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小队(上)(中)(下 ) 黄笔趣阁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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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主播沫沫涉敲诈勒索被拘，律师是三只羊请的？律师解读：如属实则违法）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腹地，俄不排除使用除核武器外的新武器摧毁乌克兰首都基辅。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资料图）梅德韦杰夫称，“没有人真正需要核冲突。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就使用核武器做出任何决定。”梅德韦杰夫同时称，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俄库尔斯克州。俄罗斯目前尚表现出耐心，因为这一决定十分复杂且后果不可逆转。当俄罗斯的耐心耗尽时，也可能转而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美称对供乌远程武器政策暂时保持不变近日，针对乌克兰能否获准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一事已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方面表示，目前对供应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此外，由于此前美英两国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英国首相斯塔默13日访问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议是否扩大对供乌远程武器的许可范围。对于这一说法，柯比回应称，美英领导人的会谈不会左右美方对此问题的态度。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柯比：我们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并是否允许其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的看法没有改变。我并不期望美英会谈出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重大声明，至少我们（美方）不会。我们会让英国首相决定会谈内容。但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方）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柯比表示，目前我们不支持乌方获得远程打击能力（视频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的行为将被视为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3日称，尽管普京的这一表态不代表俄方立场的更新，但美国将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德国强调：不供乌远程武器据央视新闻，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朔尔茨表示，“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据参考消息援引塔斯社9月13日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13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关于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讨论不涉及德国援乌武器，因为德国并未提供美国和英国提供的那类远程武器。报道称，黑贝施特赖特说，德国援乌武器“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武器有质的不同”。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并没有提供过美国和英国现在探讨的武器，这些武器比我们提供的武器射程更远。”报道还称，黑贝施特赖特指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射程最远的武器是射程可达100公里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以及射程约40公里的自行榴弹炮PzH2000。他还指出，德国政府不会评判俄总统普京关于打击俄腹地后果的言论，但认为必须重视普京的这一声明。他补充说：“我们与俄罗斯总统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丰富，对他发表的声明要给予重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参考消息延伸阅读俄退役中将：若西方允许乌深入打击俄领土，俄会在西方领土上反击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930天，欧洲安全正在走向“十字路口”。两年半以来，这场战火的影响远超俄乌两国甚至欧洲大陆，也因此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9月12日，论坛高端访谈设置专场讨论欧洲安全。9月13日，在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上，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嘉宾就这场冲突的本质、欧洲安全新架构的形态等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尽管分歧仍存、短期内找到政治解决方案仍有困难，但避免更惨重代价已成各方共识。