洁四川发布《忏悔实录丨王顺民:我把项目当成人情往来,把“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一文。图为王顺民出镜忏悔(视频截图)基本情况王顺民,男,1976年1月生,曾任甘孜州九龙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稻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等职。2023年3月,接受甘孜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3年7月,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3年9月,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案情介绍王顺民27岁便走上了正科级领导岗位。工作能力强、为人耿直是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他也因此曾获得不少荣誉。但是,随着职务升迁,围绕在身边的老板越来越多,王顺民开始放松警惕,逐渐向往和追求有钱人的生活,想要开好车、住大房、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读书,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便利用“他人之财”完成自己所想。他忘却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没有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底线,亲清不分,甘愿被“围猎”,最终自食恶果。2015年5月至2021年7月,王顺民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索取贿赂共计152.98万元。王顺民6年贪腐153万,图为收受贿赂示意图(图文无关)忏悔书节选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有父母的教诲,自身的努力,更是组织悉心培养的结果。但是我却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收取第一笔“感谢费”起,我早把理想信念、廉洁自律和纪律法规抛之脑后,用贪欲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网,并将自己牢牢地困在里面,逐渐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细细思量,我走到今天,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必然之一,“三观”扭曲。自我参加工作,特别是任职以来,一方面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群众真诚相待、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却高调地追求生活“品质”,向往有钱人的生活,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一切都是空想。于是我想着法子赚钱,思想也随之滑坡,“三观”渐渐蜕变,以“违纪不违法”的谬论安慰和说服自己。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这为我之后的贪腐埋下了伏笔。必然之二,初心丢失。自我任扶贫开发局局长以后,管的项目多了,接触的面也就广了,讨好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各种诱惑也多了,慢慢地自己也就飘了。最初我没有过多地考虑公与私、情与法、是与非的关系,糊里糊涂地利用自己的职权替人办事。久而久之,“感谢”我的人也就多了,自己最终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思想破防,初心丢失,错误的价值观淹没了廉洁的底线,拒腐防变的堡垒逐渐坍塌,把收受“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视为盈利分红,主观认识上错误地将违法合理化,对纪法缺乏敬畏,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最终酿成大错。王顺民称自己感到很后悔(视频截图)必然之三,思想失修。我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一个根本原因是放弃了学习,没有通过学习守正“三观”,以致于在思想上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和观念,用错误模糊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进而导致行为失范。错误模糊的认识也导致了自身思想腐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逐渐充斥内心,不自觉地鼓动自己追求金钱、财富,从而在行使权力时开始滥用职权,谋求私利,本质上丧失了党性原则,丧失了做人底线,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来源:廉洁四川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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