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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原标题:英国,噩梦正一个一个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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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苏州平江路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在这样的突发情况下,三个平民英雄不惧危险,勇敢站出来阻止持刀者继续行凶。而第一个挺身而出、用伞奋力敲打持刀者的“碎花裙女生”,是咱们重庆妹儿。目前,姑苏公安分局已按程序确认“碎花裙女生”刘杨和“大勺哥”焦元师、刘强为见义勇为人员。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碎花裙女生”刘杨、“大勺哥”焦元师和刘强她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事发当天,一男子与一名女子发生纠纷,并用水果刀将女子划伤。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身穿碎花裙的刘杨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用手中的雨伞奋力击打男子,阻止其行凶。图为网传视频截图现场目击者称,焦元师拿着大勺,在行凶男子的脖颈处砸了一下,受伤女子脱险了,行凶男子就冲着焦元师过去了。焦元师一边将男子逼到人少的小路上,一边高喊“把刀放下”,与男子对峙。随后,警方赶到现场,将行凶男子当场抓获,受伤女子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治。图为警方发布的通报勇敢的她是重庆妹儿在危险关头,第一个挺身而出的“碎花裙女生”刘杨,是来自咱们重庆的妹儿。“事情很突然,我就站在旁边,觉得有一份责任感,不能置身事外,万一那姑娘出事了,我会感到愧疚。”刘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见有个男子伤害身边的姑娘,她当即用手里的雨伞奋力阻止。“后来旁边店里冲出来两位小哥,把那个人隔开了。”刘杨所说的两位小哥,是巷口万三蹄店铺的店长焦元师和店员刘强。“当时心里有点怕的,但看到店门口游客多,旁边又是茶水店,店里大多是女店员,我们必须要出手啊。”焦元师说。当时,他和刘强手持长勺,正在店里备货,见门口有人伤人,他们拿着长勺冲上前制止,并同热心群众将伤人者堵在了墙边。焦元师是退伍军人,来自连云港,跟着战友到苏州创业,目前是万三蹄店铺的店长。刘强来自河南,是店铺店员。焦元师表示,如果能见到”碎花裙女生“,首先要拥抱她一下,作为一个男同志,很佩服她的胆识,真的太厉害了!“碎花裙女生”冲上热搜12日,三位平凡英雄挺身而出的正义之举,冲上微博热搜,感动了许多网友。率先出手的“碎花裙女生”及其相关话题,更是一度冲上热搜榜第一。图为热搜截图网友们在点赞的同时,也提醒“碎花裙女生”要保护好自己。图为网友评论截图除了在微博冲上热搜,网友们还继续在全网寻找这位“碎花裙女生”。小编发现,抖音上有一个疑似“碎花裙女生”的账号,叫做“好想过冬天”。该用户的IP显示在广东,仅上传了两个视频,目前已有6.1万粉丝关注,和34.1万获赞。图为刘杨的抖音号页面截图面对网友们的点赞,该用户通过备注给予了回应:“谢谢大家,本人不接受采访”。综合来源:央视新闻、第1眼新闻、新浪微博、@向阳视频、抖音相关新闻“碎花裙女生”刘杨讲述案发情形:想着不能让女孩受伤,我就冲上去了“我当时就是想着不能让她受伤,就冲上去了。”回想起案发时的情况,刘杨说她也有些后怕。9月11日,苏州市姑苏区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事件发生时,穿碎花裙女生第一时间用雨伞阻拦了嫌疑人继续伤人的行为。相关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为“碎花裙女生”点赞,她就是重庆姑娘刘杨。目前,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已按程序确认“碎花裙女生”刘杨和“大勺哥”焦元师、刘强为见义勇为人员。9月13日,上游新闻记者对话刘杨,她首次向媒体讲述了事发时的具体情形。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警情通报显示,9月11日,警方接到报案称,张家巷口有人受伤,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处置,将嫌疑人当场抓获。经初查,嫌疑人毛某国因纠纷持折叠水果刀将宋某红划伤。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仍在治疗中。事发后,一段“碎花裙女生”和“大勺哥”用雨伞和饭勺制止歹徒行凶的视频被大量转发,网友们也纷纷为他们的见义勇为点赞。9月13日,姑苏公安分局已按程序确认“碎花裙女生”“大勺哥”为见义勇为人员。其中,“碎花裙女生”是来自重庆的姑娘刘杨。9月13日,刘杨向上游新闻记者讲述了案发时的情况。“我从小在重庆生活,毕业后就一直在广州工作,事发当天是到苏州游玩的。我和受伤女孩宋某红是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的,约好到景区她给我拍照。事发时我们正在商量第二天的行程,那个男的就冲出来揪住了女孩的头发。”刘杨说。刘杨回忆,看到被揪住头发的宋某红受到刀伤,她第一反应是用雨伞护住女孩。“我拿的那把雨伞柄比较长,我就用伞打了那个男的好几下,大声喊救命,我和受伤的女孩当时还挺无助的,后来‘大勺哥’出来才看到希望。”刘杨说:“我冲上去的时候心里也是害怕的,但是她一个女孩,我不帮忙的话她就更无助,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冲上去了。我冲上去的时候,受伤女孩一直在说和我没关系,她虽然这么说,我帮忙还是要帮的。”刘杨说,事发后受伤女孩宋某红一直在说头晕,她和救护人员一起将她送到了医院。“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她。想想还是有点后怕,如果那男的拿刀向我冲过来怎么办,但事发时确实没有去想这些。”刘杨称,目前她已经回到广州工作,也希望受伤女孩能尽快好起来。另据报道,“大勺哥”焦元师是退伍军人,来自连云港,跟着战友到苏州创业,目前是万三蹄店铺的店长。刘强来自河南,是店铺店员。

“有人要就卖。”在二手电商平台,搜索“茅台酒内供职工”等字眼,仍然能看到相关产品售卖。中秋节临近,白酒销售进入传统旺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近期已加强对标有“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类商品的监督检查力度。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节前白酒市场了解到,在国家重拳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背景下,线下门店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仍有零星店铺售卖所谓“内供酒”。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家,对方称这些酒类系高仿、非正品,更有商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今年6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凡是宣称“特供酒”“内供酒”的都是假酒。律师也提示,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均属违法。“内供酒”仍在二手平台有售临近中秋,新京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家线下门店难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踪影。有销售人员还会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特供酒”,“都是假的”。在多家电商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特供酒”“内供酒”“内部酒”等关键词和类似字眼,也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不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仍能搜索到少量标称“内供酒”的售卖信息。某二手电商平台上,卖家“A白酒供应链”在店铺介绍中标注“专注精仿名酒”。其产品页面内,有产品标称“贵州茅台蓝色内供酒”,整箱6瓶售价288元,产品图片为蓝色瓶身所谓“茅台内供酒”。另一卖家“天道酬勤”在售商品中,也有一款标价780元一箱的所谓“茅台集团内供酒”,产品图片显示,瓶身印有“茅台集团”“内供酒”等字样。据平台登记经营资质显示,上述两个卖家均为从事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等相关业务的个体商户。其店铺内售卖的除了“内供酒”,还有多款其他酒类产品。新京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两家店铺,均被告知不是正品。“A白酒供应链”店铺工作人员表示,产品为“高仿”。被问及所谓“内供酒”严禁销售时,其称,“这是高仿,有人要就卖”。“天道酬勤”店铺的工作人员称,发货产品与售卖链接图片一致。店方承认所售“内供酒”不是正品,而是“酱香型的翻沙酒,还有一百多箱”。某二手电商平台上,“A白酒供应链”“天道酬勤”两个卖家销售所谓“内供酒” 图/平台截图社交平台的隐秘交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2024年3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5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等。近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但类似“内供酒”的售卖信息,依然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所谓“内供酒”“专供酒”等产品交易方式较为隐秘,一些卖家看到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就会让消费者添加微信,避开平台私下交易。在某社交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内部酒”关键词,可看到一些带有“内供酒”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其中一个卖家,被告知要根据其发布的图片加微信私聊。记者看到,其微信发布的“内供酒”图片显示“厂内招待用酒”“内供酒”“非卖品”等字样。有卖家或是为了引流,会在主页售卖标称“茅台镇内部接待用酒”的产品。被问及购买价格时,其回复称,“主页第一个作品是我微信号”。而被问及是否有“内供酒”,其回复称,“不建议拿‘内供酒’送人,要是懂行,估计都不会喝,这类酒都是假酒。”有卖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6月,公安部公布的6起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净风”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显示,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特供酒”八成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包装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为高价兜售“特供酒”,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编造多种营销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造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以高于成本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销售牟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等多地消协也发布消费提示,“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成本低廉的白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新京报记者咨询的上述卖家的相关“内供酒”产品,均不能提供产品具体厂家信息。