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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媒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日在白宫召开可能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话题围绕妇女健康研究。福克斯新闻网称，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首次出席此次会议，坐在会议桌的主位发言，且发言时长超过拜登，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报道称，此次会议是拜登自2023年10月2日以来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在会议上，吉尔·拜登就“白宫妇女健康研究倡议”发言。对于吉尔·拜登出席此次会议的原因，报道称，拜登在会上解释说，“在本届政府和历届政府中，第一夫人出席这些会议都有特定原因。这是吉尔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这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她将在会上发言”。当地时间20日，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出席美总统拜登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 图源：美媒报道配图“接下来交给你。”拜登将发言权交给了妻子。福克斯新闻网称，《纽约邮报》注意到，吉尔·拜登坐在了会议室长桌的主位上，“她的丈夫（拜登）只讲了两分钟，而她则用了四分半钟读了一份关于孕产妇健康倡议的材料。”福克斯新闻网称，按照传统，美国总统通常坐在会议桌中央，内阁成员则按部门成立的先后顺序就座。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后一位出席其丈夫内阁会议的第一夫人，似乎是希拉里·克林顿。当地时间20日，出席会议的吉尔·拜登坐在会议桌主位发言 图源：美媒视频截图福克斯新闻网提到，这样的安排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其中不少共和党人批评此举。“哇，明显疲惫不堪的拜登刚刚召开了11个月以来的首次全体内阁会议，并立即将麦克风交给了他的妻子吉尔”， 曾经担任前总统特朗普顾问的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谁在管理这个国家？”科尔特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这是真的吗？这就是在掌控国家的人吗？”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问道。共和党参议员也发声另外，也有网友对此表示，“这很正常。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中，几乎每一位第一夫人都曾成为内阁会议的嘉宾。”网友对此表示“很正常”与此同时，福克斯新闻写道，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对该媒体表示，拜登邀请第一夫人参加会议，以展示他们进行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将从根本上改变资助和开展妇女健康研究的方式。延伸阅读拜登公开戴上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帽子 白宫回应一段拜登戴着印有“特朗普2024”帽子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引发特朗普支持者的狂欢。对此白宫第一时间回应称，事情是真的，但背后有着非常积极的原委。现场画面显示，拜登拿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短暂戴在头上又拿了下来。对此，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迅速回应称，拜登在9·11纪念活动时提到那场灾难后的两党团结，并表示现在的美国应该回到那个时候。作为一种姿态，他给了现场一位特朗普支持者一顶帽子，随后那位支持者表示，拜登也应该戴上他的特朗普帽子。所以拜登短暂地戴上了它。白宫回应拜登戴印着“特朗普2024”帽子 来源：X据悉，当地时间周三，美国9·11国家纪念馆举办年度纪念仪式，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一同出席。现场照片显示，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站在两人当中。拜登、哈里斯、特朗普和万斯一同出席9·11纪念活动 来源：X在活动开始前，特朗普也与哈里斯再次握手。在昨日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前，两人曾握过一次手，这也是2016年后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辩论时首次握手。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 来源：C·SPAN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一则关于“叶县强拆果园”的话题冲上了热搜。9月19日，多位网民发文质疑平顶山市叶县副县长胡炜哲履历信息，百度百科资料曾显示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年仅14岁。此前，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返乡创业大学生贾柯的梨园，因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被当地政府在未谈妥补偿方案情况下强制执行。贾柯称，今年4月2日，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集结了公安、交通执法、镇政府等部门四百余人，非法强拆他苦心经营近十年的7亩梨园。9月19日在媒体采访时，贾柯回忆称，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5个月前的那天，是一家人的噩梦，因为自己的梨园遭遇强拆，家中4名上前录像取证的妇女和老人被按倒在泥地里，被抢走手机。对此，9月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通报截图。来源：“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叶县强拆果园”事件陷入了三大争议。争议一：副县长履历受质疑随着事件的发酵，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履历受到网民质疑。据其履历，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最早版本的百度百科资料显示其于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时年仅14岁。修改后，胡炜哲于1988.03-1999.12在新华区人大工作，期间1993.03-1995.07在平顶山师专法律专业学习。胡炜哲的履历。此后，胡炜哲担任过新华区焦店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副组长等职，在2015年10月任新华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2019年4月任中共新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21年8月至今任中共叶县县委常委，叶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值得注意的是，按修改后进行计算年龄，胡炜哲仍存在参加工作时未满18周岁的疑点。对此，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实具体情况，并将结果进行答复。争议二：暴力拆迁是否违法？事件的第二个争议点是，在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能否强制拆除他人私有财产？