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举行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李抒音向澎湃新闻表示，北京香山论坛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平台，各方在这个平台能够把分歧都讲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就能够慢慢融化坚冰，这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俄或在北约的领土上反击？进入2024年，俄乌冲突频现升级势头。2月，俄军在数月激烈战斗后攻下顿涅茨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因伤亡惨重而一度被与巴赫穆特之战相提并论。5月，俄军利用西方军援抵达前线前的“窗口期”再次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起地面进攻，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冲突以来最困难的局势之一”。8月，乌军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突袭，俄军则集中进攻乌东重要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双方两线交锋至今仍在持续。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ISW）9月11-12日发布的战况信息，俄军已开始在库尔斯克州发起规模和结果尚不确定的反击，同时向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推进。在谈及俄军未来数月可能如何回应此次突袭时，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特凡诺维奇向澎湃新闻表示，俄目前的作战方式侧重于渐进式进攻和远程打击，原因之一可能是俄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后冒险欲望有所减弱，另一因素则可能是需要在其他方向上继续保持作战节奏。考虑到俄军正在乌东地区推进，而在库尔斯克地区双方都没有很多进展，俄未来几个月不会做出突然且重大的反应。与此同时，西方对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打击俄领土目标的限制正逐步放宽。5月哈尔科夫之战后，多名西方领导人就扩大援乌武器使用范围放松立场，美国也在压力之下逐步放宽限制，允许乌使用美援武器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后，泽连斯基再次强烈呼吁取消对在俄领土上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所有限制，并称西方所认为的“红线”是“天真的”。9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联合访乌，这也被认为是就解除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发出“强烈暗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右）在联合记者会上（视频截图）对于西方近期释放出可能对乌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信号，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警告称，一旦决定解禁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这将“明显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性质”，俄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作出“适当决定”。此前，俄方曾表示正在修改核学说。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退役中将叶夫根尼·布仁斯基向澎湃新闻表示，局势确实存在升级风险。对于是否存在核升级风险，布仁斯基表示：“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允许乌克兰深入打击俄领土，那么俄罗斯将会反击。但这种反击不会是在乌克兰的领土，而是会在西方、北约的领土上。”斯特凡诺维奇则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克制，但随后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欧洲在征兵、振兴军事工业，甚至新型远程导弹和核威慑项目等方面酝酿了许多不同的想法，但并没有采取很多实际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一切终将正常化，欧洲将建立新的共同安全架构，又或者是相信美国仍将是最终的安全提供者。但一些已经采取或正在考虑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俄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和冲突，随后可能迅速升级至核层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2日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多次重申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2022年1月，五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也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共同推动局势缓和，减少战略风险。与俄罗斯共建安全架构还是与之对抗？俄乌冲突后，欧洲原有安全格局难以为继。未来的新架构应以何种形态呈现，如何管控当前局势升级的风险，成为欧洲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13日在“欧洲安全走向”分组论坛上表示，未来欧洲是与俄罗斯共同建立安全架构，还是与俄罗斯对抗，将成为欧洲安全关键的两难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的挑战在于，如果不能在建立公正、可持续和平的基础上结束战火，就无法在未来与俄罗斯一起发展新的欧洲和平架构。