其中,售卖瓶身标注“茅台集团内供酒”的卖家,先是称“酒是从五星酒厂灌装”,还附上一张在“五星集团”楼前的合影。当记者指出“图片合成得有点假”后,该卖家则说是“自己烤的酒,碎沙酒,五六年了”。有售卖所谓“茅台内供酒”的卖家直言,“酒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包装是茅台镇的包材商去开模定制出来的,本来就是三无产品。”该卖家还称,“这个酒(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但“知道的人是少数”,并晒出所谓其他顾客的订购信息截图,“这个客户都买三次了,都是十箱十箱地拿”。某卖家提供的所售“内供酒”图片 图/平台截图还有卖家所售“内供酒”尽管没有傍名牌,却连厂家名称都不标注,也疑似三无产品。一位“内供酒”卖家称,其售卖的“内供酒”分纸箱包装、木箱包装两种规格,木箱整箱购买比纸箱贵百元左右,区别是纸箱装“内供酒”无具体厂家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等;木箱有生产许可证,但无厂名,并宣称“这是非卖品,厂家不让打厂名”。被问及具体厂家名称,该卖家仅告知产地是陕西柳林镇。该买家还称,“‘内供酒’一年要卖几千件,每天都在发”,“非卖品就是东西稀缺,每次生产出来都就卖完”,“中秋节前物流紧张”等。此外,有卖家在其页面发布“职工专用酒”等产品图片和信息,但称发货产品的箱子上没有任何字样。更有卖家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和公章,宣称“此产品不对外销售”,“产品质量更高”。律师:销售“高仿”也构成欺诈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近日破获一起在直播平台售卖所谓“专供酒”的非法案件。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先是伙同手下设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联系酒厂谈妥基酒价格,又组织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包装材料,最后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不超过40元的酒水,最终以350元每瓶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不法商家为了把“戏”做足,还伪造“委托生产协议”,印上伪造的“某军区接待商品联络供应处”的公章。“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内供酒’为高仿、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售卖包装上含有‘特供’‘内供’‘专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表示,消费者在被告知非正品且购买相关产品后,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以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净化市场。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

(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死者时年38岁,是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罗某某。案发4个多小时后,30岁的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陈某某被抓获。陈某某怀疑妻子出轨罗某某,对此怀恨在心。陈某某受审的画面近日,一份贵州高院的生命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判决书显示,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罗某某家属起诉索赔124万余元,法院判决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10万元。据2021年8月18日丹寨县公安局官方通报,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在案发4个多小时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30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抓获。经侦查,陈某某因怀疑其妻与死者罗某某(男,38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存在不正当关系,遂怀恨在心,产生报复心理,在罗某某办公室将其刺伤,导致罗某某大出血死亡。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从庭审现场及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陈某某妻子是丹寨县某局职工,2020年7月因下村帮扶检查工作与时任丹寨县雅灰乡党委书记罗某某认识。两人后来确定为情人关系。截至案发,罗某某多次与陈某某妻子发生性关系。案发前夜,罗某某深夜驾车送陈某某妻子回家,被陈某某发现。回家后,陈某某殴打妻子使其承认了婚外情。今年7月2日早晨,陈某某携3把刀到丹寨县教科局,持刀将38岁的罗某某杀害。经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公诉方表示,建议判处陈某某死刑,但不要求立即执行,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近日公开的生命权纠纷二审判决书显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陈某某与申某某结婚于2018年结婚。2020年下半年后,陈某某因申某某经常晚归,遂怀疑其有外遇。2021年7月2日凌晨,陈某某回家时发现申某某仍未回家,遂带上一把折叠刀在楼下等候申某某。当日凌晨1时许,陈某某看见申某某乘坐罗某某的白色丰田越野车回家,遂怀疑申某某出轨对象是罗某某。陈某某回到家中殴打、逼问申某某与罗某某的关系。在陈某某的逼问下,申某某承认其与罗某某是情人关系的事实。被告陈某某将其妻子申某某打伤后叫亲属来到家中帮忙处理,陈某某亲属将申某某送往医院治疗后并对陈某某进行劝解。2021年7月2日7时许,陈某某趁其亲属外出后换上迷彩服,戴上帽子、口罩进行伪装,后携带两把屠宰刀和一把折叠刀前往罗某某工作的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查看,发现罗某某还未到办公室,随即到罗某某居住的小区楼下躲藏,伺机报复,后因怕人发现而重待时机。8时30分许,陈某某折返回到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现罗某某在其201办公室,遂手持两把屠宰刀冲入办公室对罗某某进行捅刺,罗某某被捅伤后跑出办公室,摔倒在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上死亡。经丹寨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2022年1月12日,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本院判处无期徒刑。罗某某家属向陈某某索赔124万余元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由被告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经济损失人十万元。罗某某家属上诉后,贵州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延伸阅读男子疑因护士妻子出轨医生自杀:在妻子手机发现不雅照近日,一则浙江一女护士出轨医生致丈夫自杀身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事后医院方面曾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护士、医生已被停职,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8月26日至27日,大皖新闻记者对话了死者父亲徐先生,其称,儿子曾不顾家人反对入赘,结婚才半年多便发现妻子出轨,遭受打击后自杀身亡,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死者遗体仍在殡仪馆。男方曾不顾劝阻入赘,结婚才半年多8月26日,徐先生告诉大皖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浙江杭州本地人,其子王越(化名)随母姓,1999年出生,今年才25周岁,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双方亲属都对这棵“独苗”疼爱不已。而王越从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待人有礼貌,乖巧懂事。2019年,王越在大学时与同龄的校友毛英(化名)相恋,2023年,双方正式领证,这段校园恋爱最终落地开花。死者王越与妻子的婚纱照(受访者提供)但是在此过程中,男方面临需要入赘的现实。“当时我们家里是一万个不同意!”徐先生介绍,尽管父母不同意,但王越说二人是真爱,态度坚决,家人拗不过只好同意。今年1月中旬两人举行婚礼,因为前来祝贺的亲友太多,连摆了两天酒席。看着儿子成家,徐先生也欣喜不已,当天接连在朋友圈分享了婚礼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配文“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你们能恩爱一生,百事顺遂!”,照片中二位新人身穿红衣,面带微笑,透着喜庆。婚后,王越是在一家银行任业务经理,毛英则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护士,一同住在女方家里,在亲友眼中,二人工作稳定,生活幸福。“小夫妻俩看着感情很好,同桌吃饭王越经常会给爱人夹菜,也没见过他们争吵。”徐先生说,儿子王越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中,婚后热爱生活,也很自律,遇到假期小两口还会出门旅游,女方对长辈也还不错,父亲节他还收到了儿媳发来的红包,这对小夫妻的甜蜜生活也让作为家长的他倍感欣慰。然而这样的甜蜜仅仅持续了半年多。遭受打击,男方留下遗书遗言轻生徐先生向大皖新闻记者介绍,今年7月30日,王越给毛英买了一部新手机,当晚,王越在帮忙导数据时发现了妻子跟同事——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生刘某某的不雅视频、合照,以及“不寻常”的聊天记录,这让王越备受打击。徐先生称,8月1日,心灰意冷的王越请了假带着毛英前往舟山散心,在此期间,还曾用毛英的手机与刘某某联系。8月2日凌晨,王越写下了遗书发给毛英。死者留给妻子的遗书(来源:死者母亲微博)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王越在遗书中写道:“吾妻,谢谢你陪我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我永远爱你。只是经过这次你的背叛,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对不起,我真的挺不过去了……”在遗书中,王越还表达了对刘某某的怨恨,并再次向妻子深情告白:“我爱你,如当初。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当天凌晨2点多,王越将这封遗书发给了妻子,早上快9点时,对方回复“等我”。徐先生则告诉记者,作为父亲,他等来的是儿子的死讯。当天中午,宾馆工作人员进房间时发现王越已经在衣柜内自缢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悲剧让全家人无法接受,更令人痛心的是,事后,他们在王越的手机里还找到了录好的遗言,同样表达了对遭遇背叛的绝望死者尚未安葬,家属希望女方出面事后,王越的遗体被运回了浙江萧山。