强制拆除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这些疑问仍待进一步解答。据了解，贾柯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他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1年，贾柯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需征用果园的7亩土地。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在此消息传出之后，从2022年开始，便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当地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然而，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双方尚未达成共识。2023年6月13日，任店镇政府曾对贾柯的果园下达过《限期清理通知书》，要求他于2023年6月14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梨树。通知明确，如逾期不清理，镇政府将予以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贾柯自行承担。贾柯告诉媒体，政府下达限期清理通知后，他把任店镇镇政府起诉到了法院。接到开庭应诉通知后，2023年9月6日，任店镇人民政府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但令贾柯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4月2日，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果园遭到了拆除。贾柯表示，当天上午7时，梨园四周突然聚集各类车辆100多台，钩机3台。果园被断电，过往车辆不许停车，更不许下车拍照取证。随后，贾柯的母亲、妻子、二姨以及爷爷等4人由于录像取证被按倒在泥地里，取证手机也被抢走。4人随后被强行抬出果园，关进派出所。争议三：赔付金额该为多少？事件的第三个争议点，是赔付金额。9月19日，贾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柯曾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6倍有多。征地拆迁，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日益完善，强拆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有所下降。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据悉，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柯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极目新闻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袁三慧说。（时代财经阿力米热综合新京报、极目新闻、封面新闻、中国交通广播、大皖新闻、九派新闻）

▲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装有机枪的特斯拉Cybertruck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上称，马斯克变得不像他了。“为什么，马斯克？你在搞什么！”他写道。他还在社交平台上称，这辆车曾被派往俄乌冲突前线且表现出色，“但现在马斯克远程禁用了我的Cybertruck。”据环球网此前报道，卡德罗夫上月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的Cybertruck，并向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当时卡德罗夫称这辆车是马斯克送来的“礼物”，引发乌克兰和美国政治家对马斯克的公开批评。当时美国政治评论家兼作家塞思·艾布拉姆森直指马斯克“公开反对美国”，而马斯克随即坚决否认“自己向卡德罗夫赠送了一辆车”的说法。▲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的特斯拉Cybertruck据介绍，Cybertruck是特斯拉推出的一款电动皮卡，单次充电可行驶最高547公里。这款外形奇特的车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都从年轻网红阿丁·罗斯那里收到了这款车作为礼物。目前暂不清楚卡德罗夫口中的“车被马斯克远程锁了”是否属实，但从理论上说，依托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智能电动汽车的确能给黑客提供更多可乘之机，让“远程车被锁”成为可能。据央广网2017年报道，一旦智能汽车被入侵，行驶的汽车也有可能立马熄火，成为“僵尸车”。据悉，智能汽车还可能被入侵者通过远程拦截车钥匙发出的信号，让汽车判定钥匙就在旁边，从而获得汽车访问权限。同时，入侵者还可以通过充电桩在车内植入恶意软件危及车辆的行驶安全和功能。过去若有人想要盗车，就必须通过砸玻璃等手段，但在智能汽车时代，只需要通过网络远程攻击，就可以实现对车辆的远程控制。该报道称，建立在车联网基础上的智能汽车将网络和汽车连接了起来，而此前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安全问题自然也会出现在智能汽车上。拥有强大计算力的智能汽车让汽车行业转向了技术数字化集成方向，但其同时也会存在很多安全漏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更为脆弱。延伸阅读卡德罗夫晒特斯拉赛博皮卡装机枪，邀马斯克访车臣据环球网援引美联社报道，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当地时间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赛博皮卡，并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美企业家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视频中，他短暂地驾驶了一辆车顶加装机枪的赛博皮卡，然后站在机枪后面。卡德罗夫在视频附带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收到了尊敬的埃隆·马斯克赠送的特斯拉赛博皮卡。我非常高兴地测试了这款新设备，并亲自确认了它被称为‘赛博野兽’并非偶然。”卡德罗夫说，他“真的爱上了”这辆车，并称它将很快被送往俄乌冲突地区——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交战的地方。“在那里，它将为我们的士兵带来许多好处。”卡德罗夫随后称赞马斯克是“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天才”和“伟大的人”，并邀请他前往格罗兹尼，承诺将以“最亲爱的客人”的礼遇接待他。特斯拉没有对卡德罗夫的声明发表评论。德国将停止对乌新军援？乌克兰驳斥：不准确据报道，作为德国执政联盟削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德国政府将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据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的消息，由于本年度的援乌预算已经用尽，明年援乌计划已经超额，这意味着德国政府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德国基民盟预算专家英戈·加德申斯证实，德国政府一夜之间冻结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从而也冻结了军事支持。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传达了德国总理朔尔茨的决定，这在德国联邦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报道称，已批准的援助预计不会受到影响，但新的资金投入将受到此次措施的影响。