俄乌双方近来均多次释放有意和谈的信号。普京在库尔斯克袭击发生初期曾拒绝与基辅谈判，随后于9月5日宣布已准备好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泽连斯基也称俄罗斯应出席计划于今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亚历山大·查理本人参与过俄乌2022年谈判，并称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曾一度非常接近和平。他12日在香山论坛表示，自伊斯坦布尔之后，情况出现了实质性变化。目前没有看到能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要停止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关键问题在于从热战逐渐过渡到稳定的态势。他还强调，要恢复欧洲安全架构，就必须要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机制。斯特凡诺维奇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欧洲和全球安全的整体失衡。降低升级风险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善意的谈判，承认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停止冲突的白热化阶段。2022年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基础，但关键是要避免重蹈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三方必须具有建设性和支持性。”对于欧洲安全新架构，各方仍有不同理解。在新架构成形之前，能够做出哪些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俄乌双方来说，应当将当前冲突的解决和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建设之间联系起来，这也是中方一贯的观点，我们强调标本兼治。如果真的要建构一个长久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很多基本的东西要重新建构，比如说俄欧之间、俄和周边国家之间，无论是由于历史还是现实利益带来的相互恐惧心理如何化解，俄欧如何达成共识，竞争与合作之间关系怎样处理，竞争的时候哪些手段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等。”崔洪建还特别提到，当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欧洲建设安全架构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已进一步加剧。就在今年7月，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将自2026年起在德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对此，俄方称将以“平静、专业方式”作出军事回应。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今年7月报道称，这些导弹能够打击2500公里外的目标，可从柏林轻易击中莫斯科。但来自朔尔茨党内的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穆策内希（Rolf Mützenich）对此表示，“并不是每件武器都能让德国立即变得更安全”。他还曾指出，这一部署进一步升级了西方与俄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使误判更有可能发生，且目前还不清楚德国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方面是否有发言权。“国际社会和外部力量要去帮助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去破坏它，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给欧洲国家自身提供空间。”崔洪建总结道。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图为热搜截图

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9月11日晚8点，辛巴没有如期开启直播，其快手账号直播功能显示已被封禁。11日晚10点多，有多名网友在其账号最新视频的评论区中发布与辛选客服对话的截图。截图显示，当消费者发送“梅菜扣肉”“茅台”等关键词后，辛选客服回复将提供“行业慰问金”。11日晚11点，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得到“辛巴818专属店”客服回复，证实了上述消息。图为“辛巴818专属店”客服回复回复中称，将为“梅菜扣肉”提供“188元行业慰问金”，需要提供包含订单截图、支付截图、收款信息以及订单录屏在内的订单信息以及手机号。据多名网友晒出的订单截图，该款梅菜扣肉的售价为59.9元。此外，为“兔年生肖茅台”提供“9000元行业慰问金”，需要提供的除了前述订单信息之外，还要有广州中九检测机构出具的电子溯源码，该机构将会提供7天免费鉴定服务。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注意到，11日晚间，已有IP为山东、广东、河南等地的不少网友在辛巴账号视频留言区晒出截图，称已经收到相关款项，交易时间为当晚9点多，交易金额9000元，付款方为广州辛语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天眼查app显示，该公司是辛选集团成员。网友晒出的收款信息10日晚间，辛巴曾发布视频称，他将于11日晚8点开启直播，带着1亿元对三只羊团队带货的争议产品进行赔付，此外，他会挑选所有他能回答的问题，在直播间里如实回答。针对其未能在11日晚8点如期直播的原因，辛选客服曾回应称，“暂未接到具体原因”。多位网友表示确实收到了款项在8月31日的直播中，辛巴和小杨哥在销售同一品牌大闸蟹时，出现了价格不同的情况，随后辛巴称自己遭到了小杨哥团队的举报，辛巴指责小杨哥团队在质检、售后等方面存在问题。