徐先生介绍,事发至今已过去了快一个月时间,但女方家迟迟未出面,王越的遗体依旧存放在殡仪馆内。家属也曾找到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女方家所在的萧山区衙前镇政府,虽然相关部门组织过调解,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家属们也不知道院方对于毛、刘二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徐先生表示,目前,男方的诉求是,女方要出面处理后事,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赔偿。8月27日,根据家属提供的联系方式,大皖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毛英,但显示已经关机,其父母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刘某某的号码则显示已是空号。大皖新闻记者注意到,王越家人在网上发帖反映此事后,很快引发关注。8月7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护士毛某某丈夫王某到毛某某所在科室反映刘某某、毛某某有关问题。期间,王某有报警。医院第一时间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调解小组并开展工作。经调解,毛某某、王某情绪得到平稳,并于当日上午9:30左右一起离开医院。鉴于王某反映的刘某某与毛某某涉嫌生活作风问题,经研究,该院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对医生刘某某、护士毛某某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时,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启动初核程序,后续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图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的情况通报通报中还称:“我院对后续出现的变故感到痛心,将进一步加强全院医护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如今,20天过去了,此事是否有处理结果,又进展到了哪一步呢?8月27日,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毛、刘二人均没有来上班,此前院方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目前尚未发布新的通报。萧山区衙前镇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大皖新闻记者,女方户籍地确实在该镇,针对此事,镇里相关部门曾介入协调,但具体结果并不清楚。徐先生介绍说,对于王越的死因,事发地舟山警方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排除他杀,认定为自缢死亡。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8月2日上午,该所接毛某某(女,25岁,浙江萧山人)报警称:在舟山东极一民宿内其老公王某自杀。该所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后经现场120医生确认,王已死亡。经调查,该死者于8月2日上午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民宿内自缢。经该所调查走访取证、分局技术现场勘查、法医对遗体的勘验和提取物检测,房间内未发现打斗痕迹,死者体表无暴力性损伤,符合缢死特征,排除他杀,判断自缢死亡,家属对此无异议。

(原标题:成立调查专案组!鹤岗一农民社区试点“夭折”,2000余万元工程款无处讨要)

文章来源:牛弹琴公号英国,噩梦正一个一个来临。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事实上已经破产。更多英国城市,正在排队破产中。你没看错,英国城市,真破产了。英国最大工会Unison的最新一份报告就称,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这三个地方政府未来一年,面临43亿英镑(56亿美元)的财政缺口。报告警告,如果没有额外紧急资金来填补 ,“存在地方政府广泛崩溃的严重风险”。根据该报告,英国地方政府面临的资金缺口,预计明年将膨胀至85亿英镑(111亿美元)。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获得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少。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就是卖卖卖;第二个办法,就是降降降。按照Unison 的报告,很多英国地方政府,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不得不开始出售手里的土地和资产;然后,大幅削减垃圾处理、图书馆开放以及公共厕所等基本服务。很多英国图书馆,将会被关闭;很多街道的垃圾,将会成堆无人处理;甚至英国的公共厕所,也可能会少得让人焦虑,肮脏得让人怀疑人生。街道上的垃圾,装在黑色袋子里,无人处理一切根源,只有两个字:缺钱!以伯明翰为例,今年3月,伯明翰议会批准了“史上最大的地方政府削减计划之一”,包括裁减600个工作岗位,削减社会福利资金,并减少垃圾处理的开支。伯明翰,为什么会破产?说来你可能不大相信,按照伯明翰议会的说法,“罪魁祸首”,就是男女同工同酬。2012年,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伯明翰在薪酬方面歧视女性员工,必须作出赔偿。但按照伯明翰议会的数据,在过去10年,伯明翰财政已经支付了11亿英镑(约合人民币68.4亿元)的索赔,但索赔支出每年还在以500万~1400万英镑的速度增长。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此前,伯明翰议会还透露,政府采购的甲骨文IT管理系统,本来预计成本1900万英镑,但经过三年延误,成本可能高达1亿英镑。具体数据可能有点争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伯明翰,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来钱的渠道越来越少,通胀加剧,政府傻眼,于是,伯明翰破产了。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已于去年9月宣布破产(资料图)但伯明翰,只是英国更多噩梦的开始。看Unison的报告,自2018年以来,有8个英国地方议会发布了所谓的第114条通知,用CNN的话说,“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实际上已经破产”。破产的后果,那就是勒紧裤腰带。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3年间,英国已经关闭了约1243个青年中心和1168个儿童中心,同时,英国公厕数量减少了1629个,公立图书馆减少了1376个。这意味着,英国人生活品质的下降。但这还只是地方层面。中央层面,按照英国政府7月份的披露,因为上届保守党政府的隐瞒,英国财政存在290亿美元的亏空。英国首相斯塔默警告,英国正经历财政和社会管理“黑洞”,“事情在向好之前会变得更糟”,政府将在各方面采取严厉措施以“修复国家的根基”。斯塔默表示政府将在各方面采取严厉措施以“修复国家的根基”而看最新的报告,这个黑洞,可能还远不止290亿美元。事实上,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早在数月前指出,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新政府都将面临70年来最严峻的财政挑战。工党指责保守党管理不善,大手大脚;保守党指责工党推卸责任,加剧困难。最后,怎么看?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要知道,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路虎汽车、劳斯莱斯汽车、捷豹汽车的总部,也都设在这座城市。本应是英国的璀璨明珠,结果却成了英国的一个大黑洞。但过去10多年,各种管理不善,开支无度,寅吃卯粮……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最终,一地鸡毛。但伯明翰,还只是英国的一个缩影。第二,老百姓总是最倒霉。没办法,政客有工资,工资还不低。最倒霉的,只能是底层老百姓。税收不够,节省来凑。那意味着为填补财政漏洞,伯明翰等英国城市只能节衣缩食,必然会对民生项目下手,很多人甚至会失去工作。所以,对于政府这样“耍赖性破产”,伯明翰最大的工会GMB负责人就痛批,政府是在“羞辱性地承认失败”。用他的话说:“他们不仅要对多年来歧视自己的居民的危机负责,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一句话,还是治国理政水平真不行啊。第三,更多噩梦正在到来。毕竟,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这样的世界名城,都能混到破产的地步。更多噩梦正在到来。你看吧,接下来破产的英国城市,肯定会越来越多。据说,10%的英国城市已符合相关条件。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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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0 2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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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目新闻记者 杨锦英9月12日,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回到家乡广东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探亲,吸引大量游客进村围观。13日,迈合村村支书告诉极目新闻记者,村里已加强秩序维持,每晚9点“封村”,希望游客配合工作。游客在全爷爷家门口围观(图源:网友——)据湛江发布消息,9月12日,全红婵回到家乡迈合村,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茂名人陈辉(化名)13日一早便驱车到迈合村,村口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游客车辆。陈辉说,当天上午全红婵爷爷家门外围满了游客,目测有几千人,村里在门外3米左右的地方设置了一排围栏,让游客站在围栏外。此外,村里的小吃摊又多了起来。为维持秩序,当地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在迈合村进行安全保障,村里有公安、城管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在巡逻值守。另有视频显示,12日晚仍有许多游客围在全爷爷家门口,全红婵在二楼向游客喊话,“我们要休息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的家人要睡觉了。”针对大量游客涌入的情况,13日下午,迈合村村支书全南山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们已经加强维持秩序,并在征求村民意见后每晚9点实施“封村”,尽量不让游客打扰村民休息。同时,他也呼吁游客减少前往迈合村,“我们村地方比较小,如果大家天南海北都来,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很理解大家喜爱、支持婵宝的热情,但也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延伸阅读全红婵老家又火了:每天约千人打卡,家门口变小吃街,还有人直播卖“水花消失树”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巴黎奥运会上,全红婵获得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跳水女子10米台金牌,加上上届东京奥运会获得的金牌,今年17岁的全红婵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三金得主。