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致信国防部，通知其国家预算将不再用于对乌克兰的援助。然而，可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17日，俄罗斯库尔斯克居民从边境定居点撤离到安全地区德国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军事援助国。1个月前，有报道称，德国2025年预算草案将其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半至40亿欧元，低于2024年的80亿欧元。乌克兰驳斥了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称这些报道具有“操控性”（歪曲事实、选择性呈现信息或刻意误导）。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赫奥尔希·特卡奇于17日表示，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是“不准确且具有操控性的”。他强调，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水平只有在11月德国预算批准后才能确定。特卡奇指出，德国目前正在进行预算编制过程，乌克兰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他解释说，德国政府在预算草案中为乌克兰分配了一定数额的援助，这与去年同阶段计划的金额相当。特卡奇还提到，去年在秋季议会预算批准阶段，这一金额有所增加。特卡奇表示，乌克兰预计德国政府今年也会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支持乌军的需求。俄乌秘密推动的谈判因乌军库尔斯克行动被搁置据熟悉谈判的外交官称，乌克兰和俄罗斯原定本月在卡塔尔举行秘密谈判，双方将停止对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的袭击，“相当于达成部分停火”。然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突然袭击导致这次谈判被搁置。据了解，这次谈判不会是直接的，卡塔尔的外交官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会面。一些与会官员希望借这次谈判，促成下一步更广泛的停战协议。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发动袭击后，俄方官员推迟了谈判。该外交官称，莫斯科的代表团将此举描述为“一次升级”，并补充说，卡塔尔并未提前获知此次袭击，“基辅并未提前告知多哈其跨境攻势”。乌克兰则表示依然准备派遣代表团前往多哈，但卡塔尔拒绝了，表示不认为“单方面的会面有用”。谈判仍有可能通过视频会议形式进行，日期可能定在8月22日。随后，基辅将与盟国就所讨论的议题进行磋商。据报道，一些乌克兰高级官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只有20%或更低，即使没有发生对库尔斯克州的袭击，谈判成功的机会也不大。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罗娃则表示，乌克兰最初表现出愿意谈判的姿态，但这可能只是麻痹俄罗斯的手段。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表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将使得和平谈判进程推迟很长时间。

近日，张蔷（化名）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反映，她在多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多个招“卵妹”的广告，“太明目张胆了”。张蔷在深圳做主播工作，之前加入了一些“主播通告群”，看到群里经常有人发这类“招聘广告”后，她决定曝光。在张蔷与“招聘中介”的对话中，对方称在正规医院取卵，价格和身高、体重、颜值、学历等因素挂钩，如果应聘者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的价格。还有的“中介”称，年满18岁即可报名。目前，我国有精子库，但没有卵子库，任何形式的商业化捐卵和供卵行为被明令禁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行为。记者和一名“招聘中介”的对话，该“招聘中介”会以这些信息综合给出价格。有律师称，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多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此外，生殖科专家表示，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后续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而促排卵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等，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长得漂亮”可出价5万9月8日，张蔷（化名）告诉澎湃新闻，她所在的多个“模特通告”“主播通告”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多条招聘“卵妹”的广告。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截图显示，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布“大量招全国志愿者（长期有效）仙女们来”的广告。招聘要求为：“要求女生成年就可，身高150CM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不限专业，根据身高学历综合给价，时间：8-10天2-10w/结束立结，仙女18-28岁无不良嗜好，不用交任何费用绝对靠谱，中介和男士勿扰！”该招聘广告附有微信号。“我很好奇很气愤，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张蔷称，她加过招聘广告上的微信号，以想做“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手术在广州一家医院进行，安全可靠，很多人都在做，会根据“卵妹”的外貌、身高及学历综合评估给出价格。张蔷提供的和对方的聊天内容显示，对方称她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左右的价格。澎湃新闻记者以咨询“卖卵兼职”为由，添加了上述招聘广告留下的微信号。其中一个微信账号的昵称是“爱心”，头像是一名卡通护士。对方表示，要提供身高、体重、学历、年龄及5张自拍照，1张全身照，甚至还要统计供卵者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通过张蔷提供的另外一则招聘“卵妹”的广告，澎湃新闻记者加上了一名“中介”的微信。记者以应聘“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除了需要提供身高体重颜值，学历还要告知是“几本/统考/艺考/函授”。对方称满18岁即可报名，同时要告知目前的职业状态，是学生还是工作或待业。这名“中介”的朋友圈也多次发布带女孩在门诊抽血检查的画面。在今年7月13日的一则朋友圈推送中，该“中介”发布的“沉浸式取卵”视频中，有3名疑似医务人员在操作手术台。“取卵”完成后，有“助手”把“卵泡液”放在一台机器前，并称“要把卵泡液里的卵子尽快找出来”。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显示，其带“卵妹”去门诊。 截屏图“中介”称在别墅里取卵因为自知游走在“灰色地带”，对于在哪里取卵，“中介”们讳莫如深：“我们跟医院一样，高端诊所”“正规医院，我们不存在小诊所”“都是正规医院，正规有资质的私立医院”。其中一名“中介”给澎湃新闻记者发来了私立医院的环境视频。“我们做的（得）很大，不是在租的公寓里，我们是在别墅里，但是我们里面的设施跟三甲医院没有区别......”尽管话术模棱两可，但为打消“卵妹”的顾虑，“中介”们信誓旦旦。据张蔷介绍，其中一名“招聘中介”所指的医院是“香港静雅医疗”，位于广州市。张蔷曾把和“招聘中介”的对话发到社交平台上。