9月4日，矛盾再次升级，辛巴提出，如果小杨哥不主动为其所销售的争议商品进行赔付，他将拿出1亿元替小杨哥赔付给消费者。另据潇湘晨报，近日，辛巴与三只羊的矛盾激化，双方高管互相指责，爆发口水战。事情跌宕起伏，先后牵扯多名人物，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双方的粉丝量均在一亿以上，这场争吵堪称“两亿大战”。8月31日：大闸蟹之争开端这一轮冲突的导火索疑似是辛巴和小杨哥因带货同一品牌的大闸蟹时在价格上发生争端。8月31日，辛巴的直播间中，辛巴身旁助理称该品牌被某主播“指着鼻子去骂了”，原因是对方先卖，后来辛巴却以更低价格开卖，品牌方没有给到同样的价格，随后在直播间中，辛巴称品牌方告诉他，产品被举报，已售空的大闸蟹无法继续上链接补货。9月1日：辛巴点名三只羊辛巴在直播中称“他们卖一箱大闸蟹赚100”，并点名一亿粉丝量的网红，称“质检、售后、赔偿态度你们都没有，就剩炒作了。”辛巴还称，三只羊模仿辛选的商业模式。9月2日：辛巴称三只羊联合创始人曾被判刑9月2日凌晨，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在直播间再次回应辛巴言论称：“我有太多手段知道你干什么。太欺负人，各做各的平台生意，不能这样搞，为了做生意，没有底线去搞流量。”三只羊主播随后在直播中否认一箱大闸蟹赚100，并指责辛巴丧良心。同样在9月2日，辛巴开直播回应卢文庆，称“你刚刚在东莞被判了，判三缓四还是判三缓一，具体什么原因，好像也和做电商有关系，弄虚作假吧，你是三只羊的合伙人是吧，监外执行是吧。”此外，辛巴还爆料称，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与“小杨哥”张庆杨，曾联手将一名女孩“送进去”。这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有网友称被“送进去”的女孩是三只羊旗下主播“沫沫”，其抖音账号已经停更9个月。图为沫沫和小杨哥、大杨哥的合照 图/沫沫抖音9月3日：曾志伟和三只羊“划清界限双方当天均正常带货，9月3日晚，在卓仕琳的直播间，小杨哥对近日的纷争做出了简短的回应，称“自己什么都不想说，吵来吵去没用的，（公司）底下还有那么多人，企业做得好的哪有天天吵架的，兄弟们静观其变”。辛巴9月3日再次回应大闸蟹“价格战”，称“你说我搞流量，我不需要……你有一万种方式‘搞我’，我就不怕这种事。”“曾志伟 三只羊”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据报道，9月3日，辛巴爆料三只羊诸多问题后，曾志伟连夜修改抖音号主页，去掉了所有和三只羊有关的信息。此前，小杨哥在视频中称，曾志伟是三只羊香港分公司老板。曾志伟连夜修改抖音号主页，去掉了所有和三只羊有关的信息9月4日：辛巴称要替三只羊赔付1亿元9月4日晚，辛有志表示，已经通知公司全部渠道，主播今年禁止售卖大闸蟹。他还在直播间向小杨哥下“最后通牒”，“请你在一周之内对吹风机、茅台、梅菜扣肉正式发公函，有个面对消费者的态度，把你的300个售后客服放在消费者身上”。一周后如果三只羊仍然没有对消费者表达“态度”，他将开始对三只羊消费者进行部分产品的赔付以及售后，“明天我会安排打给辛选小助理1亿现金，直到赔付1亿结束为止”。图为辛巴发文截图同样是在9月4日，卢文庆回应，称自己在创办三只羊之前走过一些弯路，也尊重和接受法律的一切惩罚。关于网上谣传他和某女生的问题，已经报警处理。但卢文庆未正面回应“沫沫”去向。卢文庆在视频中未正面回应“沫沫”去向9月5日：辛巴发出“最后通牒”9月5日晚，辛有志（辛巴）在快手账号晒出一亿元的转账记录。他发布的电子网上银行回单显示，转账分两笔，分别为5000万元，发生在9月5日下午，付款人为广州辛选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州辛语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辛巴在快手账号晒出一亿元的转账记录9月5日，辛巴再次在直播间提及疑似沫沫一事喊话卢文庆和三只羊，其表示：“网友传你和这个女的怎么样，我没有传，我只是说，有没有送进去一个女孩，大家网民传的是你（卢文庆）和这个女孩怎么怎么样，我没有说，我也没有这么想，事实也不是这样，有没有可能不是他呢？如果不是大家所称的卢总呢，我只点到这。”9月7日：小杨哥洒泪称有问题会负责到底9月7日凌晨5点多，辛巴再次发文，称“道德不在线，还有平台；平台不想管，还有民意；民意不管用，最终才是法律！我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法律会包庇一个没有责任的企业，没人需要走到最后一步！因为走到法律这一环节就已经到了谁伤害了谁的地步！”9月7日，小杨哥像往常一样，在其个人账号“疯狂小杨哥”正常直播。在直播过程中，小杨哥少了些往日的活跃，只是闷头卖货，并且在直播的过程中落泪。小杨哥称，有问题一定会负责到底。可以骂他，可以在其直播间骂，但恳请大家不要去骂其同事，他们都勤勤恳恳在工作，不要去网暴他们。网友注意到，在三只羊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中，有多种商品都在介绍页面右侧用小字标注了“本商品销售者为购物链接所属的店铺经营者，而非本直播间/橱窗”。据了解，截至当晚，其账号掉粉已超百万。图为商品页面截图9月8日：知情者称沫沫被拘留，已关押很久9月8日下午，知情人士告诉《正在新闻》，三只羊旗下主播沫沫（徐子昕）已被拘留，在某地拘留所，“关押很久了，去年12月份在上海被（某地警方）带走；家属请的律师已经会见过。”图为三只羊旗下主播沫沫的抖音账号截图9月10日：辛巴称自己将兑现承诺9月10日晚，辛巴在其快手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宣布将在次日晚的直播中拿出1亿元进行赔付。“有人质疑，辛巴到底会不会去替别的企业赔付？”这一声明是外界对他是否会履行承诺质疑的直接回应。辛巴表示，他将兑现自己的承诺，并且已经从1680名小助理中选取200名专项服务人员进行赔付。他鼓励观众在直播中提出问题，无论是关于他个人还是整个事件的问题，他都将在直播中如实回答。9月11日：辛巴直播权限被封禁11日晚上，就在辛巴即将开播之前，“辛巴直播权限被封禁”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位。网友们发现，辛巴快手账号显示直播功能已被封禁。对此，辛选客服回复 ：“您好，我们也不清楚具体原因，建议您可自行关注。”此前辛巴向全网通告，将在11号晚8点开播，带着1个亿现金替三只羊赔付。截至记者发稿，辛巴的直播权限依然是封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