全红婵成为三金王后,她的老家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又再度火了一把……3年前,早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就有不少人跑到全红婵老家打卡,一度影响到她家人的正常生活。大批网友涌入全红婵老家所在村打卡全红婵哥哥:太多人,根本不敢露脸据国内媒体报道,近日,随着大批网友涌入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家所在的迈合村打卡拍照,村内自发来此摆起的小吃摊也越来越多,几乎成了小吃街。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近期大量游客到全红婵爷爷家门口拍照打卡,全红婵爷爷家的围墙一侧摆放了“朋友,迈合村欢迎你”的立牌。全红婵家所在的迈合村墙上贴的海报全红婵家的邻居全华才表示,迈合村村口、全氏宗祠都有全红婵的海报,来全红婵家打卡、拍照的人不少,“最近村里都是外地车牌的车,现在村里还规划了停车位、安排人指挥交通,下午、晚上的游客会多一些,还有20多个外村的人来我们这儿摆摊。全红婵这么小的年纪能多次拿到奥运冠军很不容易,她现在是我们这边很多小孩子的榜样,很多家长带孩子来打卡。”。8月13日,全红婵的哥哥全进华在直播中则回应挤不进村,称自己一度连村口都进不去,因为太多人,根本不敢露脸。对于家门口变美食街,他称自己也没想到,“以前吃夜宵要走很远,现在一出门什么都有。”全红婵的哥哥全进华在直播中回应挤不进村全红婵父亲否认“因游客太多,全红婵不敢回家”村干部:每天都有约1000人来村里打卡迈合村一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村里涌入的游客对他们的生活有些打扰,但总体影响不大。为了维持秩序,迈合村里最近也非常忙碌。据迈合村村干部全自华介绍,最近每天都有约1000人来村里打卡。“最近村里都是外地车牌的车,现在村里还规划了停车位、安排人指挥交通,下午、晚上的游客会多一些,还有20多个外村的人来我们这儿摆摊。”迈合村涌入大量游客(视频截图)另据迈合村村干部介绍,目前乡镇及派出所均派出工作人员日夜巡逻,村里也派出数十名志愿者参与巡逻和打扫卫生,“我们现在每天都会打扫卫生,有时候要忙到深夜。”对于因为游客太多,全红婵都不敢回老家的传闻,全红婵的父亲进行了辟谣,他表示全红婵什么时候回家他也没得到消息,“许多传闻是不真实的,比如不敢让孩子回家。近期我一直忙着打理山上的果园,吃住都在果园,生活暂时没有受影响,近段时间,有许多人来村里参观,闲逛,不能说打扰,事实是孩子她妈最近因为身体不好都没住在村子里,自己也一直住在果园,即使有人在村里搞直播,政府也有人在维持安全,不会有什么干扰。”据介绍,红婵父母平时都是自力更生在果园种红橙,全红婵回来也是住在爷爷奶奶的二楼或果园里。老家门口的凤凰树也火了树苗38元一棵,被称为“水花消失树”另据国内媒体报道,全红婵巴黎奥运会夺冠后,其老家门口的凤凰树也跟着火了,被网友称为“水花消失树”。全红婵老家门口有多人直播,直播间显示,有商贩在她老家门口一侧卖凤凰树苗,据直播博主称该树苗38元一棵。图为视频截图有村民表示,看到卖凤凰树苗,第一感觉是商家对凤凰树吉祥寓义的理解很透切,能抓住商机,游客打卡全红婵家凤凰树都想沾沾福气,这是大家对追求幸福的期盼。全红婵老家门口的凤凰树

    9月1日,现年35岁,参加了16次高考的唐尚珺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城校区报道,成为了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工程专业的一名新生。此后,唐尚珺多次发布视频,分享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近日,一则“唐尚珺室友申请换宿舍”的消息在网上开始流传,有网友称“唐尚珺被分到了四人间,舍友不希望被打扰,主动申请调换宿舍,唐尚珺只能独享单间”。潇湘晨报记者注意到,对于上述消息,有人表示理解,“唐尚珺作为网络红人,流量大,会受到很多人追捧,室友可能不想被打扰”,也有人表示,从唐尚珺此前发布的视频中看到,室友的床上有摆放被子,之所以显得空荡,是因为目前大家还在军训,许多物品来不及购置。目前,唐尚珺的短视频平台上,最新一则视频发布于9月9日。视频显示,唐尚珺在整理床铺时,隔壁床铺与斜后方床铺上,均显示有摆放被子。此外,斜后方位置下方的桌上,有摆放着几个保温杯等杂物。唐尚珺手上拿着高考资料9月13日,潇湘晨报记者联系到华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和唐尚珺所在学院求证此事未果。华南师范大学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潇湘晨报记者,目前没有收到唐尚珺室友申请调换宿舍的消息。“学生宿舍调整属于学院内部学生管理的事情。如果没有特殊事项不会报给宣传部。已经关注到网上的相关言论,之后会与相关部门保持联系。”该工作人员表示,唐尚珺只是华南师范大学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他在学校里面的教学、宿舍管理都要遵循学校相关的规定。“如果他的同学们,因为唐尚珺的关注度很高,有一些调宿的需求,也是其他学生拥有的权利。”唐尚珺在宿舍整理床铺据媒体此前报道,唐尚珺,1989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公安村。从2009年开始,连续多年参加高考的广西学生,2024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工程专业。2009年,唐尚珺首次高考没能达到本科线失败后,选择复读。2013年,考进一本院校,一心想考清华放弃入学。在这期间,相继被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所录取,都予以放弃,决定继续复读。2022年7月,唐尚珺以597分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所录取,由于专业不合适没有就读。2023年6月,唐尚珺短视频平台公布了2023年高考成绩为594分。因选择了不服从调剂,被退。2024年7月,第16次参加高考的唐尚珺以601分被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录取。延伸阅读唐尚珺前往大学报到:有遗憾也曾纠结 但35岁耗不起了9月1日上午7时许,35岁的唐尚珺登上了南宁前往广州的高铁。曾16次参加高考的他,将去往位于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报到。 唐尚珺的座位靠窗,玻璃窗户上还挂着水珠。列车开动后,他拿起手机拍下窗外的景色,表示这次旅途心情和以往还是有点不一样。唐尚珺坐高铁启程前往广州读大学2024年高考,是唐尚珺参加的第16次高考。唐尚珺坦言,这次高考成绩和自己平时成绩相差二三十分,高考完他曾很纠结。其实,前两年他也考虑去上学,但是因为专业调剂等情况没有去成。现在,他决定去读大学,虽然还有点遗憾,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但是愿意慢慢去接受了。至于为何下定决心去读大学,唐尚珺说,主要是考虑到自己已经35岁了,耗不起了,他不得不考虑家庭因素。妈妈77岁,身体每况愈下;姐姐等家人也劝他尽快去上大学。大学需要读4年,如果自己再读研,就是39岁往上了。唐尚珺说,此前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这所大学已经很好了,但是自己又执着于专业,觉得专业不合适没有去读。而且,当时他没有如今的紧迫感,分数上了600分后就想向梦想的清华大学再冲一冲。他现在的想法是,就算自己再复读一年,分数高20多分,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8月13日下午,唐尚珺发布视频称,他决定结束漫长的高中生活,去大学读书。纵使不甘,留下的遗憾可以到大学慢慢弥补,曾经的梦想可以到大学再追逐。他希望早日走上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被称为“复读狂人”的唐尚珺曾被中国政法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录取。因为“清华梦”或对被录取的专业不够喜欢,他多次放弃进入大学。在2022年,唐尚珺高考成绩597分,被上海交大护理专业录取,因为认为专业不合适他继续选择复读。唐尚珺出生于1989年,今年是他第16次参加高考,被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录取。高考16年后上不上大学,唐尚珺“从未如此纠结”离开学越来越近了。参加了16次高考的唐尚珺下个月会如期去华南师范大学报到,还是会选择继续复读?唐尚珺在最新直播中依然说“不好选择”。一面是现实,一面是理想。如何兼顾?难解还是无解?唐尚珺这样问自己,似乎也在问网友。在确定被华南师大录取后,唐尚珺做了一些拍摄方面的兼职工作。“兼职是暂时的,最重要的是思考未来。”唐尚珺称自己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从来没有这么纠结矛盾。“一面是现实,一面是理想。如何兼顾,抑或是只取其一,留下缺憾?这道题,难解……”唐尚珺在兼职做摄像工作去年7月,唐尚珺在得知自己因“不服从专业调剂”被华中师范大学退档后,他也是用“人生的十字路口”来描述自己的困顿和迷茫。当时他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不要复读的问题。而当下,唐尚珺所纠结的,依然是同样的问题——要不要复读。所不同的是,去年是落榜后要不要复读,今年是要不要放弃录取而复读。唐尚珺所称的现实,是他被录取到华南师大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当然,唐尚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也包括他35岁的年龄,以及家中白发苍苍需要赡养的老母亲。而他的理想,依然是“非清华不读”?“上清华”是否真的是唐尚珺坚持了16年的梦想?真实的答案只有唐尚珺本人知道。但“上清华”的确让唐尚珺连续复读16年的行为,有了听上去较为合理的解释,至少逻辑上能够自洽。这也让唐尚珺身上具有了一个鲜明而独特的标签——这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极具流量吸附力的标签。唐尚珺微博认证信息对于流量密码的拿捏,唐尚珺似乎也渐入佳境。除了在查分、公布高考成绩、填报志愿、查阅录取结果等网友关注的重要节点发布动态视频外,唐尚珺也会时不时开直播。纠结于今年要不要去读大学,唐尚珺甚至在直播间向网友发起过投票。他的这些表现,在一些网友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甚至有网友认为,唐尚珺是“假纠结,真套路”:他心中其实已有答案,只不过在故意设置悬念,延续热度,以便获取更多的流量。有网友认为唐尚珺的所谓纠结只是为了流量在确定录取结果后唐尚珺所开启的一场直播中,一位高校老师与他连线时直言相劝:今年别再复读了,“再复读10年,你也考不上清华北大。你十几年去做这一套高考试卷,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不止高考一条路,人生有千千万万条路”。这位老师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唐尚珺说,“至于说你的流量问题,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重要。”“理想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一个读与不读大学的问题,你都思考十多年了,难道还不够吗?人生有多少个十多年给你浪费?30多岁的人了,不要用10多岁的头脑来思考问题!”一位网友给了唐尚珺这样的忠告。网友给唐尚珺的留言,让他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实早已击碎了唐尚珺的“清华梦”。然而,从“名校执念”中跳出,唐尚珺似乎又跳入了“专业执念”。从去年开始,唐尚珺把升学目标调整为知名师范类院校的师范专业。今年的填报志愿,他也同样延续了去年的思路。只是因为分数未达到专业录取分,他被调剂录取到华南师大的信息工程专业。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唐尚珺之前因“非清华不读”的执念而一再复读,极不理性。