但有自称是该医院工作人员的社交账号私信她，否认该医院有“取卵”行为，称系被冒充。前述“中介”微信号的朋友圈今年5月28日发布了一则“招聘专业护士”的内容，要求“全国出差，人要老实，年龄35岁以内.......”在今年5月21日，其发布朋友圈称：“小姐姐来我们成都的分公司安排启动，快来顺利赚米。”“最近外面各种风声雨声~好乱？都与我们无关！安全靠谱，选择我们就对了......谢谢所有第一次报名和第二次第三次报名的姐妹~必须暴富。”这则朋友圈附有多张从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机票信息。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 截屏图在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担心后，“招聘中介”安慰称，这些卵子会捐给不孕不育的家庭。9月12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称，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邢鑫介绍，《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邢鑫认为，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相关技术的医疗价值、立法及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存在如何具体实施刑事治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进行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就微信群里有人发布此类招聘广告一事，9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联系腾讯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未获有效回复。专家称可能影响健康生育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中医主任医师刘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正规医院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执行，坚决禁止买卖卵子、代孕这类违法活动。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到自己以后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还有促排卵的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刘颖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工作了将近20年，遇到很多卵巢功能下降和试管取不到卵的患者，也接触到很多因不孕不育症而痛苦的家庭。有些家庭实在没有生育能力，又不符合福利院收养孩子的条件。“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因此，她认为，国家一方面严抓非法代孕卖卵，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允许更人性化的举措，例如合法的卵子捐赠。为合法的卵子捐赠，相关部门也在努力。2019年9月份，国家卫健委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88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为《答复》）中，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及时建立公益性捐卵制度暨人类卵子库的建议》予以答复。《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委托相关单位围绕卵子捐赠的必要性、科学性、安全性和可行性，组织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专家从技术、管理、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研究论证。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秉承有利于赠卵者和受卵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严防商业化等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卵子冷冻技术发展，做好非商业化赠卵可行性分析，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审慎推进临床应用，以适应技术发展和群众需要。推动非法采供卵入刑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非法取卵行为，相关部门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多部门联合严厉整治。2003年颁布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明确规定：“供精、供卵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禁止买卖”，并对赠卵的适应证和基本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有委员提出《关于禁止地下“商业买卖卵子”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教育部、公安部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除医学问题外，还涉及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答复称，在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卖卵和代孕等不法行为方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1〕323号），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有委员提出《关于建议完善立法治理非法违规取卵乱象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有限，目前刑法中没有“组织出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罪”相关行为入刑表述。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积极推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对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努力推动从刑事法律层面将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入刑。答复还称，2013年以来，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多部门联合执法，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政法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开展严厉打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强化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全链条管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卫健委表示，下一步，该委将与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切实保障群众生殖健康合法权益。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邵竞来源：作者：澎湃新闻

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