同样,“非某专业不读”的专业执念,也是不理智的。熊丙奇指出,专业只是培养能力的载体,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跨专业就业越来越多,尤其在本科阶段,专业学习更强调通识能力培养。“这也要求学生不要过于看重专业,尤其要淡化专业冷热概念,而重视能力培养与锻炼。”教育专家、家庭教育能量法则创始人卢晓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尚珺的16年高考历程,不是励志故事,其实是另一种躺平。卢晓认为,在前几次高考未实现清华梦后,唐尚珺就应该能认识到自己“力有不逮”,不具备考上清华的实力。但是他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在卢晓看来,心头的失望带来的负能量,压低了唐尚珺对生活的期望,他没有动力去读大学,宁愿尝试一次次高考,一次次拒绝入学。在他的潜意识里,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大学生身份,是否能够胜任大学毕业后的社会角色,都是大大的问号。“所以,不如‘躺平’,在自己熟悉的‘高考舒适圈’里年复一年地麻痹自我。”就高考政策而言,假使唐尚珺今年又一次复读,这是他的权利,是他的个人选择。但是,人生总应该是努力前行,而不是原地踏步,更不是困在高考里长达16年而不走出来。唐尚珺的高考之路应该结束了,公众对于他的关注也该结束了。但愿解答了16年高考题的唐尚珺,今年能够解答好他所面临的一道人生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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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结束了6周休会期的美国国会,返岗头件事便是开辟了名为“中国周”,实则“反华周”的涉华议程。自当地时间9日,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24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等待递交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而赶在大选前三周“抢档期”密集表决涉华法案,其背后又暗含国会与拜登政府争夺美国对华政策主导权的意图,白宫因此对一些法案极力反对,两党争斗也日趋激烈。双方翻着花样对打“中国牌”,都指责对方帮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性画面,更是颇具喜感。 综合路透社、港媒《南华早报》等报道,当地时间周四(12日),由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卡罗尔·米勒(Carol Miller)发起的所谓《2024年终结中国主导美国电动汽车领域法案》,以217票对19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仅有7名民主党人予以支持,白宫早前也曾表示反对。 这份法案拟限制使用了中国授权的电池技术,并且技术授权协议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汽车,享受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共和党方面宣称此举能削弱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民主党人、工会则反驳称,法案会导致美国人失业、美国公司更难以与中国竞争,“倒帮”中国成为“一霸”,并继续吹捧通胀削减法案的作用。 美国国会举行表决,视频截图 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已经禁止了使用中国制造的电池组件的电动汽车享受税收抵免政策。最新扩大的限制范围,还将细化至电池制造中所需的锂、钴和镍等关键矿物。 《南华早报》称,这项法案允许获得中国技术授权的制造商在美国制造电池,也对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合资企业开绿灯,许多美国顶级汽车制造商已经尝到了甜头。 美国福特汽车就打算从全球最大电池制造商——中国宁德时代,获得技术许可,在其拟建于密歇根州的电池厂生产锂电池。周四,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和其他公司也被美媒爆料正与中国电池企业进行合作洽谈。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中国企业与美国在电池产业上的合作,仍遭美方以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等莫须有的名义多加阻拦。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诸多中国龙头企业,自去年以来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频频遭到美方无端指控。 “我们的电池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还没有砖头大”,宁德时代近日在驳斥美国议员污蔑时,如此说道。 即便如此,对通胀削减法案的批评者仍主张有关规定“过于软弱”,声称这些规定为中国企业通过投资美国的电动汽车项目,或利用在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以获得美国联邦资金“留下了漏洞”。 共和党籍众议员卡罗尔·米勒便以此为由,在4月提出了上述这项新的涉华限制法案,要求使用了中国授权技术的电车电池,也要被排除在获得税收抵免的资格之外。她当时还扬言,“中国或任何对手都不应该获得美国的税收抵免。” 当地时间9月12日,在呼吁议员们投赞成票时,米勒节奏带得飞起,直接上价值,宣称这项法案将“堵住中国亿万富翁从美国纳税人缴纳资金中受益的漏洞”,并削弱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主导地位。 共和党籍众议员卡罗尔·米勒发表讲话,视频截图 不过,绝大部分民主党人都反对这个法案。 “我们现在就两条路,要么继续让中国继续主导制造业,要么投资美国制造业,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并确保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这些汽车。”来自康涅狄克州的丹·基尔迪(Dan Kildee)直言。 他认为,共和党推崇的这项法案,不光做不到其所说的削弱中国主导地位,反而会让美国更难与之竞争,倒帮中国“霸主”地位站得更稳。 基尔迪说:“这些新的限制完全行不通,而且会迫使汽车行业和电池制造商撤回对美国的投资,撤回对在美国生产关键要素做出的投资,转而重新依赖中国。” 《南华早报》称,尤其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密歇根州的两党议员们展开了激烈辩驳。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莱纳尔(John Moolenaar)这头称,“美国人不希望与北京有关的公司在他们的城镇开店”;另一头,民主党人黛比·丁格尔(Debbie Dingell)就抨击这项法案将“导致美国人失业”,使“美国公司更难参与竞争”。 早就站队民主党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也反对这项法案,称这是对“工会优质岗位的攻击”,并对“密歇根州近2000个电池制造岗位”造成打击。 代表通用、丰田、大众、现代等其他汽车制造商的美国汽车产业组织,汽车创新联盟,也表示这项法案会使符合税免资格的车辆进一步减少,导致美国竞争力下降,消费者也得不到实惠。 据该组织首席执行官博泽拉(John Bozzella)所说,目前美国在售的113款电动汽车或混动电车中,只有22款符合税免资格,能够拿到7500美元全额税免的车型更是只有13款。 白宫周三已经发表声明反对米勒的法案。声明称,鉴于通胀削减法案已经做出了严格的资格限制,这份拟增加更多“不明确且不可行”限制的法案是“不必要的”。 声明还警告称,法案将“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税收,惩罚美国汽车制造商,威胁高薪汽车工作岗位,破坏政府保护美国汽车供应链的工作,并阻碍实现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尽管所谓“中国周”的大部分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得以被加速审议,在众议院只需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能通过,但这些法案还必须获得参议院批准,才能送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而白宫在此之前,已经对包括重启在学术界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等法案表示强烈反对。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观察者网表示,近期沙利文访华已表明拜登政府在执政尾声阶段希望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以“稳”字当头。然而,此时美国国会密集讨论涉华法案,是想在大选日益临近之际“杯葛”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时也是共和党试图在外交层面阻击民主党候选人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国会意图与拜登政府争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双方乃至两党之间围绕对华政策的竞争同样日趋激烈。 李海东表示,这些法案最终究竟有多少能够真正落地成法,仍有待观察。参议院的表决也会从如何最大化民主党人在选战和未来美国政治权力格局的角度去考虑。 对于美国国会本周密集表决多项涉华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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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被终身禁足的前陕西长安竞技队球员丁捷发文,承认自己赛后收钱触犯了法律,但他表示自己没有出卖球队。“我出现违规违纪的比赛是在2021年12月8日,陕西长安竞技对阵南通支云的比赛,我们以2比1取胜,赛后收到7万元。这场比赛中我全力以赴争胜,没有出卖球队,也没有做对不起陕西球迷的事情。”“但我触犯法律了,已经积极接受处罚,向司法机关全额退款并缴纳了罚款。只是这次足协给出的处罚结果,相较以往案例过于严苛,让人难以接受。”丁捷曾在陕西长安竞技队踢球“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踢球,至今已经31年,我为足球献出了全部青春。我为辽宁宏运效力了12年,为重庆两江竞技效力了6年,欠薪909万,为陕西长安竞技效力了2年,欠薪近200万。因为热爱足球,在球队欠薪的情况下,我依然拼搏到最后,并帮助陕西长安竞技拿到中甲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022年联赛结束后,球队面临足协准入困难,我第一个签署了放弃欠薪的工资确认表,我和留下的队员都希望球队能存活下去,但事与愿违,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我的这两笔欠薪也成为一张废纸。”9月10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的足球从业人员名单。经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的处罚。同时中国足协透露,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过在消息公开后,近日来已有将近10名被禁足球员公开“喊冤”。杨文吉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另一位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球员杨文吉发文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真的很蠢,为了4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缓刑3个月,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想让家里人都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肯定会好好踢球,努力奋斗,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相关新闻禁足球员杨文吉自述遭欠薪:若无机制保障球员权益,假球还会出现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杨文吉,在他社媒的致歉声明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欠薪以及俱乐部如何通过准入的经过。相关内容如下:现在低级别球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俱乐部欠薪,发几个月欠几个月,如果你要自由身证明离队,俱乐部就会让你签无债权纠纷。我自己那一年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后到整个联赛结束的时候俱乐部还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因为当时足协不断地催促俱乐部要尽快把拖欠球员的工资补齐,没有补齐的不允许参加新一年的联赛。所以到了新赛季开始需要球员签字准入的时候(这里也说明一下,足协要求每个队要签工资确认,足协嘴上说着只要一个人不签字就不让过准入,然后截止时间一拖再拖,等绝大多数人都签字了,少数几个人没有签字的,又以没有参与仲裁为由不承认俱乐部存在欠薪,即便你参加仲裁了,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也属于争议欠薪。而当时仲裁开庭的周期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这期间即便你合同到期了,想去新的俱乐部也需要原俱乐部的自由身证明,那你想想,你都跟俱乐部有纠纷了,还能轻易拿到自由身证明吗?),俱乐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要么先发两个月签字,要么过不了准入一分钱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真得感觉很委屈,奖金一分钱没有就算了,连基本的工资都这么难拿到。但我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择相信俱乐部。等过了准入后,俱乐部还是没有补发那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我们球员又无处诉说,给足协通话,足协的答复是让球员与俱乐部商量。足协可以帮忙仲裁,但是仲裁期限很长,会错过一个转会窗口,所以很可能会导致很多球员半年无球可踢,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球员只能去签无债务纠纷而拿到自由身证明。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我们没有逃过法律的惩戒,中国足协也对我们进行了行业内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我的行为真诚的表示忏悔,对所有惩罚都欣然接受,如果我的事情能够警醒其他球员,从此杜绝类似事件发生,那也是中国足球的一大幸事。可是如果不能为奋战在一线的中国球员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机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自然而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或是以相同的方式,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中国足球的利益。孙冬回应被禁足: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冬发文回应被禁足,他表示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东曾在前江西北大门(江西庐山)踢球孙冬写道:我是被禁足的孙冬,在这跟大家说一说我经历的这些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跟江西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爱,2016年我加入球队,我在球队7年,球队好或者不好我都在,江西队是一个小投资的俱乐部,就算金元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挣几百上千万,而我们超不过5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江西队是稳定的,不欠一分钱,我们享受着踢球的快乐2021年江西队开始欠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梅州赛区因为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我骨折了,好了之后直接去的梅州赛区(因为疫情,分阶段比赛)各种原因的欠薪其实作为球员来说是可以体谅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晚个两个月发都没问题,因为疫情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球员的体谅下,整整16个月没发钱,(如果各位敢兴趣可以去问问俱乐部的管理层和当时同样跟我遭遇的队员们教练员们)中国足协的年底签字,那就是一个摆设,给大家看的,让球员和俱乐部老总自己协商,然后俱乐部老总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会跟你说孙冬年底签字了,你看给你百分之50行不行,要是觉得百分之50不行,那我们俱乐部就解散,你一分钱也没有,就这一句话,那换成任何人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已经快一年没发过钱了,你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球员还有伤病康复,去医院拍核磁共振,康复的钱先自己垫上,然后等报销,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报销3000来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报,更别说那些做大手术的球员了,然后你想要自由身,就给你签一个跟俱乐部没有任何财务纠纷,然后才会给你这个自由身证明,这就是咱中甲俱乐部做出来的事。2022年我的工资税前1万2,奖金老总说了赢一场10万(全队10万)这个奖金咱都不知道去哪了,在唐山赛区我们几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去要过一次钱,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先完成比赛,钱哪天哪天肯定发,那年就发了3万多块钱吧。和我一屋的小孩一个月就3000块,一样也是一直欠。球员不如农民工兄弟,农民工兄弟有地方要钱,但是球员找中国足协仲裁,那就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只,然后给你一句和你的俱乐部商量,足协每年的保证金不保证球员欠薪的利益,那保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我做错了吗?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各位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小踢球,我也只会踢球,别的真的是不会,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有房贷,有家庭,有父母,需要我挣钱养这个家,我也有跟大家同样的压力,我得挣钱生活,我长时间的不发钱,我的房贷只能跟父母去要,我30多岁人了每个月都要跟父母去要这个钱,真的是很难受,我出事的那场球是11月份的足协杯,我涉案的金额2万4千块钱,那场比赛我也没上场,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多挣钱,多获取利益,我可以挣的更多,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够还个房贷钱就可以了,我不想通过这个让我发家致富,我很明白歪歪道上不了天,我问过警察叔叔,我说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欠薪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笑,跟我说也挺同情我们这种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低级球员,工资也不是很高,还面临各种生活压力,但是没办法赶上了,长期的欠薪让我没办法不这么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是个爷们我承担我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的舒服一些,对不起我的家人,跟着我担惊受怕,只是希望以我这个事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换句话说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球员不想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好好踢球吗,但是球员领不到工资呀,逼的像我这样的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不得不这样做。踢球能踢几年呢,青春饭加上退役之后都不一定再能有工作。欠薪不解决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有天解决了,那我也真的为中国足球高兴,也算是为了中国足球出力了。回过头来看看换来了期徒刑8个月,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能看完也辛苦各位了,只是讲了一点我本人的经历,确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没多高的道德水平,字是真真实实自己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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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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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

    9月开学虽然已经入秋,但多地仍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已经通知推迟开学。而关于中小学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次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此前各地相关部门对于“教室安装空调”皆作过回应。如2020年,长沙市教育局在市委办信息处回复中称“严寒酷暑也是对中小学生的一种锻炼”;2021年,合肥市教育局也回复称“不能把学生当作温房的花朵去过度呵护”。这些说法,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图为长沙市教育局早年作出的公开回复(图/正在新闻)与之激辩的是,很多网民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与过去几十年没法比,安装空调才是对学生身体健康负责的做法,没必要“没苦硬吃”还美其名曰“锻炼”。实际上,装不装空调,远非理念之争。政策空白与循规蹈矩就拿今年9月开学来说,成都地区因为高温持续不退,“12345热线”被成都家长群体打爆后,各地区网友也在“问政四川”平台频频咨询学校装空调相关事宜。对比上述引发热议的长沙、合肥教育局,成都对此还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发布的学校装备配备目录中,对中小学教室是否安装空调没有明确规定,对学生教室安装空调标准也没有具体要求。”成都锦江区教育局还提到了落实的具体难处,除了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还欠缺“实施统一采购安装的采购依据和程序”。此外,“教室属人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区域,要求落实开窗通风等措施,以降低聚集性传染病发生概率”、“教室内外温差大,易患病”、“会采取其他措施降温解暑”等。诚然,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范中,并未明确要求在中小学教室中必须安装空调。原因不难理解,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极大,各地对“高温”的体感难以综合,客观上并没有统一安装空调的需求,国家也不可能就此发布统一性指导意见。政策空白使得部分地区在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上,找不到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面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属于“按章办事”,虽然严肃体面,但显然未能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忽略了家长群体在空调争议里的朴素情感。同时,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早已实现空调自由,没有全覆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校安装了空调。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在不少人心中,空调理应成为现代校园的标配。虽然没有相关条例依据,但并非所有地方教育局皆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早在2019年3月,江苏盐城市政府便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工程的意见》,在入夏前将“给中小学装空调”当作政府任务。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地中小学全面配置空调后,部分学校却“高高挂起,悬而不用”。那从学校的角度看,安装空调为何那么难?有了空调,为何个别学校却不使用?教室太热,孩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囊中羞涩又难以分配除了政策导向,更具体的难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难覆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成都一名主城区校长坦言。“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空调并非什么稀罕物件,采购不是很大的困难。但分配教育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师生正常运作成本、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更新等,空调往往排在后面。”“对于一些旧城区学校来说,安装空调更加困难。涉及到线路、供电设备改造以及后期维护,更是一笔巨额开支。”极端天气频发前,学生的暑假覆盖了大部分高温期。学校即使安装空调,也仅使用一小段时间。因此在有限的资金面前,空调安装往往被视为非必需品而被搁置。但偏偏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暑假已无法覆盖高温期,师生和家长对于空调的诉求随之水涨船高。钱从哪里来?公办学校倚仗的自然是财政供给。但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候,足够的资金也没法在短期解决问题。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处于市内环的名校“又老又小”,电力线路和电压容量无法承载空调的运行需求,学校建筑的结构和设计如窗户位置、墙体拆料等也不适合安装空调或安装后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重庆万州一学校由于供电线路老化、变压器未升级,即使安装了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富如浙江,在宁波鄞州区亦有学校因硬件不足而无法安装。即便装上空调,后期使用也是棘手的问题。“学校没有经费来保持空调运行,如果电费由班费出,又会违反现行的中小学收费政策的。”湘潭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解答了部分学校安装空调后停机的原因。四川某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中小学空调难普及,与各地用电量剧增超负荷也有关系。“我们当地虽是水电发电区,但电不仅要供给全市上千万人生活,还要供给北上地区的大厂制造链。有些家长抱怨‘娃儿闷起,你几爷子坐办公室吹空调’,实际上我们区政府各部门中午除了照明,空调也是关完了的。甚至有时候,各居民生活区也会分时限电。”家校联动却“此路不通”烈日炎炎,难道眼睁睁看着师生“蹲烤箱”?因此,在教育部门没有提供支援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剑走偏锋”,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家庭身上。这就不得不提近期网络热议的湖南天易金霞小学《学生家长捐赠空调协议》了。协议显示,学生家长为教室捐赠空调,安装、插座、走线都由捐赠者负责,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学校。引发舆情后,当地教育局出面要求学校退钱给家长,并回购了捐赠的空调。而根据惯例,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会被问责。实际上,按照部分地区教育局此前的答复,给予了家校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家长若有诉求可向学校提出建议,是否安装空调由学校根据条件自行决定,与家长群体协商解决”。但家校协商解决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学校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手段解决?教室太热,长沙地区家长购买冰块放在教室里给孩子们降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今年5月,某学校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里征询意见,询问家长是否愿意每位出65元给孩子教室安装空调,因群聊截图被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而叫停。在部分地区,即使教育局给了家校自主权和一定经费支撑,但各班家长意见本身难以统一,如果有人举报便会立即叫停。另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此事一波三折,其战线之长、各方诉求之多元和基层治理之复杂,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7月,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八起实事典型事例》。当地多所校园空调因租赁、使用费而停用的问题,便在其中。简单来说,此前由多个家委会牵头,桂平市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后期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长线分期偿还。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2021年因个别家长举报,加上各级部门加大治理教育收费问题督查力度,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6500余台空调遂停用。在停用的三年里,很多家长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开空调,可是因为收费无章可循,再加上面临举报压力和上级部门监督,学校夹在家长和上级部门间进退维谷,空调始终没再启用。直到今年,在市纪委监委督促下,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指导相关学校,使用公用经费分年度、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的方法,终于让6.5万名学生重新吹上了凉风。此事件看似奇葩个例,却有一定的基层两难事件的普遍性,重走了“发现问题—自主裁量灵活解决问题—涉嫌违规被举报—一刀切搁置”的死局。不得不说,在搁置数年后,市纪委敢于主动介入“清旧账、擦屁股”,将此事纳入集中整治的“履职清单”并妥善解决,值得称赞。但将之作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予以通报,还是有待商榷——资金缺乏的学校引入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前提下安装空调,属家校联动、积极作为。而且在更为细致的调查通报中不难发现,当地大多数学校收费是符合该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布的相关通知标准的,即“中央空调65元每人每学期,分体空调50元每人每学期”。在安装空调之后,也给了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愿缴费的,可以去没装空调的教学楼和宿舍。对于使用空调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减免相关费用。此事情之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罗生门”之中,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从商家们角度来看,自己独立出资并选择长期回本,属于让利于教育;从绝大多数家长的角度看,能花一点小钱解决学生和家长迫在眉睫的需求,何乐而不为?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中一所中学收费超标(每人每学期130元,同时收取电费),却排查并叫停所有学校、令人无奈;而相关管理部门接到部分家长举报投诉后,调查发现虽无质疑的“回扣”、“贪腐”等现象,但“空调费”确实不在“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单”上,故而认定其属于乱收费并责令整改也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不妥。这个案例折射出当下的“空调困局”: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地方财政没法实现全覆盖;公办普通中学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没有空调经费项目;家长既不能集资购买也不能自愿捐赠,企业不能投资安装也不能租赁空调;如果只考虑解决空调需求,则多方皆面临争议和举报风险,而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出面,通常只能照搬条例一刀切,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校采用权宜之计的空间,规范是规范了,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个空调引发的连环局,最后局面僵持,变得全盘皆输,造成了空调“装而不用,高高挂起”的当地奇景,令人叹息。结语总而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其次,地方财政困难很难全覆盖;最后,目前的相关规定堵死了家校社引入市场手段协同解决的门路,以及家长群体之间对于是否安装空调及后期费用也有争议和矛盾。这些或许才是空调困境的主因,个别地区回复“吃苦耐劳”教育理念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人。近些年,一些有条件且敢作为的地区已走在了前面。比如广东佛山禅城区,2022年初就计划投入1.12亿元,实施学校教室“清凉工程”;再如,儋州、文昌等15个市县完成了200余所公办中小学,7000多间教室及功能室空调安装,基本实现海南全省公办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置全覆盖。一些地区没有条件,也在创造条件。比如近日重新“火”起来的盐城“2020年6月9日全市民生补短板会议”,在配电量紧缺的情况下,市委书记要求“如果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电容量不够,属地街道、政府办公楼的空调全部停掉,全市11县市区一周内要督察到位。如果再不够,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空调停掉。”再比如9月4日,江西兴国县教育局的回复亦是言真意切。既有调查“暂时还未能覆盖到普通教室的空调安装,现有空调大多集中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又讲事实“受限于当前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分配”,既表态度“我们深知,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又有举措“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和“安装风扇等临时性措施”。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平均气温创下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未来学生遭逢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随之增高,类似的争议也会频频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政策调整、经费保障、机制协调等,都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而面对近日因“高温”和“空调”点燃的民情,当地有关部门不管是复盘还是前瞻,都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眼巴巴地看着国家政策。面对民生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展现出担当,不顾左右而言他模糊核心。表明态度、挑明困难,民众看得到答复背后到底是在推诿还是力求推进。此外,广泛征求家长、学生和社会的诉求及意见,积极向上反馈,也利于探索出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的长效机制。职能部门办事依法依规,与实现民生福祉,本应统一而非背离。作者:左玮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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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镇上的人们常在夏天见他。沙石多镇,地处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山区。多雨的夏季,这里地质灾害多发,他总会去山沟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人们注意山洪。他叫谭磊,今年39岁,是这儿的镇长,大家习惯喊他“谭哥”。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快步走在村道,劝这家的母亲不要喝酒,给那家的儿子寻医看病,陪创业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签字,和独居老人聊家常。谭磊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24日。那天早上,昌德村附近发生泥石流,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被困,他在赶去营救的途中被泥石流卷走。失联四十多天后,9月5日,搜救人员在毛尔盖水电站库区尾水找到了谭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8日早上举行。上千人穿着黑衣、拿着菊花来送别。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他真是可惜了。”一位来悼念的村民感叹。▲ 谭磊(右一)在救灾现场。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泥石流28岁的杨忠(化名)第一次见这样的雨。从6月底开始,几乎每天下一场,到了7月,雨声已经让人听得“麻木了”。他住在昌德村,村子在山脚,夹在两条山沟中间,黑水河从村旁流过。每年雨季,附近常发生山体滑坡,“每次都不大,土体几天就能清完。”7月22日,镇长谭磊出现在村子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眼角的皱纹更多、更深了。穿着那件多年没换过的黑外套,他站在一户正修葺房屋的人家门口,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不要抱侥幸心理。”然后,他检查了村里的洼地,确认没有村民家中淹水,又逐户提醒“不要外出”后,快步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此后的两天,雨越来越大,声音像“下豆子”。伴随着的还有大风和雷电,“打雷时地板都在震。”杨忠回忆。7月23日下午3点20分,阿坝州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那天晚上到第二天白天,阿坝州迎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24日早上,杨忠被一阵嗡鸣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门,发现水已经漫出黑水河河道,几百米外的山那边,黑褐色的泥石流沿着山沟倾泻,一股树木腐烂的气味扑过来,脚底开始震动。口袋里的手机也震起来。各村组的微信群都在发布撤离信息。作为应急值班人员,杨忠迅速组织村民撤离。上午9点左右,奶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罗尔基到镇上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了谭磊。谭磊换上了应急时常穿的那件迷彩外套,行色匆匆,“昌德村发泥石流了,我要去看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奶子沟村提醒村民,泥石流将至,“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在转移、安置了324人之后,谭磊听说昌德村甲足组还有一位听力不好的七旬老人被困。上午10点10分左右,他率队前去营救。杨忠知道,那名老人的家在山沟边上。后来,他听在场的人说,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侧后方突然出现泥石流,谭磊招呼其他人快跑,自己落在了队尾。等人们跑到安全地带,回头发现谭磊已经被泥石流卷走。在场的人“腿都软了”。之后,那名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谭哥”找到遗体的那天,同事和村民举着横幅来接他。相识快八年,杨忠记不清谭磊帮过自己多少忙了。前些年,刚毕业的杨忠返乡创业。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每逢10月,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灌木长满山岭,被称作“八十里彩林”。当地人都以此为契机,开办民宿,包括杨忠。开业前,要办一些手续。刚刚返乡,杨忠对流程不熟,就向来村里走访的谭磊请教。谭磊直接领着他去相关部门签字。不久后,民宿顺利开业。杨忠觉得这个镇长很“接地气”。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谭磊(右)和村民。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他对老百姓好。”奶子沟村村民泽力说。奶子沟村是谭磊到任后的第一个联系村。泽力记得,80多岁的同村村民托巴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年事已高,平时无法照顾。谭磊知道后,每月都去家里询问。经过谭磊的协调,托巴的儿子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谭磊出事后,泽力想去送一程。9月8日,他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到了追悼会现场。车上还有50多岁的同村人三郎彭初。三郎彭初和谭磊认识将近十年,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糖尿病。谭磊时常来家里看他,每个月至少两次。脱贫后,谭磊对他说:“以前你的医药费报销多,现在报销少了。以后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谭磊还帮过三郎彭初的前妻和女儿。前妻泽郎哈木患有慢性病,但很爱喝酒,女儿俄玛头有听力障碍。因为担心两人的安全,谭磊每周来村子里给泽郎哈木做思想工作,还走遍了村镇的小卖部,挨家挨户打招呼,“不要卖酒给泽郎哈木。”在追悼会现场,读完悼词,泽力和三郎彭初各献上了一朵黄菊。两人身旁,密密麻麻都是人,不少是从县城里自发赶来纪念的。“爸爸找到没有?”事发前一天下午,谭磊在黑水县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妻子杨梅让他回家吃饭。但正在汛期,容易有突发情况,谭磊怕耽误时间,就和妻子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面馆,吃了碗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妻妹宋拉告诉记者,谭磊今年39岁,是阿坝州茂县人。小时候,他父母在黑水县工作,带他一起在这里生活。2007年,谭磊在黑水县参加工作,认识了杨梅,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大约十多年前,谭磊被调去沙石多镇工作。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谭磊住在镇里,杨梅住在黑水县,儿子被爷爷奶奶接去都江堰读书。工作太忙了。昌德村的村民记得,有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能看到谭磊在村子里走访。每逢汛期,他常是正在吃饭,就被电话叫走。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吃饭时接到防汛命令,他放下筷子,起身就要走,“得上村里看看。”家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但谭磊也会想办法让家人感受到自己的牵挂。他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打视频,杨梅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准备礼物和鲜花,还会做一桌饭菜。他还用花椒木给孩子做过磨牙棒,给杨梅写过“表白”小纸条。这些都被杨梅放进小盒子,好好收藏。一家人的照片总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今年6月,母亲过生日,谭磊没空陪,就提前在网上订了鲜花,还准备了卡片。谭磊和妻儿。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杨梅总展望两人的退休生活:一起打麻将,耍农家乐,旅行。工作间隙,谭磊也会提起这事儿,说等有时间了,要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他失联的那些天,9岁的儿子谭勇(化名)问了很多问题。“爸爸找到没有?”“爸爸在河里面吃什么?”等不到答案,他偷偷拨爸爸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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